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企业追求的具体利益很多，而且在不同时期、不同环境、不同条件下，会有各不相同的要求；而从总体上讲，主要可概括为三个方面，即追求经济利益、政治利益和文化利益。
企业对这三方面的利益如何追求，对国家、对社会、对消费者的作用有着天壤之别。正确追求，不仅使企业得益，而且也有利于国家、社会和消费者；反之，则会出现企业得益、其他三者受损的情形，甚至把企业的得益建立在其他三者受损的基础上。
这不是抽象假定，而是现实写照。本章所要研究的就是企业在利益追求中的问题及其治理。
一、经济利益追求中的治理要点
（一）国资主体型企业：根治垄断利润是关键国资主体型企业虽然存在着多种形式，对利益追求的具体要求也各有不同，但主要矛盾大多出在利润这个问题上，特别是出在垄断利润这个问题上。牵住了垄断利润这个“牛鼻子”，就是抓住了治理的总纲。
1.国资垄断型企业在经济利益追求中的问题与治理这类企业主要是指电信服务业、电力电网业、石油石化业，以及烟草、铁路及部分公路交通运输业等。它们追求的是垄断利润最大化。反对垄断，这本是市场经济公平竞争的普遍要求，而垄断在中国则更有它的弊端所在：一是利润来源不当。垄断利润主要不是来自经营者的领导有方和员工们的创造性劳动，而是来源于行业垄断，来源于对国家资本的无偿使用、国家重要资源的优先配置和行业特许经营的独占。二是利润使用不当。这些企业获得的高额垄断利润，相当一部分就被用于加工资、发奖金、提高福利等方面。据报道，我国的电力、电信、石油、金融等垄断行业的职工计833万人，占全国职工总人数的不到8%，而工资和工资外收入总额据估算却相当于全国职工工资总额的55%，足可见其问题所在。
企业利益论治理的根本之道是深化改革，引入市场机制，打破垄断，按价值规律办事。具体措施是：①尽快按《反垄断法》办事，以健全市场秩序，规范企业行为，做到在市场经济面前企业平等竞争；②对国有企业进行战略性重组，除了关系国家安全、国计民生的少数企业需要实行垄断性经营外，其他企业都应推向市场，实行优胜劣汰；③对垄断经营的企业，应健全预算制度，实行利润上缴，严格收入分配。
2.国资控股型企业在经济利益追求中的问题与治理这类企业中值得注意的一个倾向，是有些企业由追求企业利益最大化，转变为追求企业利益“家族化”。这些企业的领导利用手中的“绝对化”权力，假借管理机构改革之名，将内部管理权力逐渐向家族成员转移，把亲族安插到企业的各级管理层，形成“针插不进，水泼不进”的内部人控制局面。如1985—1997年，辽宁本溪钢铁集团在连续三任总经理（董事长）张文达、李志达、白尚显等人领导下，曾出现父荣子贵的家族共荣现象。1998年辽宁省委调查组进驻调查时发现，本钢大大小小的“太子”们几乎都被安插在最要害的部门——公司销售处和驻各地办事处，不是处长、科长，就是经理，牢牢把持着钢材的经销大权。仅在本钢销售处这个不到100人的部门里，就有公司中层以上领导干部的子女、亲属达36人。原总经理张文达在任期间，其大女婿张希刚在本溪珠海办事处任经理，女儿张丽茜在本钢驻美国办事处，二女婿周澄任本钢北京销售公司经理，等等。
财产资源占有“家族化”，是某些国资控股型企业的又一个突出问题。据检察机关查处的许多国企高层职务犯罪案件显示，“左肩国企厂长、右肩私企老板”的“两面人”现象，已成为国企财产资源占有“家族化”的最突出表现。这些国企高层身在国企心在“私”，挪用国企资金，占用国企的设备、生产资料和业务渠道，打着“国有牌”，开设“私家店”，国资控股型企业成为其所办私家公司依附的“大树”。
治理之道，需要“以制止制”。体制、机制上出的问题，还须通过健全体制、完善机制来解决。首先要尽快建立和健全地方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机构，已经建立的则应尽快到位。通过委派产权代表、独立董事和财务总监等，切实监管所属国有企业。其次是健全厂务公开，重大事项要向全厂职工定期公布，接受企业职工的监督。再次是建立国企“一把手”有限授权机制，规范“一把手”的职权和责任。强化对“一把手”三种权力的制约，实行用否决权制约决策权，用监批权制约签批权，用审计权制约用财权。
（二）上市公司：严惩虚假信息是关键上市股份制企业在经济利益追求中的主要问题是：采用虚假信息把市值做大，从而获得高额的年薪回报。主要采用以下手段：一是会计信息披露不及时，信息含量不足；二是操纵利润，不惜采用虚假报表，使利润虚增或虚减；三是重大事项隐瞒不报。三个手段，一个目的，就是追求股票市值的最大化，从而获得个人收入的最大化。
