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史悠久，是世界文明古国之一。文化遗产之丰富，为举世公认。其中地方志之编修又是华夏文化的一大特产，被中外所珍视。方志渊源流长，数量之大，种类之多，内容之丰富，无与伦比。不论内地或边疆，富区或穷乡，均无例外，人称“无县无志”，毫不夸张。
宁夏孤悬河外，既占黄河天堑之险，又有贺兰山屏障，自古为“中原锁钥”、“关中门户”的用武之区。战事频仍，兵燹迭起，重武备而轻文治，故宁夏修志明显落后于腹里，但也并非空白，甚至某一时期还有后来居上之势。有明一代宁夏成为“九边重镇”之一，位居“三边”巨防前沿。明廷不仅屡派文武重臣和心腹太监镇守，还分茅胙土，藩封亲王建国固边。正如宁夏巡抚罗凤翱在《万历朔方新志序》中所云：“朔方为雍要塞，经略防御，审画攸关。筹边者将按图而运之，簿书其忘可乎？”故宁夏地区编修方志能在明代兴起乃顺理成章之事。
宁夏历史上现存第一部志书，曰《宁夏志》。这部志书是宁夏方志的祖本，有很高的史料和学术价值。可惜于明朝中后期即告失传，近年又失而复得，成为史志界的一大喜讯。
由于《宁夏志》不传已近四百年，内容鲜为人知，仅从少数馆藏书目中偶见提及，且注录亦多讹误。为了帮助人们研究和利用这部重要志书，现不揣浅陋，对该志书的几个主要问题进行考评，以飨读者，并征求史志同仁赐教。
一、《宁夏志》是庆王朱栴的个人著作
庆王朱栴是否编纂过《宁夏志》，虽然《明实录》和《明史》的《艺文志》均无记载，但是，宁夏地区的方志，正可以起到对这个问题“补史之缺”的作用。距《宁夏志》编修时间仅隔70多年的《弘治宁夏新志》的主修官、宁夏巡抚王珣在“序言”中写道，“藩府庆靖王，问学宏深，好古博雅，创编宁夏一志。”同时，志末附刻编撰者胡汝砺的“后序”回答得更为肯定，“比观宁夏旧志，乃庆先靖王所作，固无容议。”胡汝砺生长在宁夏，为成化元年出生，成化末连中秀才、举人和进士，成为享誉塞上乡里的名流硕儒。他后来步入仕途，官至兵部尚书显位。在他青少年读书之际，《宁夏志》版行才30多年，他好学求进，博览群书，不可能不读家乡的志书。而他于弘治十三年丁忧开缺在籍时，应家乡主官宁夏巡抚王珣之请，主笔编修《宁夏新志》时，更不可能不参考前代留下的唯一乡土志书。而且此后宁夏历代修志者，不论见到《宁夏志》斯书与否，都承认它是宁夏方志之首创。如明万历四十五年，宁夏巡抚杨应聘在新编成的《朔方新志序》中称：宁夏地区“志凡四修”。显然系指朱栴的《宁夏志》，王珣、胡汝砺的《弘治宁夏新志》，杨守礼、管律的《嘉靖宁夏新志》和罗凤翱的《万历朔方志》四部志书，直至清季纂修《乾隆宁夏府志》时，也认为“明藩庆靖王始为《朔方志》”。就是民国初成书的《朔方道志》，在追溯宁夏地区修志历史时，仍然明确写道：“自明藩庆靖王轫修《朔方志》于前，乾隆朝张守金城续修《宁夏府志》于后”。这里作者把朱栴的《宁夏志》与张金城的《宁夏府志》判为宁夏地区的首部与末部志书。可见，宁夏第一部志书为庆靖王朱栴所修的确是“固无容议”的。
朱栴，系明太祖高皇帝朱元璋庶第十六子。母妃余氏。洪武十一年正月初九日（1378年2月6日）生。13岁时，即洪武二十四年四月十三日册封为庆王。按明制，亲王“必十五岁选婚出居京邸，至长始之国”，故庆王应于洪武二十六年赴宁夏封地。但因“宁夏以粮饷未敷，命庆王且驻庆阳北古韦州城，以就延安、绥德租赋”。建文三年辛巳（1401年）十二月，“徙国宁夏”。正统三年八月初三日（1438年9月23日）病亡，终年60岁。庆王朱栴身历洪武、建文、永乐，洪熙、宣德、正统六朝，享藩凡48年。谥曰“靖”，史称“庆靖王”。
地方志历来称为“官修政书”。多被地方主官视为德政要务，父母官们赴任一地后，往往是下车伊始，设置志馆，延请一方名儒、才子和绅耆，广征典史，通力合作，众手成志。所以志书一般不是个人的著作，也非一人之力可毕其功。而《宁夏志》的情况有所特殊，它却是朱栴一人撰写成书。原因也很简单，朱栴所修的是明代《宁夏志》，而明朝建元年代不久，时间跨度小。庆王本人就藩宁夏时日更短，况且他真正有意编纂志书，还可能在“知天命”之年以后吧？地方志是“一方之全书”，区区宁夏一镇之地，短短数十年历史，内容有限，也就无需兴师动众了。何况庆王“好学有文”，“天性英敏，问学博洽，长于诗文”，著有《凝真稿》十八卷和《闺情》一卷行世，“其草书清放训雅，绝无俗碍，海内传重，视为拱璧”。这样的才子王爷，完全有能力，也一定有兴趣，自己动手撰写一部简志。朱栴的九世孙朱永斋在《重刻宁夏志序》中证实了这一点，序曰：“始祖靖王，初封弘化，已而移宁夏。睹兹胜概，乃旁稽博采，凡典籍中事隶宁夏者，编纂为志。”“靖祖以帝室胄子，孜孜勤学，寒暑不辍，且忘其王公轩冕之贵，躬为韦布操觚之士，亦难矣哉。”
