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考核官吏机构建置思想
宋代，在对官吏的考核中，中央主持考核的机构经历了多次变化。宋初设有流内铨，掌文官自初仕至幕职州县官之铨选注拟和对换差遣、磨勘功过等事。还设立三班院，负责对武官三班使臣的考课、注拟、酬赏等。太宗太平兴国六年（981年），置京朝官差遣院，主管少卿监以下京朝官考课、注拟、差遣事宜。淳化三年（992年），设立磨勘京朝官院和磨勘幕职州县官院，总称磨勘院，主管对京官、升朝官和幕职、州县官的考核事宜，并命中书或两制臣僚校其能否，以施赏罚。淳化四年（993年），改磨勘京朝官院为审官院，并差遣院入审官院，掌考校京朝官殿最，叙其爵秩而诏于朝，分拟内外任使而奏之。同年，改磨勘幕职州县官院为考课院，其职掌仍磨勘幕职州县官功过，引对黜陟。不久，又以其事归吏部流内铨。熙宁三年（1070年），改审官院为审官东院，主管文臣京朝官以下考核功过、定其官爵品级、注拟差遣等事。同时，设置审官西院，主管武臣门祗候以上到诸司使等磨勘、注拟差遣等。元丰改制后，改审官东院为吏部尚书左选，流内铨为吏部侍郎左选，审官西院为吏部尚书右选，三班院为吏部侍郎右选。于是，“文武官吏选试、拟注、资任、迁叙、荫补、考课之政令，封爵、策勋、赏罚殿最之法”《宋史》卷163《职官三》。，皆归吏部掌管。
宋代对官吏考核的对象是上至京朝官，下至幕职、州县官，其经济政绩考核的重点是各级地方官和监临物务官。京朝官在任内由上级长官考核其功过，再由审官院、吏部等专门机构复查其考绩优劣，而后决定升黜。地方官的考课是“守倅考县令，监司考知州，考功会其已成，较其优劣而赏罚之”《宋史》卷160《选举六》。。
宋代在考核地方官和监临物务官的经济政绩时，必须先经过财计部门复核其账籍，检验收支数额，比较岁课增亏，然后送主考部门详定升降。太平兴国七年（982年）十月，“诏应监临物务京朝官及知州、军监、通判兼监物务者，替日令御史台晓谕，先赍御前印纸于三司，仍件析以闻任内所收课利，委三司磨勘增亏，条报差遣院，一依五月诏旨详定升降，堪何任使以闻”《宋会要·职官》59之3.。咸平二年（999年）冬十月，“令诸路转运使，自令管内增益户口，及不因灾伤逃移者，并书于历，委三司考较，报审官院，以为殿最”《长编》卷45.。南宋时，国家的重要收入——经总制钱由户部岁终比较诸路增亏，分别殿最。如：“（绍兴）十六年三月二十四日，权户部侍郎李朝正言：‘诸路每岁所收经总钱依元降指挥，委本路提刑并检法干办官点磨勘催，岁终数足许比较推赏。本部欲将经总制钱数通兖纽计，比较递年增亏，依立定分数殿最……’从之。”《宋会要·食货》35之25.
宋代对地方守令的考课，一般由诸路监司负责，为了保证考课的如实公允，御史对其有复审之权。“每岁将诸路监司所定守令考课等第，令御史台重行审察，如有不当，重加黜责，不以赦原”。《宋会要·职官》59之14.特别是“守令课绩在优上等，即关御史台严加考察，如有不实，重行黜责”《宋会要·职官》10之21.。而且，御史对诸路监司则直接进行考核。宋神宗时规定：“监司以上，则命御史中丞、侍御史考校。”《宋史》卷160《选举六》。崇宁元年，采纳臣僚建议，“委御史台考察天下转运使、副、判官，有不胜任者，择能吏代之”《宋会要·食货》49之24.。南宋后期，在对地方官的考课中，御史台的作用逐渐重要。“宁宗以郡国按刺，多徇私情，遂仿旧制，于御史台别立考课一司，岁终各以能否之实闻于上，以诏升黜”④《宋史》卷160《选举六》。。到度宗时期，御史台更成为负责地方官考课的最高机构，“守倅月一考州县属官，监司会所隶守倅，制司会戎司、军垒，遵照旧制互用文移，会其兵甲、狱讼、金谷之数，及各司属官书拟公事、拘榷钱物、招军备器之数，次月置册，各申御史台上之课籍”④《宋史》卷160《选举六》。。
宋代对官吏的考核是治吏的重要工具之一，事关对人才的选拔任用，作为对官吏赏罚任免升降的重要依据。众所周知，宋代职官制度复杂多变，这在中央主持官吏考核的机构上也有充分的表现。但是在多变的表象下，其指导思想原则没变，其基本机制则趋于逐渐完善，即这项工作涉及人事部门、财计部门和监察部门。这是因为在考核地方官和监临物务官的经济政绩时，其账籍必须先送计司审核比较户口、垦田、赋税、课利增亏，这使人事主考部门有较准确具体的考核依据。同时，计司参与考核说明了宋代对官吏经济政绩的重视，把它作为对官吏考核的主要内容。还有，在主持考课的官吏中，监察官的作用逐渐加强，这不仅保证了考核的如实公允，而且显示出考核具有督察官吏、肃清吏治的职能。明清科道官为考核官吏的主要主持者，即源于宋代。
二、对官吏考核指标设计思想
宋代考核官吏的内容因职务而异，据《宋史·职官三》记载，以“七事”考核监司。七事为“一曰举官当否，二曰劝课农桑、增垦田畴，三曰户口增损，四曰兴利除害，五曰事失案察，六曰较正刑狱，七曰盗贼多寡”②《宋史》卷163《职官三》。。以“四善”、“三最”考核守令。四善为“德义有闻、清谨明著、公平可称、恪勤匪懈”②《宋史》卷163《职官三》。。三最为“狱讼无冤、催科不扰为治事之最；农桑垦殖、水利兴修为劝课之最；屏除奸盗、人获安处、振恤困穷、不致流移为抚养之最”《宋史》卷163《职官三》。据《宋会要·职官》10之20载，此“三最”始于神宗熙宁元年（1068年）所定《守令四善四最》考课法，其法虽称“四最”，但内容实则只有“三最”。。至徽宗之后，对守令考核的“三最”发展成“四最”，即“一、生齿之最：民籍增益，进丁入老，批注收落不失其实；二、治事之最：狱讼无冤，催科不扰；三、劝课之最：农桑垦殖，水利兴修；四、养葬之最：屏除奸盗，人获安居，赈恤困穷，不致流移，虽有流移，而能招诱复业，城野遗骸无不掩葬”《庆元条法事类》卷5《考课》。。从以上所载我们可以看出宋代对地方官吏总的考核指标设计思想有三个方面值得注意：一是宋代“七事”、“四善四最”思想基本上与唐代“四善二十七最”相同。二是考核地方官的指标设计主要是两方面：其一有关经济方面的，如农桑、垦田、人口等；其二有关治民方面的，如狱讼、盗贼、赈恤等。三是考核监司与考核守令不同的指标主要有两个方面：其一监司负有举荐之责，故加考“举官当否”；其二监司负有监察州县之责，故加考“事失案察”。