对于这些企业来说，上市“辅导包装”，变成了学会“虚假包装”。企业上市前，往往需要由有关证券公司进行“辅导”和“包装”。而证券公司能接手一家企业的上市“辅导”，就等于送上了一个发财的机会，单“辅导费”就是一笔很大的收入。因此，有些证券公司只要企业找上门来，不管其是否符合上市条件，都要把它包装得完美无缺。如何“包装”？就是作假：资本规模不够，能把它做得绰绰有余；企业效益不好，能把它做得非常光鲜……因此经常出现这种情况：有的上市公司刚上市时业绩很好，过了半年业绩往下掉，第二年就戴ST帽子，害得购股人双脚跳。
经营过程中的季报、年报造假，更是某些上市公司的家常便饭。据2006年12月26日《经济参考报》一篇题为《高管惩罚力度太弱，上市公司案件频发》的报道，自虚假陈述民事赔偿司法解释颁布以来，各地法院已经受理和审理了以红光实业、大庆联谊、银广厦、东方电子、科龙电器等10家上市公司作为被告的案件。这些公司的案情虽各有不同，但有一样却是完全相同——造假。通过造假追求股票市值最大化，经营者们的个人目的也各有不同，如有的是为了撑面子，有的是为了骗钱，而相当一部分是为了获得高额的个人收益。市值高、个人收益也高，这是许多上市公司对经营者的主要激励措施之一。
治理之道，需从制度、法律和管理上采取措施，完善制度、健全法制、加强监管，实行“三管”齐下：①股权激励要谨慎，如果要实施的话，要以期权为原则，把经营者的利益与企业的长期发展捆在一起，防止经营者的短期行为；②加大对“造假”的惩罚力度；③尽快修改股票暂停上市和终止上市的规定，防止有些上市公司利用现有规定的缺陷隐瞒信息、操纵利润，从而逃脱ST和PT的命运。
（三）股份合作制企业：实施利益共享是关键市场经济的发展和大批私营企业的崛起，对股份合作制企业的经营者起了极大的诱发作用，从而引起了企业对利益目标追求的变化，由追求利润最大化转变为追求股权集中度的最大化。集中到哪里？自然是集中到以经营者为首的少数高层管理者手中。这样就使股份合作制企业发生了两种变化：一种是慢慢地变成了私有制企业，原来的经营者变成了企业的老板；另一种是变成了经营者持大股、大多数职工不持股的名义上的“股份合作制企业”。
股份合作制企业，作为集体所有制的一种形式，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要不要存在，要不要使它占有一定的比重？笔者认为不仅有必要，而且应予大力鼓励。这不仅是坚持社会主义公有制为主体的需要，而且也是许多资本主义国家的普遍做法。当然它们不叫“股份合作制企业”，而叫“合作社”，但其性质和特点是相似的，如都是坚持劳动联合和资本联合相结合这一原则。
面对当前我国股份合作制企业正在逐渐消亡的现实，治理之道包括以下几点：首先需从思想上提高认识，认识到发展股份合作制企业是扶持城镇弱势群体的重要措施，是解决“三农”问题的大道，是走共同富裕之路的示范，是壮大公有制经济的“砖瓦”，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基础。其次要有切实的具体措施：一要有鼓励股份合作制经济发展的舆论导向；二要号召党员干部率先作出榜样；三要有政策扶持，从融资政策、税收政策、信息政策、创业政策等方面给予扶持。
（四）中资私营企业：合理化剩余价值分配是关键私营企业追求利润最大化，这本无可厚非。如果取之有道，不仅不应指责，而且应予鼓励。但现实中存在的问题是，有不少私营企业取之无道，最突出的表现为两个方面：
一是过度地剥削工人的剩余价值。这些私营企业主利用我国劳动力过剩的现状，压低、克扣工人的工资，不给工人交社会保险费，不添置安全生产设施，违背安全生产法规，甚至草菅人命，屡屡发生工人因工致残、致死事件。某些私营企业主还把手伸向农村，借助政府部门中一些腐败分子的权力，以强制的手段低价征地，以极低的工资和待遇，对农民工进行超经济剥削。
二是千方百计地“争权益、逃义务”。现在国内有许多私营企业的名字与百慕大、英属维尔京等这些加勒比小岛的名字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研究表明，有1万余家在加勒比海离岸金融中心注册的企业与中国内地有关。有的调查还表明，仅在英属维尔京群岛注册的50多万家企业中，就有近20万家与中国有关。其中相当一部分是私营企业。这些企业这样做的主要目的有三个：一是为了剥离不良资产，争取曲线海外上市；二是为了曲线获得外商同等待遇；三是通过设立离岸公司，资金可以借故流动并隐瞒公司的真实业绩，从而达到逃税的目的。私营企业的这种行为，必将影响我国的经济安全、国家信誉和市场秩序，必须认真对待。