另外，《宁夏志》的行文用语也充分证明了撰写者实系朱栴自己一人。在全志书中，凡涉及到亲王自身的记事，皆使用第一人称“予”字表示。现仅以山川门类为例，短短六七页文字，有四处使用了第一人称。如在“莎罗模山”条下，记载了亲王一次游猎到此山下的龙寺温泉时，适逢大雪封山而滞留于寺，在睡梦中，该寺本神龙王给他托了梦云云。志书曰：“予尝出猎，遇雪忧甚。神梦中报予以晴期……。”又庆王在迁居宁夏镇城以前，曾于蠡山脚下的韦州建造王府暂居。故在“蠡山”条下，他记载了“蠡山”得名的缘由。志曰：“以其峰如蠡也，故谓之蠡山焉。此予府长史刘昉名之也。”还在“鸳鸯湖”条下，写明该湖为人工湖，连同南面的“东湖”，“皆予作者”。在卷上的其他门类中还在“属城”、“寺观”、“祠庙”、“园”、“公宇”等八处先后使用了“予”字。显然，这部《宁夏志》应是庆靖王朱栴移驻宁夏以后，亲自搜集资料，亲手撰写的。
最后，我们可以从现存明万历刻本的《宁夏志》看到，该志全书正文仅为一卷，45页，另有艺文一卷，51页。合计全志书约32000字，确实是一部简志，以朱栴的水平、爱好和优越的条件，独立完成这部简志应该是没有什么难处的。
二、《宁夏志》的编修年代
《宁夏志》的编修年代，有关史书和《明实录》等文献均无记载，宁夏明清地方志书虽有所及，但交代简略不一，仍让后人疑窦丛生，或产生种种误解。查《明史·艺文志》，亦只载有“胡汝砺《宁夏新志》八卷”的书目。再遍查诸如《文渊阁书目》，《万历内阁书目》、《千顷堂书目》、宁波《天一阁书目》、朱睦楔《万卷堂家藏艺文目》和当代人朱士嘉的《中国地方志综录》、邓衍林的《中国边疆图籍录》等权威馆藏目录和著录，亦均付阙如。唯1934年张维编纂的《陇右金石录》，收录有明庆王朱栴著《永乐宁夏志》，还有1985年中华书局出版，由中国科学院北京天文台编、庄威凤等主编的《中国地方志联合目录》，也收有明朱栴纂《万历宁夏志二卷》，并以小字注明“在日本国会图书馆”，是为孤本。但张，庄二书，在《宁夏志》前分别冠以“永乐”、“万历”的朝号来表示志书编修年代，都是根据不足而错误的。张维老先生的失误是因为他没有见过朱栴的《宁夏志》。宁夏历代方志中只有《弘治宁夏新志》和《乾隆宁夏府志》中有过朱栴撰修《宁夏志》的记载。但张维的《陇右金石录》恰又将《弘治宁夏新志》注为失传志书，说明他也没有见过该志，其著录就只能是依据《乾隆宁夏府志》了。而《府志》仅简略记曰：“庆王朱栴，太祖第十五子，洪武二十四年封庆王，二十五年徙韦州，建文三年徙宁夏。栴英敏好学，长诗文，工草书，著有《宁夏志》及《凝真集》等。”该志在《后序》中又有王宋云一句话，即“明藩庆靖王始为《朔方志》”。张先生为什么从《宁夏府志》两处并未明确交代纂修时间的文字中得出“永乐”的结论呢？我想可能纯属推论，张老也许认为明永乐十六年间，朝廷曾颁布过“修志条例”，命令全国各地都要编修方志，而庆王此时已藩封宁夏，编纂《宁夏志》恰当此时了吧？
对此，高树榆先生在《宁夏方志考》—文中提出过不同的见解，他认为张维《陇右金石录》对《宁夏志》断时是错误的。他主张所谓《永乐宁夏志》应更改为《宣德宁夏志》。高先生说：“其实这个问题很好解决，只要读过《弘治宁夏新志》就清楚了。”是的，弘治十四年（1501年），时任宁夏巡抚王珣在为修成的《宁夏新志》所作的序文中写道；“宣德中，藩府庆靖王问学宏深，好古博雅，创编宁夏一志，到今七十余年，事多不悉，盖前无所传，后无继故耳。”所以高先生的结论是：“《宁夏志》的编纂时间是‘宣德’而不是‘永乐’。”实际上，高先生在得出这个结论时也没有见到过朱栴的《宁夏志》，所以仅凭信于一段话的孤征来结论《宁夏志》的编修时间仍然是不太可靠的。后来，高先生才在天津古籍出版社1986年正式出版的，由我主编的《宁夏历代方志萃编》中见到了朱栴撰修的《宁夏志》影印本。他认真阅读了《宁夏志》全书以后，又发表了《为〈〔正统〕宁夏志〉正名》的文章。文章更正了自己以前的结论，认为这部志书显然不应该认作是《〔宣德〕宁夏志》，而要认定是《〔正统〕宁夏志》。
那么，朱栴的《宁夏志》究竟撰修于何时呢？我认为朱栴《宁夏志》的稿本，大约是宣德三至五年间开始撰写，而基本完稿于宣德末。所以《弘治宁夏新志》在《凡例》中说它“作于宣德初年”，王珣在《序》中又说：“宣德中，藩府庆靖王问学宏深，好古博雅，创编宁夏一志。”都是有其依据而不可轻否的。因为王珣在作序时，距离朱栴撰修《宁夏志》不过60年的时间，又是名人名志，乡人时作，版本尚存，岂能错断。
