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你的全部作品里面你自己满意的是哪几本？”经常有人这样问巴金。
“我不曾写过一本叫自己满意的小说。但在我20多本文艺作品里面却也有我个人喜欢的东西，那就是我的《爱情三部曲》”。
《爱情三部曲》中，《雾》创作于1931年，写一种模糊的，优柔寡断的性格。《雨》完成于1932年，写一种粗暴、浮躁的性格。主人公吴仁民的性格是巴金的好朋友卫惠林的性格，小说以吴仁民与郑玉雯、熊智君的爱情为线索，表现了吴仁民这类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在大革命前后，从追求、动摇，直到找到“信仰”这样一个思想发展过程。小说中，巴金写活了一个吴仁民，他的长处和短处，他的渴望和挣扎，他的悲哀和欢乐，他的全面目都忠实地表现出来了。
《雨》的创作经历了八九个月的时间，前三章写于1931年底，巴金当时心情恶劣。但是到后来，巴金自己说：“我的爱已经把那黑影征服了。我的对于人类的爱鼓舞着我，使我有力量和一切挣扎。”小说的前三章阴郁气过重，但是后来我们则可以看到光明的希望。
“《电》里面的主人公有好几个”，“恰像有几股电光接连地在漆黑的天空里闪耀”。小说描写的是一个革命团体里一群青年的性格、活动与死亡：有在革命实际斗争中锻炼成清醒稳重的领导者的吴仁民；有树立了坚定信仰，有着近乎“健全性格”的李佩珠；有怀着赤子之心和牺牲精神的方亚丹；有热情大胆的恋爱至上主义者慧……
1933年巴金在燕大一间宽敞的宿舍，用三个星期顺利地完成了《电》。但这部作品的发表却遇到了障碍。小说先被安排在《文学》上发表，但是巴金已被国民政府的图书审查委员会列入禁止发表作品的作家名单里了，作品便也从目录中被删掉了。巴金拿回作品后，把在《雨》中出现过的名字全部换掉，小说题目也改为《龙眼花开的时候》，作者是欧阳镜蓉，这样作品才得以在《文学季刊》上公开发表。
1933年9月至1934年7月，巴金在北平住的这段时间，通过编辑结交了许多朋友，曹禺便是这时候结识的。当时曹禺的《雷雨》完成了将近两年，巴金一口气读完后，就决定刊登在1934年7月的《文学季刊》上，巴金和曹禺也就逐渐成为好朋友。曹禺利用假期去日本玩了一个星期，回来后有声有色地向巴金讲述东京神户的风土人情，勾起了巴金去日本的欲望。回到上海后，巴金在朋友们的鼓励下，1934年11月以书店职员黎瑞德的身份去日本学习日语，住在高等商业学校副教授武田家中。
武田是个和善忠厚的人，懂汉语，但当时日本在法西斯统治下，巴金不能公开身份，也不能让别人发现他在写作。他在武田家还曾受到日本警察的盘问，幸亏他事先想好了应对之词，才没有露出破绽。在武田家，他坐在书房里写小说《神》，主人公便是主人武田。在武田的书房里，他发现武田有许多哲学和社会学著作，也有不少无神论者的论著，更有许多世界名著，现在的武田却虔诚地信神拜佛。但巴金发现他庄重和蔼的脸上隐藏着一种愧色，甚或是一种悲哀。有一次巴金向武田借报纸，武田却说：“报上总是报道战争，屠杀、灾祸、痛苦……知道了有什么意思呢，还是不看好，免得心头不安，心中烦恼。”以后巴金更渐渐发现武田言行的矛盾，内心的痛苦。他明白了，武田信佛不过是逃避现实，他写了《神》。
