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字散落各地的文摘期刊，像无家可归的孩子，被人转来转去。我在网上查到打电话领取样刊与稿费，穿越长长的电话线与领养了我文字的陌生编辑对话，常常能从三言两语里，便看清一个人的表情，还有隐藏其下的一颗颗文字里沉浮动荡的心。
打电话给一家名不见经传的文摘杂志，时针不过是刚刚抵达下班的钟点，想象中大家都在收拾东西，穿好了外套，等着去坐公交，或者买新鲜的蔬菜。有人吵嚷着要去吃新开张的盐水鸭，或者街角的川菜馆。办公室里当是一副喜气洋洋解放了的轻松与怡然，所以这时的电话打进来，不接无所谓，接了，漫不经心也可以谅解。偏偏与我通话的中年男人在一片吵嚷中，没等我说完来意，便劈里啪啦朝我开了火，说：“也不看看几点了，我们都下班了，还打电话！”语气里满是厌烦与怒火，听起来像是某个机关单位里，前程不得意的老干事事业上被人百般排挤，于是便将一腔无处可以发泄的怨愤，全都一股脑倾倒在每日用小事扰他的人身上。
我在他这样的一通训斥里，像一个做错了事的小学生，只不过用了假装的平静，淡淡回他“抱歉，我不知道你们现在已经下班了。”那人一句硬石块砸在我的棉花上，觉得不爽，又是厉声一句“催债也得看点吧，明天再打吧你！”没等我应付一句“谢谢”，那边便“啪”地一下挂断，只剩了单调的忙音，嘟嘟嘟地提醒着我的耳朵，对面的人早已用怒火烧断了线路，所以也不必再枉费心机，要那微薄的稿酬。
又有一北方小刊，电话说明来意之后，接线的中年女人即刻用尖锐的声音冷冷道“我们从来不发稿费”，语气斩钉截铁，毫无商量余地。遇到许多告知作者没有稿酬的文摘期刊，但大多言语怯懦，语气温柔，怕一不小心撞上好事者不怕千难万阻，将杂志告上法庭，所以还是精神安抚为上。但像如此理直气壮、牛气冲冲的期刊，还是首次遇到。
被好奇与调侃的心理怂恿着，我突然增加了胆量，直截了当地将昔日被我等清高文人不齿提及的稿费问题，抬上桌面，反问她道“你们为何不给文章作者发放稿费”，难道你们一直都在免费办刊么？中年女人也卯上了劲，语气里愈加地强硬，似乎要将我开始露了苗头的嚣张气焰给强行打压下去。依然是刚才的句式，只不过换了一个词语，成为小孩子无理取闹时的任性之句：我们就是不发稿费！
我终于在这句话后笑了，而后拿出一贯的宽容回她“那么就不发吧，谢谢”。中年女人却是懒得理我的宽厚，连“嗯”一声也不肯给，便挂了电话。我在余音中想象那个女人，当是有一副冷硬的心肠，已经习惯了如我之类讨债的人，所以才练就了一身铮铮铁骨，任你万箭穿过，也伤不及她的丝毫皮肉。
也有内敛之人，不发飙，也不冷漠，只按部就班地照你的指示与要求，像模像样的说帮你记下联系方式，而后邮寄稿酬给你。只是看不见他的动作，那声音里却是透漏了一切秘密。长长的一个地址，每一次你还没有说完，他就已经下了写完的一个“好”字，总让你怀疑，习惯了一目十行的文字编辑，写起字来也是健步如飞，大有一流速记员的标准。而且，不等你将名字说出来，他就豪迈地扔给你一句“我们马上就去办理”。我总是怕他尴尬，讪讪说道“可是，您还没有记下我的真实姓名，邮寄稿费怕是不太方便”。那端的秘密，终于像一个孩子没有系好的腰带，被一个人抓住了，轻轻一抽，便露出里面私藏的一笔小钱。
这样“善意”的欺骗，挂掉电话的时候就已经心内明了，知道不必等如此郑重其事的承诺，那期待中的绿色的稿费单定是不会上路来找你了。
俗世中充满了各式各样的欺骗，而那些给予了世人以精神食粮的文字，很多时候却是可以成为一件最好的外衣，披上去，我们便似乎有了高尚的光环。可是，新装穿上去的时候，我们却常常忘了，身体可以遮蔽，声音，却是将我们的表情与内心一览无余地暴露出来。
黑白记忆
父亲做了一辈子的煤矿工人，我记忆里年轻时候的他，总是幽灵一样地让我惧怕：白森森的牙齿，黑黢黢的面容，不笑的时候只有那眸子是亮的。曾经有一年陪他下过一次井，在N米深的地下，我突然觉得黑原来是那样地让人绝望和恐怖，一种几乎使我窒息了的无助和空茫，让我下意识地便紧紧握住了父亲的手。黑暗中，我们谁也不说话，但却是知道那一刻，彼此的心比任何时候都要亲密无间且了无隔阂。
