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玉亮
盂县古称“仇犹”。“仇犹”是2600年前，即公元前600年前后由少数民族“狄人”建立的国家。从历史的横坐标来说，公元前500年，是道教教主老子骑着青牛过函谷关被关吏尹喜留住著《道德经》五千言之时，是儒家圣人孔子在鲁国任太冢宰，诛少正卯，堕三都之时。而仇犹国建国比这些还要早100年左右。由于距今时间久远，历史记载又语焉不详，给仇犹国研究带来很多困难。本文试从仇犹国的国名、建国的时代背景、亡国的政治经济军事原因等方面作一些粗浅的探索。
一、释名
从现在的政治体制来看，国家的建立，首先要定国名、定国都、定国徽、定国旗、定国歌，国家五要素，缺一不可。而定国名则首当其冲。孔子强调“名正言顺”，如果“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可见国名的重要。即使在古代，定国名也是一件大事，战国七雄齐、楚、燕、韩、赵、魏、秦，或以封国为名，或以姓氏为名，都大有讲究。而“仇犹”这么个古怪的名字，是建国的狄人自己命名的，还是别人叫的？“仇犹”又是什么意思？是褒义，还是贬义？
记载：“智伯之伐仇犹，遗之广车，因随之以兵，仇犹遂亡。”“何则？无备故也。”西汉淮南王刘安著的《淮南子》说：“夫仇由贪大钟之赂而亡其国。”东汉高诱注：“仇由，近晋之狄国。晋智襄子欲伐之，先赂以大钟。仇由之君贪，开道来受钟，为和亲。智伯因是灭取其国也。”《吕氏春秋》是记载最详细的一部书，《吕氏春秋》记载：“仇犹之君将斩岸堙谷以迎钟。赤章曼枝曰：‘诗云唯则定国。我胡以得是与智伯？夫智伯之为人也，贪而无信，必欲攻我而无道也。故为大钟方车二轨以还君。君因斩岸堙谷以迎钟，师必随之。’弗听。有顷，谏之。君曰：‘大国为欢而子逆之，不详。子释之。’赤章曼枝曰：‘为人臣不忠贞，罪也；忠贞不用，远身可也。’断毂而行，至卫七日而仇犹亡。”
纵观先秦和两汉的史籍中关于仇犹的记载，尽管大同小异，但是，传达的信息却是相当一致的，那就是：在春秋时期，仇犹古国确实存在过。
从训诂学的角度看，在不同的史书中，“仇犹”有七八种不同的写法：“仇由”、“仇酋”、“仇首”、“仇繇”、“夙繇”等，通用的写法是“仇犹”。“仇”读qiu音时，有两种解释：一种如《尔雅》解释：“仇，匹也。”是同伴、配偶的意思。如诗云：“君子好仇”，曹植诗云：“结发辞严亲，来为君子仇”。还有一种解释是“同类”的意思。如三国魏王粲《登楼赋》：“览斯宇之所处兮，实显敞而寡仇。”考其意，仇犹之“仇”，应该是第二种解释：同类。“犹”，按《尔雅》解释是“兽名，猴属，形似麂，善登木，足如狗，故从犬”。《说文》、《集韵》等解释为：“犬子”、“五尺犬”、“犬吠声”。所以，从字义讲，“仇犹”就是兽类的意思。
唐《括地志》：“并州盂县外城，俗名原仇，夷吾之国也。”夷、狄、戎、胡、蛮等是华夏民族对少数民族歧视性、侮蔑性的称呼。先秦诸子中，特别是一些寓言中，带贬义的被讽刺的对象一般都是少数民族，或一些小国如宋国等。中山国也是狄人建立的国家，从国家规模、文明程度来看，仅比当时的齐、楚、燕、韩、赵、魏、秦七雄稍逊一筹，但是，中山国人也是先秦寓言讥讽的对象。“子系中山狼，得志便猖狂”，是《红楼梦》中讥讽二小姐迎春的豺狼丈夫孙绍祖的。你看，连豺狼都是中山的坏，更遑论其他？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得出初步结论：“仇犹”，是华夏民族对少数民族歧视、侮蔑性的称呼，绝不是建国的狄人自己命名的国名。
二、仇犹国的建立