后来，巴金听说，武田曾和一个姑娘相恋，但由于双方父母的反对，各自结了婚。有一天武田告诉巴金，他在梦中见到了那姑娘，她生活得很好，还说以后他们能一起生活。巴金问武田真相信鬼吗，武田说：当然，要是没有鬼，谁给我们主持正义？谁能制恶扬善？但不久武田的那位姑娘便病死了，巴金和武田到海边来抛掷供物，巴金问武田，你不是相信命运，好人会有好报吗，她怎么死了？武田痛苦得说不出话。于是巴金又写了《鬼》，描写日本社会中被法西斯统治者扭曲了的知识分子的灵魂。
在武田家的日子是舒适的，但巴金受不了武田的信神拜佛，不久便迁居东京，住在中华青年会楼上宿舍里。巴金在这里经历了难忘的一天。那天半夜，他被警察的敲门声惊醒，房间被翻了一通以后，巴金也被带到警察署，被问了一些话后，便投进了一个很脏的牢房里，在这里被关了14个小时。巴金把这经历写成《东京狱中一日记》，上海《史学》编辑部决定，将其刊登在当年7月号上。恰好此时，一个刊物因刊登《闲话皇帝》，谈到日本皇帝，日本政府提出抗议，刊物被封闭，主编还被判了刑。《东京狱中一日记》也就被检查者抽掉了。无奈的巴金，将回忆改为小说，最后加了一句：“我是一个人！”编在《神·鬼·人》集子中出版了。《神·鬼·人》这部集子明确表示了：“神不可拜，鬼不可信，人的尊严不可辱。”
1935年春夏之间，吴朗西、任禅、丽尼等人为了认认真真出几本好书，成立文化生活社，并以“文化生活丛刊”名义发行了几本书，“文化生活丛刊”主编则是远在日本的巴金。这样，于当年8月，巴金回到上海，主编了《文学丛刊》共16本，包括鲁迅的《故事新编》、茅盾的《路》、郑振铎的《短剑集》、曹禺的《雷雨》、巴金的《神·鬼·人》等。巴金撰写广告，说这套书“编选谨严，内容充实，印刷精良，定价低廉”。巴金这时还与靳以合编了《文季月刊》。他每天忙于编稿、审稿、校样，与作者谈话，给读者复信及其他种种事情，晚上回到狄思威路麦加里自己家中，还要写自己的文章。
1936年10月19日，鲁迅逝世。巴金当天就听到噩耗，从学生时代起鲁迅的《呐喊》就伴他度过许多时光，后来还有《彷徨》、《野草》，巴金在文化生活社的工作，也得到鲁迅的热情支持。现在鲁迅先生去世了，他当即来到鲁迅寓所，并于10月22日参加长达十几里的送殡队伍。晚上，他写下散文《永远不能忘记的事情》，他用这样的话悼念鲁迅：
他的垂老不变的热情，到死不屈的战士的精神，将和他的深湛的著作永留人间。
日本对中国的侵略逐步深入，上海文艺界各方人士在鲁迅逝世前，曾发表了一个《文艺界同人为团结御侮言论自由宣言》，签名的有鲁迅、郭沫若、巴金、茅盾等21人。作家们团结抗日，文艺事业蓬勃发展，国民党政府此时竟查封了上海14家杂志，巴金、靳以主编的《文季月刊》也在其中。巴金、靳以又办起月刊《文丛》。1937年8月13日，淞沪战争爆发，全国的抗战全面开始。夏衍主持出版了《救亡日报》，巴金、茅盾、郭沫若等人出任编委。在鲁迅逝世周年纪念座谈会上，成立了文艺界救亡协会，巴金、郭沫若等人被选入临时执行委员会。巴金还和茅盾主持了《呐喊》周刊（后改为《烽火》），它是作家们在爱国救亡运动中与敌人搏斗的匕首。巴金还写了大量宣传抗日的诗和散文。
11月21日，上海租界沦为孤岛，《烽火》被禁，巴金迁到霞飞路霞飞坊59号，在这里完成了《春》。这部小说于1936年即开始创作，在《文季月刊》上连载，《文季月刊》被迫停刊，小说也暂时停笔。现在巴金控制住自己的悲愤，回到大家庭的故事中去，描写了淑英和惠两个少女的故事，淑英得到堂哥哥们的帮助逃出了家庭，惠出嫁后被人虐待而痛苦地死去。巴金热烈地呼出：“春天是我们的。”
写完了《春》，看了书的校样，巴金就乘船离开上海去广州了。到了广州，巴金就把《烽火》复刊了，还协助靳以复刊了《文丛》。1938年上半年，巴金开始了《抗战三部曲》——《火》的创作。这时巴金已和萧珊交往了一段时间，《火》的主人公冯文淑原型即萧珊。
