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日本情况类似，朝鲜半岛受中国文化的影响也相当深远，究其原因，还要从历史的渊源说起。
从公元四世纪到七世纪中叶，朝鲜半岛上就存在着高句丽、百济和新罗三足鼎立的分治局面。直到公元660年，新罗联合强大的唐朝，出兵灭了百济，随后，高句丽也土崩瓦解，半岛终于得以统一，三国分治的局面结束了。新罗遂与中国的唐朝在经济和文化宗教方面关系相当密切。据统计，仅在唐朝一代，两国通使即达一百二十次以上，许多新罗人到中国请益佛经佛典，研习唐代典章制度，甚至在唐朝为官作吏，当时唐朝盛行的茶饮风气，他们也耳濡目染，手作口尝，慢慢成为一种嗜好，为日后茶饮在朝鲜半岛的推行，打下了良好的基础。这部分人中，崔致远当为佼佼者。
崔致远，字海夫，号孤云，新罗国著名学者，唐懿宗咸通九年（868），年仅12岁的他就来到大唐求学，僖宗元年（874）中进土，授宣州溧水县（今江苏溧水县）县尉。由于工作出色，办事干练精明，屡次得以加官晋级，曾奏除殿中侍乡史，内侍奉，赐紫金鱼袋。僖宗中和四年（884），充国信史浮海东归。回国后，崔致远积极从事汉文化的宣传，对中国茶文化在朝鲜半岛的生根发芽作出了很大贡献。
崔致远在中国淮南节度使高骈手下任都统巡官时，曾写下一篇《谢新茶状》，内容如下：
“右某。今日中军使俞公楚传处分送前科茶芽者，伏以蜀岗养艉，随苑腾芳，始只采撷之功，方就精华之味；所宜烹绿乳于金鼎，泛香膏于玉瓯。若非精辑禅翁，即是闲邀羽客，岂期仙贶，猥及凡儒，不假梅林，自能愈谒，免求仙草，始得忘忧。下情无住感恩惶瞿，激切之至，谨陈谢，谨状。”字里行间透出对茶的深刻认识和深厚感情，这说明崔致远嗜茶之切。
正是由于一代代僧侣和文人的努力，中国的茶饮很快就在高丽植根了，从时间来看，是要比日本早了一大步的。据朝鲜的正史《三国史记·新罗本记》记载：“（828年）入唐回使大廉带回了茶种，种植于地理山上。在此之前，善德王之时茶已有之，但是自兴德王时代才兴盛起来。”因此，可以这么说，至迟在七至八世纪，茶就已经传到了朝鲜半岛，而且，通过留学中国的人士的现身说法，饮茶习惯很快就形成了。以创建双溪寺而名的名僧真鉴国师（755—850年）的碑文上就有这样的记载：“如再次收到中国茶时，把茶放入石碣里，用薪烧火煮后曰：‘吾不分其味就饮。’守真忤俗都如此。”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古新罗人在着力引进茶饮唐风的同时，对中国的茶俗茶习也十分尊崇，在中国茶道的主流形式发生变化后，他们也紧随其后，将宋代的点茶法学得惟妙惟肖。宋徽宗宣和五年（1123），宋朝的使者访问了高丽，对高丽的民风民情特别是茶俗进行了考察，使者之一徐兢在《宣和奉使高丽图经》卷十三《器皿》三专门作了介绍：
“土产茶，味苦涩不可入口，惟贵中国蜡茶并龙凤赐困。自锡赉之外，商贾亦通贩。故迩来颇喜饮茶。益治茶具，金花鸟盏、翡色小瓯、银炉汤鼎，皆窃效中国制度。凡宴则烹于庭中，覆以银荷，徐步而进。候赞者云，茶偏乃得饮，未尝不饮冷茶矣。馆中以红俎布列茶具于其中，而以红纱巾幕之。日尝三供茶，而继以汤。丽人谓为药。”
徐兢是来自于“天朝大国”的亲善大使，自然见多识广，见惯了龙凤团茶的他，当然对产于高丽的本土茶看不上眼，但他在文中还是表明了这么一种信息：尽管高丽茶质较差，但是有关于茶饮方面的茶具和茶礼，主要框架已经形成，茶具基本上是仿制中国的，受建盏影响颇深的金花天目茶盏、翡翠色的青瓷茶瓯、银制茶炉等，都与当时宋朝奢靡的饮茶风气相一致，了解了这点，足以说明朝鲜半岛茶文化与中国关系的密切程度了。
茶习茶俗的一致，必然使得高丽的茶具出现适应茶礼要求的趋势。史料证实，朝鲜半岛早在三国鼎立的新罗时期，就有了忠谈禅师行茶法，后来，民间又流行一种名叫“舞俑冢”的行茶法，从一座古墓里的行茶壁画看，在画面上出现了罐、瓶及两个置于木托盘上的茶碗、盛水果的敞口大茶碗等茶器。如今，韩国茶道对这种行茶法进入演示所用的茶具是：
