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墙，又称城垣。所谓城者，谓旧时在都邑四周用作防御而垒修的围墙；垣者，本指矮墙，亦泛指墙。《尚书·梓材》曰：“若作室家，既勤垣墉，唯其涂墍茨。”故城垣者即城池的代称。我国城池的出现，史书记载不一致，有“轩辕因造城郭”和“禹始作城”等多种说法。按照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来分析，历史的发展进程是有规律可循的，只有当生产工具的改进创新，促进生产力的大幅度提高，社会产品有可能出现多余，而这部分剩余产品被一小部分特权人物占有了，于是出现了私有制和阶级的分化。特权阶层的人们（即奴隶主阶级）为了维护自己的利益和私有制度，便产生了国家机器，这时，城垣才有必要和可能产生。在我国，城垣产生的时间应当在夏代。正如《尚书》所述：太康时有“俊宇雕墙”、“筑倾宫”、“饰瑶台”的情况，即筑城、修宫殿的开始。太康就是大禹之孙、夏朝创立者夏启的儿子。
宁夏回族自治区的首府银川市，是一座历史悠久的历史文化名城。这座古城（指今银川市兴庆区所辖原称之为“老城”的范围）的前身，是从距今1700年前的西晋饮汗城（今银川市兴庆区掌政乡境内）发展演变而来的。东晋十六国间（317～420年），匈奴族铁弗部首领赫连勃勃建都统万城（今陕西横山北白城子），称大夏国，今宁夏全境归属于赫连夏国。大夏王见饮汗城位居贺兰山下的黄河西岸，左有山水园囿美景，右有大漠草原风光，江南水乡与北方边塞景观交相辉映，是北国极为罕见的一方胜地，所以决定在饮汗城建筑所谓皇家园林、修行宫，把此城视为他的御花园，并选美藏秀于此，故改名为“丽子园”。至北魏，大夏国亡，遂废园林，毁宫室，还地于民。由于招徕日众，民户增多，便首次设县进行管理，命名为怀远县。怀远者，含有中央对边远地区安抚的意思，符合中原统治阶级对边疆少数民族实行的羁縻怀柔政策。西魏时，曾一度废县。至北周建德三年（574年），因从内地江浙地区大规模移民于此，生齿繁衍，农商日兴，再升设郡制，仍名为怀远郡，与怀远县同治一城。隋唐时期，废郡存县，归灵州管辖。唐仪凤二年（677年），县城被黄河洪水冲毁，次年改在废城西，择高爽之地重筑怀远县新城，即今银川市古城的前身，距今1329年。
一、银川古城墙春秋
（一）唐、宋和西夏时期新兴的古城
银川古城前身的饮汗城和怀远县旧城的城墙虽然已不可祥考，而唐仪凤三年（678年）重筑的怀远新城的城墙，也无文字明确记载，但是它的规制大体已定，与宋、西夏以后的城池应该没有太大变化。怀远新城应该是一座土筑的城池。据《宋史·夏国传》载：怀远，时为宋朝的河外五镇之一。北宋咸平四年（1001年），党项羌族大首领李继迁叛宋，“九月，来攻破定州、怀远县及堡静、永州”。又载：天圣元年（1023年），继迁之子“德明城怀远镇为兴州以居”。此时，党项已在西平府（即古灵州，今吴忠市利通区境内）初步建国，并决定进行战略转移，把重心从黄河以东迁至黄河以西，以便利用黄河天堑和开发河西大片沃土，进一步加强与宋朝对抗，所以德明当时应对怀远城进行过一次大规模的修缮，但城池的规模和形制似应没有变更。明道二年（1033年），德明之子、新大夏王元昊升兴州为兴庆府（后改为中兴府）。景祐五年（1038年），元昊宣告称帝，国号大夏（史称西夏），定兴庆府为国都。元昊穷兵黩武，连年征战，在国内实行全民皆兵，并以武立国，西夏在当时也算军事强国，当然对自己的国都是要大兴土木，加以整修与扩建，此时极有可能将原土城改造成一座砖包的坚城，但是城池规制似没有扩大。在现存有关西夏的资料中，对于都城的规制与形状没有具体的记录与描述，但可以肯定的是，银川古城的基本格局与形状，在作为西夏国都的兴庆府时期就应该大体上被固定下来了，即城池“周回十八里，东西长倍于南北，相传为人形”，时间应为距今966年。