仇犹国是什么时候建立的？是由狄人中的哪个种族建立的？为什么要选择这么个偏僻而又交通不便的地方来建国呢？要回答这些问题，就得先来看看春秋时期的时代背景。
时代背景
在周朝发展史上，平王东迁是春秋时期开始的标志性历史事件，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公元前770年，平王东迁，周室衰微，四夷交侵。许多少数民族逐步深入内地，纷纷建立国家。
从公元前770年至前636年，晋国内乱不止。先是曲沃桓叔、庄伯、武公三代争王，后是晋献公诸子争位。晋国是周成王桐叶封弟叔虞时分封的国家，先称唐，叔虞的儿子当政后改称晋，先后建都于曲沃才停止。在晋国内乱无暇他顾之时，北方的狄族深入内地建国，如楼烦、代、林胡、鲜虞、鼓、肥、潞等。当此之时，狄人在这块宝地繁衍生息和建国是完全可能的。
仇犹国建立的时间、民族以及经济发展情况
仇犹国建立的时间，大约在公元前770—公元前636年期间。也有在公元前500年建立的说法。
建立仇犹国的民族，是狄族的一支——白狄。从这个民族的人爱穿白衣服来推测，不难想见，这个白狄族当时的经济状况还相当落后，穿白羊皮，且连最简单的染色工艺也不会。
北方的狄族应该是牧猎民族，逐水草而居。所以，在公元前770年—公元前636年期间，白狄族的牧民们骑马挎箭、携家带口、赶着牛羊，陆陆续续进入仇犹这块水草繁茂、猎物众多，而且有着天然地理屏障之地，繁衍生息。当然，这里应该还有其他土著居民——从1992年开始，先后在盂县仙人村、土塔村、东园村、路家村等地出土石斧、石刀、石锤七件。据考证，这些石器产生于新石器时代，说明，早在新石器时代就有人类在这块土地上繁衍生息。据史书记载，春秋前期，赤狄的一个部落“皋牢氏”就已定居此地，晋国称其为“东山皋牢氏”，晋献公曾多次派兵征伐，皋牢氏被迫于公元前660年南徙长治、潞城一带。“三国分晋后”，赵国于皋牢氏居住地置“皋牢城”，隋代更名为皋牢村，后易名为曲曲城村，民间称为轱辘池村。两者经过磨合、融合，共同开发了这一块土地。经过一段时间的繁衍发展，当人口和经济达到一定规模的时候，白狄族酋长组织族人筑城建国。顾炎武《日知录》中有一段话，说“春秋之世，戎狄之杂居于中夏者，大抵皆在山谷之间。兵车之所不至，齐桓晋文仅攘而却之，不能深入其地用车故也。”精辟地回答了仇犹在封闭之地建国的问题。
关于仇犹国的都城：明朝《永乐大典》中说：“仇犹城九里六十步。”根据我们盂县考古学者刘有祯先生考证和1988年对仇犹遗址的试掘，大致可以确定，仇犹城应该在今县城东北的北村、水泉、南坪村之间；筑城时间在公元前500年前后。刘先生根据当时存在的几处残垣颓壁辨认出“仇犹古城是由两个不很规整的长方形组成”，从“南坪村的土崖上尚能看到西北九十度的转角，土崖保存在原地层的中部，残留一截与西墙平行的短墙，夯层厚9厘米，与相近一截北墙组成曲尺形构造”，“水泉村西古城坪有北墙长40余米，只剩突出地面二三米高的一段土堆，东端断崖下夯层清晰，高2.6米，宽10米，层厚8厘米”，“北村砖场出土的城内墙，南北走向，长160米，墙基宽20米，残高近两米，夯层厚7—9厘米，夯窝密集，一般窝大达3厘米，深达2厘米，墙体有收分，板痕宽30厘米”。据此，刘先生得出结论：《永乐大典》说：“仇犹城九里六十步”是符合实际的。
关于仇犹国的经济发展情况：闭塞就要落后，所以，处在封闭落后状态中的白狄人应该是以牧猎耕植为生。很多生活必需品要用猎物、牛羊、皮张等来交换。1988年试掘出的豆、罐、盆等，和晋国器物相同，可以证明。城墙是用土夯筑而成，说明当时的筑城工具还比较落后。据刘先生介绍，1988年在城内墙西侧试掘发现，“四层下的商末两处坑墓……出土敛口折沿上斜、乳足黑皮褐陶鬲蚌镰、石刀，……还有样式较多的石斧石器，可以看出，那时是以耕植为生的；……城墙的西侧三层下，出有大量的马、牛、羊、狗骨架，说明那时还维持着耕作和牧猎结合的生产方式。”在闭塞的条件下，由于较少遭受兵燹战火的侵袭，再加之当时的气候温和，空气、水、粮食、肉类没有污染，人口可能繁衍较快。