茶釜（鼎）、风炉、茶桶、茶盏、茶瓢、茶匙、茶巾、茶果、茶碾、茶果床。
而另一种产生于新罗时代的“花郎茶道”所用的茶具有：
石池、茶臼、茶釜、茶杆、茶桶、茶淀、茶盏、茶托、茶瓢、茶匙、茶拂、茶巾、茶床。
从以上两种行茶法中的茶具夹分析，朝鲜半岛的茶具与中国唐朝大同小异，其中，有不少的茶具来源于中国，大约在九世纪中叶，朝鲜半岛就开始输入中国陶瓷，越窑产品居多，其次为长沙窑瓷器。从时间看，在周边国家中，引进中国陶瓷器具以朝鲜半岛为最早。当然，这同两国间渊源流长的密切关系是互为因果的。
宋元以来，随着茶习的改变、贸易的频繁，使得两国间的联系愈加紧密。高丽共向宋朝派出使臣30余次，宋代使臣也不断回访。商人们更是闻风而动，充当了贸易往来的急先锋，他们充分利用每年七、八月东南季风的良好条件，从明州港（今宁波港）启航北上，把大宗的中国瓷器、茶及丝绢等运往高丽。在朝鲜半岛的许多地区，例如海洲所属龙媒岛、开城附近江原道的春川邑等地，都曾出土过大量的宋代瓷器，品种繁多，产地各异，有河北磁州窑的白地黑花瓶、陕西耀州窑的刻花注碗、河南临汝窑印花碗、浙江龙泉窑青釉碗及江西景德镇的青白瓷等，这足以说明运往高丽的中国陶瓷茶具之丰富程度，范围之大、影响之广也是前所未见的。
元代的海外贸易较宋代更为发达，因而瓷器的输出量更大，朝鲜半岛是其中主要的市场。当时称为“汗八里”的大都（今北京），不仅是元代的都城所在地，同时还是闻名于世的经济中心，外国使团和商队大多集结于此，任务之一就是搜求中国精美的陶瓷茶具，运往本国以满足各层次人士的需要。当时元朝与朝鲜半岛在这方面的贸易往来，我们虽然无法见到，但从近些年来的出土文物来看，其规模与数量，也是空前的。
1976年，在韩国本浦市海域，发现了一艘中国元代沉船，从船内打捞出的中国各地青瓷、青白瓷、白瓷、黑褐釉瓷和白地彩绘瓷共计六千余件。在这批珍贵的元代中国外销瓷中大多是享有盛誉的浙江龙泉窑和江西景德镇产品，少数为江西吉州永和窑生产；1978年，在韩国全罗南道新安郡海底，又发现一艘沉船，在这艘沉船中出土了众多的瓷器，其中有部分建窑生产的黑釉盏。据韩国国立中央博物馆馆长郑良谟介绍，目前该馆收藏了这艘沉船中出土的建窑黑釉盏50件。从相关图片资料看，这些建盏多为中型敛口盏，也有部分中型敞口盏，一些黑釉盏的褐黄色兔毫斑清晰可见。据中、日、韩三国学者研究，认定这艘商船大约活动于公元1310—1323年间，亦即中国的元代前期。大量的沉船被发现，以及符合当时饮茶风气、特征的茶具出土，证明了高丽茶风随中国而变这一事实。
可以想象得到，众多中国瓷器在朝鲜半岛的登陆，不但满足了高丽人的需要，更为重要的是，还极大地刺激其民族工业的发展，高丽的陶瓷业在短期内有了数量的增长和质量的飞跃，以至于本土的高丽茶碗不但在国内深受欢迎，而且还大量出口日本，使得日本茶道中使用的茶盏发生了重大变化，高丽茶碗对中国建盏的冲击尤为明显，炙手可热的“唐物天目”因为太过奢华、昂贵，很快就将大部分日本市场拱手让给了物美价廉的高丽茶碗及日本国内烧造的茶碗。高丽茶具在日本的成功，应该说有众多中国茶具的功劳。
明清两代，中国茶具对朝鲜半岛仍具吸引力，中国与高丽除通过使臣进行贸易外，还在义州、会宁、庆源等地设有定期的贸易市场。中国商人手中的王牌依然是绸缎、瓷器、精美的茶具和皮声等，高丽的人参、纸张等也源源不断地运抵中国，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鸦片战争以前。可以这么说，东南亚市场，尤其是朝鲜与日本，几乎完全由中国瓷器占据。其中中国茶具的深重影响，是显而易见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