对于《宁夏志》的撰修时间，实际上也可以从作者的生活经历来进行分析验证。朱栴于惠帝建文三年（1401年）之前，初到西北，当时还暂居于韦州偏隅之地，生活尚且没有安定下来，加之对于宁夏全局情况还不甚了解，此时当然不具备编修《宁夏志》的主客观条件。待“之国宁夏”以后，他又不安居于宁夏，就连朝廷要为他建造新王府，他都不要，只是暂时住进宁夏卫衙门凑合过日子以等待“内徙”。正如他自己在《宁夏志》卷上第36页中写道，“王府……今之室宇，宁夏卫公署也。永乐丁亥（永乐五年）上命内官太监杨昇，工部主事刘谦、王恪，钦天监阴阳人陈俊卿，欲为予造宅。时予心欲内徒，是以不果造也。”为了达到“内迁”的目的，他多方讨好做皇帝的哥哥朱棣，写文恭维道“尊兄今天王，大明御寰宇”，又是向朝廷“献马千九十匹”，又是率领世子逊煓赴京朝觐，进行活动。在当时这样的生活状况和心理条件下，朱栴能有心思坐下来编纂什么宁夏地方志吗？肯定是绝对不可能的，但是庆王的“内迁”要求是不现实的，因为当朝永乐皇帝朱棣是以亲王造反上台的。事情的经过是：朱元璋原先立长子朱标为皇太子，但太子早逝，又封朱标长子朱允炆为皇太孙。朱元璋死后，皇太孙即位，改元建文，是为惠帝。而朱元璋藩封北京的四子燕王朱棣不服，以“清君侧”为口实，发动“靖难”政变，从侄儿手中夺取了皇位，改元永乐。朱棣深恐各地藩封亲王不服而仿效自己的做法，危及帝位，所以一改朱元璋藩封诸子为亲王镇守各地的“以同姓治异姓”的手段，采取在全国各路要地纷派心腹太监镇守、监视藩封亲王，即所谓“以异姓治同姓”。所以终永乐朝，庆王非但没有实现“内迁”的愿望，就连“请仍居韦州”的退一步请求，也以“尊皇祖之旧，不敢辄有逾越……庶免人言”而加以拒绝。甚至朱栴渐渐失去了以往亲王的权力和尊严，就连边将和家奴都敢于欺辱他。太监马安住在从宁夏返京后，曾向皇帝奏道：“庆王以府中小人造谤离间亲亲，不能自安。”永乐皇帝死后，宣德皇帝朱瞻基即位，朱栴又多次请求朝京，可能还是为了当面诉苦和请求南返吧？宣德皇帝先以“加礼老长，使之安佚”、“顾以叔祖春秋高，藩屏重，未敢劳动远来”加以劝阻，并答应“俟国事从容，专遣人奉迎”敷衍之。到了后来，对于朱栴的请求干脆就是拒绝了。
宣德皇帝的理由是“诸叔祖及伯叔多欲来者，皆已谢却，今独从叔祖之言，众将谓何？”并搬出祖训“亲王年逾五十不朝，此祖宗垂训子孙以优待长老之礼”。直到这时，朱栴才真正死了“内迁”、“南返”之心，而且这时的庆王也只是享有礼仪上权力的象征了，朱栴不得不识时务认命了。这时候的王爷，也实际上不是镇守边关的柱石了。他只有写写诗文来抒发自己的郁闷心情，或坐下来撰修宁夏方志来消磨时光了。从庆王诗文的内容也能得到证明。凝真（朱栴号）早先的诗文词章，大多是歌颂宁夏美景和宴游欢愉的心情。如《端午宴集丽景园诗序》写道：“沐圣朝之化，烽尘宁息。喜边徼之安，群贤以雄藩胜地，美景良辰，不有宴游，何以写兴？”当时他还写了《西夏八景图诗》系列诗篇。到后来，他的诗词多悲凉、伤感，甚至把所建的楼阁都命名为“宜秋楼”。尤其是在50岁时即宣德三年，他曾填词一首《行香子》曰：“五十之年，华发盈颠。得平安，感谢苍天。无忧无虑，即是神仙。有数厨书，万钟禄，万丘田；光阴似箭，冬冷春暄。侭今生，所事随缘，从他汗简，芳臭流传。但饥时饭，渴时饮，困时眠。”可以看出，50岁以后的庆王不过甘心把自己当做一个富家翁而已，“数厨书”的书斋是他消磨晚年的天地，所以王珣于弘治十四年，在给《弘治宁夏新志》所作的序言中说，庆王创编的《宁夏志》“到今七十余年，事多不悉，盖前无所传后无所继故耳。”弘治十四年到宣德元年，倒推经弘治，成化、天顺，景泰、正统、宣德共六朝计76年。庆王50岁以后正是宣德四五年，即宣德中，到弘治十四年也已是“七十余年”，若按正统二年减算，就只能是60余年，与胡序不符。说朱栴的《宁夏志》“创编”于“宣德中”是有道理的。
同时，从志书的行文笔法也十分明显地反映出写作的年代，如凡涉及到时间的记载。往往是以“洪武间”（出现37次），“永乐间”，（出现35次）、“洪熙间”（出现1次）回顾式词语来表示。而出现涉及宣德朝的时间，计有16处，其中使用“宣德间”用词为6次。这6次大体指宣德五年前的史事，而从宣德五年开始，都记载了具体的年份。例如：宣德五年陕西布政司陈琰奏宁夏屯田……〔宁夏〕河渠提举司宣德六年后、宣德七年番僧舍刺藏卜〔建高台寺〕，宣德八年海太监守宁夏……。可以看出作者大约在宣德五年左右动笔撰写志稿的。而宣德帝在位十年，五年恰为“宣德中”，此为《宁夏志》创编于“宣德中”的又一证明。另外，从志书在地名、人名的表达，也可以反映出写作的时间。如称宁夏城为“军城”。按：宁夏于洪武初立为宁夏府，应称府城；洪武九年创立军卫，称军城；正统以后，陆续设立“九边重镇”，先设辽东，宣府，大同，延绥四镇，后设宁夏、甘肃，蓟州三镇，连同太原、固原合为九镇，此后宁夏皆称镇城。把宁夏城西半空城称为“古城”，并列入《古迹》门类中记载。按：宁夏城于元末弃其西半，明初因之，正统九年才恢复西半旧城。在疆域山川门类中，于疆界和地域凡涉及固原地方，都未出现“固原”二字，而以“平凉界”表示。按：明初固原系废城，地属开城县，隶平凉府。景泰以后才修复城池，渐次升为千户所、军卫、州治和军镇所在。称明太祖朱元璋为“孝陵”，称永乐皇帝朱棣为“长陵”和“太宗皇帝”，称洪熙皇帝为仁宗。而凡涉及到宣德皇帝，从未出现谥号和陵墓代称，往往以“上”、“奉旨”来表示。按皇帝死后，由继位者上尊谥，加庙号，为了避讳，后人即以庙号和陵墓代之尊称已故皇帝。明开国皇帝朱元璋葬于南京孝陵；永乐皇帝朱棣庙号太宗，嘉靖后改成祖，葬于长陵；洪熙皇帝朱高炽庙号仁宗，葬献陵，宣德皇帝朱瞻基庙号宣宗，葬景陵。