治理之道，关键是要“辩证”地看待私营企业。一方面，积极发展私营企业，既是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需要，也是建设社会主义的需要，对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仍具有历史的进步性。而另一方面，也必须正视私营企业存在的问题，敢于揭露，敢于批评教育；对于触犯刑法的，应坚决依法办理，决不姑息，决不手软。现在有一种倾向需要纠正，即生怕批评了私营企业的错误行为，会影响对外引资、影响私营企业的发展。对此，政府有关部门应明确指出：一切姑息和庇护私营企业不法行为的言论和行为都是错误的，应予严肃批判、尽快纠正。
（五）外资企业：清除“假亏真盈”是关键追求利润最大化，照理说这是私营企业的必然要求；而在中国的外资企业却出现了相反的情况，不是追求利润最大化，而是追求“亏损”最大化。据中国财税信息网2008年11月10日报道：2005年，在我国开业的外商投资企业累计达25万家，而据国家税务总局统计，其亏损面高达51%。经营红红火火，账面却连年亏损；一面持续亏损，一面却不断增加投资。在亏损的外资企业中，有的甚至还是国际同行中的佼佼者。这些外企是真的亏损吗？当然不是。做亏的目的是为了逃税。据国家税务总局统计的数据，每年至少有1000亿元的外资企业税金未能入库。
治理之道，需要“三管齐下”：首先要破崇洋媚外思想。这些外企玩假亏损的手法虽然很多，但如果有一个正确的开放思想来看待这些问题，就不难发现其中的漏洞。而一旦有了崇洋媚外的思想，就会视而不见，即使见到了也不敢说半个“不”字。其次要批地方保护主义。在这些玩假亏损的企业中，有的与其说是“逃税”，还不如说是地方保护主义下的“放税”。有些地方政府为了政绩，为了“数字出官”，得了一种“招商引资饥渴症”，不仅来者不拒，而且为外企避税加以种种庇护。地方保护主义不破除，外企大玩假亏损的把戏就难根除。再次要筑“税收监管之网”。俗话说：“篱笆扎得紧，野狗钻不进”。我国所以有如此多的外企敢于玩假亏损把戏，“篱笆没扎紧”不能不说是重要原因之一。全球有70多个国家出台了制约转让定价的反避税措施，我国也参与其中。但为什么在我国的执行效果相对较差？国家税务总局国际税务司副司长王裕康透露了一个数字：以我国现有的人力、物力、技术手段，现有的外资企业平均每家被审计的概率是800年一遇。如苏州市国税局，算上全市各区县的反避税干部，仅仅只有15人，却要面对7900多户已开业的外企，怎能忙得过来。因此，根据需要适当增加人力、物力、财力，把反避税这个“篱笆”扎紧应是当务之急。
二、政治利益追求中的治理要点在企业追求的利益目标中，除了追求经济利益外，还要追求政治利益，只不过在不同时期、不同环境下追求的主次有所不同罢了。
在研究企业对政治利益的追求时，外资私营企业虽然同样有这个要求，但因在当今的中国社会中，并不显得特别重要，故而不作专门研究。所要研究的主要是国资主体型企业、上市股份制企业、股份合作制企业和中资私营企业（简称私营企业）。
（一）国资主体型企业需辩证对待“政治信任”
国资主体型企业，对上接受国资委或由国资委授权的控股集团公司（有的叫经营集团公司）的领导；对内一股独大，国资代表是最高领导。在这种体制下，企业对政治利益的追求，主要表现为取得上级的“政治信任”。政治信任既是一种荣誉，更是一种权力。信任越多，意味着下放的权力越多；信任度越大，标志着企业领导人能使用的权力越大。
争取上级部门的信任，这本身并没有过错。问题在于怎样取得信任，以及怎样运用权力。如果是出于私心而求得上级部门的信任，或是只追求上级信任，不考虑取得企业员工和消费者的信任，这样追求“政治信任”最大化就有问题了。
这类企业在权力上的运用，突出表现在三个“一”上：①“一言定音”，搞家长制的领导。②“一手遮天”，搞独立王国。③“一拍即合”，公开对抗民主。所谓“一拍即合”，即只有“一把手”拍板，才能算数；即使拍错了，也要算数。
治理之道，核心是提高全党的政治素质，健全法人治理结构和党内民主集中制。具体措施是：①选好“一把手”，加强对“一把手”的监管。②提高领导班子整体素质，打破班子成员对主要领导人的人身依附关系。③实行党务和政务公开，接受党员和群众的监督。④上级管理部门要改变作风，不能光听个人汇报，应多下企业，深入调查，了解民情，洞察民意，严堵不正之风。
（二）上市公司需正确对待“政治荣誉”
上市公司，亦称上市股份制企业，虽然内部资本结构不同，而在对政治利益的追求中，却有一点是相同的，即都要追求“政治荣誉”最大化。
怎样争得政治荣誉？首备条件是把企业做大、做出名。因为只有大了、有名了，才能引起社会关注，特别是有关政府部门领导的重视。领导部门重视了，一切事情就好办了。怎样做大？搞产品经营，只能像蜗牛一样慢慢爬行；搞资本经营，进行收购兼并，上市扩张，才能以几何级数飞速发展。不少企业，在上市前利用我国资本经营法制不全、漏洞较多的弱点，大玩资本经营把戏；上市以后，继续以资本经营为契机，使公司迅速膨胀。“三九”集团公司是业界的一个典型。1985年以深圳南方制药厂起步的“三九”集团公司，在原董事长赵新先的率领下，通过各种资本经营，在短短的10几年内，就成为一个拥有超过200亿元总资产、3家上市公司和400多家子公司，涉足药业、农业、房地产、食品、汽车、旅游等产业的庞大集团公司。