三、仇犹国的灭亡
有据，后者于理可通。见仁见智，悉听尊便。根据吉琨璋、韩利忠、赵培青等先生的研究，“穷鱼”和仇犹发音相近，疑“穷鱼”即仇犹也。这是很有可能的，晋都在我们现在的晋南一带，按晋方言，“穷鱼”和仇犹是很容易混淆的，智伯说得含混，史官听得不清，于是，只好将错就错，以讹传讹，写成“智瑶伐中山，取穷鱼之丘”了。这是其一。其二，以今度古，智伯操晋国柄，大权在握，专横跋扈，好大喜功，伐中山而劳师无功，总不能给晋出公和广大臣民自我检讨说：我智某人无能，糜费了大把纳税人的钱，劳师远征，劳而无功，愧对大家了！所以，就只能以“取穷鱼之丘”来搪塞了。没准儿还召开了庆祝“取穷鱼之丘”大捷的庆功会，只是史官们偷懒，没有记载罢了。
仇犹国灭亡的经过：对此，史籍没有详细记载，除了这句“取穷鱼之丘”外，也还有“仇犹卒亡”四个字。悠悠两千年，如果真有所谓时光遂道，我们去采访一下当事人，该多好！可是，话又说回来，如果讲仇犹国的灭亡而不能详细叙述其经过，就会给这篇文章留下缺憾。好在我就出生在仇犹古战场的北庄村，关于仇犹之战的传说，耳熟能详，我还亲手埋葬过一具仇犹士兵的遗骸。我就按照民间传说的脉络，来叙述仇犹灭亡的经过吧。
如前所述，《战国策》、《吕氏春秋》、《韩非子》、《史记》、《淮南子》等书都记载了仇犹国之事。几部史籍相比较，《吕氏春秋·权勋》记载得比较详细：“中山之国有仇犹。智伯欲攻之而无道也，为铸大钟，方车二轨以遗之。仇犹之君将斩岸堙谷以迎钟。赤章蔓枝曰：‘诗云唯则定国。我胡与得是与智伯？夫智伯之为人也，贪而无信，必欲攻我而无道也，故为大钟方车二轨以还君。君因斩岸堙谷以迎钟，师必随之。’弗听。有顷，谏之。君曰：‘大国为欢而子逆之，不详。子释之。’赤章蔓枝曰：‘为人臣不忠贞，罪也；忠贞不用，远身可也。’断毂而行，至卫七日而仇犹亡。欲钟之心胜也，欲钟之心胜则安仇犹之说塞矣。凡听说，所胜不可审也，故太上先胜。”很可惜，关于仇犹国灭亡的更详细情况均没有记载。在此，我只能根据民间传说来简述一下这场战斗的经过。当仇犹国君还沉浸在迎钟的美梦中时，智伯的大军已经浩浩荡荡顺着仇犹人修好的大路开了进来。从方位来说，应该是从西门进攻。因为不论是从定襄乘帆樯经滹沱、龙华，在今肖家汇舍舟登岸南行，还是从阳曲、寿阳陆路而来，都是先到西门。据说，智伯运来的那口大钟就埋在今日盂县城钟镇街。从方位来讲，钟镇街正好是在仇犹古城的西南面，也是从西门进攻的佐证。仇犹君闻讯后，知道寡不敌众，难于坚守，于是就带了御林军从北门溃围而出，向原仇山拿着十二般兵器。这个“十二只手”塑像，在上世纪50年代被我的一个大胆的女同学用红领巾拴住就“摆平”了。再到后来，仇犹君庙移到山麓，现在是墙倒屋塌，荆棘满地。时间的流水，把历史的恩怨情仇冲刷得了无痕迹。呜呼！
四、人物评价
在仇犹国兴亡过程中，涉及六个人物，他们是仇犹君、赤章蔓枝、智伯瑶、仇犹国两位将军、香妃。对这些历史人物，特别是曾经开发我们这块土地并在这块土地上生活、战斗，流过泪，流过血，甚至献出生命的仇犹国的先辈和英烈们，我们理应致以崇高的敬意。对智伯，对这个发动侵略战争、疯狂屠杀我们祖先的罪魁祸首，我们也不能简单地骂一声“该死的王八蛋”就完事，也应该给予客观的公正的评价。