综观宋代对官吏的考核指标设计，与前代最明显的不同是对官吏经济政绩的考核渐趋重要。众所周知，在中国封建社会里，朝廷要求地方繁衍户口、增垦田畴、劝课农桑的主要目的是为了增加国家的赋税收入，因此，地方官任内赋税的增减情况是作为考核其经济政绩的一个重要内容。宋初，循唐、五代旧制，以十分为率来计算地方户口、赋税增减情况，以为赏罚。“州县户口准见户十分增一，刺史、县令进考，若耗一分，降考一等。建隆三年，又以科赋有欠逾十之一，及公事旷违尝有制受罚者，皆如耗户口降考。吏部南曹又举周制，诸州县官益户增税，受代日并书于籍。”《宋史》卷160《选举六》。南宋初年，州县遭兵火之灾，人口流散，田地抛荒，政府为劝诱人户归业耕垦，增加赋税收入，特制定守令岁考增亏格法，令“县令每岁终具措置招诱（人户）、垦辟田亩、增添税赋及有无抛荒田土实数，交割付后官，从后官保明申州，州限半月复实申转运司，转运司一月保明申尚书省户部”《宋会要·食货》61之82，原文衍一“却”字。，然后进行赏罚。南宋时，经总制钱是国家重要的赋税收入，为了督促州县能按时按量征收，朝廷规定：“诸路州军所收经总制钱物，州委通判、县委知令检察，及令提刑司岁终比较亏欠赏罚。”《宋会要·食货》35之26.
宋代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茶盐酒税等场务课利在财政收入中比重日益增大，因此，比较场务课利增亏成为考核地方官和监临物务官必不可少的内容。大中祥符六年（1013年）秋七月辛亥，诏：“茶盐酒税及诸物场务，自今总一岁之课合为一，以租额较之，有亏损，则计分数。其知州军、通判，减监临官一等区断，大臣及武臣知州军者，止罚通判以下。”《长编》卷81.康定元年（1040年），朝廷采纳三司使公事郑戬建议，行转运使考课格，其中心内容就是比较场务课利增亏：“应诸道转运使、副，今后得替到京，别差近上臣僚与审官院同共磨勘，将一任内本道诸处场务所收课利与祖额递年都大比较，除岁有凶荒别敕权阁不比外，其余悉取大数为十分，每亏五厘以下罚两月俸，一分以下罚三月俸，一分以上降差遣；若增及一分以上，亦别与升陟。”《长编》卷127.皇祐元年（1049年）二月，又依提点刑狱考课法，制订了诸路转运使、副考课细则：“一、户口之登耗；二、田土之荒辟；三、茶酒盐税统比，不亏递年租额；四、上供、和籴、和买物不亏年额抛数；五、报应朝臣文字及账案齐足。户口增、田土辟、茶盐等不亏、文案无违慢，为上上考；户口等五条及三以上，为中上考；若虽不及三以上者，为应报文字账案违慢者，为中下考；五条中亏四者，下上考；全亏及文账报应不时者，为下下考。”《宋会要·职官》59之7.从这五条中可以看出，茶酒盐税等场务课利是考核转运使、副的重要内容。
从上引康定所定转运使考课格、皇祐对转运使、副的考课细则以及《庆元条法事类》所定的考较事件中可以看出，宋代对转运使的考课，在税租、场务课利等年度变化较大的项目上，是逐年比租额、递年增亏，积考为任，任满具状呈报朝廷，核定等第，而行赏罚。如：
一、酒税务
各具租额并递年及本年收诸色课利，逐色各若干
某官职姓名任内
酒务
租额几处收钱若干
递年几处收钱若干
本年几处收钱若干
比租额增或亏若干分厘
比递年增或亏若干分厘②《庆元条法事类》卷5《考课》。
此外，对田亩、户口等年度变化不大的项目，则不进行逐年比较，而径直在任满时进行一次性考核。如“某官职姓名任内增垦到田若干顷亩”，“某官职姓名任内招集到逃户归业共若干户口”②《庆元条法事类》卷5《考课》。。
除了上述这几项重要的经济政绩考核内容外，宋代还根据各种地方官职责侧重点的不同，另外设有一些考核内容。如转运使又称“水陆计度转运使”、“漕臣”，特别是北宋时，漕运钱谷是其重要职掌之一，这也成为考核转运使的一项内容。景德二年（1005年）十二月，“诏江、淮、荆湖南北路转运司逐年所运上供粮储，自今如有出剩，即与批书转运使、副历子，叙为劳绩”《长编》卷61.。又如提举常平司掌常平、义仓等，元丰六年（1083年）规定：“诸路提举官散敛常平物可自行法，至今酌三年之中数，取一年立为额，岁终比较增亏。”《长编》卷332.还有其他各式各样的场务，如酒税、坊场、河渡、房园、茶盐坑冶、铸钱监、市舶等，更是根据本行业的特点制定考核内容，本节许多条史料即可概见，兹不一一赘引。
宋代对官吏进行考核后，要撰写考词，对被考官吏的政绩做出评估。宋代流传到今天的考词，笔者见到的有40多份。这些考词都极为简略，并没有详细记载被考官吏政绩的全面内容，兹举较为详细一例，以窥一斑：
宣城令毋克温
具衔毋克温在蜀乃公卿之后，圣朝受擢用之恩。渡江而南，莅宣首邑，性宽裕，政简易。在任满四载，今书第四考。夏征之赋及九分已上，灾伤水潦，户逃二千四百。按格令之常式，详考课之旧条，直笔无私，书为中上。田锡：《咸平集》卷30《宣城令毋克温》，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宋代诸文集中所见考词虽然简略，但《庆元条法事类》卷五《考课》中以“考课格”的形式规定了监司考较事件十五个项目：①“奉行手诏有无违戾”；②“兴利除害”；③“有无朝省行下本路过失已上簿及责罚不了过犯”；④“受理词讼及指挥州县与夺公事，有无稽滞不当”；⑤“有无因受理词讼，改正州郡结断不当事”；⑥“应干职事有无废弛，措置施行有无不当”；⑦“奏请及报应朝省文字有无卤莽乖谬”；⑧“按察并失按察所部官犯赃流以上罪及按察不当”；⑨“荐举所部官有无不当”；⑩“劝农桑”；“招流亡，增户口”；“分定巡历，是何州县自甚月日起离至某处，至何月日还。本司有无分巡不遍去处。如有，开具缘由”；“逐年合上供钱物有无出限违欠”；“所部刑狱有无平反及驳正冤滥，并淹延稽滞”；“机察贼盗已获未获各若干”。这里对监司的考核指标虽多达十五项，但归纳起来最基本的项目还是理财与治民，以及监司与州县官不同的荐举与按察官吏。在“考课格”之后，《庆元条法事类》卷5《考课》还以“考课式”的形式全面详细地规定考核监司时应申报的各类项目。原文较长，限于篇幅，兹不能照引，撮其要点，大致有以下十一个方面内容反映了对官吏经济政绩考核的思想：①劝课农桑栽植到桑、柘、枣各若干；②增垦到田若干顷亩；③创修堤防水利若干；④招流亡增户口若干；⑤逐年合上供钱物有无出限违欠；⑥税租管额并本年收逐色各若干；⑦酒税务、坊场、河渡、房园、茶盐矾、坑冶、铸钱监、市舶等场务租额并递年及本年收诸色课利，逐色各若干；⑧前一年并本年各收籴到谷若干；⑨前一年并本年本路都收钱物各若干，支外见在若干；⑩本年并前三年收支免役钱若干；场务净利比旧额有无增亏，限外有若干拖欠。
在对官吏经济政绩的考核中，科学地设计一套考核指标体系是一个基础性的关键问题。首先，宋代继承了汉唐以人口为核心指标，辅以垦田、赋税的考核传统，这体现了抓住关键点和重点指标、以简驭繁、可操作性强的设计思路。这是因为古代封建经济结构决定了垦田、赋税等指标最终都会在人口指标上得到体现。如垦田数增加，在古代农业社会里意味着某个地区能养活更多的人口；另外，人口增加将进一步促进土地的开垦。总之，人口和垦田将呈现良性互动循环。而赋税的增加则意味着某个地区人口的繁衍，垦田面积的扩大，人头税和地租的增加，财源的拓展。由此可见，人口的多少很大程度上决定着某个地区垦田和赋税，正如南宋著名思想家叶适在《叶适集·民事中》所说：“民多则田垦而税增”；“有民必使之辟地，辟地则增税，故其居则可以为役，出则可以为兵”；“财不理而自富，此当今之急务也”。除此之外，宋代随着封建社会商品经济的繁荣，茶盐酒税等成为国家财政收入的重要组成部分，这决定了朝廷特别注重督促地方官和监临物务官讲求场务课利增亏。中国封建社会对官吏经济政绩的考核中，宋代在这方面特别突出。
