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玉隆
春秋时期的仇犹国，即现在盂县的中、东和北部地区，有关仇犹国的情况，我们可以从许多文献古籍中找到依据。如《史记·樗里子甘茂列传》第十一：使樗里子以车百乘入周。周以卒迎之，意甚敬。楚王怒，让周，以其重秦客。游腾为周说楚王曰：“知伯之伐仇犹，遗之广车，因随之以兵，仇犹遂亡。何则？无备故也。”《括地志》云：“并州盂县外城俗名原仇山，亦名仇犹，夷狄之国也。”《韩子》云“智伯欲伐仇犹国，道险难不通，乃铸大钟遗之，载以广车。仇犹大悦，除涂内之。赤章曼支谏曰：‘不可，此小所以事大，而今大以遗小，卒必随，不可。’不听，遂内之。曼支因断毂而驰。至十九日而仇犹亡也。”此外，《战国策》、《吕氏春秋》、《淮南子》等史籍以及许多方志中均有大同小异的表述。后世人对此亦作过大量的研究。郭沫若、翦伯赞、台湾学者柏杨等史学大师在他们的著作中都予肯定。只是，多数学者对仇犹国的灭亡时间看法基本一致，即公元前457年由晋国智伯所灭，但对仇犹国的建立则说法不一。有的认为是公元前569年，有的认为更早。这些，本文不想作详细考释，仅就仇犹国建立后引发的文化内涵试作探讨。
首先，仇犹国建立的本身就是一部文化大典。
由上所知，仇犹国是“夷狄之国”，后人考证为白狄人所建。那么，白狄又是一个怎样的民族？其与华夏族又是什么关系呢？
有关“狄的记载始见于《春秋》鲁庄公三十二年为姓，或以肥、仇犹为姓。这些狄族部落经过春秋战国数百年同华夏族的错居杂处，最后都融合于华夏族了。”我认为这个结论是对的。据专家考证，春秋时期，见于史书的诸侯国名有一百二十八个。仇犹国能名垂史册，本身就充分说明了它的存在价值。通过对仇犹国史的研究，不但可以使我们进一步增进对华夏民族融合史的了解，而且可以使我们进一步认识仇犹文化衍生对后世产生的影响。据《北狄源流史》一书记载，仇犹国灭亡之后，“余裔南迁于江苏宿迁以投越国。……后又随越南迁至浙江余杭市北十五里仇山，仇溪绕其麓，山上旧有仇王庙，因名。”近年来，河北井陉附近亦有仇姓人士到盂县寻根问祖。这些，都说明了仇犹文化并没有随仇犹国灭亡而消亡，而是得到了更为广泛的传播。
其次，现在盂县境内尚有大量的仇犹文化遗存。
记得有人说过这样的话：政治是暂时的，经济是长久的，文化是永恒的。事实确实如此。仇犹国灭亡已经2460年了，当时的繁盛景象早已随战火而烟消云散。然而，仇犹国形成的历史文化却永远定格于历史的长河之中。现在，盂县境内尚有大量的仇犹文化遗存。一是仇犹国都城遗址。据明清《盂县志》载，“县治东里许有仇犹城，周围九里。”《地括志》、《九州志》也有记载。古城遗址位于盂县城东里许古城坪。现存城墙残骸约数十米，夯上墙残高0.5—3米、宽10米，夯层厚4—6厘米，局部达10—12厘米，夯窝直径3—3.5厘米。在都城遗址中，随处可见暴露的文化层，内含大量夹砂泥质灰陶及饰纹的泥质灰陶残片；地面曾采集绳纹砖，内素面或篮纹、外饰粗绳纹或细绳纹的板瓦，素面、云纹半瓦当，敛口折沿深腹绳纹鬲，宽折沿绳纹盆，卷沿鼓腹圆底小口罐等器物。2003年，盂县在修筑金龙大街时，在城址附近还发现了战国和汉代墓葬50余座。经考古鉴定，时代与古城年代基本一致，应是古城同时期的遗存，其中战国墓居多。出土的器物主要有陶器、青铜器和车马器。陶器组合为典型的战国随葬品组合，主要有鼎、豆、壶，车马器有马镳、马惠、马辖。此外，还出土了8把战国青铜短剑，这在晋东地区为首次发现，非常引人注目。
此外，盂县牛村镇教场村，相传为仇犹国演兵之地，故名教场。《盂县志》载元吉村有仇犹国君墓。盂县秀水村还出土过许多仇犹国刀形货币。盂县城的钟镇街，相传埋有晋国所献的大钟。盂县桃园村有钓鱼台，传为仇犹国君钓鱼处。盂县清城村北5里将军岭上有将军墓，相传为仇犹将军殉难后葬此。