（二）蒙元时期残破的省城
北方草原上的蒙古部落强大起来后，成吉思汗曾率蒙古大军六次攻打西夏国，终于在南宋宝庆三年，即铁木真二十二年（1227年），灭亡了西夏国。但蒙古大军在20多年的征夏战争中也付出了惨重的代价，最后一次虽然灭了夏国，但“一代天骄”成吉思汗却在此次战役中病亡。所以，复仇的蒙古大军对夏都进行了毁灭性彻底破坏，使近200年的西夏国都城，城倾殿焚，成为一片废墟。故《弘治宁夏新志》载道：“元兵灭夏，攻废之。”
忽必烈中统二年（1261年），为了加强对原西夏国故地有效的统治，防止党项羌人的反叛，蒙古统治集团决定在原西夏国疆域范围内设立行省，仍以前夏国故都中兴府（今银川）为省城，新省的名称为“西夏中兴等路行中书省”（后改行尚书省）。此后几经分分合合，直至元朝建国后的至元二十五年（1288年），再废行省，改设宁夏府路，划归甘肃行省管辖。从此，“宁夏”地名正式出现，宁夏府路的行政建制规格也稳定下来。
蒙元时代的省城和府城前后均治中兴州（今银川老城）。因这座古城曾在成吉思汗大军攻灭夏国时受到严重破坏，作为省城和府城时期，虽经修缮似应仍是一座残破的危城。到元朝末年，在局势动荡、反元武装斗争纷起的情况下，当时镇守宁夏的哈耳把台参政，考虑到“寇贼侵扰，人不安居”和“以其难守”之故，不得不决定“弃其半，修筑其东偏……周回九里余”，并将东半城城墙加高为3.5丈，以利集中兵力进行有效防守。有关史料表明，收缩后的宁夏城西城墙，从原位置（今解放西街凤凰碑西侧）退至今进宁街东侧的位置。此后，在民间流传着“宁夏城，九里三，东有黄河西靠贺兰山”的口歌。
（三）明代“九边重镇”要塞军城
明代，因为元朝的残余势力和蒙古各部“屡谋复兴”，不断南下内扰，北国边患伴明始终，所以明廷不得不在北方东起辽东、西至甘肃河西分设九个军镇，史称“九边重镇”，宁夏镇为其中之一。宁夏镇城（今银川旧城）遂成为北国的一大门户和西边的巨防要塞。明廷在宁夏这一非省级的弹丸之地，先后分封亲王，并特命征西将军总兵官和疆吏宪臣巡抚大员以及亲信内官太监共同镇守。当时，全镇的常驻军、屯守军和陕西班军最多时总数达六七万之众，其地位和设防与省级地区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
在如此特殊而又重要的地方，它的城池建设当然要“固若金汤”。所以，统治者首先扩大了宁夏镇城的范围。明廷于正统九年（1444年）命重新恢复元末所放弃的宁夏“西半城”，即将西城墙向西推进到故元中兴府旧城的位置。据测算，实际上比元朝的旧城墙内缩约一里。时人原来称被放弃的“西半城”为“西古城”，而扩建后又改称原“西古城”为“新城”，原东半城被称为“旧城”（或故城）。
其次，加强防御功能。在正统年间改扩建镇城时，又将原城墙加高加固，城墙高度由原3.5丈增高为3.6丈，墙基阔为2丈。还把残破的城墙重新“砌以砖石”改为砖包坚城，并将“故城四角皆刓削，以示不满之意”。同时，又在城墙外四周开挖护城河环绕，以加强防守，河阔10丈、深2丈，“水四时不竭，产鱼鲜菰蒲”。并且在南、北城门之外各增筑关城城墙一道，大大加强了镇城的攻防能力。
