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福祥在义和团运动中统领甘军，抗击八国联军，是他一生中的一个重要时期。这一时期他的所作所为是我们对他的一生作出全面正确评价的重要依据。本文仅就这一时期他和甘军的主要活动作一个简单的评述。
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随着帝国主义列强又一次掀起划分势力范围、强占租借地、索要领土主权的狂潮，北京城内外人心浮动，政局动荡。康有为为首的维新志士不懈地倡言变法图强，已逐步在全国形成了一股维新变法的潮流。光绪皇帝被康有为数次上书所打动，同时想借助维新派的社会力量同慈禧太后对抗，因而倾向于支持康梁的维新变法主张。此时，虽还政于光绪但仍握有军政实权的慈禧太后，对光绪帝的举动采取“由他去办，俟办不出模样再说”的态度。她表面上并不去直接干预光绪的活动，暗中却和亲信兵部尚书荣禄等极端守旧的清室贵胄及汉族官僚一起，为维护自身利益，制约光绪皇帝，作了一系列军事部署。就是在这一背景下，董福洋所带的甘军，被谕令增兵添马，东调入京。
是年二月，清廷谕令董福祥率甘军二十营进驻京畿地区。同时，令其再招募五营人马。在此稍前，董部甘军调山陕督练兵勇，甘肃驻防暂由署理甘肃提督张俊部接任。这时，董部甘军中回队马步七营旗在山西平阳奉命改编为简练军，以马福禄为统领，马福祥为帮统。马海晏此时为旗官（骑兵管带）。董部甘军进京之前新募的五营兵士，也都是河、狄一带的回民。甘军二十五营“多数为回民”。
董福祥率甘军再次入京，是清政府军事力量日见空虚的反映。在内政外交一派交困的形势下，全国二十六万八旗兵和近六十万绿营兵早已形同虚设；十余万练军、营勇战斗力极差，不堪任用，湘军、淮军难于驾驭，北京城内的虎神营、神机营亦多闲职，不敷任用。而董部甘军自同光年间随左宗棠收复新疆以来“夙称骁勇”，故此时为清廷所倚重。甘军入卫京师后，由时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荣禄节制，与聂士成的武毅军、袁世凯的新建军并称“北洋三军”。另一方面，董福祥的甘军值戊戌“百日维新”之际奉调入京，在慈禧太后与光绪帝于维新变法的复杂背景下争夺权力的过程中，是慈禧太后一派得手的一步棋。慈禧太后一派所恃的“北洋三军”中，袁世凯的新建军由德国军官充任教习，受洋人扶植，聂士成的武毅军也是聘任德国教官，仿德军建制。这两支军队均有外人背景。惟以西北“悍回”为主体的董部甘军，只认皇室谕旨，朝廷恩典，俯首听命于阶前，是袁、聂二军所不能取代的一颗棋子。《清史稿·董福祥传》载，董奉召入见慈禧太后时曰：“臣无他能，唯能杀外人耳。”董福祥的这一立场不难理解。同光年间，在追随左宗棠入新疆收复失地，与英、俄帝国主义豢养支持的阿古柏分裂政权的浴血奋战中，他带领“董字三营”一直冲锋陷阵，在前攻坚打硬仗，这不能不培养出他对割我躯体之“外人”的刻骨仇恨。生长于大西北的董部甘军广大官兵绝不同于袁、聂二军，他们非但没有受过洋教习的训练，相反，有从反分裂战争中生出的纯朴甚至狭隘的爱国主义情感，他们对“外人”，对中国土地上的帝国生义侵略分子有着本能的反抗精神，故“事事图与西人为难”。董部甘军驻河北不久，就“与保定教士相仇杀”，毁保定法国人教堂。司道沈家本居中调停，摄于法人势力，赔偿法人五万金，以清河道署旧址建新教堂。这是甘军入卫京师后与外人发生的第一次冲突。其后，在抗击八国联军的斗争中，董部甘军仇恨洋人的这一特点更为突出地显现出来。
