浪漫的一代：同一主题的变奏第四部分第十二章现代文人与中国社会现代中国文人的现象，大抵可被视为：以城市作背景的文学界上演的一出悲喜剧。序幕可以追溯至世纪之交，由1917年的文学革命揭开，当时一大群积极参与者突然拥上舞台，并随着1925年"五卅事件"后的"左"倾结局而达到高潮，至30年代初期，这股狂热才逐渐减退。1937年，日本的炮火把舞台摧毁了，才宣告这出戏剧的结束。中日战争开始了国家经历的新长篇故事，延安插曲展示了共产主义文学史的新一页。然而，文人不再是无可置疑的英雄，这从萧军的悲惨命运中可见一斑。
身份和疏离二三十年代，由朋友和倾慕者写的大量"闲聊"文学，清楚地显示了当时读者最欣赏的，是文人那才智焕发的个性；他们所重视的，并不是作者专门的技艺，也不是作者瑰奇丰富的创造想像力，而是作者本身强烈的情感体验。对于后来的读者来说，这种作者个性和生活经验的提升，说明了好些问题。
从汉朝司马相如，唐朝李白，到清朝的黄仲则，传统中国文人除了靠自己的作品知名，还以自己的生活和个性著称。但在传统中国，文学从来没有成为得到社会确认的职业，文人在传统社会也没成为有独立意识的一群人。性格或生活经验的特质，仍然属于个人气质，而不是一个群体的特征。再加上传统中国的文人跟学者与官员并没有显著的区别，文人的称谓往往只不过表示学者/官员文学的一面。所以说，文人在社会中以文学为职业，是一种现代现象，且显然与社会及政治情况的改变相关。
在一定程度上，文学实践作为独立职业是世纪交接后新闻业及出版业持续蓬勃的结果。然而，这种商业因素并非现代文人发展成受尊重一群的决定性因素。他们的群体意识还基于其他因素。现代文人有共同的生活体验模式：他们出生于世纪之交，传统环境正在衰落，他们成长阶段见证了旧政权的迅速崩溃；20世纪的头几十年，他们逐渐成熟，被卷入制度变更的漩涡--不明朗的前途取代了传统社会明确的生活前景。对这些萌芽知识分子来说，制度的变更，以教育最为剧烈。当教授外国专门学科的新式学校涌现时，马上引起了疑惑和忧虑。
第十二章现代文人与中国社会中国现代作家的浪漫一代就是在这些多数位于省市中的现代学校里，我们敏感的青少年感到有生以来的第一次解放。离家入读大城市的新学校，代表了最早的双重解放：首先是从传统社会的自然环境中解放出来；其次是从传统道德标准与社会习俗的整套礼仪体系中解放出来。一些夸张的个人行为，显示他们与传统环境(童年)的联系开始分割；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他们推翻了父母安排的婚姻。从过去解放出来的行为和感觉，使他们感到未来是令人欢欣鼓舞的：一旦推翻既定环境的繁文缛节，便可不断展望未来，这时候是什么都可能发生的。如今是由个人来决定自己的命运，因此，对自我的发现，成为建立新身份的第一步。自作主张的表现，见于挑战风格守旧的教师或官僚，见于形成小组或社团来讨论"新题目"，也见于交换互相欣赏的书信。通过阅读梁启超的文章和严复的翻译，他们的思想跃进美好的新世界，他们的心灵感到激动--那可能是青春期生理阶段的心理一面，现在已经不受限制了。
开始尝试文学创作，反映他们身份形成过程的第二个阶段。为什么创作文学？鲁迅看到日本士兵砍掉中国农民人头的纪录片，解释自己决心弃医从文，是因为"我们第一要着，是在改变他们的精神"鲁迅《〈呐喊〉自序》，《鲁迅全集》卷1，第5页。，的首要关注是改变中国人普遍的民族精神气质和想法。从某个意义上说，鲁迅通过文学来改变人们思想的主张，反映了传统"文以载道"的思想。正如从五四运动反传统的狂热中可以看见，鲁迅其实想传递的几乎是对中国传统的完全摒弃。鲁迅担当重要角色的《新青年》现象，清楚显示他们在实现使命时的重大讽刺。当五四知识分子贬低中国传统内容，他们的想法依然反映传统知识分子普遍关注的义务承担问题：传统中国的知识分子，不论执政还是在野，几乎实际上都是学者/官员，正如宋朝著名的政治家范仲淹所说："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对国家的政治义务和对社会的道德责任，构成儒家承担原则中两个不可分割的要素。然而，让知识分子承担国家与社会责任的制度渠道，因1905年废除科举而永远中止。军阀混战使现代中国知识分子的理想破灭，多数与政治脱节。郁达夫在一篇文章的简短按语中，尖锐地表达了这种感觉：自去年冬天以来，我的情怀，只是忧郁的连续。我抱了绝大的希望想到俄国去作劳动者的想头，也曾有过，但是在北京被哥哥拉住了。我抱了虚无的观念，在扬子江边，徘徊求死的事情也有过，但是柔顺无智的我的女人，劝我终止了，清明节那一天送女人回了浙江，我想于月明之夜，吃一个醉饱，图一个痛快的自杀，但是几个朋友，又互相牵连的教我等一等。我等了半年，现在的心里，还是苦闷得和半年前一样。
活在世上，总要做些事情，但是被高等教育割势后的我这零余者，教我能够做些什么？郁达夫《茑萝集》(上海，1923)，第192-193页。不知是无意还是有意，郁达夫想到19世纪苏俄(联)知识分子的著名典型--"零余者"对于苏俄(联)知识分子的疏离态度之阐述与讨论，见理察德·皮佩编辑的《苏俄(联)知识分子》(纽约，1961)。书中包括了本杰明·施瓦茨的比较论文《试比较共产中国的知识分子》，第164-181页。。中国知识分子把自己与国家相隔绝，高深的教育如今变得无用：现代中国知识分子参政的传统渠道已被剥夺，除非他们愿意把自己出卖给军阀，或者接受蒋介石南京政府的高压统治，否则的话，他们已经没有政治作用。因此，郁达夫心灰意冷的源头，藏在他颓废的外表之下。他故意堕落的幌子背后，可能是受良心谴责的思想，寻求适当的环境来承诺义务："活在世上，总要做些事情"。因此，文学界就替不少现代中国知识分子提供了这样的适当的环境，作为替代政治服务的上佳选择。这也是把注意力从国家转移到社会上。梁启超写的一篇开创性文章《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提出了关于文学的社会功能的新准则，并引起鲁迅回应：要改变社会风俗，必须破除中国的守旧观念和风俗习惯。文学研究社把文学创作正式确定为严肃地实践，被疏离的知识分子于是找到新的舞台来付出承诺、发挥影响力和谋生。文人在现代中国社会中，成为新社会有地位的一群，以阔气的生活方式和美化的道德观念来维持他们在大城市中心疏离的存在。
对现代文人来说，身份问题和疏离可以成为个人强项。以苏曼殊为例子，注定"难以言喻的痛苦"的一生，可以有某种难以抗拒的魅力。被疏离的现代典型文人认为自己与众不同。这种感觉也来自他们发现个人生活经验的珍贵和独特--他们感到自己人生的无穷变化和各种苦难遭遇，并不能充分获得国人理解和欣赏。他们从社会政治的较广阔角度探究，与其自我检讨不足之处，还不如放纵于自怜，采取妄自尊大的夸张态度，在个人的自传作品中加以美化。换句话说，这种自我陶醉的态度所依据的不是社会政治而是浪漫：20世纪的中国文人，就像19世纪的法国艺术家一样，因为自己"比常人有更强烈的感受"施罗德，第29页。而感到不同。这种使他们注定一生受苦的高度敏感，也可以说是一种幸运，一种常人没有的天赋感觉。因此，这种怀才不遇的浪漫态度成为现代文人自欺欺人的姿态，用来减轻他们对疏离的存在的忧虑。
1920年代的自传文学，充满了这样的逻辑依据。成仿吾宣称："一个文学家，爱慕之情要比人强，憎恶之心也要比人大。"成仿吾《新文学之使命》，《创造周报》2：3(1923年5月20日)。郁达夫回应："文人比普通人加倍理智，加倍敏感。"郁达夫《小说论及其他》，《洪不》2.1-7(1926)。另一位文学批评家说："每一个文学家，他的神经是最易于刺激的，他的同情心是渊博的，他的感受性是灵敏的；普通底人们所不以为痛苦的，他觉着十分痛苦，普通底人们所能忍受的，他不能忍受，普通底人们以为并不算什么可同情的事，他却迸出同情底血花。"侍桁《个人主义的文学及其他》，《语丝》4.21：462(1928年5月28日)。因此，正如成仿吾所坚称的，真正的文人是"超人，他是人而神"成仿吾《真的艺术家》，《创造周报》27：3(1923年11月11日)。。
由于这种超凡的感觉天赋，文人认为自己与众不同，并注定要孤独；但也因为比较优胜，应该受到注意和赢得爱慕。这种表面上的矛盾，是苏曼殊、郁达夫、郭沫若、蒋光慈以及他们众多同辈的自我形象的特征，他们全部能够充分利用这种必不可缺的浪漫姿态。正如夏济安敏锐地看出，蒋光慈"如果受到攻击，就表示被错误评价或疏离……因为过去每个伟大的浪漫主义者至少在人生的某段时期都曾被错误评价或疏离，蒋光慈因为自己属于杰出的一群而感到安慰"夏济安《黑暗的闸门》，第59页。。另一方面，如果文人不受攻击，则悲伤地一再自认孤独和痛苦，便能博取易受感染的青年读者的同情，从而成为名人。因此，开始可能真的是"难以言喻的痛苦"，经过不断申诉，最终成为美化的传奇故事。个人问题成了一群人的姿态；感觉的特征退化为成名的资格。
政治和个性经历了"五卅"事件，1925年以后出现的普遍"左"倾现象，令文人的政治疏离问题变得更加严重，但1925年至1937年的政治环境，替进退两难的左翼作家解了围。1926年的北伐为一些文学知识分子的"革命"目标提供政治承诺的简短插曲。然而，因为蒋介石1927年4月在上海对共产党员进行屠杀，所以从左翼的观点来看，北伐不再是革命的。当左翼作家大力鼓吹革命文学时，革命本身是在最低潮的时候。对于左翼作家来说，讽刺的是"革命"一词，除了城市工厂里组织松散的工人运动外，便不再具备任何实质。因此，左翼作家利用无产阶级文学的那些引人注目的语句在这新的革命阵营重新找到自己的定位。在1928年对无产阶级文学的辩论中，鲁迅马上注意到另一个讽刺之处：左翼作家其实无可救药地完全脱离无产阶级的实际生活，他们的无产阶级文学的几个范例是虚的，只是欺骗性地逃避现实。正如由辛克莱提出而得到鲁迅认同的，全部文学可能都是宣传，但未必所有宣传都是文学--把别国口号胡乱借用来应用在尚未完全革命的本土环境的，则肯定不是文学鲁迅《文艺与革命》，见《中国现代文学史参考资料》卷1，第240-242页)。。
左派对这现实论点的反驳，见于正面地重新修订浪漫姿态。他们辩称敏感的天赋令一个人不但情感更加强烈，而且对社会隐忧的感知能力也更加深刻。创造社的理论家成仿吾认为，因为文人被赋予更强烈的爱恨感觉，"文学是时代的良心，文学家便应当是良心的战士"成仿吾《新文学的使命》，第3页。，所以他们的作品真正反映了社会情况。救世主似的郭沫若，把作家的角色从忏悔者扩展到预言家和先知，而最终成为革命者："本来从事于文艺的人，在气质上说来，多是属于神经质的。他的感受性比较一般的人较为锐敏。所以当着一个社会快要临着变革的时候，就是一个时代的被压迫阶级被凌虐得快要铤而走险，素来是一种潜伏着的阶级斗争快要成为具体的表现的时候，在一般人虽尚未感受得十分迫切，而在神经质的文艺家却已预先感受着，先把民众的痛苦叫喊了出来，先把革命的必要叫喊了出来。所以文艺每每成为革命的前驱，而每个革命时代的革命思潮多半是由于文艺家或者于文艺有素养的人滥觞出来的。"郭沫若《文艺家的觉悟》，《洪水》，2.4：135-136(1926年12月)。