至于志书中有关正统朝的内容应如何看待？查全志出现“正统”字样五处，仅仅只涉及到丁信，来福，顾理、陈璇四个人名和一处“天使馆”寥寥数字。但是对这几个人名的记录方式细加探究，从内容到行文格式都有异样，不似原作者风格。如在〔十九〕名宦门类页下的“国朝总戎镇守者”中，对宁夏历任总兵官作了介绍。据史载宣德间历任宁夏总兵官应是陈怀、陈懋和史昭。陈怀调征松藩，陈懋召京，接任者应是史昭。为什么志书不记总兵官史昭而只记史的助手参将丁信呢？如果说朱栴在撰写志稿时，史昭仍在任上，还没有离职，那么丁信当时也还在任上，而且史昭一直干到正统九年老死为止，丁信则于史昭死后仍在宁夏参将任上。作为当事人，又是当时及时记录下来的史实，是不可能出现这样的错误吧？如果说庆王不喜欢或不满意史昭，纵观朱栴的文风史德也不会有乖志体、违背秉笔直书的传统而采用缺载和篡改史实的办法来处理之，更与这部志书的整体风格不符，因为朱栴对他要否定的人物在志书中并不采用阙漏的笨办法来处理，而是记其名而鞭贬之。如对杜芳、何福的记录即为，“杜芳之辈，庸才鄙器，玷辱帅阃……何足书之以汙简册”，“何福才小任大，矜己傲物，手握兵权，作威作福……”。朱栴虽然说“何足书之以汙简册？”但还是书之后而斥之。
通观《宁夏志》全书，朱栴在涉及到人、地、事的时间记载时，通常对宣德初年前往往以“洪武间”、“永乐间”、“宣德间”表示，宣德中期以后则确书年代，或如《监察御史按治者》，采取在名单下加注“已上永乐年”、“已上宣德年”加以笼统表示。按此笔法，本段以下任职者，亦不应在每人名下标明具体年代？而应如上例“已上正统年”。再如“内官镇守者”，对每任镇守宁夏太监则只记人名和地位，不加注朝代和升迁。缘此亦不该在来福名下特别加注“正统二年二月升太监”。所以我认为本书出现的五处‘正统’内容，可能是朱栴在宣德间完成该志撰写后，于正统二年准备续写时，因病体不支，只是心有余而力不足地翻阅了已成志稿，并随笔增加了几条内容而已。亦或是命长史续作，而长史仅略书几笔就知难而退了。如果是作者本人真正把志书下限界定在正统二年，那么它所记的内容真是挂一漏万，如正统二年中卫城的扩建就应记录。所以，朱栴撰修的《宁夏志》还应是宣德朝的稿本，称《宣德宁夏志》较为符合志书的实际内容。
三、《宁夏志》的版本
明庆靖王朱栴创修《宁夏志》于宣德中期，前有论述，正如胡汝砺在《弘治宁夏新志》的后序中指出：“……乃庆先靖王所作，固无容议。”同时，该志的凡例第一款头一句话也明白交代：“《宁夏志》板行已久。”接下来在《引用书目》中又附列有《宁夏志》，并在卷二《经籍》项下，还记载了弘治时宁夏的藏书情况，不仅列出书目，对于每种图书有无版本，收藏单位都有记录。志曰：“宁夏志，一册……有板，俱在庆府内。”通观以上记载，足以说明弘治十四年时《宁夏志》确实是“板行已久”了。但是我们现在所能见到的本子，是庆王九世孙朱永斋作序的万历二十九年重刻本。当我认真研究了这个刻本以后，对原刻本产生的时间有了怀疑。我认为按照朱栴的原设想，《宁夏志》还要继续撰写下去，直到正统二年时，当他在翻阅志稿，准备着手续写时，已经是病体不支，可能只好托付于长史代为补作，大约是长史缺乏这方面的资料准备和修志的能力，所以写了几笔就退却了。但仅仅就这样几笔，也出现了史实、文风和格式的乖误。因为我们见到的万历本如果就是朱栴原著的话，那么这个本子只能算是既未完稿而又未定稿的草本。不仅朱栴在世时，就是朱栴死后至少头几年也仍然没有刊行此稿，其理由如下。
其一：《宁夏志》如果在正统初就有刻本传世，为什么《明史·艺文志》和明代公私藏书目录均不见著录？终明之世，宁夏均先后为残元势力和鞑靼、瓦剌及西海、河套诸部屡屡内犯的主要通道和战场，是西北边防的重要门户，不仅被列为“九边重镇”，而且还在固原设立三边总督府，统一指挥整个西边的延绥，宁夏、甘州和固原四大军镇，可谓北国防务几占其半，在这种具有十分重要战略地位的地方，早就应该通过编修方志以供国史之征，并作为记载之便和疆吏经理筹边之资。特别是方志关于疆域、舆地，城郭，道里，关隘，军垒和民情、物产的全面记载，都是孤悬河外，朔方要塞宁夏地方镇守武员们战守制敌，审划征战攸关和按图运作的实用宝典。而且《宁夏志》的作者又是开国皇帝的皇子，以帝室胄子，亲王轩冕之贵的身份，所修明初稀有国门巨防的地书，公私能不收藏吗？尤其是正统六年，由大学士杨士奇等编成的《文渊阁书目》，距朱栴死时仅三年，对这部名人要防之志更没有理由缺载，唯一解释得通的是，当时这部《宁夏志》并没有刊行，故未见收藏和注录。