七月以来，“百日维新”进入了一个关键时刻。慈禧太后与驻天津直隶总督荣禄加紧密谋，来往亲信不断。七月十九日，荣禄密令聂士成的武毅军移驻天津，电饬董福祥率部分甘军入京郊长辛店驻扎。董福祥知荣禄将“为非常之举”，接令后“立即奉行”。戊戌政变期间，董福祥及其所部甘军正是慈禧太后依靠的重要军事力量。董与荣禄的私人关系在这一时期非常密切，甚至“结为兄弟”。“荣禄常召诸将饮，福祥上坐”。但是，阴险狡诈的荣禄当然不会真心与董相交，这位炙手可热的清室贵族只不过是在利用董福祥的愚忠而已。在他眼里，董不过是一介武夫，“驱之使战，他能不战乎？”及至义和团运动起，荣禄对董的这种真实面目逐渐暴露无遗。
戊戌政变后，慈禧太后论功行赏，给袁世凯军赏银四千两，聂士成军赏银六千两，给董福祥的甘军赏银三千两，并希望“该提督等仍当督率将士随时认真训练，总期纪律严明，缓急足恃，毋负朝廷整军经武之至意”。这时，甘军仍分扎河北涿州至正定一带。八月二十一日（10月6日），清廷因甘军分扎正定一带不便操练，谕令除派何得彪六营赴芦台外，其余各营人马由董福祥率领移驻京郊南苑。九月初九日（10月23日）发生了甘军与洋人的又一次冲突。当时，有两营甘军扎于卢沟桥附近。是日，甘军兵勇吴金福、赵新见等人横站于铁路桥之上，芦保铁路英国工程师哥士等人喝令他们退让，吴、赵等不服，双方互相指骂，甘军士兵以石击伤哥士和另一名工程师头部，英使馆人员甘伯乐当时在场，亦受微伤。哥士等人即举枪射击，顿时击伤甘军兵勇二人。事发后，清廷令胡燏棻查办。胡转呈荣禄，荣禄派副都统奇克仲币、游击王凤仪会同胡一并前往查办。英国驻华公使窦纳乐闻讯后即函请总理衙门严拿惩办甘军士兵。胡燏棻于九月十二日（10月26日）会晤窦纳乐，协商处理。窦纳乐“以甘军毫无纪律、将来不免与各国为难，必须将该兵队调离有洋人之境，并交出此次滋事兵丁，从重惩治，方能了结”。清廷终以棍责吴、赵二人，将甘军该部营官、总兵衔尽先副将朱万荣和芦保铁路委员等“交部议处”了结此案。这次事件发生后，各国对甘军更添恶感，“各国公使恐其寻仇不已，乃告枢府，止其军勿调”。然而，清廷对董部甘军却另眼相看，大加赏赐。九月二十四日（11月7日），董部甘军全队调集南苑。清廷派庆亲王奕劻前往校阅。清廷据奕劻校阅甘军的陈奏，下谕：“董福祥所部全军，经奕劻认真校阅，各营弁勇一律精壮，队伍亦甚整齐。一切分合进止，均能娴熟。该提督治军严整，教练有方，深堪嘉赏。著赏给白玉翎管一支，白玉扳指一个，白玉柄小刀一把，交董福祥祇领，以示优眷。并著赏给该军兵勇银一万两，由户部给发。并发去小卷袍褂料二百卷，著董福祥分别赏给营哨各官。”清廷又令甘军休息数日后离开南苑，移驻蓟州一带。次年二月十一日（1899年3月22日），清廷又谕“甘肃提督董福祥自调扎近畿以来，训练队伍甚有条理。因念该提督从前在甘肃关内外征剿回匪无役不从，战功威望，勇为诸将之冠。朝廷眷念成劳，深资倚界，著赏穿带膝貂褂，以示优异”。