1925年至1937年的那些贫乏的左派文学作品是否成为共产党革命的先锋？1942年，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主要针对的就是这些城市左派作家，并清楚显示郭沫若的论点是不成熟的。考虑到1920年代末及1930年代初的政治环境，这种把作家视为救世主似的诠释，其实只不过是另一种自欺欺人。蒋光慈的例子显示左派作家与城市无产阶级没有密切联系，与中国共产党的地下工作者也没有和谐的工作关系。他最终便因为小资产阶级的品位和生活方式而被开除出党。即使备受尊崇并在晚年成了左翼作家的鲁迅，去世前也与中国共产党的一些左翼同志和地下工作者有一系列的痛苦纠缠见夏济安《鲁迅与左翼作家联盟的解散》，《黑暗的闸门》，第101-145页。。虽然鲁迅和蒋光慈都被共产中国视为名人，但他们在这段左翼插曲中的政治困境显示了左翼作家的主要窘况：他们热心献身革命事业，尝试支持新兴的城市无产阶级(但其实他们对这些城市无产阶级几无认识)；他们急于以政治行动来逃避自己的政治无能，却发觉自己和无产阶级革命的真正实践者--地下工作者们--格格不入；偏离这两方面的人，则凭借自我英雄的幻想，来重新阐释自己的妄自尊大，期望能令自己如愿以偿。夏济安评论这种文坛的"左"倾现象时说："五四运动造成许多反叛青年，他们把自我与社会相对立；当发现自己的力量在竞争中微不足道时，便称颂一个社会阶层--他们所认同的、神话化了的无产阶级。"见夏济安《鲁迅与左翼作家联盟的解散》，《黑暗的闸门》，第71页。显而易见，认同神话化的无产阶级这行为本身，也被他们神话化了。
1937年爆发的中日战争，结束了这段城市左翼插曲。那时候，政治气氛变成爱国主义，抗日战争这压倒一切的国家目标令无产阶级运动湮没。由于多数文人都撤离沿海城市，投身到全国性的战争力量之中，他们20年来的政治无能与疏离似乎结束了。然而这种改变的政治倾向，并没有令左翼作家活得较为舒适。萧军的遭遇就提供了一个典型的例子。
萧军的"爱国'左'倾行为"可以视作蒋光慈"浪漫'左'倾行为"的续篇。即使环境从城市上海变为乡村延安，萧军的生活和思想与郭沫若、蒋光慈等城市左翼作家是多么的一脉相承。萧军人生观的中心，可以称作英雄生机论，也是郭沫若和蒋光慈身上显而易见的。英雄主义和英雄崇拜的主题，显然是1920年代遗留给像萧军这种在1930年代崭露头角的新人的重要遗产。三位作家都同样有一份外国英雄的长名单--特别是像拜伦和罗曼·罗兰这样性格坚强的人；中国的政治人物也当然包括在他们的英雄名册中。郭沫若在回忆蒋光慈的时候，想起蒋光慈的书桌上曾经放过汪精卫和蒋介石的照片，这两人被我们的年轻英雄崇拜者视为"中国的列宁和托洛茨基"郭沫若《创造十年续编》，第142页。。郭沫若形容自己在1937年，既敬畏又钦佩地谒见蒋介石见杨殷夫《郭沫若传》(广东，1938)，第222-224页。。在延安，萧军把鲁迅、朱德和毛泽东归为中国的三位伟大的现实主义者。三位作家在英雄崇拜的狂热中，都找到充分的理由来崇拜自己--郭沫若作为土匪，蒋光慈作为革命诗人，萧军作为鞑子/作家/革命者。
在政治疏离时期，英雄主义的狂热和英雄崇拜都不可能产生直接的政治后果，只能美化作家的孤芳自赏。一旦作家变得政治化并参与政治行动，主观的英雄主义和英雄崇拜有时会与比较客观的政治要求产生冲突。在左翼文学方面，延安的新环境见证了一连串类似的冲突。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解释了之前在城市文学界并不存在的新关系文学作为一种职业，必须为党而不是作家本人所决定的特定政治目的服务。因此文人作为一群人的独立性被永远摧毁了。萧军的例子，显示郭沫若把作家抬高为有远见的革命先锋，是与党的列宁/毛泽东概念直接冲突的。萧军在郭沫若的基础上，继续自我陶醉，最终使他成为牺牲者。这是因为文人不论多么敏感、认真和有远见，都永远不可能比党的无产阶级真正先锋更有预知能力。萧军的牺牲，意味着政治战胜个性，以及对中国作家的政治疏离作了最终裁决：一旦作家不再与政治疏离，便不再是现代文人。
(刘宝玲译)第十三章情感的旅程胡适发表的著名文章《文学改良刍议》，激发了文学革命。胡适提出的八项主张，头五项只和新文学的形式有关，最后三项则谈到内容问题：不模仿古人；不作无病之呻吟；须言之有物。周策纵《五四运动》，第274页。1920年代创造的新文学是否符合这三项主张？很少学者愿意处理胡适的含糊建议，或尝试回答这个问题。胡适原先以"八不作"的形式提出的八项主张，虽然代表他对传统中国文学某些主流趋势的个人反应。那么，新文学是否与传统文学彻底决裂？在传统和现代中国文学中，可以找到哪些主题和趋势？我们谈到的七位文人的作品，提供了比个案研究更加充分的资料。
后来也在哥伦比亚读书的梁实秋，对反传统的新文学运动有以下看法：我们中国人的生活，最重礼法。从前圣贤以礼乐治天下；几千年来，"乐"失传了，余剩的只是郑卫之音；"礼"也失掉了原来的意义，变为形式的仪节。所以中国人的生活在情感方面似乎有偏枯的趋势。到了最近，因着外来的影响而发生所谓新文学运动，处处要求扩张，要求解放，要求自由。到这时候，情感就如同铁笼里猛虎一般，不但把礼教的桎梏重重的打破，把监视情感的理性也扑倒了。梁实秋《现代中国文学之浪漫的趋势》，见于《实秋自选集》(台北，1954)，第8页。第十三章情感的旅程中国现代作家的浪漫一代照梁实秋分析，新文学运动代表在情感上反对那些可以称为形式化或仪式化的儒家规条。过去千多年来，这些儒家规条支配了中国生活和社会。要证明这个论点，先要评估情感的问题以及文学在中国传统上的角色。
情感的传统过往中国人的生活中，当然不是完全缺乏情感的。但对儒家来说，必须发乎"情"止乎"礼"。在这理想背后，潜藏了儒家思想的重要对立面，即"内"与"外"的问题本杰明·施瓦茨《儒家思想的一些对立面》，见戴维·S。尼维森及亚瑟·F。赖特《行动中的儒家思想》(ConfucianisminAction)(斯坦福，1959)，第54页。。发乎内心的情感，可以视作人类天生人性的一种表露。可是，当"情"的迸发不再受"礼"约束时，问题就产生了。应该选择"情"还是"礼"？孔子和孟子似乎都没有充分处理这个问题。对于强调"礼"的规范和教育作用的荀子，认为"情"要受正确礼仪的约束。汉朝以后发展的一般儒家传统，往往讨论到"情"，但也未能完全解决这问题。主要继承了孟子思想的众多宋代理学家，倾向把沉重的道德枷锁赋予本性"善良"的人。情感即使不被视为与天生道德截然分开，也被视为不重要的黄继持《理学家之文艺思想试论》，崇基书刊，7.2：187-195(1968年5月)。。可能受佛教影响，"情"被贬为"气"的较低层次，与让人获得道德本性的"理"的层次不同。因此，"情"被视为与"欲"同一个范畴，是不道德的"气"变化出来的结果，所以"情"和"欲"都有邪恶的含意。直到晚明，"情"的问题才成为重要的道德题目，获得广泛的理性讨论。
在儒家传统越来越强调"情"的同时，也出现了"反传统"的文学，反对文学除了"载道"就没有任何价值的传统观念。亚瑟·韦利指出："认为文学有自己价值的相反主张，至少早在13世纪就已经出现，但普遍只是零星而小规模的反对意见。这些反对的意见，实际上在16、17世纪之交产生了一些影响，这基础一直维持到袁枚的时代。"亚瑟·韦利《袁枚：十八世纪的中国诗人》(YuanMei：EighteenthCenturyChinesePoest)(伦敦，1956)，第168页。
亚瑟·韦利提到的反对声音，可能见于16世纪末和17世纪初的所谓公安和竟陵派。据周作人说，这两个学派提倡的"言志"，与传统"载道"观念相反周作人《中国新文学的源流》第3版(北京，1934)，第34页。。公安派的口号要求"独抒性灵，不拘格套"同上，第44页。。因此，周作人认为这两个学派，是文学革命的真正先驱。
就在这种传统中国文化的一般背景下，林纾和苏曼殊这两位先驱承担了历史重任。当公开宣称自己是儒家学者的林纾，在描述自己对先帝及挚爱亲人的怀念和哀吊时，他可以通过儒家信条来证实这样做是正确的行为；也就是说，发自内心的真正情感，应该完全表露出来，正如孔子为了自己爱徒颜回之死而痛哭流涕一样。然而当林纾据说为了外国的"茶花女"而流泪时，他已经远远超越儒教束缚而达到另一个境界：只要是真心表达的个人情感，不论是否反映中国社会确立的道德规范，都可以是一个人主要的世界观。通过为自己的道德寻求情感的基础，并用道德观使自己的情感合理化，是林纾在这过渡时期作出的贡献。此外，林纾也选择用古文来表达自己的情感。他的古文写得文雅流畅。即使胡适在其他方面严厉地批评林纾，但也称赞林纾史无前例地用古文来翻译和写作小说，在这以前，没有长篇小说是用古文写成的胡适《近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见《胡适文存》第2册(台北，1953)，第197-199页。。
同样面对情感表达这个问题，苏曼殊到中国传统的另一个领域去搜寻。他没有林纾那么完全精通儒家经典，于是便聪明地把自己的一生和佛教、道教交织在一起。他所用的独特方法，令人想起六朝的竹林七贤。就像他们一样，苏曼殊招摇地展示一种放荡不羁的生活，并尝试用佛学来为自己辩护。但他的隐士外表作为辩护的用途不及装饰的用途大--使他的个性变得带有传奇色彩的魅力。中国生活中的佛教和道教遗产补充了越来越讲求道德的儒家正统，因而被视为提供了中国传统的浪漫一面。佛教道教遗产也在诗歌中得以美化，这在陶渊明的诗篇中清楚地展示出来。苏曼殊继承了这传统的两种基本个人行为：自然和风流。这种观点与儒家的内外两极几乎毫不相关，因为道家否定外在准则的束缚，让个人的情感和本能自然流露。个人内在的自我，就等于外在的自我。在苏曼殊的例子中，他的内心自我通过独特的生活方式外在地表现出来，并推到极致，与传统道德相分离。通过有意地美化这种传统浪漫立场，苏曼殊跨越前人，成了一个反传统的先例：个人的情感本性不需要道德辩护；当个人的情感本能外化为一种生活方式时，便成为他惟一的性格特征，以及他创作的适当标志。当苏曼殊在其时代确立的社会习俗中招摇地展示自己的情感个性和生活方式，五四运动的文人就利用这些来挑战和摧毁确立的社会习俗。
林纾和苏曼殊用不同的方法去确定情感的中心地位，并宣布出现了以情感为根据的典型个性。情感作为存在的中心模式的普及，见于和林纾、苏曼殊同时代的人，即那些在条约口岸的报人和文人。这些人在给大众阅读的小说作品中，创造了一个受儒家、佛教和中西元素影响的情感世界。这种用半白话写的新一类流行小说，叫做"写情小说"。阿英指出，这潮流是由吴沃尧的小说《恨海》开始的。为了替"写情小说"辩护，吴沃尧指出："我素常立过一个议论，说人之有情，系与生俱来……上自碧落之下，下自黄泉之上，无非一个大傀儡场，这牵动傀儡的总线索，便是一个情字。大而至于古于人民胞物，与己饥己溺之心，小至于一事一物之嗜好，无非在一个情字范围之内。"阿英：《晚清小说史》，第174-176页。
伴随晚清文学这种对情感的强调而来的，是对个性有所意识。普实克(JaroslavPruek)是其中一位学者率先在晚清杰作中注意到主观主义的潮流。这些杰作包括刘鹗的《老残游记》、沈复的《浮生六记》、李宝嘉的《官场现形记》和吴沃尧的《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所有这些作品显示作家"重视自己的命运和自己的生活"。在某些情况下，作家会"把自己和角色定位为与整个社会相对立"普实克(JaroslavPruek)《中国现代文学的主观主义和个人主义》，ArchivOrientalni，25.2：266-270，1957年。。这种突出作者个性的主观倾向，在胡适文学改革的第七项主张"不模仿古人"中正式得到注意。