后来，可能是朱栴的儿子们为了纪念父王，才将他未完成的《宁夏志》草本刻印出来。因为是草本，虽然刻印了，主要也只是为了王府和家族收藏，可能传播范围不大，所以国内见之者甚少。刻印该志的人，我分析应是朱栴的六子安塞郡王秩炅（号樗斋）。因为据《嘉靖宁夏新志》所载，在朱栴的六个儿子中，只有六子“资性秀发，苦于问学。从事几案日久，胸起顽肉。通五经、子、史，爱接宾客，倾怀忘势，至有契合者，留之书斋，欢洽连旬不释。后宫之色，淡然不为有之，竟乏嗣。薨才四十七。谥‘宣靖’。所著有《沧州愚隐录》六卷，《樗斋随笔录》二十卷。”另据《明史》载，秩炅“性通敏，过目不忘。善古文，遇缙绅学士，质难辨惑，移目不倦”。只有这位宣靖郡王有志趣把父王的遗稿刻印出来与文友共赏之。按明制，亲王子十岁封爵。秩炅是宣德九年（1434年）生，正统九年（1444年）封为安塞郡王，能够舞文弄墨和刻印志稿最早也在正统朝之后吧？正统皇帝朱祁镇亨国十四年，那么朱秩炅刊印父王《宁夏志》遗稿可能不会早于景泰元年（1450年）。
其二：所刊行的《宁夏志》体例很不完备，既缺载舆图，又无前后序文和凡例，这是十分不正常和大伤方志体例的。方志是记录方情的资料总汇，方志文化具有悠久的历史，它渊源于两千多年前的古国史、古地书和古舆图，并吸取历代优秀文化典籍的优点，逐步发展而形成特有的志体体例形式，所以方志不仅保持了史的成分，如大事记、历史沿革和人物传等内容，同时方志更十分明显地保留着地书的传统体裁和古舆图的基本特征，如《禹贡》、《山海经》和《汉书·地理志》的传统内容即被方志继承和发扬之，举凡山脉水系、川泽原林、地形道里、物候土贡、民情风俗、人物传说等无不前后相因，载述吻合。当然，方志祖源于地书也不是偶然的巧合，因为祖先认识并记录客观世界的符号一般是从图形，文字画发展到象形文字和方块字的，而人们认识世界又不能违背由表及里，由浅入深的认识规律，加之远古社会以狩猎和采集为人们的基本生活来源，所以图画一方自然外貌的“地形物象”就成为先民们认识“世界”，指导原始生产活动和社会生活的重要工具。但是在方寸的舆图中，要表述丰富的地理内容是有局限的，所以当文字出现之后，就辅之以文字来对图形加以说明。但文字只处于补充性的附属地位，故方志演进到汉唐时代，一般仍谓之“图经”。图，就是舆图。经，是对舆图的简要文字说明。以图为主，图文结合，合称“图经”。如《巴郡图经》（东汉）、《畿服经》（晋）、《元和郡县图志》（唐）和在敦煌发现的《沙州都督府图经》、《沙州图经》、《西州图经》等也都是唐之地书。到宋代以后，方志体例已基本定型，一般采用记、志、传、图、表、录六大体裁，称为“六宝体”。可见方志的祖源和传统形式，即图的运用被承传下来。甚至清代在编《四库全书》时，干脆把地方志列入地理类，以上充分说明志书与地书的密切程度。古人所以看重志书，是因为有了这种图经（或称图志），便可以“披图阅志”，于一方山川地理、疆域城郭、关隘军垒、塘驿津梁、四至八到等尽在指掌间，殆不出庭户，亦能按图索骥，足征备用。尤其在明代，宁夏属军旅之区，国门重防，前人所修方志，无志无图，朱栴岂能不识此理乎？正如明万历初，任宁夏巡抚并主修过《朔方志》的罗风翔在其为《朔方志》所作的序言中所说：“夫图志，国之诞章、矧朔方为雍要塞，经略、防御、审昼攸关，筹边者将按图而运之，簿书其忘可乎？”所以我认为，朱栴所撰《宁夏志》卷前缺载舆图，并不是不识志体，而是该志尚未完成，亦未刊刻之故。
另外，序言、凡例之缺亦如上故。作为“问学宏深，好古情雅”的亲王朱栴，他不可能无知到犯常识性的错误，把一部既无舆图，又不作序和规定凡例的志书正式版行的。前人称序文是“志之眼”，“志之神”，起到导读和评介的作用。纵观古今，有哪一部完整的志书没有序文呢？至于凡例，更是志书不可或阙的传统文体。所谓凡例者，乃发凡、言例也。它将对该书从形式到内容作出规范，而以简要条文加以纲领性说明，对于作者撰写和读者阅读都起到指导作用。如果把修志比喻为“工程”的话，征集资料如同备料、打基础，制订篇目如同绘制蓝图，而凡例就是施工方案，所以自古以来修志者皆把“定凡例”列为修志首务。尤其在明朝，朝廷不仅重视修志，同时又十分讲究凡例。朱元璋在全国政权尚未完全巩固的洪武三年（1370年），就下诏编纂大明志书。他的儿子朱棣即位后，曾两次颁发全国统一的《修志凡例》。如永乐十六年（1418年）颁布的《纂修志书凡例》就具有法律的权威性质，作为永乐皇帝的弟弟朱栴，他所撰修的《宁夏志》时在诏颁凡例之后，《宁夏志》要是正式版行，当然断不可缺载凡例的内容。