戊戌政变后，清廷为进一步集中兵权，设武卫军。以聂士成武毅军为武卫前军，宋庆所部为左军，袁世凯的新建军为武卫右军，董福祥的甘军为武卫后军；荣禄另募成军，为武卫中军。统归荣禄节制。董福祥的甘军武卫后军，驻扎于丰润、玉田、蓟州一带。马福禄、马福祥所率回军马步各营扎于永平府。
义和团运动时期，清政府对义和团的态度，大体可分为主剿与主抚两大派。及至八国联军入侵，上述两派又成为主战与主和两个派别。主抚派并非要支持义和团反抗列强侵略，而是想“利用义和团的力量来制止列强扶保光绪，让慈禧太后继续垂帘执政，使溥隽早日继位，以保证他们飞黄腾达”。
帝国主义列强面对义和团的反抗和清政府的软弱，决定派兵镇压中国人民的反帝斗争。英、美、俄、日等国军舰已奉命云集大沽口，准备登陆。这时，袁世凯的武卫右军七千余人已随袁开赴山东，宋庆的武卫左军驻山海关内外，聂士成的武卫前军一万五千余人驻天津东北芦台、开平一带。北京地区驻新募武卫中军一万二千余人，掌握在主和派荣禄手中。主战派所能依靠的武装力量只有董福样的武卫后军。慈禧太后曾先后三次召见董福祥，“面授以抵制西兵机宜，董军门亦慷慨自效，有仰体慈意誓立寸功之语”。遂调董部甘军二十营共六千七百八十六人移驻京郊南苑。五月初四日（5月31日）由英、俄、美、日、法、意等军组成三百三十六名侵略军乘火车由天津抵达北京。此后各国仍继续增兵。慈禧再次召见董福祥，董“以力敌洋人为己任。”此时，主战派将董部甘军视为手中的一张王牌，是他们制定对外政策的军事依据。在五月二十日后一连四天召集的御前会议上，主战派反复打出甘军这张牌。载漪反驳光绪时说：“董福祥剿叛回有功，以御夷，当无敌。”侍读学士朱祖谋“言皇太后信乱民敌西洋，不知欲倚何人办此大事？太后曰：‘我恃董福祥’。”董军调驻南苑后，载漪、刚毅又以“京城空虚，非有劲旅不足以资守御”为由，奏请调董军入城。五月十三日（6月9日）甘军陆续入驻京城，屯扎于东华门、长安街一带，董福祥行营驻东华门内甜水井。
次日（6月10日）上午九时，英国海军上将西摩率五百官兵于乘火车进犯北京。消息传到北京后，各国使馆急欲迎接援军入京。五月十五日，日本使馆派书记生杉山彬乘车“出城迎视”，行至永定门与控制火车站的甘军相争于道，甘军杀杉山彬于永定门外。事发后，“太后召董责之，且欲派员查办，董乃力辞其无，并谓：‘即果有之，斩奴才无妨，如斩甘军一人，定然生变’。”清廷暂未予追究，杀杉山彬是甘军与外国侵略者一系列冲突中最引人注目的事件，它表明甘军上下普遍存在着仇恨洋人的心理。这是甘军成为清军中抗击各国侵略主力的内在原因。
甘军入京时，北京城内已遍布义和团组织。甘军与义和团之间保持着良好的关系，并共同打击了侵略者。史载“董福祥军门现拟与团匪联合，并召集陕兵一同入会”。“拳匪既云集京师，更有董福祥义弟李来中者，从中指挥，由是兵匪遂合而为一。”“匪徒已入据王城，与董军合而为一。”李来中为义和团总坛长，“为直隶团匪最著名之头目”，“闻未滋事前，曾由董军门引至内廷，经召见两次”。李来中是否为董福祥义弟，尚不能肯定，但从材料看，他与甘军联系密切是无疑的。义和团在北京，甘军“官兵任其猖獗，城门由其出入”。甘军士兵甚至“列队迎送”出城的团民及其首领，并向他们“顶礼”示敬。清廷还曾令董福祥收编义和团，也是出于甘军与义和团的相容关系提出的。相比之下，袁世凯的武卫右军，聂士成的武卫前军以及荣禄的武卫中军都与义和团相恶。袁军与聂军都残酷地屠杀和镇压过义和团民。而董福祥对义和团却抱有一定的善意和同情。他不信义和团刀枪不入的神话，曾对一同作战的义和团首领说：“尔等大言欺王公，以欺朝廷，倘朝廷欲战，尔等当自恃，如不足以制火器，直言为是，勿误大事。”六月初二日，一名义和团民在董行营以身试枪身死，董惋惜曰：“可惜一个青年……赏葬埋银十两。”