这种主观倾向结合对个人情感的强调，也正是林纾和苏曼殊所共同强调的。林纾致力辩明而苏曼殊致力体现的重要一点是：要有正面的价值，主观表现的个人情感应该是真实的。这也可能是胡适提出和内容有关的三项主张的另外两项时心里所想到的。面对某些晚清写情小说及传统诗词中可能存在的过分自怜，胡适警惕新文学的实践者："不作无病之呻吟"及"须言之有物"。
五四时期的爱情胡适"须言之有物"的宣言，其实是"文以载道"的现代信条。然而新文学的媒介，并非古文或诗歌而是白话。这种新的"道"也不再指儒教正统，而是指个性以及不加文饰地任意表达个性。五四运动使个人情感的堤坝崩决，如洪流般一泻如注。郁达夫的自传小说激发了一大堆忏悔--也就是说，加剧了自晚清以来就不断增强的主观趋势。1920年代的文学市场充斥着自传(郁达夫、郭沫若、王独清、黄庐隐等人的作品)、人物传记(例如沈从文写的丁玲和胡也频传记)、日记(郁达夫、徐志摩、章衣萍)、书信和情信(郭沫若、宗白华和田汉的《三叶集》、徐志摩的《爱眉小札》、章衣萍的《情书一束》)。众多小说作品也采用日记、书信或独白的形式，更不用说作品中经常用到主观的"我"。在郁达夫、郭沫若和徐志摩带领下，自我揭示几乎成为一时风尚--把作者内心最深处的感情和性欲秘密揭露出来。郁达夫总结整个趋势时，认为"五四运动最大的成就，在于发现独特的个性。"郁达夫《现代文学散文导论》，见郑振铎编辑的《中国新文学大系导论选集》(香港，1961)，第150页。
这种个人情感如此强烈的爆发，以致新的白话文往往不足以表达激情。作家采用各种技巧来做补充，达到了夸张的效果。当时一位困惑不解的观察家注意到，现代中国诗人比他们的西方同行，在情绪上激动六倍："中国现在流行之白话诗，平均每四行有一个叹号，或每千行有二百三十二个叹号。公认外国好诗平均每二十五行始有一个叹号。"章衣萍《古庙集》(上海，1929)，第103-104页。
这种情感爆发的本质是什么？基本组成部分又是些什么？在《情感的旅程》这一章，会说明前面几章提到的代表文人的生活及作品所反映的一条主线的发展。在他们对人类生活的情感因素作开创性的探究时，这两位先驱把握了情感因素的核心重要性，但并没有把焦点过分集中，或者限制情感的范围。林纾可能比较重视三种基本关系--君臣、父子和夫妇。这三种关系之间的相互影响，代表了人类情感的具体化。但这位本质上是儒家的说客，已经扩阔地包含了更多的个人写照：他的母亲、祖母、女儿、舅父、妾侍、堕落的女人、孝顺的女孩。在这一大堆复杂的人类关系中，似乎已经出现了一条熟悉的轴心，指导他的个人情感。另一方面，苏曼殊超越了家庭的圈子，投身于辽阔的"情海"(条约口岸的文人令"情海"这名称普及化了)之中。即使苏曼殊的佛教看法认为情海只不过是灿烂而短暂的"红尘"，他还是把个人情感滥花在年轻而含情脉脉的女人身上。因此，情感和女人密切相关，性欲关系成了他的核心轴。郁达夫在不断的忏悔中，替这核心轴提供了显然可见的情欲基础--这大胆的行为，是苏曼殊在有意或无意之间避免了的。然而，郁达夫在堕落的性经验后所渴望的却是爱情：我所要求的就是爱情！
若有一个美人，能理解我的苦楚，她要我死，我也肯的。
若有一个妇人，无论她是美是丑，能真心真意地爱我，我也愿意为她死的。
我所要求的就是异性的爱情！郁达夫《沉沦》，第17页。在郁达夫和女人的几段情感纠缠中，即使他和王映霞有过桃色丑闻，但由情投意合的女人所体现的爱情，却始终是个未能实现的愿望。对于自封为"零余"的孤独者来说，生活是黑暗的抑郁平原，情感灵魂堕落地自我放纵，在平原上游荡。
这要留待与郁达夫同时代的徐志摩来体现和辨明在情感中占中心地位的浪漫爱情。奠基于热情和信念的坚定看法，令情感的所有后果都显得不大重要："我没有别的方法，我就有爱；没有别的天才，就是爱；没有别的能耐，只是爱；没有别的动力，只是爱。"徐志摩：《爱眉小札》，《全集》卷4，第273页。许多其他作家互相交换徐志摩的欢乐。一位年轻的小说家，在读过徐志摩的其中一则短篇小说后宣称："我现在才知道情的秘和爱的伟大了。我到了现在，还是要承认我是为情而生为爱而活的。一个人的内部的心灵，假使没有情爱的燃烧，那不就是没有灵魂的躯壳吗。躯壳没有灵魂了，还有什么希望呢！"刘大杰《"余痕"之余》，《晨报副刊》，1422：15(1926年1月11日)。另一位对罗斯丹(EdmondRostand)诗剧《西哈诺》的翻译极感兴趣的文人指出："爱情在文学作品中占了这样重要的位置，是因为有爱情的一生能够把灵魂放大到至高无上的境界。"夏康农《方译西哈诺序》，《春潮月刊》，1：2：28(1928年12月15日)。最畅销小说《情书一束》的作者章衣萍直截了当地宣称："我是相信Loveisbetterthanlife的……恋爱是世界上最大的事。"章衣萍《古庙集》，第78页。
所有这些对爱情的歌颂，说明了1920年代的一种更巨大的现象：五四运动不仅激发了文学和知识分子的革命，也推动了情感上的革命。在1918年通过《玩偶之家》把易卜生主义引入中国的胡适，坚称对婚姻的新看法：婚姻是两个人的精神交流，而不是根据外界常规而形成的联盟。这种精神交流的基础，如果不是爱情的话，会是什么？紧接着胡适响亮的号召，周作人主张新文学应该仿效《玩偶之家》、《安娜·卡列尼娜》及《苔丝》等作品卜立德(DavidE。Pollard)《周作人与自己的园地》，AsiaMajor，第11册，第2部分，1965年，第187-188页。，强调男女平等和基于爱情的婚姻。茅盾收集1921年3个月内的创作资料，显示在115样文学作品中，有70样是集中讲两性之间的爱情茅盾《评四、五、六月的创作》，《小说月报》，12.8：2，1921年8月10日。。这个小调查显示主观情感的洪流倾注于爱情的漩涡中，尤其是那些解放男女青年之间的爱情。
文人本身是这潮流的领袖。实际上，在1920和1930年代，文人的流行形象往往是爱侣甚至陷于三角恋中的爱侣。随便举几个例子：徐志摩和陆小曼；郁达夫和王映霞；蒋光慈和宋若瑜；胡也频、丁玲和沈从文；萧军、萧红和端木蕻良。通过这些饱受爱情折磨的文学界名人的爱情行为和作风，个人性格的重要性得到广泛承认。爱情成为新道德观的总体象征，很容易地取代了传统社会精神特质的礼教，且把礼教等同于外在的限制。在解放的一大趋势中，爱情与自由等同；在某种意义上说，通过爱情和释放自己的热情与精力，个人可以真正成为既完全又自由的人。恋爱也被视为挑战和真诚的行为，通过宣布脱离伪善社会所有的人为限制，找到真正的自我，并向爱人展示自我。因此，真爱只会是美好的。正如由徐志摩和早期的创造社成员所提出，在1920年代流行的三位一体的新信念：真善美--这无可避免是受当时的爱情精神所鼓舞的。
在社会反抗及知识界打破旧传统的主张下，这种爱情的迸发只能暴露理论上的不足。徐志摩和五四的同代人，千篇一律地用有活力而又激进的语言来界定爱情，例如"方法"、"才干"、"潜能"、"精力"。爱情不是基于固定的概念，而是基于不断变化的情感。爱情不是代表一类思想，而是代表个人经验的洪流。许多动听的抽象概念，例如自由、美丽和真理，只不过是情感上的理想，源自狂喜中捕捉的奔放思想。因此，除了"柏拉图式爱情"以外，柏拉图被冷落在一边。由于五四的陈词滥调剥夺了任何哲学基础，"柏拉图式爱情"只不过指两性之间没有性行为或性冲动的爱情。现代中国知识分子热情的脑海中，很少想到爱情可能在哲学或理论上的适当含意。
女人和性无论在理论或实际上，1920年代关于爱情的主要争论，在于爱情和性欲之间的关系，又或者精神与肉体相爱的两个极端。性所扮演的角色，反过来又和传统及现代对女人的概念相关。
虽然传统中国文学从不缺乏对爱情和女人的描绘，但爱情从未提升为支配生活的哲学，伟大的传统也没有赋予女人崇高的地位。因此，在翻译司各特骑士时代的浪漫作品时，林纾觉得司各特对女人的态度："尊礼美人如天神，至于膜拜稽首"是荒谬极了朱羲胄《著述记》，3：13.。在传统流行文学的范围内，女人的作用差不多在于肉体--例如在愿望实现的美梦中，美丽而体贴的狐狸精会从孤独学者的书本中走出来，又或者在他隐居山中的那与世隔绝的牡丹花园中出现C。佛伦尼·梅里亚姆《现代中国文学的爱情和性欲》("LoveandSexinModermChineseLiterature")未出版的研讨会论文，哈佛大学，第3-4页。。实际上，传统文学中的"荡妇"，几乎一律地被视为男性精力的肉欲掠夺者，她们会令男人耗尽精力而亡：潘金莲就是最著名的例子。道家进一步证实了这种性欲的隐含意义。他们把女人视为只不过是性欲或施展性欲法术的工具。苏曼殊的故事，反映了这种传统的支配地位。苏曼殊描述了两类女性，其中一种是积极进取、热情澎湃而令他拜倒裙下的女主角，但最终他还是选择另一种比较温顺忠诚的弱者。继苏曼殊之后，郁达夫也踌躇于折磨和被折磨的女性之间。他同情后者，却受前者肉体的吸引，因此在现实生活中也最终选了"荡妇"，这和苏曼殊是不同的。考虑到郁达夫的传统偏爱，这选择可能是错的。比起他在日记中对情妇和第二任妻子的记述，他对传统第一任妻子的公开表白更加令人感动。
另一方面，徐志摩把传统抛诸九霄云外。他最为贴近西方传统，把女人理想化为爱的化身，令追求爱情成为支配他一生的目标。比起把女人视为情感的一部分，并部分地纯粹在肉体上利用女人的林纾和苏曼殊，徐志摩多走了一大段路。但不像西方的布莱克(WilliamBlake)和其他宗教诗人，徐志摩虽然把女人理想化了，但并没有赋予任何神性。他的诗歌中并不存在圣母玛利亚的形象；徐志摩和郁达夫向但丁作品《神曲》的贝雅特丽齐(Beatrice)的祈祷，也不是把贝雅特丽齐等同于对神的智慧的追求。徐志摩从西方浪漫传统所吸取的，似乎是一种生气勃勃、祭酒神狄俄尼索斯的概念。在这概念中，爱情被赋予生气勃勃的力量。最完全地实现自我，等同于取得最大限度的狂热爱情，超脱于完全自由、死亡和超凡之外，对爱情的这种生机勃勃的理解，和苏曼殊带佛教特色的涅槃之爱(灵性经过净化和浓缩的理想精神状态)显得截然不同。
苏曼殊和徐志摩不同的爱情形象，也指出精神和性欲的两种爱情含意。苏曼殊的作品仍然反映传统中国思想中较高层次的纯洁精神情感与较低层次的肉欲之间的区别。苏曼殊忠于爱情的精神理想，作品中一般避免了性欲的问题。关于他把性欲归为生活次要角色的传闻，与其说暴露了他可能是性无能，倒不如说显示了这种对性欲的传统看法在他思想架构中的支配地位。然而，郁达夫发表的《沉沦》，对冲刷掉这种二分法来说，是激进的一步。在郁达夫的作品中，性欲被完全认真地视为精神折磨的主要症状之一。郁达夫解释为忧郁的症状(见于他对性欲的放纵和不能抗拒)，本身暗示了他长期感到自己是孤独而零余的。因此，郁达夫坦白地揭露自己的性生活，完全不是为了商业利用的目的，而是以史无前例的大胆态度，来强调自己真实的感情状态。正如林纾证明情感是正当的，郁达夫则利用了性欲。他们原本的动机很相似--争取真正表达自己的个性，以及颂扬基于情感的人类生活的前景。