三、对官吏考核评估方法思想
宋代对地方官进行考核时，必须详细开具其任内农桑、田亩、户口、税租、场务课利等增减情况以及某处某公事如何平反、某处某公事如何驳正冤滥、缉察贼盗已获未获若干、按察某处某官职姓名任内某事犯赃流以上罪、失按察某处某官职姓名任内某事犯赃流以上罪、按察某处某官职姓名任内某事如何不当等，从而对官吏政绩进行较准确的量化评估，课其殿最。宋代在对官吏进行经济政绩考核时，尤其注意比较增亏，采取比较客观、具有可操作性的量化评估，其具体方法主要有三种：
（一）比祖额之增亏
如“咸平四年五月四日敕：诸州曲务自今后将一年都收到钱，仍取端拱至淳化元年三年内中等钱数，立为祖额，比较科罚”《文献通考》卷17《征榷四》。。祖额又可称为租额，中华书局点校本《长编》卷127将康定年间三司使公事郑戬所建议的转运使考课格中的“租额递年都大比较”，据宋本、宋撮要本改为“祖额递年都大比较”，其实可不必改。此段文字又见于《宋会要·食货》49之13，亦称“租额递年都大比较”，《庆元条法事类》卷5《考课》也均称比租额递年增亏。又上引《长编》卷81载大中祥符六年秋七月辛亥诏“以租额较之”，《宋会要·食货》17之16同段文字则把“租额”称作“祖额”。像这样同一条史料，宋各史籍称祖额、租额不一的现象比比皆是，两者可以互换，租额就是祖额。从字义上推断，祖额可能也就是旧额、元额。如《庆元条法事类》卷5《考课》对提举常平司考核项目中有一项是“场务净利比旧额有无增亏，限外有若干拖欠”。又《宋会要·职官》11之44载隆兴二年三月臣僚言：“户部点检所所立赏格以诸库卖到息钱为额，虽于元额二十万顷减一年磨勘，后添作二十三万贯。”
宋代确定祖额的最常见办法是取数年酌中之数，兹举三例说明：
（乾道）二年，诏：“临安府安抚司酒库悉归赡军；并赡军诸库及临安府安抚司酒务，令户部取三年所收一年中数立额。”《宋史》卷185《食货下七》。
（绍圣）五年，令户部取天下税务五年所收之数，酌多寡为中制，颁诸路揭版示之，率十年一易；其增名额及多税者，并论以违制。《宋史》卷186《食货下八》。
景德四年，诏淮南、江浙、荆湖南北路以至道二年至景德二年终十年酌中之数定为年额，上供六百万石，米纲立额始于此。《文献通考》卷23《国用一》。
从上引可以看出，宋代定额取3年、5年直至10年酌中之数，其差别还较大。综合史籍大量记载，取3年5年酌中之数的最为常见。原因可能是定额年限太长，不适应于经济情况的变化；定额年限太短，缺乏稳定性，失去定额的意义，不利于调动积极性，并增加定额的工作量。还有取数年酌中之数，使立额相对比较客观，这样既避免立额偏高，“高者其额难及，不足则有罪”袁燮：《絜斋集》卷14《秘阁修撰黄公行状》，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又避免立额偏低，低者其额易足，“一岁之内，率当五六迁，人皆指目谓之侥幸”《宋会要·职官》27之19.。除取酌中之数为额外，宋代也有径取数年中最高额者或某年为额的，如“银纲自大中祥符元年诏五路粮储已有定额，其余未有条贯，遂以大中祥符元年以前最为多者为额，则银纲立额始于此。钱纲自天禧四年四月三司奏请立定钱额，自后每年依此额数起发，则钱纲立额始于此”《文献通考》卷23《国用一》。。
宋代也有根据场务课利增亏的不同情况，灵活掌握确立新额的：“诸课利场务比租额（闰月以租额所附月为准，无月额处比五年内本月分酌中者），并增亏各五年，并初置官监及五年者，本场务限次年正月上月（‘上月’当为‘上旬’）申州。增者取酌中，亏者取最高，初置者取次高，各以一年数立为新额，限二月内保奏，仍申转运司及尚书户部。”⑤《庆元条法事类》卷36《场务》。
场务课利立额直接关系到国计民生，故要求颇为严格。宋规定：“诸库利场务应立新额而申及奏违限者，各杖一百；增亏数不实致误立额者，徒一年。”⑤《庆元条法事类》卷36《场务》。宋统治者对立额还采取慎重的态度，如“景德初，榷务连岁增羡，三司即取多收者为额，帝虑或致掊克，诏凡增额比奏”《宋史》卷179《食货下一》。。
（二）比递年（谓前一年）之增亏
如“景德元年五月，诏……应监场务须具租额及前界递年实收钱数增亏，比类批书，敢有庇覆隐漏，干系官吏悉论以违制，或官吏为形势所抑，徇情批书不实，亦许经新到任官陈首，令具奏闻”《宋会要·职官》59之5~6.。查阅《庆元条法事类》卷5《考课》，其中对场务课利的考核均要求开具租额、递年、本年几处收钱若干，然后再把本年与租额、递年相比较，即得出增或亏若干分厘的结论。
（三）确立多项增亏指标，达到某项者即给予相应的赏罚
南宋初年，政府为尽快医治战争创伤，恢复生产，曾根据知州知县任内增垦或抛荒田亩数目的大小，给予不同的赏罚。兹节录一段：“知州增（谓到任之后，管属诸县开垦过见抛荒田土）一千顷，转一官；七百顷，减磨勘三年；五百顷，减磨勘二年。亏（谓到任之后，管属诸县见耕种田不因灾伤而致抛荒者）五百顷，展磨勘二年；三百顷，展磨勘一年。”《宋会要·食货》61之82.还有南宋局促于半壁江山，供养着几乎与北宋数量相当的军队和超过北宋的官员，加上战争频繁，故其财政之拮据不堪，可想而知。为了支持浩大的开支，南宋鼓励督促官吏诛敛，对拘收经总制钱也采取立额赏罚的办法。《庆元条法事类》卷30《经总制》规定：“知、通考内收经制钱及额无拖欠违限（谓如额数二十万贯，收及二十万贯已上者，方合推赏）：二十万贯以上，减磨勘二年；一十五万贯以上，减磨勘一年半；一十万贯以上，减磨勘一年；五万贯以上，减磨勘半年；一万贯以上，减磨勘一季；一万贯以下，升一年名次。”“诸州通判，无季（‘无季’当为‘每季’）收支经总制钱、无额钱物隐落失陷（谓应分拨而不分拨，应收而不收之类），不满一分，展磨勘一年；一分以上，展磨勘二年；一分五厘以上，展磨勘三年；二分以上，展磨勘四年”。
宋代在定额比较中，从量上确定增亏数之大小，往往采取十分为率的办法。如康定元年（1040年）诏三司：“天下州县课利场务，自今逐处总计，大数十分亏五厘以下，其知州、通判、幕职、知县各罚一月俸；一分以下，两月俸；二分以上，降差遣。其增二分以上，升陟之。”《长编》卷127.除以十分为率来计算增亏数外，宋代在考核官吏经济政绩中已注意到场务课利的经济效益问题，即不仅注意到增额的大小，而且还特别留意收入与官本的关系。如《长编》卷66载：“（景德）元年用旧（茶）法得五百六十九万贯，二年用新法得四百一十万贯，三年得二百八十五万贯。（林）特等所言增益，官本少而有利，乃实课也，所亏虚钱耳。于是，特等皆迁秩，仍下诏三司行新法，毋得辄有改更。”
