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上海四川北路魏盛里有一家日本人开的书店，叫内山书店。这家书店离鲁迅的住处不远。
有一天，鲁迅来到书店买书。他穿着蓝布长衫，鼻下蓄着浓黑的、犹如隶书的“一”字似的胡子，迈着一种非常有特点的脚步走进书店。
书店老板内山，一看见进来的人是一位个子虽小，却有一种浩然之气的人物，就对他特别注意起来。
鲁迅点上烟，指着挑好的几本书，用流利的日本语说：“请你派人把这些书送到横滨路景云里去，好吗？”
内山立刻就问：“请问尊姓？”
“周树人。”
“啊——你就是鲁迅先生？”内山惊喜地说，“久仰大名了！听说您是从广州刚来到这边来的，可是因为不认识，失礼了……”然后内山就和鲁迅热情地谈笑起来。
从交谈中，鲁迅得知内山于1913年来到上海，在“大学眼药”房负责经营业务。1916年初，与美喜子结婚，次年开了内山书店，销售日文书刊。他觉得内山虽是一个日本人，但是他具有进步思想，关心着中国的文化事业。鲁迅很快就对内山产生了好感。
从那以后，鲁迅就经常散步来到内山书店，他和内山的友谊就开始了。内山老板为了方便和鲁迅叙谈，特地在店里腾出一片地方，设了茶座。这种设备在别的书店是没有的，很方便接待朋友，联络感情。
鲁迅当然很乐于利用这一设备，时常去，每次去都一定会座谈。后来他还把这里当成会见朋友的专门地点。
“请放心，不出卖朋友的人，在日本人中也是有的。”内山郑重地对鲁迅说，“我非常景仰先生的战斗业绩，不管环境怎样艰险，我都一定保障先生的安全。”
一席话说得鲁迅非常感动。他早已发觉，不只是内山老板，内山全家以及书店的店员，对自己都是那么的真诚和友好。
以后，鲁迅就不只自己去内山书店，也常常带上许广平，一起去书店里坐坐。
在后来任何险要的情况下，内山始终如一地忠实于他们之间的友谊，并设法维护鲁迅的安全。内山不愧是鲁迅“亲如兄弟”的朋友。
不知不觉中，鲁迅在上海生活三四个月了。
没想到这时，在杭州的青年学生中，却传说鲁迅现在正在杭州，还说他在杭州孤山脚下的苏曼殊的墓前题了诗：“我来君寂居，唤醒谁氏魂？飘萍山林迹，待到他年随公去。”
很快，上海的一些朋友，也都来询问鲁迅是怎么回事。
鲁迅感到莫名其妙：怎么会突然冒出来一个“鲁迅”呢？
过了几天，鲁迅接到一位女士从杭州寄来的信，信中问鲁迅：“自从1月10日杭州孤山离别后，为何长久得不到音信？”
鲁迅把这信给许广平看，许广平也是莫名其妙：“1月10日……咱们不是一起去内山书店座谈了吗？”
鲁迅苦笑着摇摇头，给杭州的朋友写了一封信，托他们去调查一下。
杭州的朋友，经过多次打听，果然在离西湖不远的一所小学里，找到一位也名叫“鲁迅”的先生。
“我姓周，名叫鲁迅，我曾在苏曼殊墓前题过诗，我还写过一本名为《呐喊》的小说……”那位“鲁迅”先生指手画脚地说，“但是我对这部小说并不满意，我正准备写另外一本小说《彷徨》……”
几个朋友差点笑出声来，但是他们没有当场揭穿他，打算事后征求一下鲁迅的意见，再作处理。
“以后有什么事，尽管来找我。”那位“鲁迅”先生站起来很热情地送客，一边挥舞着胳膊说，“我是很乐意指导青年的……”
上海的鲁迅听说了这些情况，很是气愤，他一向厌恶不知自己的努力，而是指向冒充名人的人。他当即写了一篇《在伤害的鲁迅启事》，刊登在报刊上，并托人告诉杭州教育局，劝阻假鲁迅不要再装下去了。
在内山介绍下，鲁迅结识了另一位日本青年增田涉。这个青年大学毕业后，便立志要翻译鲁迅的作品。所以他来到了上海，很希望能当面请教鲁迅，但是又担心鲁迅不接见他。
“没关系的。”内山对增田涉说，因为他深知鲁迅的性格，“凡是上进青年，向鲁迅请教，认识与不认识的，有名与无名的，鲁迅先生都一视同仁的。”
于是，增田涉和鲁迅相识了。鲁迅果然愉快地答应了增田涉的请求，决定每天下午，都抽出一些时间，用日语向他讲解《中国小说史略》。
每天，约定的时间一到，鲁迅就放下别的工作，和增田涉并坐在书桌前，逐字逐句地给他仔细讲解自己的作品。增田涉则边听边做笔记。有时时间晚了，鲁迅就留他在家中吃晚饭。
这样一直持续了整整3个月。
后来，《中国小说史略》的日译本，终于在东京出版了，增田涉觉得鲁迅在翻译过程中，付出了艰辛的劳动、诚恳的建议，两人署名合译，但是鲁迅却婉言谢绝了。
有一天，鲁迅到内山书店去，看见内山的弟弟嘉吉正在使用刀具和木板，给嫂子表演版画的刻制法。
鲁迅立刻被吸引住了。他全神贯注地观看着、思考着。当表演暂停时，鲁迅立刻上前，请嘉吉给中国青年讲解版画技术，“对，就像教孩子们一样，从最初的入门开始——”他诚恳地对嘉吉说。
嘉吉被鲁迅的热情感动了，立刻笑着同意了鲁迅的邀请。鲁迅高兴极了，他随后便去和友人商议，通知了那些有志于从事版画艺术的青年。
接着鲁迅筹借了会场，又亲自担任翻译。嘉吉的讲习会开始了，他不顾盛夏的炎热，在蒸笼一样的屋子里，同青年一起学习。每天，他都提前到达会场，提着一包版画的书籍和图片，让青年们传阅，扩大他们的眼界。
当讲习会结束后，鲁迅把自己珍藏的6枚外国珍贵版画，送给嘉吉，作为酬谢。
由于鲁迅的热情扶植，新兴的木刻艺术开始茁壮地成长起来，成为革命文艺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