徐志摩放纵地对待爱情，代表了进一步激进地背离传统。他暗示爱情在精神上的纯洁与肉体上的强烈，只不过是最终不可分割的两个方面。因此，对于但丁的贝雅特丽齐、瓦格纳的伊索尔达(Isolde)，华兹华斯的苏格兰高地的女佣、邓南遮(GabrieleDAnnunzio)的热情女主角，徐志摩都同样喜欢，全都在他的作品中流露出来。然而在心理上，令人不能不大胆提出疑问：徐志摩对这种实际上是西方爱情概念的渴望，是否并不违背他可能和郁达夫，甚至苏曼殊，所共同拥有的熟悉特征？对于外貌属于较传统的典型"灰脸"中国学者的男人来说，这种放纵渴望的实现，可能比愿望的实现更差。虽然徐志摩在诗歌和日记里坦率地讨论热情和性欲，但在现实生活中，也不见得过分放纵于性欲中。他的两个异国情梦，似乎恰恰相反地显示，当面对真正的"荡妇"(陆小曼体弱多病，不算是荡妇)，他也可能像郁达夫和苏曼殊一样被征服。就像苏曼殊的女人，徐志摩爱情隐含的事实，仍然是个谜。即使郁达夫诚挚地自我揭示，他所显示的性欲，只不过是他表达自己的一种方法，而不是一种目的。
少数文学领袖对爱情和性欲的个人探究，对整代人以爱情为名的所有混乱困扰，提供了一个标志。有商业头脑的出版商和作家，当然不会忽略爱情和性欲的固有吸引力。最为众所周知的利用者，是那位处理三角甚至多角恋的大师，也就是郁达夫昔日的创造社同僚张资平。有趣的是，张资平可能是1920年代惟一的文人，通过援引布莱克神爱的神秘主义，令自己对性欲进行的商业行为变得合理史秉慧《张资平评传》(上海，1932)，第62页。。
另一位利用者章衣萍，通过写爱情的日记和书信而广受欢迎。这些日记和书信描述他与许多解放了的女主角的爱情，包括他的妻子吴曙天。他在《倚枕日记》用了一整册来描述自己生病时，与妻子一起的闺房之乐！他的《情书一束》在1926年出版的头两个月，就卖了3000本，并被翻译成俄文章衣萍《情书一束三版自叙》，北新书局，21：696(1927年1月15日)。。一位朋友告诉章衣萍，在厦门几乎每个女学生都读过《情书一束》章衣萍《倚枕日记》(上海，1931)，第27页。。
张资平和章衣萍的广受欢迎，反映出版业被爱情和性欲抢先占据的高潮。女性杂志中有几期谈性欲、爱情和婚姻的专刊。《新女性》杂志向新订阅者以半价大量提供珍贵的书籍《性知识》；这本书翻译自美国布伦克斯医院院长鲁宾逊医生(Dr。WilliamJ。Robinson)的权威性原作《新女性》里的广告，1：10：795，1926年10月。。埃利斯(HavelockEllis)的书大量译成中文，并冠以诱人的书名，例如《女人的性冲动》和《性游戏的本能》，同时出现了一大批以《论新的性德行》为题的文章。具创业精神的北新书局，出版了一系列共11册的新性爱书籍。1920年代末期，一位著名的文学历史学家指出，新文学满是对同性恋的描述--男性，尤其是女性(黄庐隐、叶绍钧、章衣萍、张资平、叶鼎洛)、性施虐狂和性受虐狂(郁达夫、张资平、田汉)、手淫(郁达夫、潘汉年)、恋母情结(郁达夫、黄庐隐、叶灵凤)、恋父情结(冰心)、以及性梦想(田汉、郭沫若)赵景深《中国新文艺与变态性欲》，《一般》，4.1：204-208(1928年1月5日)。。他列举的作家包括了所有主要的创造社成员和文学研究社的一些著名成员。
最极端地以生机论来颂扬性欲的，莫过于"性学博士"张竞生。他是1920年代最声名狼藉的性书《性史》的作者，对性采取完全正面的看法，在他的杂志《新文化》中提倡前所未闻的激进思想。他的每一期杂志都有许多文章谈及性卫生、生殖器官结构、性技巧，以及创造基于性美的乌托邦社会。与其说他在思想上是开拓者和西化者，倒不如说他是个有预见的人，提倡人体的全盘西化。对于左道旁门的前提"中国人生来就丑陋"和"男的没有男子气概，女的不够女性化"，张竞生花费很多心血，来刻画出他的新皮格马利翁(Pygmalions)：新男性应该有大鼻子、胡须、肩膀宽阔、肌肉强壮；新女性应该有大鼻子、红润的脸颊、大胸脯、丰臀、强力的腿，以及完全发育的性器官--所有这些都是性交中释放最大能量的成果张竞生《性美》，《新文化》，1.6：1-12(1927年6月)。。在为天津《京报》写的一系列文章中，张竞生公开提倡中国人与高加索人、日本人(但不包括印度人和黑人)结婚，并展望预言和想像中的未来乌托邦张竞生《情爱与美趣的社会》，《京报副刊》，263：60(1925年9月8日)。。在这将称作"有爱情、美丽和乐趣"的新社会，热情强壮的爱侣之间自由的性关系，最终将会取代传统的婚姻制度。这乌托邦中国的管理机构将以国家英勇部为首，其功能是用下列方法制造美丽的市民：1.通过细心选择来限制和操纵婚姻；2.实行全国性避孕，并照顾初生婴儿和他们的母亲；3.持中国人口为四亿，或在可能的情况下减至三亿；4.通过设立全国性的医院和男女共用的浴室来管理公共卫生。张竞生《美治政策》，《京报副刊》，283：218-219(1925年9月28日)。我们不应把张竞生的性婚姻纯粹视作精神错乱的怪诞产物而摒弃。其实，他的理论也带有一些梁启超、严复、林纾和徐志摩的开创性理想，只不过达到极端而接近荒诞的地步。梁启超的"新民"，以严复提倡的完全释放人类精力为特征。这些新市民被张竞生展望为貌似高加索人的"美丽的人"，有强烈而不受约束的性欲。林纾对哈葛德掠夺成性的"白人英雄"的矛盾感觉，在张竞生看来，变为完全的种族欣赏。要生动地实现徐志摩渴望的"那种祭酒神狄俄尼索斯的狂热"，享乐主义似的年轻人"在葡萄园载歌载舞"徐志摩《徐志摩全集》第3卷，第54页。，莫如张竞生形容的刚从国家英勇部的公众浴室和医院里出来的年轻男女！张竞生声名狼藉，最明确地证明了生机论这社会精神特质的渗透性，强调了从传统多愁善感的基本模式，过渡到越来越源于西方的那种爱情和性吸引力的生机勃勃的迸发。
从爱情到革命这种爱情和性欲的情感迸发，其强烈和生机持续到1920年代末期。徐志摩的一生，都在不断地追求爱情最终的精神动力。1931年的死亡，结束了10年来异常的情感迸发。在一部恰当地名为《一九三零年春上海》的小说中，丁玲对这10年来轰轰烈烈的文学活动，提供了下列告别辞："对于文字的写作，我有时觉得便是完全放弃了也在所不惜。我们写，有一些人看，时间是过去了，一点影响也没有。那我们除了换得一笔稿费外，还找得到什么意义吗？纵说有些读者是曾被某一段的情节或文字感动过，但那读者是些什么样的人呢？是刚刚踏到青春期，最容易烦愁的一些小资产阶级的中等以上的学生们。他们觉得这文章正合了他们的脾胃，说出了一些他们可以感到而不能体味的苦闷。或者这情节正是他们的理想，这里面描写的人物，他们觉得是太可爱了，有一部分像他们自己，他们又相信这大概便是作者的化身……我现在是明白了，我们只做了一桩害人的事，我们将这些青年拖到我们的旧路上来了。一些感伤主义，个人主义，没有出路的牢骚和悲哀！……他们的出路在哪里，只能一天一天更深的掉在自己的愤懑里，认不清社会与各种苦痛的关系，他们纵也能将文字训练好起来，写一点文章和诗词，得几句老作家的赞颂，你说，这于他们有什么益？这于社会有什么益？所以我现在对于文章这东西，我个人是愿意于弃了。"丁玲《一九三零年春上海》，见《丁玲短篇小说集》(北京，1954)，第154页。英文翻译据夏济安的《黑暗的闸门》，第188页而修改。
丁玲并没有放弃写作。以上的告别辞，只不过表达了她和许多同僚已经历了"奔放激情的白银时代"。文学界的一般趋势，实际上显示"由被动的多愁善感，转变为革命狂热"夏济安《黑暗的闸门》，第186-187页。。然而"感伤主义，个人主义，牢骚和悲哀"，实际上让路给革命了吗？作家应否为革命而牺牲爱情？这问题成了左翼作家热烈辩论的题材。在茅盾的三部曲《蚀》中，那革命英雄在爱情狂乐中自我放纵了一段短时期，就得为了北伐的革命工作而离开女朋友茅盾《蚀》(上海，1930年)第1部分，第13章。。蒋光慈的小说也提出同样的问题，得到同样的答案，虽然革命背景已经改变为主要是上海的工潮。在萧军《八月的乡村》中，游击队的知识分子萧明承认自己一时放纵而爱上朝鲜女英雄安娜，似乎他俩的爱情可以在第二天就永远终止。
在1920年代末和1930年代初新的政治环境下，爱情看来已成为奢侈而不负责任的昔日的残余痕迹。据丁玲指出，那个浪漫世界已经过时了。1928年，诗人朱自清也发表了类似的评论："几年前，'浪漫'是一个好名字，现在它的意义却只剩了讽刺与诅咒。'浪漫'是让自己蓬蓬勃勃的情感尽量发泄，这样扩大了自己。但现在要的是工作，蓬蓬勃勃的情感是无训练的，不能发生实际效用；现在是紧急的时期，用不着这种不紧急的东西。"朱自清《那里走》，《一般》，4.3：372(1928年3月5日)。
丁玲和朱自清都正确地察觉时代趋势已改变了。类似的理解，令拥有爱情的蒋光慈感到尴尬，萧军感到内疚。当他们在小说中提倡革命处于首要地位时，他们在现实生活中都和女人的爱情纠缠在一起。"蓬蓬勃勃的情感"继续笼罩着他们的生活和作品，总的来说也充斥于左派文学中。
巴金的《激流》和《爱情》三部曲，可能是饱受爱情和革命困扰的一代人的最佳总结。早期小说的英雄拒绝了爱情，但巴金很快就改变了自己的态度，例如《电》的主人翁"告诉他的年轻朋友，革命者和其他人一样，拥有爱的权利"，并通过找了一个本身是革命者的女孩子，来解决他自己的冲突奥尔加·朗《巴金和他的作品：两次革命之间的中国青年》(坎布里奇，美国马萨诸塞州，1967年)，第242页。。巴金和屠格涅夫一样，让爱情超越政治而成为所有小说的主题。蒋光慈进一步扩阔爱情的范围，直率地宣布："浪漫派？我自己便是浪漫派，凡是革命家也都是浪漫派，不浪漫谁个来革命呢？有理想，有热情，不满足现状而企图创造出些更好的什么的，这种精神便是浪漫主义。具有这种精神的便是浪漫派。"引自夏济安：《黑暗的闸门》，第60页。据说郭沫若太喜欢这想法了，竭力主张读者把这几句出自蒋光慈的口中的话视为郭沫若自己说的同上。。
蒋光慈得到郭沫若的支持，是因为他有革命情操。理想主义和热情(对徐志摩来说是以爱情而达到高潮)，在蒋光慈的革命/浪漫宣言中，呈现一派政治氛围。这种情感的政治化，是左派文人的主要特色。为了把爱情从革命中分离出来，许多左派文人都卷入反复辩论的纠纷中，然而对于洞察力较强的郁达夫来说，两者其实是不可分割地与同样的情感特色相连接：恋爱的热情和革命的热情一样，来自同一个源头：我想诗人的社会化也不要紧，不一定要在诗里有手枪、炸弹，连写几百个"革命""革命"的字样，才能配得上称真正的革命诗。把你真正的感情，无掩饰地吐露出来，把你的同火山似的热情喷发出来……才是诗人的天职。革命事业的勃发，也贵在有这一点热情。这一种热情的培养，要赖柔美纯洁的女性的爱。推而广之，可以烧落专制帝王的宫殿，可以捣毁白斯底儿的囚狱。同上，第185页。郁达夫称颂为"这一点热情"的，实际上是唤起郭沫若、蒋光慈、萧军和其他许多左翼作家革命热情的要素。这种革命热情源自主观主义的同一座火山。这座火山较早时已经喷发过1920年代初期的爱情和性欲的熔岩。当然，基于政治环境的改变，我们主观情感的旅程也该应政治转折而结束。但直到延安时代，政治情况都没有影响这种主观趋势的持续。毛泽东也够心灵手巧，他了解到浪漫热情可能帮助法国大革命的参加者冲击巴士底狱，但对于在延安时处于低潮的共产党革命来说，只可能造成破坏。当毛泽东发表过他著名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之后，1920年代备受吹捧的个人主义和主观主义，在党的眼中开始呈现完全负面的内涵意义。萧军的下台，显示把五四遗留的主观主义，与新兴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这两者之间的最后联系割断了。