其三，《宁夏志》存在着明显未经删改过的不应该出现的错误。仅举卷上〔十九〕目为例，志书对于马鉴的官衔记载就出现一看便明白的错误。马的官职本是“守备定边营西安前卫指挥佥事”，因“在边年久”，曾报升“署都指挥佥事”。可见马鉴的官职简称应为“前卫都佥”，而志书把马鉴的官职误为“前军都督”。按照明代兵制，全国武装力量“外统之都司，内统于五军都督府”，其官衔阶序为：百户→千户→指挥佥事→指挥使→都指挥佥事→都指挥使→都督佥事→都督同知→都督。这里就把位居第五“都指挥佥事”的一个下级军官误为将帅级的高级指挥大员“都督”了。此类明显的失误（笔误）在志稿中出现是不奇怪的，而正式定稿版行的志书不太可能发生这种既是常识性又是一目了然的错误。本目中类似的笔误还有把苏瑾和费瓛两位都指挥使名字错位为苏瓛、费瑾，又把监察御史张信的按治时间从洪熙元年（1425年）误列入永乐末年（1424年），时间提前了约半年。上述失误，在志稿其他类目中也时有出现。如卷上〔十六〕贡举目中，就把“乡贡中式举人”中永乐十九年（1421年）举人王玉列在永乐二十一年（1423年）举人韩中之后，又如卷上〔二十七〕河渠目，竟然把第二自然段误刻成第一自然段，而把应属第二自然段的内容置于章首。因为本类目的内容是记载宁夏的河渠，从逻辑顺序排列看，理应先概述中国导河开渠的历史源流，即本目第二自然段的内容：从“昔禹以为河……此河渠之始也”讲起，再讲到《周礼》中古人关于河渠的记载，最后过渡到本目的主体内容，“宁夏乃独蒙其利焉。今故录之”。现志书第一自然段的内容正是概述了宁夏河渠的简况，显然应改置于第二自然段。以下各自然段分别以朝代为序，再按灌区和主要干渠依次较为详细地记载宁夏河渠水利发展历程。读者不难发现，以上所列举一些不当之处，大多属于技术性或笔误，如果作者在版行前哪怕审改一遍志稿，也一定会发现这些毛病并随笔加以改正的。这就进一步证明了朱栴在世时，他撰写的《宁夏志》尚在继续写作过程中，对已完成的部分也还没有进行过删改，更谈不到刻版了。
但是，我们现在所能见到的《宁夏志》版本，是明万历二十九年（1601年）的重刻本。据该刻本卷首所载九世庆王朱帅锌永斋撰写的《重刻宁夏志序》介绍，原刻本在万历二十年宁夏的“哱拜事变”中“荡然无余”。乱平后，庆王府长史曾某又“以旧志请于予”，因“实契予心”，永斋“遂付剞劂，以永其传”的。著名的方志学家朱士嘉先生曾在文章中说过这个刻本是由“孙永齐”主持刊行。可能是朱老未见到原书，而只是从国外有关馆藏目录中所见，或许是目录本身有误，实际上原文落款是“八世孙永斋序”。朱文出现了断句的错误和“齐”与“斋”的误识。
同时，我对该刻本的“朱序”进行考订后发现，所谓朱栴的“八世孙”和“永斋”其人应该是“九世孙”、“庆王帅锌”。因为明太祖高皇帝朱元璋曾为朱氏子孙的辈分在皇子之后诏定了二十个字，并“编入玉牒”，“永为定式”，即秩、邃、寘、台、鼒、倪、伸、帅、倬、奇，适、完、因、巨、衍、隙、眷、发、需、毗。对照这一祖训家规，朱栴的第八世孙应为“伸”字辈。而朱栴的八世孙是宪王伸域，他于万历十九年袭封庆王，二十三年传位给嫡长子帅锌，是为九世孙，直至万历四十五年才又由帅锌的嫡长子倬确接第十世王位。据《万历朔方新志》在介绍承天寺的维修沿革中所记：“万历三十年，今王永斋重修寺庙”。也证明了朱永斋就是九世庆王帅锌。该志在《藩封》项下又介绍：“庆宪王长子帅锌袭封庆王”，“今王夙遭凶闵，永言孝思……纂辑母妃宗烈实录，捐资赞成先圣名宦官祠，宛有惠祖之风”。这段记述，与朱永斋撰写的《重刻宁夏志序》中自述：“予方竼竼在疚，逆贼残劫……若夫图步芳躅，勉绳祖武，予不之逮也，而有志焉……。”内容大体相吻合。那么，帅锌明明是九世庆王，又为什么自称“八世孙”呢？这是政治原因所导致，正同他的始祖朱栴排行一样。朱元璋生有二十一子，朱栴排行第十六，史册昭昭没有疑义。而朱栴不仅生时不敢承认自己是十六皇子，就是死后，连墓碑都刻成“太祖高皇帝第十五子也”，因为朱栴四皇兄从大哥朱标之子手中夺取皇位后，就不承认长兄这一支系，所以其他弟兄们的排位都只得依次上升一位。同样的道理，也由于朱栴五世孙台浤在王位期间，于正德五年（1510年）四月，宁夏发生了“安化郡王寘鐇之乱”，作为庆王的台浤不仅没有并力“讨贼”，还把王室御赐的宝纛仪仗送给安化王僭用，并资助乱兵，委身从叛。乱平后，台浤被革为庶人并迁往西安。原五世庆王被废，其后各王当然就都要依次递进一位，所以朱永斋九世庆王帅锌就成了“八世孙”了。