企业做大了，经过各种新闻媒体的炒作，名气也大了。有了名气，引起了领导的重视，各种政治荣誉就会源源不断地涌来。荣誉代表品牌，有利于公司升华；荣誉代表地位，令人敬仰；荣誉代表信誉，使企业在商品生产、商品交换、签订经济合同等方面处于极为有利的地位；荣誉代表金钱，政治背景使企业在资本运作、银行信贷、债务处理等方面占有绝对优势。
荣誉本无故，而追求荣誉的却有两种人：一种为公，一种为私。当前在追求政治利益目标中存在的问题就是为私。有不少上市公司的经营者就是在取得巨大政治荣誉后垮下去的。被称为“中国药王”的三九集团原董事长赵新先因管理不善、财务状况混乱等原因，于2005年12月17日被公安机关刑事拘留。另据不完全统计，至2005年12月，全国已有25名大企业高管落马，涉及上市公司17家，其中一把手13人。上市公司高管的违法犯罪方式几乎囊括了所有经济犯罪的类型：合同欺诈、行贿受贿、制造虚假财务报表、贪污挪用公款等等。2007年落马的高管中，影响最大的就是曾经的“上市公司十大精英”：浙江本色集团董事长吴英、四川绵阳燃气集团董事长敬克文、贵州茅台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乔洪、安徽古井集团董事长王效金、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陈同海等人。
治理之道，需要“双管齐下”：一要废除金钱买荣誉。二要强化“三道防线”。首先要重建监事会，使监事会成员摆脱与董事会和高管的上下级关系，或领导与被领导关系；其次要重选独立董事，独立董事不能由大股东指定，而应由所有者按股权比例选定，薪酬由国资委或“独董委”支付，直接对它们负责；再次要加强地方证监局的力量，使它们能协同地方审计部门定期对辖区内的上市公司进行监督检查，起到防微杜渐的作用。
（三）股份合作制企业需跳出“政治权利”的圈子上海是试行股份合作制改革较早的城市之一。先在集体所有制企业中试点，后推广至国有中小企业。改制的目的是为了适应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需要，转换企业经营机制，探索公有制多种实现形式，形成一批经营灵活、运作有效、权责明确、约束硬化的市场竞争主体。据1999年的有关调查，上海全市独立核算中小工业企业中改制为股份合作制企业的约13000家左右。股份合作制企业，虽有职工的劳动联合和资本联合相结合的特点，但由于后来经营者个人持股比例远高于职工，且又握有生产经营大权，因此企业对政治利益目标的追求，实际上是体现了经营者们的要求。他们追求什么样的政治利益呢？从当时的情况看，就是追求“政治选票最大化”，要求在企业重大事件的决策中拥有更多、更大的决定权。
1994年11月，由上海市体改委、上海市国资办、上海市经委等八个单位联合发布的《关于进一步发展本市股份合作制企业的若干意见》中规定：“职工最低入股金额，为本企业改制时上年职工年平均工资收入……入股最高金额，一般不超过本企业职工平均入股金额的10倍。”而企业经营者一般总是拥有入股的最高金额，即企业职工平均入股金额的10倍左右。在投票行使权力中却规定：“按一人一票行使权力，承担义务”，即在投票决定企业重大事项时，不论经营者拥有多大的股份，都与职工一样，只能投一票。这一规定，从股份合作制的性质来说，是无可非议的，但经营者们从维护资本权益的角度出发，却无法接受。因此，他们采用各种方法向上级反映、呼吁、提意见，强烈要求等量资本获取等量的权利，即持股越多，拥有的选票也应越多。上海市体改委等政府部门接受了这个意见，于1997年5月由上海市人民政府出面发布了《上海市股份合作制企业暂行办法》，其中第三十条明确规定：“股东大会的表决采用一人一票和一股一票相结合的方式。”对选举和更换由股东代表出任的监事并决定其报酬事项、审议批准董事会或者企业法定代表人的报告、审议批准监事会的报告等，实行一人一票；对选举和更换企业法定代表人或者董事并决定其报酬事项，企业增加、减少注册资本，以及合并、分立、破产、解散和清算等事项，实行一股一票的方式。《暂行办法》颁布以后，虽在一定时期内对股份合作制企业起到了稳定的作用，但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到2000年前后，许多股份合作制企业不是改制为私营企业，就是变为经营者持大股、个人持股占企业总资本的50%以上，股份合作制企业大多已是名存实亡。