(刘宝玲译)第十四章浪漫主义传统中国现代文学中，主观主义情感的趋势，部分源自本国，然而现代特性的灵感却来自西方。正如前面一章指出的，1920年代中国城市文学界，笼罩在外国化的氛围下，即使"现代"这词语的中文音译"摩登"，也表达了浓厚的外国特色。西方文学对现代中国的影响，就要在这种构架中探讨。
文学外国化五四时期流行的外国化，可以和1870年代日本明治时期的"西方狂热"相比较。两个国家完全以西方为榜样--欧洲(包括苏联)占绝大多数，美国所占的比较少。日本进一步成为这种文化借用的中间人，因为许多中国文人在日本接受教育，加上众多西方作品由日文翻译成中文。从日本、欧洲和美国留学回来的中国学生，成为这种西方时尚的主要先驱者，翻译则成了主要的渠道，在兴旺的出版业协助下，西方文学译作在文学革命之后的10年内遽增。《中国新文学大系》第10卷关于翻译的部分，列举了1917年至1927年出版的个人及选集的标题共451个《中国新文学大系》卷10，第355-379页。。文学杂志上出现过的翻译诗歌、短篇小说、戏剧和文章，多得不胜枚举。这时期的中国，动员了极大精力来介绍西方文学。一般来说，西方文学在中国也极受欢迎。
第十四章浪漫主义传统中国现代作家的浪漫一代从1920年代列举的译作标题，不难看出介绍入中国的西方作品主要属于19世纪文学，以俄法英德作家占多数。西方作家在中国受欢迎的程度是很难衡量的。有时作家的作品广为人知，作家的名字却不见经传：哈葛德、安德烈耶夫(LeonidNikolaevichAndreyev)、高尔斯华绥(JohnGalsworthy)和豪普特曼(GerhartHauptmann)属于这一类。有时作家因为某样作品而大受欢迎，例如小仲马和他的《茶花女》。然而在多数情况下，西方作家会否受欢迎，视乎他的翻译和他个人吸引力的结合。总的来说，在中国占主导地位的，可以说是19世纪西方文学的两大趋势：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
如果因为译成中文的西方作品多数属于19世纪现实主义传统，就说现实主义是五四中国文学外国化的主导原则，这论点还需要进一步查核。最近一项关于把西方文学理论介绍给中国的调查，证明五四作家深受文学进化论的影响。他们从许多讲西方文学史的第二手英文和日文书籍中引入这概念。欧洲文学被认为经历古典、浪漫、现实、自然和新浪漫主义的阶段，有机而决定论地发展。这种文学进步论的看法，导致许多中国追随者不但对古典、中古和新古典的西方文学普遍缺乏兴趣，而且太急于令现代中国文学符合这些进化论的范畴杜博尼《现代中国对西方文学理论的输入》(东京，1971年)，第254-255页。。他们确信传统中国文学大概停留在古典主义和浪漫主义的阶段之间，因此即使他们本人对新浪漫主义没有兴趣，还是认为现代中国文学要经历现实主义和自然主义的阶段，因而大量引入西方现实主义和自然主义作品。
然而，较为近距离地观察中国如何接受西方的"现实主义者"，会揭示一些有趣的现象。两个特别受欢迎的欧洲人物显克微支(HenrykSienkiewicz)和托尔斯泰，被视为既是现实主义者，又是浪漫主义者例如见茅盾《现代波兰文学泰斗显克维奇》，《小说月报》，12.2：1-4(1921年2月10日)。。其他的现实主义者，例如屠格涅夫、高尔基和法朗士(AnatoleFrance)，都有他们浪漫的一面。就算最正统的现实主义者或自然主义者，例如莫泊桑、福楼拜和左拉，他们的作品也往往被推崇为"从事改革运动的理想主义作品"杜博尼：《现代中国对西方文学的输入》，第82页。。这些现实主义作家在中国得到的热烈情感，令他们和"新浪漫主义者"，例如波德莱尔和罗曼·罗兰，实际上难以区别。他们全部都被视为人道英雄而备受推崇。似乎除了在理论上拥护现实主义或自然主义，中国作家受到更加接近浪漫主义的情感特质所推动。他们进化论地使用"新浪漫主义"这名称，只会引起专门用语的混淆。
对西方文学，这种情感反应的最佳的例证，见于中国文人盲目地把自己和西方对应人物扯上干系。苏曼殊的刻意模仿拜伦，引发了整个潮流，虽然苏氏的爱慕者后来把他比作魏尔兰(PaulVerlaine)田汉《可怜的离侣雁》(PauvreLelian)，《创造季刊》1.2：1-2，1922年冬天。。郁达夫在道森(ErnestDowson)身上找到志趣相投的灵魂，但又宣称非常欣赏卢梭。徐志摩赢得诗人/哲学家的称号，这绰号也适用于泰戈尔。郭沫若被认为等同于雪莱和歌德。蒋光慈在诗歌中自比拜伦，在个人生活中则担当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角色。郭沫若的朋友田汉自称"在中国初露头角的易卜生(HenrikIbsen)"郭沫若、田汉、宗白华《三叶集》(上海，1925)，第81页。。另一位创造社成员王独清，据说是第二个雨果，虽然他比较喜欢阿曼(Armand)，以纪念他在法国爱上的女孩，这法国女孩的名字自然是马克格尼尔(Marguerite)区梦觉《王独清论》(上海，1933)，第73页。。对此，小仲马应该感到高兴。
模仿和认同自己喜欢的西方作家，是这种外国化风尚的主要一面。结果是把自己和自己特别喜爱的西方对应人物，都双双捧成英雄。1920年代肯定是现代中国知识和文学史上前所未闻的英雄崇拜时期。要成为现代文人，不单要夸示自己的新诗或短篇故事，还要展示万神殿。徐志摩的万神殿上站了拜伦、雪莱、济慈、罗曼·罗兰、曼斯菲尔德及哈代。郭沫若的英雄陈列室包括惠特曼、泰戈尔、歌德、托尔斯泰、尼采等许多其他人。郁达夫喜欢屠格涅夫、道森及卢梭。根据这研究涉及的七位文人各自的爱好，列举他们最喜爱的人物，至少包括拜伦、雪莱、歌德、罗曼·罗兰、卢梭、托尔斯泰、尼采、泰戈尔及小仲马。这些英雄多数是欧洲浪漫主义的杰出人物；即使那些不能概要地视作浪漫主义一类的--例如托尔斯泰、尼采和哈代--也被他们的捧场客从浪漫主义的角度崇拜，成为有超凡爱情和活力的杰出人物。
这种戴了浪漫主义假面具的19世纪欧洲文学概论，为中国文学的现代化提供了背景。1920年代的中国作家多数并不知道当时在欧洲开始的新趋势。五四文学界并没有表现主义、未来主义、形式主义，或其他先锋派形式的明显痕迹普实克(Pru。ek)"LaNouvelleLittératurechinoise"，ArchivOrientalni，27：76-95，1959年，引自杜博尼：《现代中国对西方文学的输入》，第213页。但普实克对五四文学的抒情性和主观主义之间的比较作过多讨论。抒情性和主观主义基本上是浪漫的，并且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的欧洲先锋派。见普实克《在中国文学革命的背景下，传统东方文学与现代欧洲文学的交锋》，ArchivOrientalni，32：365-375，1964年；也见杜博尼：《现代中国对西方文学的输入》，第262页。。直到三四十年代，现代中国诗人的小圈子内，才感到艾略特(ThomasStearnsEliot)、奥登(WystanHughAuden)、里尔克(RainerMariaRilke)及瓦莱里(PaulValery)的影响。20世纪初的一些西方重要小说作家，例如乔伊斯(JamesJoyce)、曼(ThomasMann)、卡夫卡(FranzKafka)及海明威(ErnestHemingway)--几乎完全没获得同时代中国人的注意。即使像菲茨杰拉德那么丰富多彩的人物--在美国兴旺的1920年代的第一流人物，并无可否认地和徐志摩相类似--也逃过了徐志摩的注意。如果说中国的西方狂热，代表了兴致勃勃地把整个19世纪努力压缩到十年中，并把整个浪漫主义遗产包含在朝气蓬勃的情感精力的火山爆发中，也未必过于牵强。
本书选择讨论的7位文人，不但透露了现代中国文学中主观主义的发展趋势，而且显示了西方浪漫主义的影响。根据大量证据，我深信西方浪漫主义的影响，至少支配了中国文学十年的发展，提供了流行的精神特质。因此，这研究的一般主题，必须在浪漫主义的架构中提供。为了达到我们的讨论目的，7位文人的个性可以重订为浪漫主义个性的两种典型模式。他们最喜欢的西方英雄对他们以及他们这代人的影响，可以根据对日本流行西方小说和他们都崇拜的重要浪漫英雄拜伦作个案研究，而得出总结来。
两种浪漫主义典型在分析林纾的翻译时，我们已说明他喜欢两类西方小说：一类属于情感和道德范畴，另一类属于冒险的范畴。前者的女主角，以品性正直的茶花女和狄更斯小说的孝女为代表，两者都显现了丰富的人类情感，而林纾试图用儒家的思想方法来辩明这些思想。冒险的范畴由哈葛德及司各特的英雄为代表。故事主角的主要特色在于干劲十足、生机勃勃、奋斗向前和自信专断。与林纾同时代的苏曼殊，也被西方文学的类似二元性所吸引：他欣赏"为求所爱及热恋而行动的"拜伦的"热情坦率"，但也同样钦佩比较忧心忡忡的哲学家雪莱--那"追求爱情极乐世界"的爱人。正如我们两位先驱者所介绍，这两类英雄可以视作西方浪漫主义遗产支配中国文学界的两种模式。西方浪漫主义最流行的两位提倡者的名字，可以用来指明这两种类型：少年维特般的(消极而多愁善感的)和普罗米修斯似的(生机勃勃的英雄)。
在欧洲的浪漫主义中，维特般的个性被界定为善感的人或英雄，"可能因为对死亡和即将发生的厄运有较强的感觉而消沉"，往往"消极而顺从，有独特的女子似的性格"施罗德，第37-38页。，有善于感觉的特征，主要有多愁善感的情绪--温柔而令人伤心的恋爱，怀旧和到处弥漫的忧郁；他们也被称为消极的浪漫主义者，因为在自己精神生活的范围内寻求庇护：情绪上的细微差别、潜意识自我的神秘，或者主观想像世界的强烈情感扬科·拉夫林《欧洲文学研究》(纽约，1930年)，第20页。。另一种典型是普罗米修斯似的人或积极的浪漫主义者，他不是没有感觉力，但强调的并不是他的敏感性。他是热心者，热情而举足轻重的人，最终的愿望是"把自己的性格加诸于世界、引导世界--甚至创造世界，成为一个新的普罗米修斯"施罗德，第39-40页。。这个积极的浪漫主义者不会为了逃避生活和社会而在自己的精神生活中寻求庇护。"与其尝试逃避生活，他回到生活中；只不过他这样做，并不是为了屈服于生活，而是为了坚持自己是反对生活的，并暴露生活的单调乏味、不公平和丑陋之处。总的来说，是为了证明生活不是值得接受的。"扬科·拉夫林：《欧洲文学研究》，第21页。这两类人之间的相互影响，也可见于本书涉及的五位杰出文人中。
维特般的类型容易令人想起中国文学典型的才子。虽然才子的高雅外表和风流，往往令到他对内心自我的探索显得不大重要。郁达夫探求自我的看法时，维特般的类型似乎在他脑海中不断浮现。他最喜爱的两个英雄--黄仲则和道森--都是善感的人，带有忧郁和宿命论的倾向。他的自传作品表达了离乡别井和反省自负自大的辛酸痛苦，令人想起卢梭比较忧心忡忡的一面。在卢梭的《一个孤独漫步者的沉思》(郁达夫曾把其中一部分译成中文)，这位欧洲浪漫主义精神之父写道："我注意到的任何外在世界的事物，都只会带给我心痛和苦恼；每当我看到周围的、和我相关的东西，我总会找到他们在某些方面引起我的怨恨和愤怒，或者令我痛苦。我的余生都会是孤零零的--因为我只在自己身上找到惟一的安慰、希望和平静。我一定不能，也不愿再让自己为了自我以外的任何东西忙碌。"引自扬科·拉夫林：《欧洲文学研究》，见第15页。