另外，既然万历二十九年朱永斋已将《宁夏志》重刻，为什么明末又已告佚，而在清初编纂《宁夏府志》时，连这部志书的名字都说不清了呢？认为：“今考朔方旧志，断自万历中年”，所以当时只是含糊的知道“明藩庆靖王始为《朔方志》”。我认为清人这个考证是有根据的。经查《明实录》，于帅锌王位间，有“庆王府灾，寝宫库藏毁”，“庆王帅锌以本府灾奏闻”的记载。可能就是这次大火，又把万历本《宁夏志》和万历初编纂的《朔方志》都付之一炬了，因此才有万历四十五年《朔方新志》的重修。但万历末的这次修志，连以上两志的本子和序文都没有收全，这也正是《宁夏志》再次失传的一个证明。
值得庆幸的是，福建人徐惟起收藏了这部珍贵的明万历版《宁夏志》。但又不知何故，于日本明治九年（1876年），徐藏本又流传到日本，为日本帝国图书馆收藏（今日本国会图书馆），以后东京图书馆和东洋文库都有影印本和微编胶片馆藏，而且海内外仅存的万历刻本仍收藏于日本国会图书馆。这部孤本明版《宁夏志》堪称是一份宝贵的文化遗产。
四、《宣德宁夏志》的价值
中国地方志这一特殊的文化形式，之所以成为世界文化殿堂中的瑰宝，完全是由它自身的价值和功用所决定的。存史、资政、教化等功能是方志价值的全面概括，而存史则是其前提和基础。
《宣德宁夏志》的价值正是主要表现在它的存史意义上。从本志产生的年代上看，它撰写于明宣德间，所记载的内容，除了追溯事物的发端外，着重记述了宁夏地区从元末至明宣德末的各项事业和各方面的大事。而这一历史时期正是元末农民大起义纷起，战乱频繁的动荡年代。甚至直到明朝开国以后，整个北方的大部分地区仍然处于残元复辟势力与明廷激烈军事斗争和对峙之中。所以正史和其他史籍对于这一阶段历史的记载一般都较为简略或失误较多。虽然正史前后编修过《元史》和《新元史》，但对于西北地区的记述，疏漏之处之多早已引起批评。而《宣德宁夏志》不仅是我国现存西北地区明代最早成书唯一的一部志书，而且在明代北方“九边重镇”军事要区各省也是真正的第一部方志。从全国来看，自洪武至宣德间修成的方志，现存志书也不过只有12种。可见对于《宣德宁夏志》的存史价值是不可低估的。事实上它所起到的证史之讹和补史之缺的作用也是明显的。首先，对于宁夏地区于“元末复置行省”的重要问题，《宣德宁夏志》最早提供了唯一的、十分宝贵的资料。现在几乎所有正史、野史和笔记等史书，都只记载了宁夏曾于蒙元初创设过行省，后合并于甘肃省而降为宁夏府路的定论。《元史·地理志》就把宁夏列入甘肃等处行中书省项下。曰：“宁夏府路……元贞元年，革宁夏路行中书省，并其事于甘肃行省。”而只有《宁夏志》独家提出宁夏元末又恢复了行省的建置。这样一条重要的孤证，其可靠性如何呢？我认为《宣德宁夏志》为镇守宁夏藩封亲王朱栴所撰，他本人早在洪武二十六年（1393年）出京“之国”，此时距元亡时间不久，对于他自己的封地和他长期生活、管理的地方，在前朝是省级建置还是府路建制这样地方行政的重大问题总不会搞错吧？正如明末清初的史志大家章学诚曾指出：地方志有“二便”，即“地近则易核，时近则迹真”，所以我们完全可以相信，朱栴身临其境，记载为时不远的宁夏地方行政设置的史实是可信的。那么作为正史的《元史》又为什么缺载恢复行省建置这样不可或缺的大事呢？众所周知，《元史》是明太祖朱元璋于立国当年的洪武元年（1368年）急急忙忙下令由宋濂，王讳等编修，次年即草草修成，又在当年匆匆刊刻。由于仓促编印，因而疏谬较多。加之洪武元年至二年（1368～1369年），宁夏尚未被明军占领。洪武三年至四年（1370～1371年），明军虽然名义上收复了宁夏，但仍在残元势力的不断攻掠之中，并未能实现有效的控制，又不得不于五年将宁夏军民内撤而“空其城”。直至洪武九年（1376年），才“草创军卫”。所以《元史》对于宁夏地区不甚了了也就不奇怪了。正是因为《元史》之误，才导致其后各种史书也就以讹转讹，均不识庐山真面目了。当然，朱栴在《宁夏志》中所记宁夏元末复省的问题，也并不是孤证，如果细细阅读一下《宁夏志》，关于元末设省问题，也不止是沿革中提到的一句话的所谓孤证。如卷上〔五〕城垣目中，就记录了元末时的宁夏守将是“哈耳把台参政”。元末军政动乱，未能留下哈耳把台其人的资料，但据《元史·百官志》介绍，所谓参政，在京中为“副宰相以参大政，其职亚于右、左丞。”在地方是行省长官平章政事的副手。又恰在本志书卷上[十七]人物目中，收录有论卜一人，说他“仕元至司徒平章。元末守宁夏”。元代于京中书省和地方行省均置平章政事。但在《元史·宰相年表》中查无论卜其人，说明他是行省的平章政事，这是行省的最高长官职称。如果把论卜平章政事与哈耳把台参政职称相结合，正好说明宁夏于元末不仅设有正、副省级官员，而且实有其人。另外，又据《明太祖洪武实录》载：宁夏最后一任参政是王保保。王保保是蒙古人，其蒙古名为扩廓帖木儿，元末曾一度位列三公、拜左丞相。足以说明，以参政、平章政事等大员镇守宁夏地方，其地绝非区区一府建制所能容纳矣。