治理之道，需跳出争“政治权力”的小圈子，寄希望于组建新的股份合作制企业。由改制而成的股份合作制企业，由于存有许多“先天不足”，确实难以成为成功的范例，只能因势而导，能存活多少算多少。新组建的因何有希望？因为股份合作制作为所有制的一种形式，不仅在中国有存在的必要，而且在世界上160个国家和地区都发挥着重要作用。只不过它们不叫股份合作制企业，而叫合作社。如在美国，由合作社加工的农产品占总量的80%；法国的农业合作社年收购额占全国粮油的75%；荷兰农业合作社的奶制品市场占有率达83%；此外，欧洲许多国家还建有众多的工业合作社；等等。当然，我国组建新的股份合作制企业，需要有政府的鼓励和引导，具体的政策措施包括：①要有鼓励发展股份合作制企业的舆论导向。在一段时期内，很有必要像宣传“两个毫不动摇”那样，大力宣传股份合作制企业的发展。②要有具体的扶持政策，其中最主要的是五大政策，即融资政策、税收政策、信息政策、竞争政策和创业政策，能给股份合作制企业以各种优惠。③要建立和完善股份合作制企业的有关法律和法规，如《股份合作制企业法》、《股份合作制企业融资法》、《股份合作制企业破产共济法》等，使企业有法可依，政府也能依法扶持和监督股份合作制企业。
（四）私营企业需善对“政治地位”
私营企业对政治利益的追求，主要表现为对“政治地位”的追求。有了政治地位，就有了话语权；有了话语权，就有了保护权。从私营企业的发展过程来看，对政治利益的追求大致可概括为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1979—1988年。这一时期，大量出现的是个体户，私营企业还处于萌芽状态。改革开放路线虽已提出，但传统的计划经济思想还很严重，“姓资姓社”的争论持续不休。在这种形势下，个体、私营业主只能夹着尾巴做生意，对政治利益连想都不敢想。
第二阶段是1988—1991年。1988年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正案》中明确规定：“国家允许私营经济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存在和发展。私营经济是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的补充。国家保护私营经济的合法权利和利益，对私营经济实行引导、监督和管理。”国务院也颁发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私营企业暂行条例》等三部法规。自此，私营经济得到较快发展，私营企业主人数也随之迅速增加。特别是随着对“私”歧视思想的逐步解除，许多工厂企业、政府部门的工人、技术人员、管理人员和机关干部纷纷下海经商、办厂，不仅壮大了私营企业主的队伍，而且改变了私营企业主群体的结构。有些私营企业主开始出现追求政治利益的要求，但因当时还无此渠道，对政治利益的追求处于无序状态。
第三阶段是1991—1997年。1991年7月，中共中央下发了中发[1991]15号文件。这一文件不仅进一步肯定了非公经济的地位和作用，而且对私营企业主、个体工商户等提出了团结、帮助、引导、教育并培养起一支坚决拥护党的领导的积极分子队伍的方针。此后，统战部门和工商联按照文件精神，及时地把非公经济人士纳入统一战线的工作范围。开始对部分私营业主作了政治安排，使他们进入人大、政协和工商联，参与政治活动。企业对政治利益的追求也就由无序进入有序阶段。
第四阶段是从1997年至今。1997年党的十五大确定了非公有经济是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明确了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此后，党的十六大又确定了个体户、私营企业主等新社会阶层都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2005年，又一扇门为个体户、私营业主打开——可以当选劳动模范。自此，私营企业主对政治利益的追求进入积极、活跃时期。
私营企业通过追求政治利益，取得一定政治地位，目的是为了拥有一定的话语权，以保护私有经济的发展，其积极作用是十分明显的。而从存在的问题来看，有些企业则另有所图：①掩盖劳资矛盾。在私营企业中，存在劳资矛盾是客观事实。有些私营业主有了政治地位以后，不是面对这一客观现实，而是收买一些专家学者，借他们之口，掩盖矛盾，为剥削辩护。②收买腐败官员。有些私营业主有了政治地位以后，不是为发展社会主义经济、构建和谐社会献计献策，而是利用政治地位，采用金钱、美女等各种手段收买腐败官员，为其私利服务。③鼓吹私有制万岁。有些私营业主有了政治地位以后，不是坚定地走社会主义道路，而是留恋资本主义、向往资本主义。