从上述所引许多史料中我们可以看出，对官吏经济政绩考核后的赏罚主要有两种类型：一是从经济上进行赏罚，这就是增俸、罚俸，或赏钱、罚钱；二是对官吏提前晋升或推迟晋升，即减磨勘或展磨勘若干年等，有的甚至直接予以升陟或降差遣。而且在赏罚中还根据官吏所担任的职务不同，所负的责任不同，其程度也不同。如“元丰七年六月二十四日敕：卖盐及税务监官年终课利增额，计所增数给一厘；卖盐务专副秤子税务专栏，年终课利增额，计所增数给半厘”《苏轼文集》卷34《乞罢税务岁终赏格状》。。
宋代对官吏的经济政绩考核经常采取十分为率的办法，比递年（去年）之增亏。这与当代增减某个百分点的计算十分相似，能比较准确地进行量化评估，并以此作为衡量赏罚等级的依据。如公式所示：
Y=ΔX÷X10=10·ΔXX
式中：X表示去年某地方赋税收入总量；ΔX表示当年某地方赋税收入增减量；Y表示增减的比率，作为衡量赏罚等级的依据。
同时，在考核中，人们提出了比祖额之增亏的办法。为了使确定的祖额比较客观合理，不至于偏高偏低，宋代发明了取数年酌中之数的定额办法。其原理可用数学公式表示为：
C=S1 S2 … SnN=∑ni=1SiN
式中：C表示祖额；S1、S2分别表示第一年、第二年课利总额；Si表示第i年课利总额；N≤10年。
宋代在考核官吏经济政绩中已注意到场务课利的经济效益问题，即不仅注意到增额的大小，而且还特别留意收入与官本的比率，这种思想与现代用生产率评估部门投资的经济效果十分相似：
获利率=收入官本
类似于现在常用的：
生产率=产出量投入量
总之，宋代在对官吏经济政绩的考核中采用十分为率的计算方法使增亏额与基数比较规范统一，可比性强；取数年酌中之数以平衡长短期效益，减少短期行为，并在数量上取加权平均数以减少偶然性；留意收入与官本的比率，使效益上不仅看产出，还要看投入与产出之比。所有这些使对官吏经济政绩的量化考核评估比较准确、客观公正和科学合理。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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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脱脱等：《宋史》，中华书局点校本，1985年版。
4.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商务印书馆国学丛书本。
5.陈均：《九朝编年备要》，台湾商务印书馆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6.留正等：《皇宋中兴两朝圣政》，宛委别藏本。
7.李惪：《皇宋十朝纲要》，台湾文海“宋史资料萃编”影印本。
8.佚名：《续编两朝纲目备要》，中华书局点校本，1995年版。
9.佚名：《宋大诏令集》，中华书局点校本，1962年版。
10.李攸：《宋朝事实》，丛书集成本。
11.马端临：《文献通考》，商务印书馆万有文库十通本。
12.章如愚：《山堂群书考索》，台湾商务印书馆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13.吕祖谦：《历代制度详说》，台湾商务印书馆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14.林：《古今源流至论》，台湾商务印书馆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15.谢维新：《古今合璧事类备要》，台湾商务印书馆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16.王应麟：《玉海》，台湾商务印书馆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17.孙逢吉：《职官分纪》，台湾商务印书馆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18.佚名：《群书会元截江网》，台湾商务印书馆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19.李心传：《建炎以来朝野杂记》，中华书局点校本，2000年版。
20.赵如愚：《宋朝诸臣奏议》，上海古籍出版社点校本，1999年版。
21.杨士奇等：《历代名臣奏议》，台湾商务印书馆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22.窦仪等：《宋刑统》，中华书局点校本，1984年版。
23.谢深甫等：《庆元条法事类》，中国书店“海王村古籍丛刊”影印本。
24.佚名：《名公书判清明集》，中华书局点校本，1987年版。
25.董煟：《救荒活民书》，丛书集成本。
26.陈旉：《农书》，丛书集成本。
27.陈襄：《州县提纲》，丛书集成本。
28.李元弼：《作邑自箴》，四部丛刊本。
29.余靖：《武溪集》，台湾商务印书馆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30.胡宿：《文恭集》，丛书集成本。
31.宋祁：《景文集》，丛书集成本。
32.范仲淹：《范文正集》，台湾商务印书馆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33.韩琦：《韩魏公集》，丛书集成本。
34.欧阳修：《欧阳修全集》，中华书局点校本，2001年版。
35.张方平：《乐全集》，台湾商务印书馆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36.蔡襄：《端明集》，台湾商务印书馆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37.包拯：《包拯集》（《孝肃包公奏议》），中华书局点校本，1963年版。
38.陈襄：《古灵先生集》，台湾商务印书馆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39.李觏：《李觏集》，中华书局点校本，1981年版。
