王泽华 谭斌
一、引言
2001年9月，宁夏文物考古研究所与固原市原州区文物管理所，在固原市北塬一居民院内，抢救性发掘了一座东汉晚期墓葬，出土了一批具有很高学术价值和艺术价值的遗物。在出土的众多遗物中，以鎏金摇钱树最具艺术价值。它对于研究直接行为的主体，即墓主人的身份、社会地位等方面提供了重要的实物资料，尤其摇钱树顶端叶片上一尊跏趺而坐的佛陀造像，成为陇山（六盘山）地区首获有关早期佛教造型艺术品的实例，这对研究早期佛教与中国本土传统的黄老神仙思想之间的关系，以及早期佛教艺术的传播地域和流传情况提供了一个十分有意义的新资料。
众所周知，墓葬的产生是与人的宗教信仰和灵魂观念相联系的。在人们心目中，墓葬作为“现世”相对于“彼世”而存在的，“现世”的社会文化共同体按照当时的社会规则和要求来建造“彼世”的墓葬群落。也正因为如此，摇钱树作为一种具有特殊意义的随葬品，在逻辑观念和社会文化的构成上，被赋予了仙界神话、升仙思想、佛教思想和富贵观念以后，成为一种对神树崇拜的综合物化的表现。其本质意义在于祈求死者灵魂能够顺利升天，并继续享受富贵荣华。由此可知，摇钱树以其特有的文化内涵，成为这一时期最具代表性的随葬品，这必然使其在造型艺术、装饰内容以及制作工艺等方面，更能体现出早期佛教侧身于黄老神仙思想的艺术特点。
由于在固原地区首次发现的这件鎏金佛像摇钱树，因受早期盗掘的影响，摇钱树叶片以及树干等断裂为116块，并且个别枝叶和摇钱树底座缺失，从而使摇钱树的空间结构遭到破坏，这对全面准确地解读摇钱树的空间造型及其科学含义带来了一定困难。为此，我们对样品进行了X荧光成分分析，并对合金表面所形成的锈蚀产物在金相显微镜下进行了观察，重点对该摇钱树的制作工艺和空间造型进行了研究。
二、器物的艺术特征与保存状况
1.器物的艺术特征。固原北塬东汉墓出土的这件鎏金摇钱树是一件内涵丰富、结构十分复杂的青铜艺术品。它主要由底座与摇钱树两大部分组成。由于摇钱树底座在出土时已经佚失，现存部分仅为树干、叶片以及凤鸟所构成的青铜树体，残高85厘米，宽80厘米。摇钱树的树干以方孔圆钱所联接的青龙、白虎、朱雀和玄武造型为主体，而树冠部分则比较复杂，主要由顶饰叶片、侧饰叶片以及一些小型独立挂件和插件所构成。构成树冠的这些叶片全部脱离树干，并且均有不同程度的残损。为了便于叙述，对树干、叶片以及凤鸟的具体情况分别进行介绍。
（1）树干。树干作为摇钱树叶片的联接体与支撑体，整体中空，顶端略呈锥形，其上插嵌一体形较大的凤鸟。从整体造型来看，装饰内容大致分为三段。在树干的上半段分别有两组对称的凸起，很显然是侧饰叶片断裂后所遗留的叶柄。在两组叶柄之间是一组对称分布于树干两侧的小型璧饰，用于悬挂小型独立挂件或插件。在接近树干中段的位置，各有一锯齿状的枝条分别向左右延伸，其作用很可能与上面所遗留的叶柄一样，均与侧饰叶片相连，其上或许悬挂有独立挂件。而树干中段呈凸起的半圆形，在凸起的弧形一侧是一条与树干相接的白虎，另一侧是一条曲颈昂首的青龙阔步行走在两枚方孔圆钱之间。在上述造型中，最能引人入胜的则是白虎正前方，有一回眸注视并作奔跑状的人物造型，极富想象力，寓有死者被引入仙界的涵义。在树干的下半部分是一组光芒四射的方孔圆钱对称分布于树干两侧，其下分别是倒悬的朱雀和玄武造型，而朱雀、玄武又与树干最下端的“十”字形支座相衔接，并且在支座端部各有一圆形小孔，用于插合摇钱树叶片或独立插件。