治理之道，需要以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唯物论武装全党全国人民的头脑，全面正确地认识私营业主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中的两面性，肯定其积极作用，批判、纠正其消极作用。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任何歧视私营经济的发展、歧视私营业主的政治作用的言论都是错误的，必须予以批评纠正；另一方面，对于私营业主中的某些人掩盖劳资矛盾、残酷剥削工人，收买腐败官员、化公为私，鼓吹私有制万岁、自觉不自觉地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倾向，应予大胆揭露，并进行批评教育，决不能姑息迁就，一味奉迎。认识私营业主的两面性，其目的是为了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更好地发挥私营经济和私营业主的作用。
三、文化利益追求中的治理要点企业对文化利益的追求，虽会因不同的所有制或不同的产权结构而有某些不同的要求，但从基本面来看，大致是差不多的。故而在这一节中，不再区分企业类别，而是抓住当前存在的几个主要问题进行研究。
企业在文化利益的追求中存在的主要问题是：对文化利益的追求尚未引起足够重视；仿冒行为屡禁不止，反映了对文化成果盗窃严重；企业制度文化与“以人为本”差距甚大。
（一）追求文化利益亟须引起足够重视当前国际上流行着一句话：“一类企业卖标准，二类企业卖专利，三类企业卖技术，四类企业卖产品。”标准和专利是什么？“标准”，从操作层面讲属于行为文化，从规范方面讲属于制度文化；“专利”，从技术思想的结晶讲属于精神文化，从工艺、配方和流程等操作层面讲属于物质文化。标准和专利中蕴藏着极大的文化利益，许多发达国家的企业都把它们作为利益追求目标的首选，而我国大多数企业对此却视而不见，并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
当今国际市场，从传统的制造业到新兴的信息产业，绝大多数产品的标准都为美、英等发达国家所操控。我国企业要采用它们的标准，就须支付昂贵的标准使用费。如VCD产品，每台在国际市场的售价才20多美元，而标准费每台却要付10美元左右。这些发达国家的企业凭借“标准”，可以不花费任何人、财、物，却获得滚滚财源。中国500强与世界500强相比，最大的差距在哪里？在于我们投入多、收益少，干得多、赚得少。主要原因就在于我们卖产品、他们卖标准，我们卖劳力、他们卖知识，我们卖资源、他们卖专利，我们卖市场、他们卖品牌，一句话，就是我们卖物资，他们卖文化。我们是“人”赚钱，他们是“文”赚钱。“人”赚钱有限，“文”赚钱无限。
争夺知识产权，是当今外资企业追求文化利益最大化的重要战场，而我国企业在这方面却显得十分薄弱。2005年，我国发明专利申请量达17万余件，其中46%来自国外企业；由国内大专院校、科研院所和企业申请的发明专利只有6万多件，而这里面又有一半左右的申请来自三资企业。据2006年年初统计，国内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企业仅占万分之三，没有申请专利的企业占99%，没有商标的企业占60%。据2005年秋季广交会的抽样统计显示，中国出口产品一半为贴牌，29%无商标，有自己商标的只有21%。我国平均每百万人拥有的国外专利申请只有1.86件，发达国家则拥有50件以上，相差近30倍！
专利方面的差距还表现在：中国企业申请的专利大多是非重要产业，而国外企业申请专利却集中在高新技术领域。据国家知识产权局的数据显示：我国企业发明专利申请比例最高的领域是中药，占98%；第二是非酒饮料，占96%；第三是食品，占90%。其次分别是中文输入法（79%）、污水处理（73%）、特种陶瓷（64%）。而外资企业在中国申请的发明专利则主要集中在高新技术领域：第一位是无线电传输领域，高达93%；第二位是移动通讯，占91%；第三位是电视系统，占90%。其次依次是传输设备（89%）、半导体（85%）、电视零件（85%）、遗传工程（75%）和西药（69%）。
国外企业为了追求文化利益最大化（实质是经济利益最大化），不仅目标明确，全力以赴，不达目的誓不罢休，而且经常结成产业同盟，对我国整个行业或主导企业发起进攻，来势极其凶猛。而我国企业不是无动于衷，就是单枪匹马，势单力薄。相比之下，差距实在太大。在此，很有必要大呼一声：为了企业的利益，也是为了国家和人民的利益，中国企业应该尽快清醒，联合起来，为追求最大文化利益而战！