40.苏洵：《嘉祐集》，台湾商务印书馆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41.王安石：《临川先生文集》，四部丛刊本。
42.司马光：《温国文正公文集》，四部丛刊本。
43.陈舜俞：《都官集》，台湾商务印书馆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44.王珪：《华阳集》，丛书集成本。
45.曾巩：《隆平集》，台湾商务印书馆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46.曾巩：《曾巩集》，中华书局点校本，1984年版。
47.刘攽：《彭城集》，丛书集成本。
48.苏轼：《苏轼文集》，中华书局点校本，1986年版。
49.苏辙：《苏辙集》，中华书局点校本，1990年版。
50.吕陶：《净德集》，丛书集成本。
51.刘挚：《忠肃集》，丛书集成本。
52.刘安世：《尽言集》，丛书集成本。
53.范祖禹：《范太史集》，四库珍本初集本。
54.周行己：《浮沚集》，丛书集成本。
55.杨时：《杨龟山先生集》，台湾商务印书馆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56.李纲：《梁谿集》，台湾商务印书馆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57.李石：《方舟集》，四库珍本初集本。
58.朱熹：《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四部丛刊本。
59.吕祖谦：《东莱集》，台湾商务印书馆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60.王之望：《汉滨集》，台湾商务印书馆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61.周必大：《文忠集》，台湾商务印书馆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62.汪应辰：《文定集》，丛书集成本。
63.陈傅良：《止斋集》，四部丛刊本。
64.陆游：《渭南文集》，四部丛刊本。
65.杨万里：《诚斋集》，四部丛刊本。
66.程珌：《洺水集》，台湾商务印书馆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67.杨冠卿：《客亭类稿》，台湾商务印书馆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68.罗从彦：《豫章集》，台湾商务印书馆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69.胡寅：《斐然集》，四库珍本初集本。
70.叶适：《叶适集》，中华书局点校本，1961年版。
71.叶适：《习学纪言序目》，中华书局点校本，1977年版。
72.陈耆卿：《筼窗集》，四库珍本初集本。
73.洪咨夔：《平斋文集》，四部丛刊本。
74.刘过：《龙洲集》，台湾商务印书馆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75.员兴宗：《九华集》，台湾商务印书馆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76.黄干：《勉斋集》，台湾商务印书馆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77.袁说友：《东塘集》，台湾商务印书馆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78.真德秀：《西山先生真文忠公文集》，四部丛刊本。
79.魏了翁：《鹤山先生大全文集》，四部丛刊本。
80.袁甫：《蒙斋集》，台湾商务印书馆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81.吴泳：《鹤林集》，四库珍本初集本。
82.袁燮：《絜斋集》，丛书集成本。
83.陈亮：《龙川文集》，台湾商务印书馆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84.陈淳：《北溪先生大全文集》，台湾商务印书馆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85.王迈：《臞轩集》，台湾商务印书馆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86.吴潜：《许国公奏议》，丛书集成本。
87.高斯得：《耻堂类稿》，丛书集成本。
88.黄震：《黄氏日抄》，台湾商务印书馆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89.范镇：《东斋记事》，中华书局点校本，1980年版。
90.欧阳修：《归田录》，中华书局点校本，1981年版。
91.司马光：《涑水记闻》， 中华书局点校本，1989年版。
92.沈括：《梦溪笔谈》，上海古籍出版社点校本，1987年版。
93.苏辙：《龙川略志》，中华书局点校本，1982年版。
94.魏泰：《东轩笔录》，中华书局点校本，1983年版。
95.蔡绦：《铁围山丛谈》，中华书局点校本，1983年版。
96.方勺：《泊宅编》，中华书局点校本，1983年版。
97.叶梦得：《石林燕语》，中华书局点校本，1984年版。
98.庄绰：《鸡肋编》，中华书局点校本，1983年版。
99.周辉：《清波杂志》，中华书局点校本，1994年版。
100.程大昌：《演繁露》，丛书集成本。
101.王明清：《挥麈录》、《后录》、《余话》，丛书集成本。
102.吴曾：《能改斋漫录》，丛书集成本。
103.王辟之：《渑水燕谈录》，中华书局点校本，1981年版。
104.陆游：《老学庵笔记》，中华书局点校本，1979年版。
105.陆游：《家世旧闻》，中华书局点校本，1984年版。
106.洪迈：《夷坚志》（含甲、乙、丙、丁、支甲、支乙、支景、支丁、支戊、支庚、支癸、三志、志补、再补、三补等），中华书局点校本，1981年版。
107.李元纲：《厚德录》，百川学海本。
108.汪少虞：《事实类苑》，台湾商务印书馆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109.叶绍翁：《四朝闻见录》，中华书局点校本，1989年版。