当卢梭的过分敏感使他变得"越来越无药可救和忧郁"同上。，郁达夫"零余"存在的悲伤和苦恼，似乎传染给他同时代的人。他们感性地接受郁氏的作品，成功地令郁氏自省的能力变得迟钝，并放纵自我。郁氏这位消极浪漫主义者，天生具备那种感人的维特般的心态，便堕落为传统才子在现代世界的呆板复制品。然而，郁氏在最具创意的时期，是最为接近维特般的个性，并带有卢梭的敏感和真诚。
从外表和行为看，很容易把徐志摩视为另一个维特般的类型。但他的作品和活动展示更多普罗米修斯般的抱负。他公开地自称为坚定的个人主义者徐志摩《全集》，第3册，第138页。，在某种意义上说，他坚决保持自己的个性，鼓吹个人经验。即使在最后几年，他也从不是愤世嫉俗者；他主张带有狂热的正面行动来进行"全面改革"。但他打算用来改造周围社会及政治环境的方法，不难暴露他作为社会改革者的幼稚，以及他作为政治激进分子的无能。他根据自己家乡某个县的个别实验而提出的模糊蓝图，是受泰戈尔启发并得到恩厚之财政上的支持。鉴于另一个著名的例子，即JamesYen的农村重建计划，这蓝图是注定失败的。徐志摩的政治信条，在于他自己解释的民主概念。他把这概念等同于泛个人主义，并嵌入"自我意识和每个人的自我发挥"同上。。他对未来乌托邦兴高采烈的看法，即强壮的青年在葡萄园载歌载舞--全都充满了祭酒神狄尼索斯的疯狂感--逐渐让路给完全失望的阴暗平原，在平原上他只找到"死的狂舞"和"愚蠢的人类在那里用自己骨肉堆造纪念死的胜利的高塔"见第七章，第117项注释。。因此可以把徐志摩视为失败的普罗米修斯一类--他只能用自己当前环境的现实，来替代自己不现实的生机勃勃的想像。
徐志摩并不完全可以被视为积极的浪漫主义者，因为他虽然"渴求以行动来充实生活"拉夫林：《欧洲文学研究》，第21页。，但他并没有成为社会弃儿或叛逆者。本书讨论的三位左翼作家，全都担当了叛逆者的角色，特别是郭沫若和萧军。孩提时就对土匪着迷、青少年时成了学生领袖的郭沫若，代表了创造社成员早期的精神，把正兴起的文学界和中国社会视为敌人。他对社会现实的摒弃，也表现了他的泛神论。虽然这种反对没有暴露一种"宇宙的无根感"(这种无根感以"在精神上反抗宇宙及其创造者而达到高潮"同上。)，却把神塑造成人的形象。郭沫若宣布："因此我是神，所有的自然都是我自己的表现。"见第9章，第30项注释。正如由郭沫若构想并加进《创造季刊》的宣言，文学创作的行为充满普罗米修斯般的灵感：把诗人的个性加诸于世界，用诗人自己的形象来塑造世界。郭沫若诗歌的英雄和宇宙的想像，令人预期郭沫若的个性会在一定程度带有撒旦似的辉煌。但郭沫若可能有的任何撒旦崇拜痕迹，都证明是短暂的，主要因为他心性多变，也暴露了他对自己的信念缺乏持续的真诚。尤其当他设法攀爬共产党的权威阶梯时，连他的反叛态度也逐渐被那种盲目的英雄崇拜所取代--他崇拜的不再是自己，而是他上面的政治领袖。自称为诗人英雄的郭沫若，一旦自动沦为奴役，便放弃了作为浪漫主义英雄的任何真正境界。
蒋光慈和萧军不愿意服从于最终目标和他们一致的较高阶级的人，因此遭遇比郭沫若更加悲惨。这是由于真正的浪漫主义者永远不能在任何确定的制度中感到自在。他追求乌托邦，却永远不能实现梦想。正如霍尔德·雨果指出，浪漫天才的命运，是最终"成为反叛者、代罪羔羊和外人"的救星霍尔德·E。雨果《浪漫主义的成分》，见于约翰·B。霍尔斯特德编辑的《浪漫主义：定义、解释和评价》(波士顿，1968)，第33页。。他真正注定的性格，使他无可避免地被他帮助下达到目标和提出希望的社会所废弃。无论蒋光慈或萧军，都不是比郭沫若更有才华的作家，但他们可以视作更加真正的积极浪漫主义者，因为无论是国民党还是共产党时代，他们都以武断而好斗的自我来反对社会。就像徐志摩一样，蒋光慈及时死掉了；比他们活得较长的萧军，则要经历痛苦的重生，才能在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中进化成为正面的新人，而不再是浪漫主义的叛逆者。
维特和约翰·克利斯朵夫两大典型的浪漫主义个性，在中国文人中的支配地位，也反映于中国文人对日本最流行的浪漫主义小说的热情回应。这两本小说是歌德的《少年维特之烦恼》和罗曼·罗兰的《约翰·克利斯朵夫》。《少年维特之烦恼》最先由郭沫若在1921年翻译成中文。在译序中，郭沫若总结小说显示歌德的以下优点：1.主情主义；2.泛神思想；3.对于自然的赞美；4.对于原始生活的景仰；5.对于小儿的尊崇。郭沫若《少年维特之烦恼》(香港再版，1949)，第3-5页。对于郭沫若而言，这小说代表他在西方文学杰作中所能找到的全部美德和价值的典范。
郭沫若的译作面世不久，《少年维特》广受欢迎，几乎成为现代中国青年的权威著作，几个例子可以说明他们对这位德国青年英雄的情感认同：最畅销的自传《一个女兵的自传》的作者谢冰莹，承认她把歌德的小说读了五遍，而这本自传写抗日战争时期，女兵在军队的医疗部服役，她有一位名叫维特的爱人谢冰莹《一个女兵的自传》(伦敦，1943)，第74页。。在章衣萍的畅销小说《情书一束》里，一个年轻的女孩写信给爱人："我至亲爱的，我只看到你前次的信上用维特来比你自己，使我的眼中含了极苦酸的热泪了。维特的结果是怎样可悲呀！……我决不能像绿蒂般的忠于阿伯尔，你放心吧。"章衣萍《情书一束》(上海，1937)，第35页。在茅盾的小说《子夜》里，原先是学生但后来成为黄埔军校学员的雷参谋，遇上吴夫人--他学生时代的旧情人，现在是上海工业家的妻子："雷参谋抬起头，右手从衣袋里抽出来，手里有一本书，飞快地将这书揭开，双手捧着，就献到吴少奶奶面前。这是一本破旧的《少年维特之烦恼》！在这书地揭开的页面是一朵枯萎的白玫瑰！……'我这终身惟一的亲爱的，就是这朵枯萎的白玫瑰和这本书……我在成千上万的死人堆里爬过！几次性命的危险，我什么东西都丢弃了，只有这朵花，这本书，我没有离开过！'引自普实克：见《主观主义和个人主义》，第263页。"少年维特对中国青年的普遍吸引力是显而易见的。他是受过良好教育的德国才子，有可爱的苦恼和单恋。他的爱情苦恼见于他强烈的情感。对于通过剧烈文学革命而在文学界刚出头并渴望爱情的解放青年来说，少年维特是理想的灵感来源。但维特重要的一面被他的中国崇拜者忽略了。他的苦恼不止因为单恋，还包含一些哲学意义。维特是所谓悲观浪漫主义的受害者，由于个人理想与环境现实之间的差异，产生消极并往往是悲观的情绪彼得·L。托斯列夫《拜伦的英雄：种类和典型》，明尼阿波利斯(1962，第88页)。。歌德在《对维特的反省》中，自己形容这种情绪接近于那种在最和平的情况下，对生活感到厌倦。悲观的顶点往往是自杀，而歌德自己年轻时也差点儿自杀。因此，这小说可以读作对自杀的研究。为了如实表达他的英雄精神崩溃的阶段，歌德想到最有效的文学形式--个人书信。因此书信形式的逻辑依据，跟那主角的心理发展关系密切："他就是受到那些逼使他表达自己的事务所推动。如果他在某些时候想讨论的话，那么就只会写信，因为写下来的情感迸发，无论是高兴的或阴郁的，都不会直接令任何人反感。"歌德《少年维特之烦恼及其他》(纽约，1962)，第139-140页。
充满主观情感的五四青年，完全忽略了这种悲观的特征。他们为维特自杀而流泪，正如他们为茶花女的死而痛哭。就像这作品刚面世时被1770年代的德国青年视为感伤而催人流泪的小说，五四青年也同样对待这作品。虽然中国青年没有像那时候的德国青年一样，"以穿维蓝色礼服大衣和黄色西装背心为一时风尚，并往往觉得那英雄的命运催人自杀"赫尔曼·J。韦甘德的《前言》，见歌德《少年维特之烦恼及其他》，第7页。，但有些中国青年取名维特和夏洛特，正如其他人自称阿曼德。此外，当时广泛应用书信形式作为小说创作的技巧，也很可能(或至少有些)受《少年维特之烦恼》的影响。20年代初期的这种情感和忏悔趋势，以至歌德的中国读者，很容易就会赞成歌德写这本书的另一个意图："决定让我的内在自我任意地支配我"歌德《少年维特之烦恼及其他》，第131页。。取材自歌德个人经验的情节；吸引有自传狂热的中国读者。少年维特在书信中倾吐的丰富情感，而不是他潜在的悲观，切合同样充满情感的一代中国人。
即使维特的情感势不可挡，他的个性却缺乏一些东西。柳无忌敏锐地注意到"尽管维特是年轻的体现，但他缺乏年轻人应有的动力。结果，他只能追随心意，寻找自我毁灭的道路。"柳无忌《少年歌德》(上海，1929)，第132页。1929年，柳无忌在美国作出这些评论。当时他在中国的许多同辈文人已经开始"左"倾。像茅盾那样敏感的作家，便察觉到维特的感性和缺乏干劲，已不再是值得赞扬的价值观。茅盾用了两个形象--"一本破旧的书"及"一朵枯萎的白玫瑰"--两者都是自然而象征性的。他清楚地告诉读者这小说广受欢迎，但暗示这青年爱情的权威著作，已受到战争及革命的践踏。到了1930年，据称是《子夜》故事发生的时候，《少年维特之烦恼》一书，就像爱情本身，成了令人珍惜的回忆。其他译作的出现，使这回忆长存，但这本书已经失去了直接的重大关系。
1926年1月，《小说月报》开始连载《约翰·克利斯朵夫》的部分翻译。罗曼·罗兰自己写的一封信，名为《约翰·克利斯朵夫致中国同仁》，和译本同期发表出来：我不认识欧洲和亚洲。我只知世间有两民族：一个上升，一个下降。
一方面是忍耐，热烈，恒久，勇毅地趋向光明的人们，--一切光明：学问，美，人类的爱，公共的进化。
另一方面是压迫的势力：黑暗，愚蒙，懒惰，迷信和野蛮。
我是顺附第一派的。无论他们生长在什么地方，都是我的朋友，同盟，弟兄。我的家乡是自由的人类。伟大的民族是他的部属。众人的宝库乃是"太阳之神"。
罗曼·罗兰1925年1月《小说月报》，17.1(1926年1月10日)，插页。用作《约翰·克利斯朵夫》中译本序言的这封信，也使人更加了解罗曼·罗兰当初写这本杰作的动机。约翰·克利斯朵夫·克拉夫特是德国的音乐家，"当今的贝多芬"。他不是罗曼·罗兰自己，却投射了罗曼·罗兰所希望成为的伟大音乐家。他的名字有宗教的象征意义("约翰"来自耶稣十二使徒之一的约翰，"克利斯朵夫"来自基督耶稣)，带有罗曼·罗兰自己的宗教信息。先驱者约翰的作用，是"在荒野叫喊，指责毒蛇的生殖，并用斧头斩断树根"哈罗德·马奇《罗曼·罗兰》(纽约，1971)，第57页。。但小说头一部分总结过反叛的主题后，主角就开展了一段新旅程，这儿也使他的第二个名字变得合理。"当克利斯朵夫最终从河里出现，就像基督受洗礼之后，克利斯朵夫把先驱者留在后面，自己就向前宣讲新一天的福音：最初的力量"同上。。小说其中一个主要的灵感来源莱茵河，有象征和结构上的意义，首先连接了约翰·克利斯朵夫自己的人生旅程，其次是连接莱茵河两岸的两种文化：法国文化的公民约束和德国文化的原始力量。两岸充实了莱茵河，就像罗曼·罗兰通过约翰·克利斯朵夫，从两个文化中吸取自己的禀性和思想质素。他最后的信息是清楚的："兄弟们，让我们紧密地团结起来，让我们忘记是什么分开了我们，让我们只想起共同的苦难！没有敌人，没有坏人，只有不幸；惟一的持久快乐，就是互相了解，以便相亲相爱。"同上，第58页。