（2）凤鸟。凤鸟以其华美多变的姿态，作为青铜器装饰的一种主题纹饰，在殷商晚期还是一种比较直观的小鸟纹，但到西周时期就被抽象成回首垂冠、长尾卷曲的大鸟纹，甚至发展成具有写实意义的立体造型。这种变化“很可能与西周王朝勃兴时那些关于凤凰祥瑞的传闻，如凤鸣岐山、凤凰衔书等有关”。这说明凤鸟在其发展变化的过程中，不断地被赋予了一种超自然力量所具有的神秘色彩以后，使后世传说中的凤鸟，在造型艺术上的主体地位更加突出。很显然，这只凤鸟，就是对“凤凰祥瑞”所表现出的超自然力量的传承。因此，在造型艺术上，这只凤鸟两腿自然分开后，站立于一椭圆形托盘的边沿，呈现出一副华美高傲的姿态，冠毛高耸，双目凝视，钩喙上昂，挺胸翘尾，双翼收拢，并在背部两侧各有一对称的长方形插孔，插孔长0.4厘米，其上分别插嵌扁平状弧形插片，用于悬挂摇钱树叶片或其他独立挂件，而在凤鸟腹部下面所装饰的透雕缠枝花卉造型由于残损比较严重，现存部分与一段长为1.2厘米的中空插管连接后，将凤鸟置于这件鎏金摇钱树中最主要的位置，显示出了象征与美的成功结合。
（3）叶片。叶片作为构成摇钱树空间造型的重要组成部分，均为玲珑透雕、正反两面具有对称结构的薄片状。据《后汉书·光武帝纪》载：“世以厚葬为德，薄终为葬，至于富者奢僭，贫者殚财，法令不能禁，礼仪不能止……”这充分说明在当时的社会习俗中，“竭财以事神，空家以送终”的厚葬之风仍然十分盛行。叶片正是在这种厚葬之风的影响下，通过叶面设置的形象逼真、活泼多变的仙人、羽人、乐舞杂技以及神兽人员等造型，力求表达仙界愉悦祥和的场面，以期达到死者灵魂能够庇佑后人升官发财、消灾弭祸的初衷。为此，两种不同类型的叶片在造型艺术和装饰内容上，与四川绵阳何家山1号、2号东汉崖墓以及陕西汉中地区所出土的摇钱树有很大的差异，表现出较为独特的地域特色。
Ⅰ型叶片。这种类型的叶片现存3块，均有不同程度的残损，在造型艺术上均呈侧置的“S”状，并且“S”形叶脉将装饰内容分为上下两部分。在叶脉上面所表现的内容大体划分为三个区域，靠近叶柄端部的第一个区域，主要由乘象、乘鹿的乐舞表演者和鹿背所负华盖造型所组成。其中大象和鹿均作缓步行进状，而两位表演者头戴高冠、身着宽袖长袍，两手上举，一长袖飘过头顶，一袖自然下垂。两位表演者中间则是背负三层华盖的神鹿造型，在其顶端为一圆形伞盖，其下是一随风飘舞的飘带，在伞盖与帷幔所围成的圆形华盖之间，各有一锯齿状的虬龙向左右延伸，并与舞者长袖相接。第二区域主要表现了乐舞杂技场面，第一位乐舞表演者单腿站立于圆鼓之上，环状发髻高挽，身躯略向前倾，一手持物上举，一手向前平伸；第二位是杂技表演者，体形较小，双手支撑倒立于地，双腿自然分开并弯向腰部；第三位与第一位乐舞人员造型大致相同，只是后者右手所持飘带较长，左手所持飘带较短；第四位似乎是在桌面之上进行杂技表演，表演者身躯较小，目视前方，头戴卷檐高冠，双手持物下撑，一腿立于桌面，另一腿伸展后弯向腰部。从这四位表演者的体态造型可以看出，乐舞表演者似乎为女性，而两位杂技表演者似乎均为体态柔韧的男性。第三部分主要由嬉戏瑞兽图案组成。第一位嬉戏者发髻高挽，身着宽袖长袍，双手持物上举，侧身目视前方瑞兽，腰肢略呈弯曲状；第二位身着宽袖长袍，高挽环状发髻，左手牵一鹿角高耸的神鹿，右手似乎与一双腿直立、尾部高跷、身躯上昂的瑞鸟相嬉戏。