110.罗大经：《鹤林玉露》，中华书局点校本，1983年版。
111.孟元老：《东京梦华录》，丛书集成本。
112.吴自牧：《梦粱录》，丛书集成本。
113.潜说友：《咸淳临安志》，台湾商务印书馆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114.罗浚：《宝庆四明志》，台湾商务印书馆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115.黎靖德：《朱子语录》，中华书局点校本，1986年版。
116.陶宗仪：《说郛》，台湾商务印书馆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二、今人著作
1.胡寄窗：《中国经济思想史》上、中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78年版，下册1981年版。
2.赵靖：《中国经济思想通史》，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
3.叶世昌：《中国古代经济管理思想》，复旦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
4.何炼成：《中国经济管理思想史》，西北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
5.苏东水：《东方管理》，山西经济出版社，2003年版。
6.滕显间：《中国历代经济管理反思》，海洋出版社，1988年版。
7.刘含若：《中国经济管理思想史》，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
8.叶坦：《富国富民论——立足于宋代的考察》，北京出版社，1991年版。
9.方宝璋：《宋代经济管理思想与当代经济管理》，中国言实出版社，2008年版。
10.侯家驹：《中国经济思想史》，台湾中央文物供应社，1982年版。
11.巫宝三等：《经济思想史论文集》，北京大学出版社，1982年版。
12.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所编：《中国经济思想史论》，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
13.漆侠：《中国经济通史·宋代经济卷》，经济日报出版社，1999年版。
14.汪圣铎：《两宋财政史》，中华书局，1995年版。
15.汪圣铎：《两宋货币史》，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
16.汪圣铎：《宋代火政研究》，《宋代社会生活研究》，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
17.包伟民：《宋代地方财政史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
18.李晓：《宋代工商业经济与政府干预研究》，中国青年出版社，2000年版。
19.张文：《宋代社会救济研究》，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
20.郭正忠：《两宋盐业经济史》，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
21.郭正忠：《两宋城乡商品货币经济考略》，经济管理出版社，1997年版。
22.姜锡东：《宋代商业信用研究》，河北教育出版社，1993年版。
23.李华瑞：《宋代酒的生产与征榷》，河北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
24.方宝璋：《宋代财经监督研究》，中国审计出版社，2001年版。
25.郭东旭：《宋代法制研究》，河北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
26.贾玉英：《宋代监察制度》，河南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
27.姚瀛艇：《宋代文化史》，河南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
28.邓广铭：《王安石》（修订本），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
29.漆侠：《王安石变法》，上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
30.朱瑞熙：《宋代社会研究》，中州书画社，1983年版。
31.《宋史论集》，中州书画社，1983年版。
32.邓广铭等：《宋史研究论集》，河南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
33.《中华文史论丛》增刊《宋史研究论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
34.邓广铭等：《宋史研究论文集》1984年年会编刊，浙江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
35.姜国柱：《李觏思想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版。
36.戴裔煊：《宋代钞盐制度研究》，中华书局，1981年版。
37.吴慧：《中国古代商业史》第1、2册，中国商业出版社，1983年版。
38.周伯棣：《中国财政思想史稿》，福建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
39.彭信威：《中国货币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
40.萧清：《中国古代货币思想史》，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
41.叶世昌：《中国货币理论史》，中国金融出版社，1986年版。
42.郭道扬：《中国会计史稿》上，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82年版。
43.方宝璋：《中国审计史稿》，福建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