（二）保护文化利益需严打对文化成果的盗窃不重视文化利益的另一面，则是有些企业想不花或少花力量而获得文化利益，最简单的方法就是仿冒名牌产品、名牌商标和名牌商号等。同样的旅游鞋或T恤衫，非名牌商品100元左右一双，一贴上名牌商标，就成了上千元一双。如此大的价格差距（实际上是巨大的利润差距），促使有些企业铤而走险，走上仿冒之路。中国内地，特别是东南沿海某些大城市，一度成了仿冒产品泛滥之地。据统计，自2000年至2006年6月，中国海关查获进出口侵权案件数以30%左右的幅度增长。2006年1—4月，上海市工商部门共出动执法人员4687人次，查获商标侵权商品18.81万余件，查处商标侵权案件340余起。虽然政府不断加大打击力度，但是由于高额利润的刺激，仿冒产品仍屡禁不止。
仿冒产品的泛滥，危害甚大，不仅侵犯了知识产权、愚弄了消费者，而且破坏了良好的投资环境，甚至使国家形象受到损害。
治理之道：①打假根子要抓准。制假、售假，一切仿冒名牌产品的行为，从思想伦理上讲，是一个诚信问题。多次打假的实践，揭示了一个规律，哪个行业的政府部门失信严重，下层企业的制假、售假行为就严重；哪个城市仿冒产品泛滥，哪个城市的政府部门往往就是失信于民的。由此可见，打假不能就事论事，而必须寻找仿冒产品产生的根子，只有抓住根子，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②打假法律要严厉。制假、售假之所以屡禁不止，一方面是因为人们的法制观念淡薄，另一方面在于法制不全、执法不严。与成熟的市场经济国家相比，我国现行的法律法规对于假冒侵权行为的惩治力度十分软弱，难以起到制止和威慑作用。③打假方法要科学。在我国有些城市或地区为什么会出现“打假、打假，越打越假”的情况呢？这在很大程度上与打假方法不科学有关。要使打假“立竿见影”，亟须换一个思路，即变现有的“五性”为新的“五性”：一要变孤立的“专业性”打假为有广大群众参与的共同性打假；二要变“突击性”打假为经常性打假；三要变“任务性”打假为责任性打假；四要变“象征性”打假为毁灭性打假；五要变“表面性”打假为深层性打假。有此“五性”，文化利益领域的盗窃行为方能制止，正确追求文化利益的行为才能发扬光大。
（三）企业制度文化需提倡“以人为本”
当今世界，文化与经济、政治相互交融，文化因素在推动经济社会和企业发展中的作用越来越重要，经济发展也越来越依赖于科技创新和人才素质的提高。市场竞争，从表面上看，是产品和价格的竞争，实质上是人才的竞争。企业与员工的关系靠两种契约来维系：一种是劳动契约，规定双方的权利、责任和利益关系；另一种是文化契约，员工以此与企业形成一种心理纽带，认同企业的共同愿景和使命，将个人目标与企业目标结合在一起，主动承担责任并进行自主管理，这就是文化管理，是管理的更高境界。企业文化体现在各个方面，而与“制度”的关系最为密切。企业制度虽名目繁多，各不相同，但从本质上分析，只有两类：一类是传统的管理制度，实行“以物为本”，把人作为管理对象。这种管理可以管住人，但不能管住心。另一类是现代化的管理制度，讲究“以人为本”，把人作为管理的主体。这种管理靠的是人文思想，使管理成为员工的自觉行动。
企业的制度文化要体现“以人为本”，就必须从尊重人的个性、尊重人的创造入手，拓展员工实现自我价值的发展空间，重视现代人需求的多样性，用共同的价值观、信念以及积极进取的企业精神、文化理念来管理企业；也就是把文化作为启动员工行为的杠杆，通过加强企业制度文化建设，达成“上”与“下”的心理契约，形成经营者与管理者、管理者与管理者、管理者与劳动者、劳动者与劳动者之间相互尊重、相互信任、相互帮助、相互关爱的关系。以此要求来对照现行企业的实际情况，差距甚大，突出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1.“以物为本”的管理制度还处于主导地位自从泰罗制问世以来，企业管理的基本点是“以物为本”，甚至把工人也当作像机器设备一样的物来管理。提出“以人为本”进行管理是近几年的事情。要改变百余年来形成的“物本”管理制度，并非易事。在当前的中国企业中，“以人为本”的管理制度还刚开始，仅在少数先进企业中试行。“以物为本”的管理制度还处于主导地位，并且总是顽强地表现出来。“以人为本”的管理，绝不是不要制度，而是在于制定制度的出发点和基本方法上的不同。“以物为本”的出发点很清楚，就是为了“管员工”，管住他们的思想，管住他们的行为。所采用的基本方法，就是少数管理者“闭门造车”造出一套制度来，“我制订、你执行”。“以人为本”的出发点则与此不同，制定制度不是为了管员工，而是为了爱员工。把生产过程中可能出现的操作事故、安全事故降到最低水平，并把调动员工积极性作为各项制度的基本内容。制订的基本方法，则是发动广大员工参与调查、讨论，由各条线、各个岗位的员工自己制订、自己执行。要全面建立和推行这种“以人为本”的管理制度还任重而道远。