在“S”形叶脉的下面，依次分布有7根长短不一的柱状叶脉，其下分别悬有7枚光芒四射的方孔圆钱。在靠近叶柄端部的第一和第二柱状叶脉之间（即第一叶肉区），有两位表演者侧身相视，两人左右手相牵上举，双足相抵，两腿弓步下蹲，显示出极有力度的姿态。第二叶肉区也分布有两个造型不同的人物，第一位发髻高耸，侧身平坐于方孔圆钱之上，另一位头戴高冠，双手持物侧身行走，似乎与前者进行对话。在第三至第六叶肉区之间，依次分布有白虎、青龙、朱雀和玄武造型，其中白虎身躯修长、双耳直立、目视前方，表现出奋力奔跑的状态。青龙则曲颈昂首、弓身前行，并怒目注视正前方。朱雀体态修长、冠毛高耸、尾部高翘，双腿分开后伫立于方孔圆钱之上，表现出十分安详的姿态，但是玄武造型因锈蚀严重，仅为一片模糊的花朵状。
Ⅱ型叶片。这种类型的叶片残存数量多达12块，并且残损较为严重，其中有两块相对完整。在造型艺术上，它们通过两条相互联结的神树枝条，将其装饰内容分为左右两部分。左边以并排设置的三枚直径较大的方孔圆钱为中心，在三枚方孔圆钱之间，分别饰有两个侧身坐于牛背之上的人物造型，一手向上斜举，一手向前平伸，呈现出十分安详的姿态。在中间位置的方孔圆钱上，为一尊高肉髻、结跏趺坐的佛陀造像，造像身着通肩长袍，右手施无畏印，左手似乎紧握衣角，显示出十分端详的面容。左右两侧的方孔圆钱之上分别有一直径较小的方孔圆钱与之对应，并通过蔓延的神树枝条将造像两侧站立的神职人员以及直径较小的方孔圆钱连接在一起。在中心区域的左侧有一枚直径较小的方孔圆钱，其上是一双手攀扶神树枝条的人物造型单腿站立于昂首翘尾的马背之上，下面则有两根弯曲的神树枝条与之相接，其间饰有两个嬉戏的神猴，并在左侧一段平直的神树枝条上，有两位头戴高冠、神态安详的神职人员站立在神树之下作对语状。右半部分在装饰内容上与左边相呼应，“S”状的神树枝条端部有一直径较小的方孔圆钱，在弯曲的枝条内侧攀附一长尾下垂的神猴，其下有两枚竖向设置的方孔圆钱，在上面的方孔圆钱之上，有两位侧身而坐、伸手攀扶神树枝条的神职人员，似乎摘取枝条端部的方孔圆钱。位于下面的方孔圆钱两侧饰有两个站立的人物造型，两人腰部略呈弯曲状，双手攀扶神树枝条。
（4）独立插片。独立插片仅有2件，造型极为简单，在“Γ”形插头之上是一位头戴高冠，身着宽袖长袍，右手下垂，左手置于胸前的神职人员。
（5）独立挂片。独立挂件也仅有2件，残损较为严重，均为两臂张开、两腿上屈的神猴，但是神猴一臂较长，端部呈半圆形，并在两臂之间连接有神树枝条，其上似乎饰有两个昂首翘尾的小鸟。
2.器物的保存状况与病变形态。前已述及，这件鎏金摇钱树因受早期盗掘的影响，空间结构遭到破坏以后，树干的保存状态相对较好，仅为两侧小型壁饰和下部方孔圆钱局部残缺。凤鸟在其腹腔内部虽然留有砖红色范土，但尾部、冠部和腹部残损较为严重。叶片因其数量较大，残损情况各自不同，Ⅰ型叶片主要是叶脉断裂和叶面局部残缺，Ⅱ型叶片仅有2块相对完整以外，其余10块断裂成大小不同的残片，并且表面鎏金层脱落严重，仅有一块Ⅱ型叶片的佛陀造像表面残存有鎏金层。仔细观察上述残件的断裂面，基体合金保存状态较好，在表面所形成的锈蚀层与基体合金结合较为紧密，但薄厚不均。这层锈蚀层在金相显微镜的暗视场下进行观察，锈蚀层的最大厚度为250微米，并且锈蚀产物成为层状分布。表1是对3个样品锈蚀产物的形貌特征及矿相组成的观察结果。