44.张晋藩：《中国法制通史》，法律出版社，1999年版。
45.葛剑雄：《中国移民史》，福建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
46.梁方仲：《中国历代户口、田地、田赋统计》，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
47.[日] 出井盛之：《经济思想史》，刘家黎译，上海联合书店，1929年版。
48.[日] 田崎仁义：《中国古代经济思想及制度》，王学文译，商务印书馆，1926年版。
49.[美] Lewis H。Haney：《经济思想史》上册，周宪文译，台湾银行经济研究室，1982年版。
50.[日] 上野直明：《中国经济思想史》，恒星社厚生阁，1971年版。
51.[日] 河原由郎：《宋代社会经济史研究》，东京劲草书房，1980年版。
52.[日] 周藤吉之：《唐宋社会经济史研究》，东京大学出版社，1978年版。
53.[日] 斯波义信：《宋代商业史研究》，东京风间书房，1979年版。
54.[英] Eric Roll：《经济思想史》，陆元诚译，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
55.[日] 加藤繁：《中国经济史考证》第二册，吴杰译，商务印书馆，1978年版。
56.[日] 西岛定生：《中国经济史研究》，冯佑哲等译，农业出版社，1984年版。
57.张维迎：《博弈论与信息经济学》，上海三联书店，1996年版。
58.芮明杰：《管理学：现代的观点》，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
59.周三多等：《管理学》，复旦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
60.[美] Harold Koontz：《管理学》，郝国华等译，经济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
61.胡祖光等：《东方管理学导论》，上海三联书店，1998年版。
62.阎世富：《东方管理学》，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1999年版。
63.北京大学博士后办公室：《跨世界的中国经济与管理》，经济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
64.[日] 青木昌彦：《比较制度分析》，周黎安译，上海远东出版社，2001年版。
65.[日] 青木昌彦：《转轨经济中的公司治理结构》，钱颖一译，中国经济出版社，1995年版。
66.罗承熙：《货币理论探索》，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年版。
67.张纯元：《人口经济学》，北京大学出版社，1983年版。
68.胡焕庸等：《中国人口地理》上册，华东师大出版社，1984年版。
69.吴申元：《中国人口思想史稿》，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6年版。
70.彭松建：《西方人口经济学概论》，北京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
71.Chandler， Alfred D， Jr.The Visible Hand： The Managerial Revolution in American Business， 1977.
72.Drucker， Peter. Management： Tasks， Responsibilities and Practices.Harper &； Row Publishers， Ins，1974.
73.Kast， Fremont Ellowrth.Organization and Management： A Systems and Contingency Approach， McgrawHill Press，1979.
74.Simon， Herbert Arthur.The New Science of Management Decision， PrenticeHall Inc，1977.
75.Alcock， P. “Towards Welfare Rights”， in Becker， S.(ed.)， Windows of Opportunity： Public Policy and the Poor， CPAG，1991.
76.Barr， N. The Economics of the Welfare States， London： Weidenfeld &； Nicolson，1987.
三、今人论文
1.赵靖：《中国经济思想史的对象和方法》，《经济学集刊》，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第2期。
2.叶世昌：《论王安石的经济思想》，《经济问题探索》1982年第5期。
3.王曾瑜：《王安石变法简论》，《中国社会科学》1980年第3期。
4.顾全芳：《评王安石变法》，《晋阳学刊》1985年第1期。
5.刘含若：《关于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方法的一些问题》，《求是学刊》1980年第4期。
6.马伯煌：《研究中国经济思想史的几个问题》，《社会科学》1983年第12期。
7.何炼成：《宋代思想家的价格理论评介》，《河南师大学报》1982年第4期。
8.姚家华：《论李觏经济思想》，《财经研究》1980年第2期。
9.穆朝庆：《李觏经济思想刍议》，《史学月刊》1983年第3期。
10.赵继颜：《范仲淹的经济思想》，《齐鲁学刊》1981年第2期。
11.虞祖尧：《简论司马光的经济思想》，《河南师大学报》1987年第2期。
12.孔祥振：《试论范仲淹的财政思想》，《经济问题探索》1987年第1期。
13.陶希圣：《北宋几个大思想家的井田思想》，台北《宋史研究集》第一辑。
14.葛金芳：《熙宁新法的富民与富国之争》，《晋阳学刊》1988年第1期。
15.程民生：《论北宋财政的特点和积贫的假象》，《中国史研究》1984年第3期。
16.叶世昌：《论中国封建社会的纸币》，《学术月刊》1984年第4期。