再次，代代维修。由于宁夏镇城具有特殊的重要地位，终明之世，对这座城池基本上做到了随损随修，以确保其成为西北边防线上一座坚固的堡垒，所以这座军城始终未被来犯者攻陷过。万历三年（1575年），由宁夏巡抚罗凤翔主持，河东道佥事解学礼督办，对宁夏镇城进行过一次大规模的维修、加固与扩建，做到“凿旧易新，环砌坚固”。万历二十年（1592年），宁夏发生“哱刘事变”，守城官军叛据镇城，勾结套部，图谋不轨。朝廷派大军环攻宁夏城，叛军死守抗拒长达7个多月，征讨大军师老兵疲，无可奈何地采用水攻的办法，镇城因久被水淹，城墙、关楼坍塌十分严重。事平以后，经四任宁夏巡抚周光镐、杨时宁、黄嘉善、崔景荣等，历时二十年的不懈努力，才相继将“哱刘事变”中遭受严重破坏的宁夏镇城“渐复旧制，仍为巨镇伟观”，在西北“号称壮丽”。
（四）清朝在地震废墟上重建的府城
清朝改宁夏镇为隶属于甘肃省的一个道府。于是，宁夏府、宁夏分巡道、宁夏县、宁朔县4个衙门同治一城，都在今银川老城。明末清初，在农民起义军和叛清官军的多次战火中，城墙遭到了全面破坏。清初顺治间，为了保境安民，两任宁夏巡抚都御史黄图安、刘秉政，在非常艰难的条件下，守土尽责，对宁夏城进行初步修缮，虽不称壮观，也算是坚固、实用，有效地保护了边民生命财产的安全。就在宁夏古城逐渐恢复旧貌之后，乾隆三年（1738年）农历十一月二十四日（1739年1月3日），宁夏地区突然发生了一场大地震，府城城墙基本毁损。次年3月，川陕甘总督鄂弥达向清廷报告，认为“宁夏旧城身薄，址又近水，请照满城高厚之式，于旧址内收进二十丈建筑”。清廷批准这一方案，于乾隆五年（1740年）五月动工，至六年（1741年）六月完成了宁夏新府城的重建任务。工程全部费用由朝廷拨给专款，仅重新筑城一项，开支就达白银314529两。
宁夏新府城城墙四面比旧城各内收20丈（66.6米），周围长2754丈，东西4.5里，南北3.1里；城墙高度为2.4丈，墙基厚2.5丈，墙顶厚1.5丈；外垛口墙高5.3尺，内女儿墙高3尺。全部城墙均为砖石包砌，十分坚固。在南熏门（大南门）外建关廂土城一座，关城城墙周围长598丈，计3.32里；关墙高2丈，墙基厚2丈，墙顶厚1丈；垛口墙高5.2尺，内女儿墙高1.8尺。关墙顶部外侧全部砖砌；德胜门（大北门）外亦建关廂土城一座，关城城墙周长430.6丈，计2.4里；城墙高厚制式与南关城相同。清朝新筑的府城城墙的周围遗址大约是：东面以银川商都东门为基准的南北一线，南面以今南门广场上的南薰门城楼为基准的东西一线，西面以今中山公园西侧保留的清代古城墙遗迹为基准的南北一线，北面以今银川市实验中学大门为基准的东西一线。
二、银川古城门变迁
银川市古城的城门，在明朝以前的具体情况因缺少资料，现在还不清楚，只能暂时存疑。但明朝及以后各个时期古城门的详细情况与沿革过程都是有记载的。
（一）元末明初东偏半个城的城门
从元朝末年到明朝正统九年（1444年）间，因时局动乱，不断发生农民起义和叛乱官军企图攻占宁夏城的事件，加之城大，守城兵力不足，不得不放弃西半城，固守东偏半个城，时宁夏城周回仅9余里，全城只有4座城门：