二是古战场遗址。现在盂县秀水镇北庄村一带为仇犹国君同晋国智伯军队激战并壮烈牺牲的古战场。现在还有因战事传说留下来的地名。如“折将坪”，为仇犹国君损兵折将的地方；“披头崖”，为仇犹国君战败披头散发之地；“围巷”，为仇犹国君被智伯军队团团围困之巷道；“天灵盖”，为仇犹国君被智伯军队砍掉脑袋的高地。仇犹国君的坐骑被杀后，其掩埋处称为马王庙。后来，人们在种田时，还发现过当年的兵器残物和人、马尸骨残骸。此外，盂县的香河之名，亦因仇犹国君的妃子殉节于此而得名，原名腥河，后人嫌其不雅，改名香河。这些，充分见证了残酷的战争历史。
三是祭祀仇犹国君的庙宇。清代《盂县志》记载有关祭祀仇犹国君的庙宇有三处。一处在盂县城北的高城山有“元至正十六年立仇犹君庙醮台记”。还有一处在御枣口村，名仇犹观。所有这些遗存，均有力地证实了仇犹国的客观存在及文化现象。
第三，仇犹国灭亡的历史意义。按理说仇犹国作为夷狄之国，在弱肉强食、战乱频仍的春秋晚期被大国吞并，并没有什么惊奇之处。然而多种史书记述仇犹国灭亡一事，就不能不引起我们的深思。在前面的表述中我们已清楚地看到，司马迁是把仇犹国灭亡作为案例提出的。“游腾为周说楚王曰：‘知伯之伐仇犹，遗之广车，因随之以兵，仇犹遂亡。何则？无备故也。’”意思很明白，就是说仇犹国的灭亡是因为没有防备的缘故。如果从这个角度去看仇犹国的灭亡，那么其意义显而易见。
孙子兵法的战术之一是“出其不意，攻其不备。”看来智伯深谙此道。他为了能达此目的，想出了献钟的计策。而这一招果然很灵，使仇犹国君惟感诚惶诚恐，脑子里想到的只是大国对它这个小国的尊重，根本不去意识晋国吞并他的野心。甚至连赤章曼支这样的忠臣进谏，他都听不进去。这样，灭亡的悲剧就是不可避免的了。
有人把仇犹国的灭亡归咎于智伯的贪婪和奸诈。我不这样认为。古人云：两国交兵，各为其主。智伯虽然采取的是一种欺诈的手段，但这也是兵法许可的，所谓“兵不厌诈”。问题是仇犹国君自身的保护和防范意识不强，在关键问题上不听忠告，才导致悲剧的发生。就这一点而言，仇犹国灭亡的教训，对我们后人来讲，依然有重要的警示作用。
这里，有一点值得我们思考，仇犹国灭亡之后，作为亡国之君，仇犹国君为什么还备受人们的尊重和怀念？前面我已提到，盂县有祭祀仇犹国君的庙宇多处，高神山的仇犹庙会为农历的七月初一。千百年来，当地百姓对仇犹君祭祀不绝，把仇犹君敬奉如神，高神山亦因此而得名。老百姓之所以持此态度，我想是有其内在原因的。传说，当时的仇犹国，方圆百里，物阜民康，一派太平盛世的景象。仇犹国君把国家治理得比较富庶，故深得老百姓的称许。这是最根本的一个方面。另一个方面，在智伯军兵临城下之际，仇犹君率军突围，与敌激战，为国壮烈牺牲，其气节亦为人称颂。故对他一时糊涂而导致亡国的后果采取了大度宽容的态度。有鉴于此，仇犹遗民怀念旧主的原因也就不难理解了。我想，这也是仇犹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为官者只要心系群众，真心为老百姓办实事、办好事，就能得到群众的拥护和支持。即使有一时之错，老百姓也会宽怀以待。明代人陈灏曾写过一首《过仇犹有感》的七律，诗云：
凿道曾迎智伯钟，
雄藩从此霸图空。
孤臣雪涕随流水，
双鹤闲谭话故宫。
秋草断碑寒雨绿，
残鸦高树夕阳红。
停骖此日闲登眺，
宦思离心总不穷。
诗中表露了诗人对仇犹国灭亡的痛惋之情及由此引发的深深的感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