当时的广州炮火连天，炸弹片横飞，但巴金觉得广州是个炸不垮的城市，仍整日忙碌其间。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在汉口成立，巴金被选为理事，后来和萧珊一起费尽周折到达武汉，体会到了武汉人民保卫大武汉的决心。
广州被日军占领后，巴金来到桂林，继续创作《火》。1939年，巴金再回上海孤岛，开始写《秋》。他一口气写下去，和书中人物一起生活，一起受苦，一起奋斗。在《秋》里，高家好比到了秋天的落叶树，叶子开始变黄，一片一片地落下，最后逐渐枯死。觉新说：“我的生命也像到了秋天，现在是飘落的时候了。”琴却说：“秋天过了，春天会来的。”《秋》边创作边排版，1940年5月写成，同月即出书，与《家》、《春》同样受到读者欢迎6月，巴金即辗转来到昆明与在这里上大学的萧珊会合。在昆明，巴金完成了《火》第一部的创作。作品以“八一三”淞沪抗战为背景，写冯文淑、周欣、朱素贞、刘波从不同的生活道路走进抗日斗争的大行列中。小说中，人们的抗战热情汇成庄严的吼声：抗战去！
《火》完成后，巴金于1941年1月经重庆回到老家成都，看到了几经易手的老宅，看到了一些原来大家庭的成员，由照壁上“长宜子孙”几个依然存在的字，巴金在《爱尔克的灯光》中写到：
财富并不能“长宜子孙”，倘使不给他们一个生活技能，不向他们指示一条生活道路！“家”这个小圈子只能摧毁年轻心灵的发育成长；倘使不同时让他们睁开眼睛去看广大世界；财富只能消耗崇高的理想和善良的气质，要是它只消耗在个人的利益上面。
在成都老家，巴金听到了五叔最后的故事。五叔用够了五婶的钱，抛弃了家，后来无法度日，才又回到家中，被妻儿赶了出去。他成了一个出了名的小偷，又抽大烟，被关进牢里。他不得不和同伴们一起出去干重活，嫌累又怕丢人，就装病和病人们睡在一起，后来可能真得了传染病，很快死了。一副廉价的棺材停在一座破庙里，没有人为他的死悲哀，甚至他的儿子。这个故事为巴金另一部小说《憩园》提供了素材。
从成都回到重庆，巴金开始创作《火》第二部，写冯文淑到战地工作团的活动。这是根据一位参加过1938年战地工作团宣传工作的朋友的讲述写成的，巴金设想主人公在那样的环境里会怎样，遇到生活细节问题，就去问那位朋友。巴金称这部作品为失败之作，但小说中抗日救国的爱国热情是真实的。
《火》的第三部是1943年在桂林写的，在第三部中，冯文淑来到了昆明。巴金又开始写他熟悉的生活了，他描绘了国民党统治下的所谓大后方的阴暗社会生活：张翼谋在意大利混了几年回国讲哲学，公开鼓吹“征服道德”，宣扬“墨索里尼有大政治家的风度”；青年学生中野玫瑰王文婉是一个新式交际花；温健与一批发国难财的朋友去香港，想多捞几个钱；谢质君为了找生活的依靠，匆忙与温健结婚。小说把希望寄托在田惠世、冯文淑、朱素贞等人物身上，他们有一个共同思想：反抗日本侵略者。
1944年5月，巴金和萧珊来到贵阳郊外花溪小憩结婚。他们在这里安安静静地过了三天，后萧珊回重庆，巴金留在贵阳治病，在旅馆里巴金开始了《憩园》的创作。过了两三天，巴金住进医院外科的第三病室，在这里，他结识丁一些医师、护士和病友，从这小小的病室，巴金看到了一个社会，为创作《第四病室》奠定了生活基础。
从医院出来，巴金住在招待所里，继续创作《憩园》，叙述以五叔为原型的杨老三的故事。这生活是巴金熟悉的，事先并没有框框，他的笔跟着人物生活成长。由于萧珊的催促，巴金带着未完成的《憩园》上路了，一路走一路写，在重庆最后完成了这部小说。《憩园》中的杨老三比生活中的五叔好，到最后竟开始关心别人了。小说以挽歌的调子，站在人道主义立场上，写出了人物精神上的负担和他们的悲剧。