那之后我才明白，为什么母亲每次看我不等父亲回来就扒饭吃，会略略地伤心。甚至有一次，父亲下班后半个小时还没有到家，而我因忍不住饥饿，呼噜呼噜吃起来的时候，一旁焦灼不安的母亲看见了，拿起鸡毛掸子便狠狠打过来。打完后她便哭，直到父亲一身乌黑地回来，她才止住了，习惯性地跑上去给父亲换掉被煤尘重重包裹了的衣服。听姥姥说，在我未出生之前，母亲从来都是骑车去矿区接父亲的。她总是挤在人群的最前面，亦能一眼就从那些一个模样的“煤黑子”里，认出她要等的父亲来。他们在一路回家的路上，是喜气洋洋呢，还是彼此因为那抹温情和羞涩而沉默不语呢，母亲从来没有给我说起过。但我猜想，当母亲在矿井出口处瞥见父亲完好无损地出现在阳光下的时候，她的心里也定是明亮又喜悦的。
这样的等待，在我出生之后，便换成了家门口。母亲总是边心不在焉地织一件毛衣，边将视线远远地延伸到小镇的最边缘。我是后来才发现母亲手中的毛衣，不过是个道具，用来掩饰她心底的焦虑和担忧。因为她总是织了拆，拆了织，那团毛线在她的手里，就这样慢慢褪色。而她对父亲的牵挂和关爱，却是在时间里愈加地浓郁。其实父亲完全可以在井上作业的，但他为了多挣些钱贴补家用，依然长年累月地下井。他的皮肤，也因此变黑变黯，每每跟着他去澡堂洗澡，我都会隔一个水龙头，不愿和他靠着，似乎那水一冲下来连我也会跟着被染黑。但他却是喜欢一把将我拽过来，高声喊道：你小子才多大，就开始嫌老子脏了？！嚷完后便把我使劲捉住，给我用力地搓澡，我在一阵阵的酥痒里，直笑到喘不过气来。这是关于父亲最温暖的记忆了吧，一向不苟言笑的他，在一蓬蓬上升的水汽里，突然地就现出一个男人的温柔和单纯。
那时候的矿区，安全措施很差，常常就有人被封在地下，连给亲人告别都没来得及，就悄无声息地走了。记得父亲无意中给我提起人推车下井时，因为坡度极陡，被车拽着，有时就有在半空往下飞的感觉。我听了骇然，父亲却是淡淡一句“习惯了，也就不觉得有什么了”。父亲就是这样，一个“习惯”，让他在井下待到退休。而母亲，亦是因为一个“习惯”，不管多晚，都要等着父亲回来了才一起吃饭。这样的等待里，承载了多少的忧虑和孤寂，怕是只有母亲一个人才会清楚。煤尘染黑了父亲的双手，而母亲，却是在无休止的等待里，被岁月染白了头发。
有一年，父亲听说山西的矿工挣钱很多，就动了心思。母亲坚决不同意他去，但那时的父亲年轻气盛，与母亲吵了一架后，就与几个工友一起坐上了去山西的火车。母亲不相信父亲真的去了山西，到处托人去找，甚至请了算命的先生占卜父亲的去向。她几乎是疯了似的，见人就问有没有看见父亲，如果看见了一定记得捎话给他，让他早点回家。直到父亲一封信来，我扒着字典，磕磕巴巴地将这封龙飞凤舞的信勉强念完了，她才哭出声来，开始咒骂父亲。几个月后，父亲一分钱都没有挣到，逃掉了火车的票，才跑回家来。但依然没有忘了在下车后，清爽地洗了澡，又像每次出门走亲戚一样，给我捎回来从没有见过的甘蔗。记得是个晚上，母亲在床上小声地哭泣，父亲手足无措地站在床边，一句话也没有，而我却在院子里，没心没肺地挥舞着甘蔗，嘴里还发出有节奏的“嗨嗨”声。父亲的这次出走在我的记忆里，就这样甜蜜地结束，偶尔想起，似乎依然像那甘蔗的滋味，让我意犹未尽。那时候的我，是一个多么恬不知耻的孩子啊。
而今父母都已经老了，矿区也因为煤炭的枯竭，日渐成为一个寂寞的空壳。我大学之后做了公务员，亦彻底远离了那片煤尘飞扬的矿区。但记忆却是依然时时地轻唤着我们，就像父亲偶尔忘了吃饭，母亲会急得满大街去找，似乎只有亲眼看见了父亲，才会确信他没有被封在暗无天日的井下；就像每次在电视新闻里看到了矿难，母亲总会倏地战栗一下，而父亲，亦会有片刻的茫然和忧伤；就像我每次洗澡，总是拼命地搓到全身发红，似乎有什么污痕深深浸入了我的肌肤……
这样的记忆，像那黑白的电影，我们在黑暗里看过去，有感伤的温情默默地流淌。我的父亲，不过是中国最普通的一个煤矿工人，我的母亲，亦只是一个平凡矿工的妻子。可是，当这些素朴的影像慢慢回放时，那些由焦灼、紧张、疼痛和喜悦繁复交织起来的岁月，还是瞬间就将我这个矿区长大的孩子，凌厉尖锐地击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