东门：曰“清和门”，大约在今银川市政府所在的解放东街向东与清和街交汇之处，即现在的东门桥附近。为什么叫清和门呢？因东方是太阳升起的方位，太阳东升，光照大地，从而引申到政治方面，以“和暖”、“平和”来喻国家政通人和。所以，古代多以“清和”命名东门，清和意味着升平气象、吉祥。现在的清和街，也是由清和门而来的。
南门：曰“南薰门”，基本上就是今南门广场南侧的胜利街北口。为什么叫“南薰”呢？因为古人认为风有八方之风，简称为“八风”，其中南方吹来之风潮湿而又温暖，故称之为“薰风”。另外，据说虞舜曾作《南风歌》，词曰：“南风之薰兮，可解吾民愠兮；南风之时兮，可阜民之财兮。”故后人习称南风为薰风，并与南字相结合简称为“南薰”，所以古代多以“南薰”命名南门，意味着物阜民丰也。白居易的《首夏南池独酌》诗曰“熏风自南至，吹我池上楼”，亦谓南风为熏风。现银川有南薰路，亦由这座城门而得名。
西门：曰“镇远门”，大约在今银川市解放西街与进宁街交叉路口，即虹桥大酒店、工艺美术大楼、自治区农业银行大楼和外文书店的交汇处的东侧。何谓“镇远”？镇者、镇服之意；远者，遥远也。明代宁夏镇城西门外有贺兰山，山后则连大漠，地广无垠，荒远。同时贺兰山后就是蒙古各部落的活动范围，他们经常越过贺兰山口与宁夏明军发生争战，故命名西门为“镇远门”，又取对山后蒙古部有震慑、威服之意。元末明初时的西城墙因向内收缩的9里，其西城门当然随之内移。
北门：曰“德胜门”，在银川市兴庆区政府办公大楼的左北侧。为什么叫“德胜”呢？明代，蒙古诸部落主要居住在贺兰山后和宁夏的北方河套地区，故宁夏的设防方位重点在西北方向。儒家思想历来主张以德治国，认为“设防”不如“立德”，“守防”莫如“守德”。北门面向北方的“套虏”，既要设防御敌，更应当以德制胜。因此以“德胜”为名，寓恩威并施，以怀柔、羁縻之策来克敌制胜。现在，银川还有德胜小区，也是由德胜门而来。
（二）明朝恢复旧城后的城门
明朝正统九年（1444年）七月，刑科右给事中侯臣持节赴西北封王返京后，向朝廷报告：“宁夏故城围十八里，今仅九里，城中人稠，宜仍其故址筑之。”朝廷同意了侯臣的报告，宁夏镇城又恢复了宋元时期的旧貌。
扩大后的城门，从原4门增至6门，即在新扩（实际是恢复）西半城之西南方向新添光化门（俗称小南门，清朝以后改为光华门），城门上方建光化楼一座。所谓光化者，以该城门面南、向阳，而承太阳之光明，引申到儒家礼乐文化，寓用汉文化来教化“外夷”、“诸番”和“套虏”的含意。与光华门相对的西北方向新添振武门（俗称小北门）一道，城门上方建振武楼一座。所谓振者，即奋起、整治之意。而振亦通震，故振武之意是整军肃武，振作精神，震慑敌人，战胜北虏也。西门（镇远门）则随着西城墙向西推移而重建，城门上方建镇远楼一座。扩城之后，原旧西门位居全城的中心，故被改为新谯楼（旧谯楼在城东，原为庆王府更楼，即今银川市玉皇阁）。其他3门，亦依次在各城门上方修建“清和楼”、“南薰楼”、“德胜楼”各一座。还在城墙的四角，各建角楼一座，合计城楼10座。“楼皆壮丽，其在四角者，尤雄伟工绝。”此外，南、北二门，因有“小南门”（光化门）和“小北门”（振武门）的增修，又被俗称为“大南门”和“大北门”，并在南、北城门之外各增筑关城一座，但是关门名称尚无记载。
（三）明朝后期的城门