2.“以亲为近”的人际关系还很普遍实行“以人为本”，对待企业内的每一个员工就应一视同仁，不能有亲疏之分。应把每一个员工置于企业经营生产和管理的最高地位，坚持尊重人、理解人、关心人、信任人的原则；重视为员工学理论、学文化、学技术等创造条件；重视为员工营造宽松和谐的生产工作环境，积极为他们实现自我价值、发挥自己的能量铺路搭桥；重视为员工排忧解难，无论是员工个人学习、生活上的困难，还是员工家庭中发生的困难，都给予热心帮助和解决。可粗观企业现实情况，这样“以人为本”的企业为数甚少，而“以亲为近”的却相当普遍。所谓“以亲为近”，即凡是对我“亲”的，我就接近，围在自己的周围，形成一个小圈子，对他们特别关心、特别照顾、特别重用；反之，则是另一种态度。在这些企业中，厂级领导有小圈子，分厂、车间领导有小圈子，科室等各管理部门也有小圈子。企业内流传的话是：“大圈欺小圈，小圈吃无圈。没有本领好吃饭，没有圈子饭难吃。”
3.“以级为界”的等级观念还很有市场随着市场经济的推进，企业行政级别的观念在逐步淡化，但企业内部的等级观念却依然非常严重。不仅把岗位分成等级，而且把人也分为等级。在岗位上，决策岗位为第一级，因为它握有“生杀大权”；管理岗位为第二级，因为它拥有管人、管事的大权；操作岗位为第三级，被称为“三等公民”，因为它们手中一无所有。在操作层面上，技术工种为第一级，因为“学有车、钳、刨，走遍天下都不怕”；主要操作工为第二级，因为他们握有“应知应会”的通行证；辅助、勤杂工为第三级，因为他们只有受人使唤的义务，没有自主做事的权利。在这些企业中，不仅根据岗位把人分为等级，而且从员工的来源上也把人分为等级，来自城市的称为“正式工”，来自农村的称为“农民工”。“正式工”与“农民工”俨然是在两股不同道上跑的车：前者地位优越，工作轻松、工薪较高、福利待遇优厚、生老病死有保障；后者地位低下，工作繁重、工薪很低、没有福利待遇、没有社会保障。这种情况显然是很不合理的。
治理之道：首先要严格按国家《劳动法》等办事。按《劳动法》办事，最基本的一条，企业内职工在同等条件下应该享有同等的权利和义务。各个岗位，仅是分工的不同，决没有高低贵贱的区别。工薪有差别，是因为所提供劳动的质量和数量不同；而在思想上、政治待遇上决不能有等级差别的存在。农民工问题是中国特殊时期的产物，其解决需要有条件和时间，但不能久拖不决。政府部门应该会同有关专家、学者和企业家代表，进行专门研究，制定出一套法律法规来。其次，急需培育企业家精神。具有企业家精神的经营者，是一个企业的精神核心，是影响企业生产经营效益的最重要的非经济因素。如果经营者是“以人为本”，对每一个员工都一视同仁，企业内必然是人人相亲，从而构建起良好的人际关系。再次，要深化管理制度改革。纵观世界500强企业的成长、发展历程，这些企业之所以能够驰名全球、出类拔萃，关键之一就在于企业管理与时俱进，从经验管理、科学管理到现在的文化管理，每一次管理的升华，它们都能站在时间的前列，不断改革，善于改革。中国企业要健康成长，增强国际竞争力，必须深化管理制度的改革，逐步建立起“以人为本”的制度文化，并从思想上认识到，制度是企业文化的外化，人本则是企业文化的内核，把“以人为本”的管理制度改革提到自觉的高度，持之以恒，不断完善。第二编企业内部的利益关系“人”是创造价值的根本，“企”是创造价值的舞台。人如没有创造价值的舞台，就会“英雄无用武之地”。而“企”离开了“人”，也就不成企业了。企业不仅需要有人，而且需要有扮演不同角色、发挥不同作用的人。从生产资料所有制关系十分，可分为所有者、经营者和劳动者；从管理层次上分，可分为决策者、执行者和生产者；从生产经营分工上分，可分为原料采购者、产品生产者和商品销售者；等等。所有者投资建厂、经营者呕心沥血、劳动者辛勤劳动，都是为着一个目的，即追求各自的利益。所有者追求的是投资回报，经营者追求的是知识价值，劳动者追求的是劳动报酬。由此，他们之间必然要结成一定的利益关系：所有者与经营者的利益关系、所有者与劳动者的利益关系以及劳动者与劳动者的利益关系等。而其中处理的核心，对国资主体型企业来说，是怎样正确处理企业与国家的关系；对私营企业来说，是怎样正确处理劳资关系；对上市公司来说，是怎样正确处理大股东与小股东的关系；对中外合资企业来说，是怎样正确处理外商的“独资”与“垄断”的关系。企业兴衰的实践证明，凡是企业内部的利益关系协调，企业就兴旺发达；反之，企业就会每况愈下，甚至破产。由此，认真研究企业内部的利益关系，趋利避害，实为振兴企业的必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