17.叶世昌：《中国古代的纸币管理思想》，《中国经济史研究》1988年第2期。
18.萧清：《我国古代的货币虚实论和纸币称提理论》，《金融研究》1985年第11期。
19.俞兆鹏：《李觏货币思想研究》，《江西社会科学》1987年第3期。
20.俞兆鹏：《叶适货币思想研究》，《中国钱币》1987年第2期。
21.乔幼梅：《从中唐到北宋钱荒问题的考察》，《历史研究》1990年第2期。
22.刘森：《论北宋的钱荒》，《中州学刊》1987年第3期。
23.过文俊：《论张方平的货币流通思想》，《湖北财院学报》1985年第5期。
24.漆侠：《再论王安石变法》，《河北大学学报》1986年第3期。
25.姚兆余：《论北宋时期的货币政策》，《河北学刊》1994年第2期。
26.高聪明：《宋代货币流通的特点》，《中国经济史研究》1995年第3期。
27.贾大泉：《宋代的纸币发行和纸币理论》，《社会科学研究》1996年第1期。
28.张全明：《论北宋开封的物价管理》，《华中师范大学学报》1990年第4期。
29.徐东升：《宋代官营手工业定额管理制度述论》，《厦门大学学报》2002年第2期。
30.龚汝富：《南宋理财家李椿年与经界法推行》，《烟台师范学院学报》1998年第3期。
31.陈正炎：《“重本抑末”新论》，《江西社会科学》1983年第4期。
32.钟科财：《试论中国古代的反抑商思想》，《人文杂志》1985年第2期。
33.周梦江：《叶适的经济思想》，《温州师院学报》1988年第1期。
34.叶世昌：《中国传统经济思想的特点》，《财经研究》1985年第4期。
35.葛金芳：《试论“不抑兼并”》，《武汉师院学报》1984年第2期。
36.唐兆梅：《析北宋的“不抑兼并”》，《中国史研究》1988年第1期。
37.乔幼梅：《宋元时期高利贷资本的发展》，《中国社会科学》1988年第3期。
38.阎守诚：《重农抑商试析》，《历史研究》1988年第4期。
39.朱家桢：《中国富民思想的历史考察》，《平准》1986年第3期。
40.朱家桢：《义利思想辩正》，《中国经济史研究》1987年第2期。
41.叶世昌：《中国古代的富民、富国和理财思想》，《财经研究》1987年第6期。
42.宁裕先：《李觏经济思想三题》，《河南师大学报》1984年第1期。
43.吴申元：《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评述》，《中国史研究动态》1985年第1期。
44.裴倜：《中国古代人口思想及其规律》，《四川大学学报》1981年第4期。
45.黄纯艳：《论南宋东南茶法》，《厦门大学学报》2001年第3期。
46.黄纯艳：《论北宋嘉祐茶法》，《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001年第3期。
47.黄纯艳：《论蔡京茶法改革》，《中国经济史研究》2003年第1期。
48.方宝璋：《中国古代审计史概论》，《中国史研究》1996年第1期。
49.方宝璋：《略论宋代会计账籍》，《中国经济史研究》2004年第3期。
50.方宝璋：《宋代对官吏经济政绩的考核》，《中国经济史研究》2007年第1期。
51.颜玉怀：《陈旉〈农书〉经营管理思想研究》，《西北大学学报》2001年第4期。
52.刘华：《宋代自然资源的保护和利用》，《安徽师大学报》1996年第1期。
53.张全明：《简论宋人的生态意识与生物资源保护》，《华中师范大学学报》1999年第5期。
54.康弘：《宋代灾荒与荒政论述》，《中州学刊》1994年第5期。
55.张文：《两宋赈灾救荒措施的市场化与社会化进程》，《西南师范大学学报》2003年第1期。
56.张文：《荒政与劝分：民间利益博弈中的政府角色》，《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003年第4期。
57.周宝荣：《北宋官方对民间出版的管制》，《中南民族大学学报》2002年第6期。
后记
做学问写专著，最磨人的是在酝酿构思阶段，整日苦思冥想，探讨问题，搭建框架。当问题得到解决，总体提纲拟定，撰写起来往往就比较顺畅了。最惬意的是初稿完成，在进行校对之时，看着自己辛辛苦苦写的这些文字，颇有几分成就感。我还有一个习惯，喜欢在校稿之时，偶有兴会之际，提笔写篇后记，谈谈一些想法，借此长长地松一口气。
昨日南昌风雪交加，寒冬突至。今早万里晴空，阳台充满暖暖的阳光，校园的雪景美丽静谧。书稿虽还未校完，但心里却有写后记的冲动。
真觉得不可思议，好像在签署日期时还不大习惯写上2010年，但怎么2010年却又即将结束了。面对无情而迅速流逝的时光，我唯一能做的就是加倍珍惜它。还好，这一年多来还是过得充实，辛勤伏案笔耕，终于完成了《宋代管理思想——基于政策工具视角的研究》一书初稿。
2011年即将到来，我也将年届耳顺。面对这一年龄，我似乎有点接受不了，怎么这么快就到了退休的年龄！退休，对大多数人来说，意味着放下手中的工作，安享晚年吧。但是，我却欣赏这样的说法，退休意味着人生新的开始。我害怕自己已届退休的年龄，但又向往退休后的生活。因为到了那时，我可以更加自由地支配自己的宝贵时间，做点自认为最有意义的事情，写些有感而发的文章，不必为了完成教学、科研工作量而忙忙碌碌，不必为了工作而与一些不愿见到的人打交道，不必为了职责而参加一些毫无意义的会议。
人生易老天难老，落霞、秋水、长天依旧，但人间已数十百代更替。昨晚接女儿电话，她在北京代我去看望了恩师宁可教授，见到家里放置着一个氧气瓶备用。曾记得，二十多年前我赴京程门立雪攻读博士学位之时，先生也正是耳顺之年。女儿大学毕业后，在中央音乐学院攻读硕士学位，似乎懂事了点，故在电话里说：“老爸，你应该自己来京看望宁爷爷！”我听了，心里愀然。岁月无情，师生有情，两者都是永恒的。
拙著之所以能较顺利地完成，并在较短的时间内出版，主要基于两方面的原因：一是笔者在2009年9月份有幸申请到第二个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政策工具视角下的宋代政府治理思想研究”，拙著就是这一项目的总结性成果；二是江西财经大学副校长、博士生导师吴照云教授以其卓越的学术眼光和恢弘的气魄，主编了一套二三十册、淹贯上下三千年的“中国管理思想精粹”丛书，让中国管理思想走向世界。这是为中国管理思想的研究做了一件功德无量的事。笔者有幸承蒙吴校长垂青，厕身于其中，并将拙著列入丛书之列。借此，对吴校长深表敬意与谢忱。
方宝璋 谨书
2010年12月16日于江西财大万贤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