这就是罗曼·罗兰向中国同仁提供的信息。但在国家主义的热潮下，中国的"罗兰"们方便地忽略了罗曼·罗兰所主张的法德合作及人类手足之情背后，是和平主义的国际主义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罗曼·罗兰的和平主义立场，还是触怒了他的法国同胞。见莫里斯·纳多《罗曼·罗兰》，《现代历史杂志》，2.2.213，1967年。。郭沫若在1948年写的一篇纪念罗曼·罗兰的文章，只是把光明的人们等同于盟军，把压迫的力量等同于纳粹者和法西斯分子郭沫若《罗曼·罗兰悼词》，见郭沫若的《沸羹集》(上海，1951)，第273-274页。。罗曼·罗兰的中国赞赏者，也不大留心小说中象征、讽喻和音乐的元素。他们忽略了约翰和克利斯朵夫，直接地去到最后的信息"克拉夫特"--武力。《约翰·克利斯朵夫》的第一个中国译者敬隐渔，是罗曼·罗兰的笔友。他用一个词语来总结了这位法国大师的整个人生观--物力论。罗曼·罗兰把物力论赋予他的英雄约翰·克利斯朵夫敬隐渔《罗曼·罗兰》，《创造日》集刊，1923年7月25日，第118页。。敬隐渔可能读过斯特凡·茨威格写的罗曼·罗兰最英雄的自传。茨威格肯定地说："约翰·克利斯朵夫是力量的使徒。"斯特凡·茨威格《罗曼·罗兰：其人及其作品》(艾登及塞德·保罗翻译，纽约，1921)，第189-190页。
罗曼·罗兰对中国同仁的吸引力，就像米开朗琪罗及贝多芬对罗曼·罗兰自己的吸引力，在于那种夸大的英雄境界。罗曼·罗兰心性中的英雄特征曾经被他自己生动地描述过。他宣称："我们的首要责任就是要够伟大，并为了世界上的伟大而辩护"同上，第63页。。他和卡莱尔对于英雄和英雄崇拜的态度相似。卡莱尔把英雄描述成诗人，罗曼·罗兰把英雄捧成了像他自己的艺术家，"追求外在形式"，并"争取塑造浩瀚而不朽的杰作"同上，第63页。。中国文人在英雄崇拜的狂热中，通过给罗曼·罗兰戴上各种高帽，马上利用了他的英雄抱负。徐志摩称罗曼·罗兰为"人类的勇敢战士"、"整个欧洲的精神和知识领袖"和"全世界的灵感泉源"徐志摩《罗曼·罗兰》，见《全集》第2卷，第286页。。郭沫若赞美罗曼·罗兰是"法国的伟大儿子，真理的领航员"和"民主的伟大斗士"郭沫若《和平之光》，见《蜩螗集》(上海，1948)，第28页。。萧军把罗曼·罗兰、高尔基和鲁迅，视为现代三位最伟大的"精神发动机"，"他那水晶般的灵魂，黄金的心，太阳般的热和光……他用剑或笔来为人类的进步而战斗，直到他流尽最后一滴血，呼出最后的一口气。"萧军《大勇者的精神》，第17页。
有趣的是，罗曼·罗兰在中国最热情的崇拜者，也就是那些最生机勃勃的人物。郭沫若和萧军的例子尤其适用，因为罗曼·罗兰的英雄哲学有时候达到会被郭沫若视为泛神论的范围。罗曼·罗兰以下的声明，清楚显示他其实和郭沫若最喜欢的另一位英雄惠特曼站在同一阵线："除了男女和神一样好，以及并没有神比你更棒之外，你猜我还会用尽方法向你暗示些什么？"引自格尔克·科纳：《罗曼·罗兰的悲剧》(布法罗，1948)，第138-139页。对于萧军来说，除了罗曼·罗兰和他的《约翰·克利斯朵夫》，就不会有更好的力量使者。萧军对《约翰·克利斯朵夫》的喜爱，就像他喜爱《布尔巴》一样。
萧军对罗曼·罗兰的欣赏，代表这法国伟人在中国获得的普遍接受。这种对力量、活力、苦难和战胜苦难的强调，使罗曼·罗兰的英雄和歌德的少年维特明显不同。约翰·克利斯朵夫和维特只在感情充沛方面相类似，除此之外，他们是南辕北辙的。维特是修长、忧心忡忡、几乎带女人气的，约翰·克利斯朵夫则是"高大魁梧，几乎是笨拙的，手掌大，臂膀粗……容易爆发澎湃的热情"茨威格：《罗曼·罗兰：其人及其作品》，第190页。。维特是"有教养、有才干、富裕、慷慨、敏感、善于观察但较倾向于幻想的"韦甘德《序文》，《少年维特之烦恼》第1页。，然而可以看出约翰·克利斯朵夫"有些粗野质朴、具备风暴或洪流的力量……外表看来则是个斗士"茨威格：《罗曼·罗兰：其人及其作品》，第190页。。我认为两个英雄之间的区别，反映维特般的与普罗米修斯似的典型之间的普遍极端。罗曼·罗兰作品的流行，反映浪漫主义趋势在中国逐渐物力化的过程1937年傅雷发表了《约翰·克利思朵夫》的新译本。其他翻译成中文的罗曼·罗兰作品包括《贝多芬传》、《歌德和贝多芬传》、《卢梭的生平和著作》，以及由茨威格及朗奴·韦尔逊写的罗曼·罗兰传记。。罗曼·罗兰对即使公开承认的马克思主义作家(像郭沫若和萧军)的吸引力，是另一个迹象，显示文学界的"左"倾，受浪漫主义的影响多过受马克思理论的影响。罗曼·罗兰式的英雄主义和人道主义观念，奠定左翼作家社会良心和政治立场的根基。
拜伦和拜伦似的英雄无论中国文人喜欢维特还是约翰·克利斯朵夫，他们对西方浪漫主义典型拜伦的过分敬仰，却是一致的。自从苏曼殊介绍了这位英国浪漫主义诗人，并通过有意地模仿自己的英雄而发动了拜伦狂热，拜伦可能成了在中国最受吹捧的西方浪漫主义作家，甚至超过欧洲浪漫主义之父卢梭。有些中国文人故意使自己和拜伦相关联，其他的则在作品中颂扬和刻画拜伦的英雄形象。
中国文人最欣赏拜伦的地方，在于他是个伟大的叛逆者。为了纪念拜伦而在1924年(拜伦逝世一百周年)特别发行的一期《小说月报》，一些文学研究会的主要成员，以拜伦是叛逆者为主题各抒己见。文学研究会的创办人、《小说月报》的主编郑振铎写道："我们爱天才的作家，尤其爱伟大的反抗者。所以我们之赞颂拜伦……他的反抗的热情的行为，其足以使我们感动实较他的诗歌为尤甚"《小说月报》，15.4(1924年4月10日)头版。。在这主张之后，郑振铎写了四行颂词，这些颂词见于那期《小说月报》的头版：他实是一个近代极伟大的反抗者！
反抗压迫自由的恶魔，反抗一切虚伪的假道德的社会。
诗人的不朽，都在他们的作品，而拜伦则独破此例。同上。小说家王统照欣赏拜伦的"火热，活动，及他们的紧张与丰富的Energy"《小说月报》，15.4(1924年4月10日)，第15页。，并认为拜伦的文学成就只在莎士比亚之后。在其他方面严肃的茅盾，虽然提出不应模仿拜伦沉溺酒色的警告，但还是热情地向拜伦恳求："中国现在正需要拜伦那样的富有反抗精神的震雷暴风般的文字同上，第2页。。"在《创造季刊》的类似特刊中，梁实秋的年轻浪漫主义被巴比特式遗产战胜之前，他罕有地说过："拜伦主义的精髓即是反抗精神"梁实秋《拜伦与浪漫主义》，《创造月刊》，1.4：98，1926年6月。。梁启超肯定地指出这种反叛精神，是任何"解放"运动的先决条件。他认为"解放"是"浪漫主义的精髓。浪漫主义的反抗精神是在每个浪漫诗人里都寻得出的，可是到了拜伦，便可说是登峰造极了"梁实秋《拜伦与浪漫主义》，《创造月刊》，1.3：117，1926年5月。。另一位创造社作家有说服力地宣布："拜伦的精神究竟是什么？是革命的精神"徐祖正《拜伦的精神》，《创造月刊》，1.4：75.。也不用扼要重复徐志摩、郭沫若和蒋光慈作品中，对拜伦的更加夸张的看法。
中国对拜伦的这种评价，与西方拜伦似的形象相比，产生了一些有趣的对照。中国的仰慕者不怎么把拜伦和他的作品相区别。因此，拜伦似的英雄主要由拜伦自己代表。然而在西方，拜伦似的英雄的形象是综合的--混合了拜伦自己和他作品中的英雄--包含欧洲浪漫主义的所有主要英雄类别：自然之子、善感的英雄、哥特式的流氓、像浮士德的叛逆知识分子、像该隐的道德弃儿，或者只是像普罗米修斯和撒旦那样反对社会甚至神的叛逆者见托斯列夫，第1和2部分。。中国作家用更加正面的色彩，来描绘拜伦似的形象，因此他们忽略了唐璜和该隐，剥掉了普罗米修斯的撒旦嘴脸。总而言之，他们没有察觉到拜伦的西方形象中较为邪恶的一面，即把拜伦描述为好色、性施虐狂和撒旦的花花公子。马里奥·普拉斯《浪漫的痛苦》(TheRomanticAgony)(安格斯·戴维逊翻译，第2版，纽约，1951)。近期西方学者对拜伦的评论文集，见保罗·韦斯特编辑的《拜伦：评论文章集》(Byron：ACollectionofCriticalEssays)，EnglewoodCliffs，N。J。，1963.当吹捧拜伦的"反抗精神"时，中国的拜伦追随者也忽略了更加维特般的方面：拜伦作为温柔的爱人和多愁善感的人。中国的"反叛"一词，也不那么指浮士德或普罗米修斯在精神上或宇宙的反叛，而是指拜伦自己在个人、社会和政治上的反叛，尤其是他在希腊的最后几年。对拜伦似的形象这种较为理智、但较多情感和正面的理解，反映了五四时期社会政治情况的影响。日益增强的民族主义--在20年代和30年代的学生工人反帝示威中达到高潮--促使中国文人把自己祖国和希腊的困境互相比较。拜伦帮助希腊人民重获自主的英雄行为，被视为不但是浪漫主义的反叛，而且是民族主义的行为。拜伦成了英国社会弃儿这事实，被他的中国追随者视为拜伦反叛的英雄主义的另一个标志--这种对社会习俗的反抗，非常适合五四一代打破传统习俗和解放的特征。
拜伦在中国流行，还有一个更加微妙的因素--在浪漫个性情况下的心理因素。欧洲浪漫主义的拜伦似的英雄，其实代表了维特似的和普罗米修斯般的两个典型的结合。当两类浪漫个性在中国都有等同的情况下，拜伦多面化的魅力是显而易见的。然而，对于拜伦物力论的解释，反映了文学界兴高采烈的普遍思想倾向和日益增强的激进主义。因为在1925年以后，情感趋势变得政治化和"左"倾，更加带传统才子味道的维特类型，逐渐变得过时。郁达夫的维特特征，要让路给郭沫若的普罗米修斯般的抱负。中国文人的政治化，把普罗米修斯从宇宙的反叛者变成社会政治上的反叛者。即使鲁迅也选了这位神话人物作为知己，并加了一点文化特征："我从别国里窃得火来，本意却在煮自己的肉的，以为倘能味道较好，庶几在咬嚼者那一面也得到较多的好处，我也不枉费了身躯"《鲁迅全集》第四卷，第170页。。对于鲁迅来说，要成为普罗米修斯似的烈士，是要达到革命的境界。
因此，可以总结说，在浪漫主义的构架中，从文学革命转移到革命文学，体现了拜伦物力论的看法--从情感发展到力量，从爱情发展到革命，从维特发展到普罗米修斯。
浪漫主义的一代1934年，胡适在芝加哥大学演讲时，把中国的文学革命，比作欧洲的文艺复兴胡适《中国的文艺复兴》，芝加哥，1934年。。如果需要类比的话，以浪漫主义运动来替代文艺复兴，可能会更加适合。19世纪欧洲的浪漫主义运动(即使众多学者争辩浪漫主义的精确性质与定义对于浪漫主义作为历史文学概念的用处，最严厉的评论见于阿琴·O。洛夫乔伊的《浪漫主义的区别》(OntheDiscriminationofRomanticisms)，见于他的《历史概念论文》(EssaysintheHistoryofIdeas)(巴尔的摩，1948年)，第228-253页。著名文学历史学家对洛夫乔伊论文的反驳，包括勒内·韦勒克的《文学历史的浪漫主义概念》("TheConceptofRomanticisminLiteraryHistory")及《重新考虑浪漫主义》("RomanticismReconsidered")，见于他的《评论的概念》(ConceptsofCriticism)(纽黑文，1964年)，第128-198及199-221页。也见于诺思罗普·弗赖伊编辑的《重新考虑浪漫主义》(RomanticismReconsidered)(纽约，1963年)。)和20世纪中国的文学革命，两者都代表对古典传统的次序、理智、图式化、仪式化和生活结构化的反对。两者都开创了对真诚、自发性、热情、想像，以及释放个人精力(总而言之，以主观人类的情感和精力为首要)的新强调。