其次，《宁夏志》不仅起到了补史之缺之功能，还起到了正史之讹的作用。关于明初宁夏地区设置军卫的时间问题，《宁夏志》记为：“洪武九年……立宁夏卫。”这就纠正了《明史》的误载。《明史·地理志》曰：“宁夏卫，洪武三年为府。五年，府废。二十六年七月置卫。二十八年四月罢。永乐元年正月复置。”那么判定《明史》之非与《宁夏志》之是，有什么依据呢？只要查对《明实录》自有分晓。《明实录》对于宁夏设卫的具体时间虽然没有确载，但纵观洪武九年至二十六年的内容，不仅先后有洪武十一年“宁夏卫地震”，十五年“宁夏卫卒薛理言”事，二十二年“宁夏等卫官吏月俸”支给办法，等多处使用“宁夏卫”名称的记载，而且也有军卫官员的任免和具体人名。如在洪武十一年地震的当月，朱元璋就下诏“敕谕宁夏卫指挥耿忠”，告诫他要“省心克己、慎守边隅”。次年七月又有“升河州卫千户宁正为宁夏卫指挥佥事”，八月“以秦州卫指挥佥事赵隆为宁夏卫指挥佥事”，二十五年二月“置宁夏左屯、右屯、中屯三卫”等史实。如果在此期间，连宁夏卫都还没有设置，何来上述军卫名之出、卫官之任免和所辖屯卫之设呢？显然，《明史》所载的宁夏置卫时间谬也。《明史》之误原因又何在呢？查考《实录》亦可探索其源。洪武二十六年，庆王朱栴已年满十五岁，按照明制，亲王驾临边土，为了确保王爷的安全，理应对边卫重新加以整顿，所以《明实录》亦有以下记载：洪武二十六年七月甲子，“置宁夏卫。调甘州左护卫将士守之。初，发府军前卫将士之有罪者隶甘州左护卫，既而以负罪者不可为亲王扈从，遂徙于宁夏置卫，别调兵马为护卫”。又于二十八年，诏置亲王护卫指挥使司，以“陕西都司调庆阳卫，为庆王宁夏左护卫，改宁夏卫为右护卫”。至此，《明史》失误原因找出来了。《明史》关于宁夏设卫的时间是从《明太祖高皇帝实录》卷二百二十九的上述一段记载中所出。但是这里所记的洪武二十六年“置宁夏卫”文字过于简略，它实际上包含两层意思：其一，是设置宁夏庆王府护卫。即实录所述，把陕西都司调为庆阳卫，改作庆王府左护卫，另以原宁夏卫改作庆王府右护卫。其二，是重新整编宁夏卫。因为原宁夏卫已改作王府右护卫，而甘州亲王的护卫官兵又是一群“有罪者”组成，“而以负罪者不可为亲王扈从”，改调至宁夏卫充戍边任务。由于实录录之过简，才有《明史》缘引之误出。
又如该志卷下《艺文》项内，收录了《夏国皇太后新建承天寺瘗佛顶骨舍利轨》的碑文。现存宁夏各种志书对这篇碑文几乎都有收录，但均缺录碑阴的内容。唯有《宁夏志》记录了碑阴的文字。现全文照抄于后：“碑阴刻曰，‘尚书右仆射中书侍郎平章事、监葬舍利臣刘仁勖，都大勾当修塔司同监葬舍利、讲经论沙门事臣定惠。’”碑阴这段文字，明白的纠正了碣铭不是纯祜天庆三年（1196年）所刻，而是元昊大庆三年（1038年）的产物。这是因为碑阴上所刻“监葬舍利”的刘仁勖是继迁、德明两朝的重臣。《宋史·夏国传》、《辽史·西夏外纪》、《西夏书事》等史料记载：宋咸平五年（1002年）继迁取灵州后，刘仁勖曾奉使契丹。景德三年（1006年），德明臣宋，他以右都押牙之职，奉誓表使宋。大中祥符九年（1016年），他还上言追继迁尊号。同年，又使宋通好。可见，刘仁勖不可能是距此180年前后的纯佑朝的臣子。至于他在元昊朝任何职，史料上无载，但碑阴上记载他任“尚书右仆射中书侍郎平章事”，说明了他和撰写碣铭的张陟同样是元昊朝的宰辅级重臣。天庆三年也只可能是元昊朝大庆三年之误。碑阴上记载的另一位“监葬舍利”的僧人定惠，其他史料上未见记载，也为研究西夏佛教史提供了一条资料。
当然，在充分肯定这部《宁夏志》的价值同时，也要看到它的缺点和不足之处。作为封建社会的文化产物，又是出自一位帝室王爷之手的‘官修政书’，必然存在着时代的局限性和阶级的偏见。比如志书中用大量篇幅表彰了那些所谓“死王事”的“英雄”，而与之对照，则对边疆的少数民族持敌视态度，辱称他们为“胡寇”、“夷虏”、“余寇”。称他们的指挥将领为“胡酋”、“贼首”等。对中原内部的造反者，也统斥为“寇贼”。另外，还可以十分明显地看到，志书中充满了封建迷信的内容。这方面的糟粕，不仅在“祥异”中有集中的反映，还分别在“山川”中有龙王托梦预告天气，“古迹”中有文殊菩萨现身、显灵，“祠庙”中有神仙入梦等等荒诞的记载。但是，瑕不掩瑜，《宁夏志》的社会价值和学术地位不仅不能否认或低估，而且它仍然是一部国内少有，西北独有，海内外罕见的珍稀孤本志书。
（《宁夏社会科学》1995年第6期载此文〈上〉、1996年第1期载此文〈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