可以看出，三个样品表面所形成的锈蚀产物的相对含量以及分布状态各自不同，红色氧化亚铜、白色粉末状的氯化亚铜、副氯铜矿和孔雀石是锈蚀产物的主要成分。在金相显微镜的暗视场下进行观察，样品1与样品2表面所形成的锈蚀产物成为层状分布，氯化亚铜和副氯铜矿共同存在，并且白色粉末状的氯化亚铜被碱式氯化铜包围在其中，形成了亮绿色的皮壳状凸起，而样品3表面所形成的锈蚀产物分层不明显，各种锈蚀产物相互搀杂在一起后，形成了不规则的凸起。但是在形成的锈蚀产物中，由于氯化亚铜是处于亚稳定状态的中间化合物，在氧气和水分存在的情况下，就会转化为碱式氯化铜，并发生体积膨胀。因此，导致摇钱树叶片表面鎏金层脱落的根本原因，就是器物保存环境相对湿度较大，氯铜矿和副氯铜矿体积膨胀后产生巨大压力的结果。
根据锈蚀产物的形貌特征和分布状态，我们在同一视场下，对样品1和样品3基体合金的组织结构进行了观察，基体合金均表现出明显的树枝晶结构，并且α相优先腐蚀，腐蚀区域由边沿向中心扩展，形成了带状腐蚀区，并与中心等轴晶形成界面。这种腐蚀现象可能与高锡、高铅合金有关，但主要受4个环境因素的影响，即氧化性环境、潮湿环境、酸性环境和可溶性氯离子的存在。在上述4个因素中，最为突出的则是氧化性环境的改变，也就是器物出土后破坏了原来所处的平衡状态，使其处于潮湿的开放性环境中之后，通过氧的去极化反应，在器物表面形成了“粉状锈”，这就是器物出土后加快腐蚀速度的主要原因。
三、合金配制及合金性能研究
1.合金配制。从器物的总体艺术特征来看，摇钱树叶片很薄，铸造行腔狭小，并且通过镂空透雕的形式，将不同造型的人物、动物组合在一起后，虽然锐角过渡点较多，但在表面未出现补块和浇不足等现象。这充分说明合金的黏滞性较低，具有非常好的流动性和充型性，也就是合金配置十分符合铸造要求。为此，我们对3个样品采用美国DX-95能量色散X荧光仪进行了定性分析。仪器工作电压35kV，电流100μA，扫描时间100s。
XRF分析结果表明，3个样品中铅、锡平均含量较高，分别为13.95%与19.61%，铜平均含量为65.78%，所含杂质仅仅只有铁一种元素，而且含量较低，平均为0.54%。这些数据虽然不具有统计意义，也就是仅凭一件器物的检测结果很难对青铜合金的含义作出结论，但是大体也反映了这一时期青铜合金的配制情况。首先，从合金中未含其他杂质元素的特征说明铜在冶炼过程中，只采用了单一矿物氧化铁进行造渣。由于铁在铜中的溶解度非常低，所以铁的含量未超过1%。其次，合金中铅、锡两种元素系人为添加，而且所添加的两种元素的分布范围符合实际铸态组织。根据明视场下观察到的金相组织，铅以游离态弥散于铜的α相晶界间，这种软质点分布于组织间后，既弥合了青铜的缩松，又割裂了铜的组织结构，使所形成的三元合金具有较高的流动性和充型能力。据文献报道，当含铅量为10%～15%时流动性最好，满流率随含铅量的增加而增加。从这件鎏金摇钱树中铅和锡的分布范围来看，这完全表明古代工匠对青铜合金的配置比较全面了解，因此这件鎏金摇钱树属于有意识制作符合上述含铅、锡的青铜制品。