西摩率领的联军遭到义和团的袭击阻拦，进军迟缓。义和团拆毁铁路和通讯设施，使联军困于廊坊车站。五月二十一日（6月17日），慈禧太后召开御前会议，主战派控制了局面，西太后令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大臣那桐、许景澄前往马家堡以南劝阻西摩，并令董部甘军前去阻击。甘军拔赴廊坊与义和团一道抗击联军。五月二十二日，甘军马福禄部三千余人抵达廊坊，与义和团二千余人向留在廊坊车站两列火车中的联军（约一千人）发起猛烈攻击。这次战斗十分激烈，史称其为“庚子之役第一恶战”。“两军相接，乃令骑兵下设七覆，步兵张两翼，敌近始发枪，倒者如仆墙。敌弹落如雨，骑兵以散处少伤，两翼左右复包抄其后、短兵相接，敌不支，逮却。”上午十一时，战斗开始时，中国马队在后方步兵和炮兵的支援下，迅速逼向车站，但一遇到俄国水兵的排射，便又迅速掉头往回跑。马队并没有惊慌失措，他们绕过邻近的一个小村庄包抄过来，从右边进攻陆战队。“有一队中国马兵，进攻廊坊，又有一大排步兵随之，人数约有二千，大都是董军为多，拳匪亦兼有之。联军当派一千人与之接战，两军相距不远，彼此抵御，均异常奋勇。”战斗中，六名侵略军被击毙，四十八人受伤。五月二十四日，董部甘军接到西太后令，由廊坊回京围攻使馆。西摩联军逃脱了被夹击歼灭的命运，于五月三十日退回天津。
廊坊之战的胜利，挫败了联军进犯北京的计划，打破了“只要一小队外国军队，就可以在整个中国从这一端到那一端长驱直入”的神话，列强不得不承认此次大败是“欧洲人在亚洲人面前的丢脸”。
五月二十四日，甘军奉令攻打使馆区。清政府组织军队攻打外国使馆，这是国际关系史上的一次非常事件。就其本身讲，它严重地违犯了国际公法，也给帝国主义进一步扩大侵略提供了口实。然而这个责任并不能由广大甘军士兵和义和团群众承担。他们并不懂得什么国际公法和正确的反侵略方式。他们把爱国主义的热情和惩罚侵略者的强烈愿望都倾注在攻打使馆的战场上了。
甘军与义和团列阵于使馆区的西北两面。他们首先向奥地利使馆发起进攻。二十五日未刻甘军攻破奥国使署，申刻纵火。“奥水兵即弃其本馆，遂至法使馆，群卧于地。”此后数日，甘军乘胜攻占了比利时、荷兰、意大利使馆和俄国道胜银行。侵略者被迫退守英、俄、美、法诸国使馆。
五月二十五日后，荣禄承慈禧太后旨意，暗中破坏攻打使馆的战斗，采取“明打暗保”的两面态度。有的近代史论著认为，这一时期“荣禄和董福祥都很懂得，太后给他们的真正任务，与其说是攻打使馆，不如说是在义和团的进攻前加以保护”。这种把荣禄和董福祥不加区别的看法是缺乏事实根据的。从史料看，五月二十九日后，董福样与荣禄在攻使馆问题上的矛盾逐渐明朗。甘军屡次违令继续猛攻使馆，荣禄则暗中掣肘。《景善日记》中详细记载了荣禄拒绝给甘军大炮一事。荣禄在停战间隙向使馆运送瓜果、食品，而董福祥“下了一道严令，不准给使馆送去任何食品”。困于使馆的公使们也察觉到武卫中军和甘军之间是有值得注意的差异。此时董福祥与荣禄关系日趋恶化，“许竹筠侍郎台对时，上执许手流涕，因回顾荣中堂云，董福祥恐非尔所能节制，荣遂对曰，董若不遵调度，臣可请旨杀之，上为默然”。事实上荣禄当时既不能有力地节制甘军，也无力杀死董福祥。但他阻挠其他军队与董军的配合，“密嘱除董福祥外诸将，不可力攻东交民巷……此皆荣中堂恐伤和好之意，力保中国大局。董福祥当面屡次参奏，东交民巷未开，皆因荣相不准诸将力攻之故”。