明朝后期，边患日棘，尤其是内部不靖，加之宁夏驻军不断外派和大量外逃，兵力大为削弱，致使镇城防守能力下降，宁城孤悬河外，形势日益严重，危若垒卵，殊堪为忧。明廷为了坚守住这座西北边防线上的重要堡垒，从万历间开始，朝廷不断下拨专项经费，一再对宁夏城进行修缮、加固。其间对6个城门都进行过改建，各城门加设重门3道，并增筑了光化、振武两座瓮城。原先镇城有城门主楼6座，4城有角楼4座，后在全城添筑悬楼85座，铺楼70座。每座城楼都是一处壁垒，尤其是6城主楼，不仅十分壮丽雄伟，而且可容千人。各城楼都是“炮铳具列，闸板飞悬，火器、神臂之属，制备极其工巧”。南、北两关城的关城门也得到重修与加固，与大城一样，亦在关门上方建关楼各一座。南关关门名曰“昭阳”，何谓“昭阳”？昭阳原是我国古代干支纪年方法中十干中癸的别称。《尔雅·释天》道：“〔太岁〕在癸曰昭阳。”《淮南子·天文训》又道：“子在癸曰昭阳。”高诱注曰：“言阳气始萌，万物合生，故曰昭阳。”在我国北方，民宅多面南而居，以便于得到阳光之照，每日凌晨最早见到太阳的意思。北关门名曰“平虏”。何谓“平虏”？虏者，是对北方敌方的蔑称。明朝的边患主要在宁夏北部的“套里”，故称北关门名“平虏”，即平定北部套虏的意思。
万历二十年（1592年），宁夏发生“哱刘兵变”事件。在平叛攻城战斗中，镇城南、北两关门均被毁坏。乱平次年，新任宁夏巡抚周光镐和副使尹应元以及后任的宁夏巡抚杨时宁、黄嘉善、崔景荣等相继将南、北两关门和关楼修建一新。南关门改为“朝阳太平”，北关门改为“命我”。朝阳之义，与原昭阳意同。“命我”是“我命”的倒装，意思是说，北门乃“我宁夏城的命门”。命门系人体全身最紧要的命脉部位，取命我之用意，是说北门的重要性。
关楼落成之日，巡抚周光镐和副使尹应元各作诗一首。周诗题为《北城楼元夕落成》曰：“巍巍重峙拥飞轩，皎月河山倚塞垣。雪浚冰城流影静，风回火树吐花繁。闾阎渐喜生春色，锁钥空惭在北门。拊髀此宵思古将，当筵命骑夺昆仑。”尹诗题为《登北城楼漫赋呈王宪副》曰：“酾洒凭高眼界开，贺兰千嶂郁崔嵬。城头树色连沙碛，塞上春风入草莱。兵罢郊原犹故垒，楼头歌吹想余灰。安危重镇须公等，薄劣惭非济世才。”
（四）清朝宁夏府城门
清代，宁夏降为甘肃省宁夏府，府城仍为元、明之旧城。乾隆三年（1738年），宁夏大地震后，城毁人亡，灾情十分严重。乾隆五年（1740年），清廷下拨专款白银953000两，由宁夏道阿炳安监督重修府城和道府等主要建设工程，次年完成。新筑府城的城门与明朝时期一样，连名字都没有变化。不同的是，全城向内收缩20丈，并于各城门上增建了6座城楼，6座马道，全城另建炮台铺楼24座，城内建有水沟62道。此外，南北城外各建关城一座，南关城叫“朝阳”，北关城叫“永安”。
同治元年（1862年），在太平天国农民运动和云南杜文秀领导的回民起义斗争的鼓舞下，西北各地回族穆斯林人民纷纷揭竿而起，反清抗暴。宁夏府城一带回族人民武装，在马化龙的领导和马万选、赫文典的指挥下，于同治二年农历十月二十四日（1863年12月4日）夜晚，与宁夏府城内的回民相呼应，从防守薄弱的振武门一举攻进城内，新任宁夏总兵官勒丰额和宁夏知府吕际韶临变自杀，卸任宁夏道侯登云被杀，回民军攻占府城。次年，占领府城的回民军自动撤出，并归还宁夏道府和宁夏总兵大印，起义军全面接受招抚。在办理抚局的善后工作中，满汉大员们检讨失城责任时，把罪责推给了不会说话的城门，认为回军先夺振武门而破城，其门罪责难逃，留下此门将是大不吉利，于是决定封闭此门，永远不得开启，等于把振武门判了“死刑”，所以后来即使是老宁夏人，也多不知还有一处“小北门”，更很少有人知道它的具体位置在哪里。