四、制作工艺研究
1.制作工艺。根据器物的艺术特征，构成鎏金摇钱树的三个主要组成部分，即树干、凤鸟和叶片通过相互插嵌的形式进行组合，并且各个组成部分的空间造型、装饰内容以及表面所连接的附件各自不同，因此这件鎏金摇钱树在制作工艺上，采取了块范分铸法进行铸造，也就是将树干、凤鸟和叶片分为三个独立的部分分别进行制作，这样既能简化制作工艺，又能解决树体庞大、结构复杂难以分范的难题。
（1）树干。树干呈中空的圆柱体，器壁较薄，在其内部留有砖红色范土，而在其表面两侧对称的位置有两条竖向分布的披缝。由于通过这两条披缝所构成的平面将树干与其下端“十”字形底座分为相互对称的两部分，并且使树干两侧所连接的附件也位于该平面之上。因此，树干采取对开泥范进行铸造，其铸型由一个泥芯和两块外范所组成。但是，树干两侧分布的各种附饰，因其造型较小、形状各异，并且与树干之间形成了多点浑铸关系。很显然，这种铸接关系的形成，并非通过泥芯直接翻制外范所形成，而是将预先制作好的各种小型附件安放在外范的分型面上，使之形成铸造行腔，最后对铸造行腔修整以后，将两块外范组合在一起，采取倒浇的形式进行铸造。
（2）凤鸟。仔细观察凤鸟的空间造型，在其腹腔内部留有砖红色范土，而在其背部和腹部各有一条从头部延伸至尾部的披缝。由于通过这两条披缝所形成的平面，将凤鸟躯体、半弧形尾羽以及腹部中空插管分为相互对称的两部分，并且使凤鸟头部冠毛、腹部附饰也位于该平面上。这就十分明确地告诉我们，凤鸟采取对开泥范进行铸造，其铸型由一个泥芯和两块外范所组成。但是，由于凤鸟头部冠毛、腹部附饰、中空插管与躯体之间的铸接关系没有出现任何叠压或包络现象，也就是凤鸟头部冠毛、腹部中空插管和腹部附饰与凤鸟躯体之间，不是通过分铸法进行铸造，而是采取浑铸法进行铸造。很显然，这种铸接关系的形成，并不是通过直接翻制外范所形成，而是将预先制作好的冠毛和腹部附饰等附件安放在相应的位置，并使其处于外范的分型面上，然后翻制外范，使之形成铸造行腔以后，就能达到这种浑然一体的铸造效果。
（3）叶片。从摇钱树叶片的艺术特征来看，两种不同类型的叶片均呈平面透雕结构，其中Ⅰ型叶片的叶脉中起脊，其截面近似于菱形，而Ⅱ型叶片的叶脉比较圆润。由于两种不同类型的叶片所具有的共同点则是在主体叶脉的中间位置留有铸造披缝，而且所构成的镂空装饰图案具有两面对称的特征。由此可知，摇钱树叶片采取对开泥范进行铸造，其铸型直接由两块中空的外范所组成，但是在形成铸造行腔之前，一个关键性的技术，就是内芯材料的选择与雕刻。由于摇钱树叶片较薄，并且具有镂空透雕和两面对称的特点，因此很难利用泥芯进行制作，只有选择易于雕刻、不易变形的材料进行制作，才能使同类型叶片的铸造行腔具有同一性，这一点恰好被同类型的叶片具有相同的艺术特征所证实。
五、鎏金摇钱树空间造型研究