甘军马福禄部在正阳门与英军激战。六月初二日，马福禄族弟马福贵、马福全及其侄儿马耀图、马兆图等人在激战中阵亡。六月初六日，双方激战，飞弹如雨，马福禄在正阳门上亲自督战，忽飞弹入其口，殁于阵。时年仅46岁，在这场反侵略的战斗中，甘军许多回族将士和他一起，将鲜血洒在了正阳门上！
七月二十日，联军进逼北京城。慈禧太后在准备出逃之际，不忘谕令董福祥率甘军死守京城，“董福样昨已带队出城迎敌，现在无论行抵何处，即著将所带队伍酌留数营，派委得力将官扼要堵御，仍将大队迅速带领回城，保守城池，毋稍刻延，钦此！”董部甘军二十五营分守于朝阳门、东直门等处。联军在攻入北京的过程中所遇到的比较认真的抵抗都来自甘军。
俄国军队于二十四日夜抢先开始攻击东便门，不料甘军和义和团“守护极严，急攻未能得手”。这次战斗“猛烈殊常”。直至次日下午，俄军在日军的援助下方才占领了东便门。
在建国门，俄军在司令官华西里耶夫斯基直接指挥下发动猛攻。甘军这支“勇敢部队分布在整个城墙上，隐蔽在枪眼后面”向俄军还击。俄军不支，伤亡惨重，华西里耶夫斯基恼羞成怒，亲自披枪上阵，但刚一上场就被甘军的“子弹穿过他的右胸”。经过激战，下午俄军虽攻入内城，但甘军仍然从“城墙的各个角落和箭楼上打冷枪”。俄国随军记者杨切·维茨基这样描述当时的情景：“在那个夺去我们这么多生命的城墙角落上的箭楼里，还盘踞着死不投降的董福祥士兵，他们继续射击至晚上，直到日本兵占领这个箭楼为止。”这场血战，俄军死亡27人，伤102人；日军死30人，伤120人。
在朝阳门和东直门，守城甘军回族士兵抵抗着日军的猛烈进攻。日军向东直门守军轰炸炮弹万余发，从上午八点至晚上九点，东直门才被攻破。攻打朝阳门的日军同样受到甘军的抵抗，双方激战至黄昏，日军才占领朝阳门。城破时，荣禄的武卫中军“闻洋兵欲至，相隔一舍之遥而早遁也。旗兵、神机、虎神等营，闻洋兵一至，如狼遇虎，而鼠遇猫也。只有董福祥一人至忠至勇，帅甘军而奉命”。侵略者也认为：“当联军夺战京城之际，最称奋勇者，为董福祥一军。”
七月二十一日凌晨，慈禧太后带着光绪帝及王公大臣数十人出德胜门，仓皇西奔。清廷急发上谕：“董福祥速带所部马队亲自赶赴行在……该提督威略素著，必能力肩重任，以济艰难。惟望星夜启程，来慰朕望，是为至要。”这时，董福祥退至良乡。败退长辛店一带的荣禄派人找到董福祥，会同商议，由董“收齐所部马队，尽数带往，克期二十三日由良乡开拔，趱程异进”追赶两宫。
八月初四日，两宫行至山西阳高县境，董福祥率马队赶到。次日上谕云：“董福祥现已驰抵行在。所带马队尚属整齐，此后每日启銮，著以一半队伍在前行走，以清跸路；仍以一半队伍在后行走，以肃舆从。”马福祥仍归董福祥节制，随两宫从行。
到西安后，马福祥部经补充整顿，改编为“志胜军”，由马福祥任统领，担任警卫及北辕防卫。至此，马福祥部脱离了甘军，成为清廷直隶的部队。