我们按照先君后臣的顺序，先说仇犹君。可以肯定地说，这个仇犹君不是开国之君，很可能是四五代以后的君主。因为他没有开国君主的那种雄才大略、大气磅礴的气势和精于权谋诈术的阴险狡诈，政治上很不成熟，对春秋末期的诸侯兼并、弱肉强食、贵欺诈而少诚信的时代大局缺乏了解，仅以朴素的感情来处理军国大事，结果造成国破家亡、身死妃殉的悲剧。拒谏，不能倾听正确的意见，忠贞不用——这是仇犹国灭亡的直接的原因。如果我们可以问责的话，那么，仇犹君应该是亡国的主要责任者。但是，在大兵压境、兵临城下的时刻，他奋勇抵抗直至战死，没有像一些亡国之君那样忍辱偷生。因此，仇犹君还是值得我们永远怀念的。另一种说法，仇犹君看到兵临城下，自知不敌，和爱妃双双自尽。这种说法，是一种想当然的主观臆断，当然是不足取的。
赤章蔓枝：身处闭塞之地，而对春秋大形势了如指掌，特别是对智伯贪而无信的本质洞若观火，说明他政治上非常成熟。他可能是仇犹国主持外事工作的大夫，也可能在其他国家任过职或者待过，也可能在晋国待过。他是一位精通军事韬略的智者，是最早开发我们这块土地而留下姓名的历史人物。按照后世所谓“文死谏”的忠臣标准，赤章蔓枝是应该以死来劝谏国君的。可为什么“忠贞不用”，他就“远身可也”呢？“文死谏”的忠臣标准是按照儒家学说“君君、臣臣、父父、子子”那一套来制定的，对赤章蔓枝而言，汉代“独尊儒术”后才行时起来的儒家伦理，对他能有什么约束力呢？在春秋战国时代，人才流动频繁，君择臣，臣择君，“良禽择木而栖，良臣择主而仕”，“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炒君王鱿鱼的事是家常便饭。既然你“忠贞不用”，我为什么不能“远身可也”呢？
关于赤章蔓枝，有几个问题需要进一步说明：是“七日”还是“七月”？现在也很难考究了。如果理解为在路上的时间，按常理推断，如果路上不耽搁，有七日也就够了。如果是指到了目的地之后与仇犹灭亡之间的那段时间，那么，七月好像比较合理，因为仇犹国小国寡民，要修那么一段路，十天半月肯定不行。以赤章蔓枝的文韬武略，到卫或齐后也应该干一番轰轰烈烈的大事业才合常理，可惜造化弄人，埋没了多少人才啊！
智伯瑶：晋国四卿中势力最大的权臣，晋定公三十七年，他胁迫韩、卫攻赵。两年后他被赵联合韩、魏战败，被杀。据史载，他的脑壳被赵襄子做了溺器。——野心家的下场，如此而已。
仇犹国的两位将军：一位是牺牲在北庄“折将坪”的将军。后一位将军，县城东南十二公里处有一座小山名将军岭，相传就是仇犹国这位将军自刎殉国处。这两位将军，忠于国家，为保家卫国牺牲了自己宝贵生命，他们是我们民族历史星空中熠熠生辉的将星。
香妃：是仇犹君的宠妃。国破家亡后，自沉香河殉国。香河有幸沉香骨，玉陨香销二千年。
五、教训
《战国策》、《史记》说仇犹亡国是“无备故也”，《韩非子》、《淮南子》等说是贪小失大，是贪的悲剧。窃以为，都是主观臆断的错误结论。
仇犹国灭亡的深层次原因实际上是落后生产方式和国家弱小所致。落后就要挨打，弱小就要被欺凌，这是千古不易之理。与当时采用青铜乃至铁制工具和武器的秦、晋、齐、楚等大国比，一个仍然以石刀蚌镰从事牧猎耕植的弹丸小国简直不堪一击。一个“九里六十步”的土夯小城怎么能顶得住千乘大军的铁蹄践踏？有一位明代人陈灏写过一首《过仇犹有感》的七律，诗曰：
凿道曾迎智伯钟，雄藩从此霸图空。
孤臣雪涕随流水，双鹤闲潭话故宫。
秋草断碑寒雨绿，残鸦高树夕阳红。
停骖此日闲登眺，宦思离心总不穷。
春秋时期，在天时、地利、人和等条件都具备的情况下，小国奋发图强，也可以变为大国、强国。但是，封闭的环境，落后的生产方式，小国寡民，周围有列强觊觎，虎视眈眈，又得不到强大同盟国的及时和有力的支援，要想发展壮大几乎是不可能的。因此，后人只能慨叹“雄藩从此霸图空”了。