根据器物的艺术特征和制作工艺的研究不难知道，这件鎏金摇钱树是一件矗立于陶形底座上的青铜艺术品。但是，该摇钱树陶形底座佚失之后，青铜树体通过插嵌组合的形式来体现其空间结构，因此影响摇钱树空间造型的主要因素就是各个组成部分的装饰内容和空间排序。首先从各部分的组成情况来看，两种不同类型的叶片所占据的数量多达15片，并且Ⅱ型叶片在装饰内容上重点突出了佛陀造像的主体地位，而Ⅰ型叶片则围绕Ⅱ型叶片的主题附之以乐舞、杂技和仙人对语等场面。很显然，Ⅱ型叶片应该处于摇钱树的主体地位，Ⅰ型叶片应该处于从属地位。具体来看，凤鸟通过腹部中空插管将其置于树干顶端，并在其背部两侧长方形小孔中分别插嵌一弧形插片。由于Ⅰ型叶片仅仅只有3片，并且以侧置的“S”形来表现其装饰内容，这完全决定了它不能插嵌于树干以及十字形底座之上，而只能插合在凤鸟弧形尾羽的圆形插孔中，才能符合装饰内容的从属地位。
Ⅱ型叶片由于数量多达12片，根据其空间取向和连接方式分为3组，第一组插嵌在现存树干下端十字形底座圆形插孔中，第二组与第一组插嵌方式相同，只是插嵌在被佚失的树干十字形底座圆形插孔中，第三组同样插嵌在另一段被佚失的树干下端十字形底座之中。然后在树干两侧圆形插孔之中分别悬挂一件神猴造型的独立挂件，并在每一块Ⅱ型叶片边缘的圆插孔中插嵌一块独立插片，使其形成三维空间结构。
六、陶形底座空间造型的蠡测
综观这件艺术品的空间造型，它是由三层支撑结构所组成的巨大青铜树体。由于树干下端十字形底座较小，很难使巨大的青铜树体处于稳定状态。为此，根据十字形底座中遗留的范土进行推测，在其下端必然通过一定造型的陶形底座来实现其支撑结构的稳定性。但是陶形底座不但要能够承受鎏金摇钱树所带来的巨大的剪切作用，而且在空间造型和装饰内容上必须符合鎏金摇钱树的艺术特征。根据这一推断，陶形底座在空间造型上有三种最基本的表现形式，其一为圆台形结构，其二为梯形结构，其三为山形结构，并且它们在表面装饰内容上，通过浅浮雕的形式来突出佛陀造像的主体地位，亦即与鎏金摇钱树所表现的主题思想具有统一性。
根据上面的推测，在三种不同空间造型的底座中，“山”形结构的底座虽然在空间结构上具有灵活多变的艺术性，但是它不具有对称性，也就是与鎏金摇钱树在空间结构上所表现的对称性不相吻合，而圆台形底座和梯形底座虽然在三维空间中具有对称性，但圆台锥形底座与十字形支座接触面狭小，很难承受青铜树体所带来的巨大的剪切作用，也就是极易造成底座边沿的损坏。由此可见，只有梯形底座才能符合上述要求。
七、结语
通过鎏金摇钱树制作工艺的研究，使我们认识到残破青铜树体空间造型的组成，并不等于各个残件的简单组合，而是对散乱的、不连续的文化内涵加以综合的过程。为此，在本文结束之前，对这件艺术品制作工艺的相关问题进行简单讨论，旨在抛砖引玉。
（1）这件艺术品在造型艺术上，虽然力求表达仙界愉悦的场面，但是在各个组成部分的装饰内容上，重点突出了佛陀造像的主体地位，据《后汉书·孝桓帝纪》记载，延熹九年（166年）七月，“庚午，祠黄、老于濯龙宫。”又论曰：“前史称桓帝好音乐，善琴笙。饰芳林而考濯龙之宫，设华盖以祠浮图、老子，斯将所谓‘听于神’乎！”这说明佛教初传入固原地区之后，并未成为一种独立的宗教被人们加以敬奉，而是将黄老神仙思想与其杂糅在一起被人们加以祠奉。
（2）这件青铜艺术品形体庞大、结构复杂，由于各部分合金比例的不均一，加之过多的铸接关系，极易发生点状腐蚀。因此，当器物的保存环境发生变化以后，通过离子转移，使合金中铜不断流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