可以辩称这两种情况下的新趋势，很大程度上可以追溯至古典文学的情感传统，可能令一些传统文人容易接受浪漫主义的价值。把西方启发的浪漫主义趋势从传统中国文学的情感特点中区别出来，是明显而加剧的物力论--这差异令"情感"一词不足以作为这时代趋势的主导原则。我认为物力论主要是19世纪欧洲浪漫主义的遗产。两个神话的概念可以视为物力论的表现：普罗米修斯主义(从中国的角度来看，赞美个人的勇敢，自觉和自作主张地努力，以实现人类潜能，反对过去的正统观念及传统)和狄奥尼修斯主义(其推动力在于精神和肉体的爱情，要求从社会习俗的限制中完全释放出来，使个人投身于主观生活经验的痛苦挣扎中，达到狂热狂喜的放纵状态)。把这两种浪漫主义的普遍特质应用于历史环境，见于郭沫若的著名诗篇《凤凰涅槃》：个人和集体的热情之火，会烧掉过去的所有残留痕迹，而新中国的凤凰将在灰烬中重生。
就是这种物力论的普遍特质，使现代文人多愁善感和维特般的一面相形见绌，赋予现代文人更加正面的境界，和传统意志薄弱、女子气的典型文人有所区别。现代文人个性的其中一个让人感兴趣的地方，是他们内在生机勃勃的渴望，以改变他们毫不强壮的外表。穿旧式长衫、清秀的脸上架了副黑框眼镜的徐志摩，出现时往往"像一阵旋风卷来，横扫四座"，说话时"多出于狂叫暴跳之间"。即使像茅盾那样在其他方面成熟克制的人，也忍不住把三部曲《蚀》其中一部的英雄命名为"强猛"，别名"唯力"。同样是在这种物力论的情况下，浪漫主义一词，可以用来形容一些重要的五四文学知识分子的个性和生活方式。用巴尔赞(JacquesBarzun)的话来说，我们要分辨"作为历史运动的浪漫主义，与作为人类特性的浪漫主义"雅克·巴尔赞《古典、浪漫和现代》(Classic，Romantic，andModern)(GardenCity，N。Y。，1961)，第7页。。在后一类，巴尔赞也注意到多愁善感，虽然通常被说成是浪漫主义个性的主要一面，却更加是"过去令人遗憾的移交"同上，第75页。。(正如例证显示，在欧洲新古典时期末年，有斯特恩(LaurenceSterne)和菲尔丁(HenryFielding)的情感小说；在中国，有写情小说和鸳鸯蝴蝶派的小说)。除了情感之外，"力量也是浪漫生活的区别标志"雅克·巴尔赞《古典、浪漫和现代》，第83页。。
在20世纪的中国，是否有一个自觉的浪漫主义运动？表面上看，答案会是否定的，即使当时有些极端主义者，完全依从欧洲的例子，决心发动一个自觉的浪漫主义运动。张竞生在自己的杂志里宣称："Iwishtopublisha'RomanticSeries'bymy'BeautifulBookstore'whichwillcontainChineseworksandtranslationsfromtheWest；Ireallyhopethatgenerationsofclassicistsinourcountrywillbeshatteredintopieces，tobereplacedbythefree，heroic，andemotionalRomanticSchool"张竞生《介绍浪漫派》，《新文化》，1.6：9，1927年6月。。
虽然张竞生的承诺未能实现，但即使对1920年代初期的当代观察家来说，确实存在"浪漫主义的风潮的确有点风靡全国青年的形势"郑伯奇《导言》，《小说三集》，TH，V，第3页。。梁实秋在1926年写的一篇长文，名为《现代中国文学之浪漫的趋势》，区别出新文学运动的以下特色梁实秋《现代中国文学之浪漫的趋势》，第17页。：1.基本上受外国影响；2.高举情感，鄙弃理智；3.对生命采取的一般看法是"印象主义"的(即主观的)；4.提倡回归自然，并强调独创能力。据梁实秋所说，这四个特点是浪漫主义的特性；对于自封为白壁德(IrvingBabbit)追随者的梁实秋来说，这些特点是过多的。然而和梁实秋同时代的文人，尤其在1920年代初期，往往以自觉的骄傲来确认浪漫主义，并经常有意地与欧洲浪漫主义作类比。在杭州的西湖聚会，并发表爱情诗集的一群年轻诗人，替自己起了一个迷人的绰号--湖畔诗人，就像那群著名的英国早期的浪漫主义者，包括华兹华斯、柯尔律治(SamuelTaylorColeridge)、骚塞(RobertSouthey)及亨特(JamesHenryLeighHunt)杨之华《文坛史料》，第311页。。好像知道法国浪漫主义的演变次序，30年代末活跃的另一群诗人--著名的有李金发和戴望舒--通过自觉地模仿法国模式，开始写象征主义的诗歌曹聚仁《文坛五十年》，第143页。。整个世纪的欧洲浪漫主义--特别是法国和英国的变化--由一代的中国文人在十年内热心地吸收令人最感兴趣的，是比较欧洲浪漫主义对中国和日本的影响。如果现代日本文学有浪漫主义的一代，会比中国的至少早一代。谭汝谦的初步研究，确定了明治日本从1884年至1908年为浪漫主义时期。中日两国浪漫主义作家的众多相同与相异之处，会构成另一本还没写过的专论主题。对日本浪漫主义的简洁介绍，见谭汝谦用英文写的《日本浪漫主义的研究：其问题、意义和发展》(未出版的硕士论文，印第安纳大学的东亚语言文学系，1968年6月)。。在认识到有许多例外的情况下，令人有意把五四一代的中国文人，标明为浪漫主义的一代；并把1920年代视为浪漫主义的10年。
要界定1920年代在中国的浪漫主义，会有过于简单化的危险。由西方学者建议的西方浪漫主义的各种类别和特征，又可以组成一张冗长不堪的名单。把众多人工分类的浪漫主义特色结合起来，就是我们的主要提倡者也同样有的基本看法。这看法认为生活不是以理性的次序客观反映的既定方案，而是个人和主观经验的过程。现实不被视为有系统地运用人类智力来把握既定的结构或方案，而是没有条理的流动，从来不会静止，也从来不能被完全理解，只能凭直觉和暗示来感受和瞥见。因此，这种看法强调的是一时冲动而不是结果，是动机而不是目的，是创意的愿望而不是回顾的分析；是感觉和敏感而不是理智和仪式。社会被视为混乱的，要被毁灭或彻底革新为婴儿，而不是可以补救的碎片。乌托邦这灿烂未来的天堂，即使渴望描绘，最终也是笔墨不能形容的。因此，浪漫主义乌托邦的幻想形象，往往用含糊丰富的词汇来表达，例如"完全重生"、"整个人类"、"解放"、真、善、美、自由、快乐。
从历史的角度来看，这种看法往往反映了一个过渡时期："什么是浪漫主义？最重要的，是对过渡时期的内在反应，混淆了之前的所有行为和价值、混合所有阶层，摧毁所有信仰，所有恰当的确定立场。拉夫林：《欧洲文艺研究》，第16页。"这种过渡时期往往产生一些不能有机地属于社会任何确定阶级的个人。缺乏与整个生活的有机接触，这种个人被迫依赖自己，以自我的价值来与社会其余部分相对抗。在他眼中，他离乡别井和疏离，成为他想像中伟大的证明。就是在这种过渡背景下，我们浪漫文人的生活故事悲惨地结束了。在歌颂爱情、吹捧个性和庆祝解放时，他们似乎没有时间或情绪来分析时代的复杂性和他们作为疏离的知识分子的改变角色。他们消灭了传统之后，却留下文化真空，并企图用西方的万灵药--科学、民主、无政府主义、社会主义、浪漫主义--来填满这真空。他们为来自西方的奇事奇物而兴奋发狂，从来不认真地考虑现代中国文化特性的问题。他们的基本看法(可能在转变和不稳定的历史背景下出现的)，是一点也不现实的。他们的理想形象和越来越忧郁的现实之间的冲突，并不能令他们重新评估自我，反而重新肯定自我。因此，1940年代以来，从王实味、萧军、丁玲到冯雪峰和艾青等许多左翼英雄，都受到党的整肃见梅尔莱·戈尔曼《共产党中国的文学异见》。。
1949年以后，浪漫主义是否不再成为中国的趋势？然而迟至1958年，在中国共产党官方杂志《红旗》上，还能找到由郭沫若和周扬提倡的"革命的浪漫主义"同上，第246-247页。。也令人想知道最近的"文化大革命"是否可以视为一种集体的浪漫主义精神的复活，来反对已确立制度的惯例化？年轻一代所释放的人类力量，是否可以视为在毛泽东思想指导下而疯狂爆发的集体意愿，要摧毁旧的凤凰，以便加快新凤凰的重生？在社会主义背景下的浪漫主义问题，肯定会是另一幕戏剧最引人入胜的主题。然而我们这一出浪漫主义戏剧已经闭幕了。
(刘宝玲译)译后记王宏志很高兴李欧梵教授的《中国现代作家的浪漫一代》中译本终于面世了。
欧梵先生时常说这是他的"少作"。无独有偶，中译本里郁达夫的两章，其实也是我的"少译"，那是我念大学时(啊！也是很久很久以前的事了)翻译课上的自选长篇习作。当时确实很喜欢这本书。除了自身正在经历"浪漫"的阶段外，更因为自从中学以来所读过的新文学史论著太不浪漫了，硬邦邦的政治规条把新文学史描写成铁板一块、千篇一律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论述，不单沉闷，更无法展示新文学发展的真貌。《中国现代作家的浪漫一代》竟然从林纾、苏曼殊说起，一直到郁达夫、徐志摩，都是那时候国内的新文学史著要隐埋或批评的对象，就是那些"进步"作家，如郭沫若、萧军、萧红的讨论也是那么的新颖新鲜，所以，读这本书时是深深感到震撼的。当时特别喜爱郁达夫，大概年轻人总经历过这种"强说愁"的日子，从中学开始便把郁达夫的作品认真地看了，其中特别爱读的是他的旧体诗词，有一段日子更能背诵如流，以为更胜唐宋的名作，所以挑选了这两章来翻译。
时常听见人说，有些学者一生写得最好的书便是他/她的博士论文。这好像是出于讽刺，但当中也有道理。试想，入行教书后，哪里还能够像在写论文阶段那样全心全意，把好几年的时间精力全投入在一个课题上？当然，欧梵先生是特例，他后来的著作越来越厉害，《铁屋里的呐喊》是十多年鲁迅研究的心血成果，大获好评，而近作《上海摩登》有点随手拈来，却打开文化研究与文学研究整合的新格局，更不要说这几年他更是越战越勇，越写越多。但无论如何，三十多年前写成的《中国现代作家的浪漫一代》，个人认为的确有很大的价值，当时它让欧梵先生"一炮而红"，海外研究新文学的几乎都没有可能不参考过不引用过这本书；即就今天，我觉得，也绝无"明日黄花"的感觉，相反，在我们看见太多太多假借文化研究之名、假披理论的外套，但实质上只落于假大空的论著时，这本由一位从思想史训练出身，又酷爱文学、重视理论的欧梵先生写来的《中国现代作家的浪漫一代》，既重资料，也长于分析，不重花巧，没有虚言，在某种程度上来说，今天还起着典范的作用，它让人们知道认真做学问应该是怎样的。不说别的，单就这个原因，这本书便有值得翻译出版的理由了。
译后记中国现代作家的浪漫一代不过，深感抱歉及遗憾的是，我这几年被很多无谓的杂务缠身，本书的翻译工作，其实我参与得不够多。除校正了"很久很久以前"的两章"少译"外，只能再加译徐志摩的两章，却没法抽出更多的时间把全书译出来，其余部分交给了由我系研究生所组成的一个"翻译班子"来完成，在这里要向他们致谢。还得声明的是，译文有什么错误浅陋，责任在我，因为我甚至没有从头到尾校正一遍。这是要向李欧梵先生、陈子善先生、出版社的领导及编辑们，还有广大的读者告罪的。
2005年7月于香港中文大学翻译系。《鲁迅全集》第六卷(上海，1948)，第288页。
《鲁迅全集》第四卷，第170页。鲁迅《鲁迅全集》第四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