我们从仇犹君的一席话中可以分析出：他将智伯送钟看作是“大国为欢”，是友好的表示。在封闭落后的情况下，有一个大国主动向你伸出橄榄枝，愿意和你友好交往，这是天大的好消息啊！如果你是国君，你会断然拒绝吗？以今度古，当今之世，美国主动向一些小国“示好”时，除了少数几个国家敢说“不”外，谁不是争先恐后地逢迎趋附？我们现在一些山庄窝铺的人家，他们对陌生来客，会倾其所有来招待，其热情、真诚可谓感人至深。一些史官靠主观臆断，或出于论证某些问题的需要，说仇犹君“欲钟之心胜”，从而得出“贪小失大”的结论，给后世以误导。我们应该廓清历史的迷雾，还历史以本来面目，不能唯古唯书，人云亦云。退一步说，仇犹君再不见大，也毕竟是一国之君，还不致于就那么小家子气、“情有独钟”吧。他只不过是对智伯送钟的狼子野心、阴谋诡计缺乏警惕罢了。过去，我们唱过一首歌，有两句词是：“朋友来了有好酒，若是那豺狼来了，迎接它的有猎枪。”但是，来客中，有友好的朋友，也可能有豺狼、而且是装扮成朋友的豺狼！当你分辨不清时，你是该端出好酒呢？还是端起猎枪呢？因此，我可以肯定地说：仇犹君犯的错误是“轻信”，而绝对不是“贪婪”！是没有分清朋友和豺狼而“引狼入室”的错误！因此，不管是为人处世，还是处理军国大事，首先必须分清朋友和豺狼。这是仇犹国亡国给我们的最重要的教训。
另外，遗址中还发现战国铁犁铧，黑皮红陶大板瓦。可以推想，作为赵国的属地，战国时期的仇犹，经济得到迅速发展。锋利的铁犁铧带来了生产方式上的一场革命，农耕代替了牧猎，人们开发出一块又一块处女地，收获着温饱、安定和欢乐。以白狄为主要种族的仇犹已经逐步融入中华民族的大家庭中。
在以后的两千多年中，仇犹这块土地上的人们，与中华民族的全体成员一起，经历了太多的风风雨雨，顽强地繁衍、生息、奋斗、抗争，为中华文明做出了应有的贡献。唐代张士贵，为李唐开基立业东征西讨，功勋卓著，其子孙后代有35人考中进士；宋代慕容延钊、苗训等，是赵匡胤“陈桥兵变”的主要参与者，是开国功臣；宋代理学名士侯可，是宋代著名理学家程颢、陈颐的舅父，二程在盂县讲学的“程子岩”，被誉为理学的又一所“白鹿书院”；宋、元、明、清，代不乏人。而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盂县人付出了巨大的牺牲，也做出了巨大的贡献。所以，作为一名盂县人，我可以自豪地说，过去，我们为中华文明的艰难传承做出过不朽的贡献，现在，我们正在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做着更大的贡献。
“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漫步县城钟镇街头，眼前是一派繁荣昌盛的景象。商场、超市、银行、饭店、歌厅、舞榭，竞呈豪华；琳琅满目的商品，金发红唇的小姐，风驰电掣的小轿车和摩托车，西装革履的男士和长发飘逸的摩登女郎……都市文明润泽了古老的小城。在熙熙攘攘的人流中，有几人能听到古钟发出的幽远的回声？又有几人能听懂钟声中所蕴涵的如泣如诉、如诗如歌的幽微之情？在两多年前的古战场，现在也发生着翻天覆地的变化，套用一句古话“成也萧何，败也萧何”，仇犹之败在路，而盂县之兴也在路。一条通过古战场的高等级的公路已经通车，而石太高速铁路正好从石坡通过。往东里许就是阳泉北站。现在，当时速200多公里的高速列车高鸣汽笛，从古战场通过时，那长眠了两千多年的仇犹君、将军，还有那些战死沙场的千百名战士，你们，能听到这飞速前进的现代文明的脚步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