马福祥备受清廷青睐，扩充实力，羽翼渐丰之时，董福祥却面临着结束其军事生涯的境遇。尽管清廷对董福样仍然倚重，在西逃途中令保定以西甘军仍归其指挥；八月二十四日赏给董部护驾马队银三千两；八月二十九日令其在甘肃再招募七营人马，并将武卫中军溃逃兵员的饷银腾出拨给董军，其部队在潼关内外及陕洛一带择要扼扎；九月二十八日上谕褒奖甘军：“该提督所部新旧各营业经切实裁并，惟甘勇素称得力，著仍归足二十五营之数，以资调遣。此外尚有前武卫中军马队两营，并著该提督统领。”但董福祥作为义和团运动时期反抗侵略最积极的主战将领，洋人是不会轻易放过他的。在京的议和大臣李鸿章、奕劻奏称：“伏查刚毅、董福祥，各国君臣均请严办。”这时候慈禧太后一方面要竭力讨洋人的欢心，洋人的意旨当然不能违抗，另一方面，西北地区是董福祥的故地，且此时手握重兵，控制着陕甘的军事局面，骤然惩处董福祥，恐激成变乱。故九月二十二日清廷颁发的惩办“肇祸诸臣”的上谕中没有提到董福样。同日军机处电寄奕劻、李鸿章，说明原委。“惟董福祥碍难骤撤兵柄，遽予处分。前曾电达，谅邀鉴及。自应从缓筹办。此意似可开诚布公，婉告各使，务释其疑，免致朝廷为难。”列强对九月二十二日电谕“均为哗然”，要求对“祸首”坚请正法。十月初六日，奕劻、李鸿章电告军机处：各国公使“闻董福祥尚随扈。查从前围攻使馆，该提督实为罪魁，应驱逐远离，不得仍在朝廷左右……查各使以董为祸首，屡经辩论，兹复先后照令，请将该提督远离行在，若再稍事游移，必致事机决裂”。迫于各国压力，清廷于十月十二日谕内阁，将董福祥“著从宽革职留任。其所部各军现已裁撤五千五百人，仍著带领亲军数营，克日驰回甘肃扼要设防，以观后效。”董于次日率亲兵离西安前往固原。对此，各国仍不满意，认为“此次祸首，端一董二庄次”，“庄王、董福祥穷凶极恶，非杀不可”，“各使总疑有人庇护，纵奸不办”。清廷于十一月十七日（1901年1月7日）去电解释。“董福祥惟素陕甘两省反回所倾服，设办理稍涉操切，深恐激而生变，后患无穷。所难在此，实非有人庇护。”十二月八日又电奕劻、李鸿章密旨：“现拟明发谕旨，只含而不露至革职而止。此后如何严惩，断自朕中。总之此人断无轻纵之理，惟事须相机办理，不能克期预定耳。”十二月二十五日，上谕对“肇事祸首”重新加重惩办，其中将董福祥“即行革职”。而就在同一天，清廷给董福祥下了一道密诏：“尔忠勇性成，英姿天挺，削平大难，功在西陲。近以国步艰难，事多掣肘，朝廷不得已之苦衷，谅尔自纯曲体。现在朕方曲已以应变，尔亦当降志以待时，决不可以暂时屈抑，隳厥初心。他日国运中兴，听鼓鼙而思旧，不朽之功，非尔又将谁属也。尚其勉旃。”清廷在此之后并没有进一步惩办董福祥，相反，在次年六月“以遵命捐款并造饬善举，予前甘肃提督董福祥为其故父母建坊。”
董福祥被革职后，所部甘军二十二营，因“库款支绌”被裁并为八营。五营驻甘，由陕甘总督菘蕃统领，三营驻陕，由西宁镇总兵张行志节制。在镇压西北回民起义中兴起的甘军，至此瓦解。
董福祥和甘军中的广大西北回汉将士，在义和团运动时期国难当头、战祸逼身的情况下，御守京津，捍卫国土，与侵略者浴血奋战，威振敌胆，这是值得我们肯定的。
（《固原师专学报》1989年第1期，署名：吴忠礼、刘钦斌、霍维洮、杜立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