（五）民国时期的城门
1911年武昌起义告成，辛亥革命成功。宁夏革命党和会党联合发动起义，于11月19日光复府城。后在陕甘保皇派头子长庚、升允的策划下，派西军把宁夏的辛亥革命起义运动镇压下去。在这次事变中，南薰门被焚毁，各城门都受到严重破坏。民国建元（1912年）之后，回族将领马福祥担任宁夏护军使期间，曾于民国六年（1917年），自捐俸禄，倡导首先将德胜门（北门）重修一新。后来，马福祥再与道尹陈必淮和宁夏县知县余鼎铭等主要官员和绅商各界带头捐款集资，又将南薰门城楼等主要城防建筑修复。
1933年，马鸿逵出任宁夏省主席。马虽然信奉伊斯兰教，却又比较迷信风水之说，尤其对风水先生李炳十分崇拜，可以说是言听计从。李在给马鸿逵批“八字”后，认为马“五行”缺水，对今后发展不利。马鸿逵问李有无补救的办法，李当然说有。其做法就是：开放振武门。李解释道，振武门在民间又叫“小北门”，北面属水，故小北门又称“水北门”，城门之外，恰恰又是一片湖沼湿地，水气旺盛。而且宁夏城东门外也是连湖串串，东临黄河，同样水气极旺。如果把“小北门”打开，再将德胜门和南薰门瓮城的西向和东向城门拆除，水气就会大量进入城中，则马主席命中“缺水”的不足就得以解决。从此，被封闭数十年的振武门打开了，南、北瓮城的东南门和东北门都不见了。因人们对开放小北门仍然是讳莫如深，多不愿意从此门出入。
后来，又在小北门的东侧，从城墙上另外开拓一个豁口，以方便城西北方向的人进出省城。渐渐人们就误认为这个豁口就是振武门（小北门），实际上此处倒不如称为“北便门”，它的具体位置就是今天民族北街与北京东路的交汇处。而真正的“小北门”位置，是在今湖滨西街北侧银湖巷正北方向的原银川师范，今银川市实验中学大门处。
再后来，马鸿逵维修马府（即将军第）时李炳又说，马家的大公馆虽然地势高，面向南，风水很好，出大公馆大门的西前方有承天寺塔，东前方有“东花园”，正前方又有云亭纪念堂，如果再将南关门的城门由单门改为双门，则马家子孙世世代代犹如手握神笔一枝（承天寺塔），怀抱大印一枚（云亭纪念堂），身披红花锦幛（东花园），骑在大马上，从双城门出进，就会有“出将”、“入相”的景象和后福，子孙后代一定能出现文武大官，有享不尽的荣华富贵。马鸿逵听后大喜，此后便利用庆祝抗战胜利之机，把南关门改建为双门，同时改关楼原名“朝阳”为“胜利”，以纪念抗战胜利之意，并亲笔题写“胜利门”3个大字，市民称之为“双城门”。与此同时，也把“小南门”的原名“光化门”，改为“光华门”，取抗战胜利后，要重新建设新中国，振兴、光耀中华的美意。另外，1937年抗战爆发以后，日本派飞机轰炸宁夏省城等地，为了方便市民及时疏散到城外防空袭，省当局决定在东教场空地处的城墙上临时挖开一处豁口，虽然不算一座正式的城门，我称其为“东便门”。
1949年9月，宁夏解放以后，为了适应新的建设需要，宁夏省城的城墙和城门逐渐被拆除，现在唯有中山公园西门两侧保留一段旧城墙遗迹供人观赏。特别是在“文化大革命”和“战备时期”，城墙和城楼基本上被破坏殆尽。现在只保留下南薰门城楼一座，并被多次整修，楼下建成全市集会的大广场，城楼成为大型集会与庆典活动的主席台，东西城墙被拆除，改建为一段观礼台，市民们称此楼为“小天安门”，这就是今天的南门城楼和南门广场。
（《新消息报》2005年2月24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