在重庆，巴金和萧珊住在文化生活出版社重庆办事处门市部楼梯下的一个小间里，房间只有七八平米，一个小窗户，阴暗潮湿。当时的陪都重庆因战场失利，兵荒马乱，物价飞涨，市场混乱，民不聊生。他们周围经常发生酗酒、吵架、离婚、自杀、贫病、死亡、遭受敌机骚扰等事件。巴金的好朋友，散文作家缪崇群因患肺病死在这时的重庆。巴金又想起颇有文采但不堪生活重负的王鲁彦的死；热爱生活，从一滴水来观看世界的生物学家陈范予的死，还有一个表弟，还有自己。这些痛苦、悲哀的事情逼巴金拿起笔，写一个善良普通的知识分子在当时的生死——
屈辱、痛苦地生，凄凉、孤寂地死，这就是《寒夜》。1945年，抗战工作的繁忙，使《寒夜》暂时停笔。8月14日，日本天皇宣布投降，重庆欢腾了，但是很快热潮就过去了。当官的、有钱的急急忙忙乘飞机离开重庆去各地方“劫收”，普通老百姓却无可奈何，生活更艰难了。巴金要赶回上海，没有飞机票，等待期间，他又开始创作《寒夜》。不久买到轮船船票，巴金回到上海。在上海的三哥尧林在巴金回来后不久即病逝。尧林在南京和巴金分手后，读大学、教学、译书，踏踏实实、勤勤恳恳地生活着，大哥死后，他即负担起养家的责任，现在他默默地死去了，巴金心头的悲哀更深重了。葬了三哥，他又匆匆赶回重庆，很快他的女儿李小林出世了。
《寒夜》停笔期间，在繁忙的工作之余，巴金创作了中篇小说《第四病室》。巴金说：“小小的第四病室就是我们这个社会的缩影。”他真实地记录了病室里发生的事情：烧伤工人因公司不付药费，痛苦哀号着死去；为了给生梅疮的父亲治病，小公务员儿子几乎倾家荡产，父亲临死又逼儿子买了一块墓地，欠下无法偿还的债；摔断了手的司机受尽折磨……根据病人的希望，巴金塑造了一位善良、热情、努力帮助人的杨木华大夫，她随时努力帮助病人减轻痛苦，鼓舞别人生活的勇气。
1946年五六月份，巴金一家回到上海，他又开始创作未完成的《寒夜》。抗战胜利后的上海仍一片乌烟瘴气，人们不禁发问：“希望在哪里？独立、民主、自由又在哪里？”不论在哪里都可以听到“小人物”的诉苦和呼吁。巴金在熟悉的背景中，同汪文宣一家一起生活，并逐渐成为他们的朋友。他们争吵，他们朝不幸的结局走去，但巴金无法阻止，只能深深地同情他们。
汪文宣的一家曾经有过幸福的日子。汪和妻子曾树生都是大学教育系的毕业生，两人共同的理想是一起去办“乡村化、家庭化”的学堂，去教育那些天真可爱的孩子。战争打破了他们的希望。他们带着小儿子逃到重庆，母亲也来同住在一座破破烂烂的大楼里。汪文宣在一家半官半商的公司当校对，他辛辛苦苦地工作，可是薪水不高，地位低下，受人歧视，逐渐变成一个胆小怕事、只求苟安、甘受欺负的小公务员。曾树生为了一家人的生活，在一家银行，凭借美貌当“花瓶”，她不喜欢这种生活，但又不得不过下去。她恨丈夫的懦弱，又舍不下这段情。汪母看不惯儿媳在公司当“花瓶”，但又无法不用曾树生作“花瓶”挣来的钱。婆媳之争又增加了汪文宣的压力，他不停地咯着血。后来曾树生随银行来到昆明，离开了那个不幸福、不自由的家，但她也没有找到自己的幸福，也没能享受自由的快乐。当抗战胜利后，她回到重庆，汪文宣已经死了，婆母带着儿子也不知去向。这就是“的确太冷了”的重庆的寒夜。
小说中的三个人物都是值得同情的，都是无辜的受害者。这一曲感人肺腑的哀歌，揭露了侵略战争，尤其是国民党消极抗战，给人民带来的深重苦难和心灵重压。
《寒夜》是我国现代文学现实主义作品的一座丰碑，是巴金思想、艺术都达到圆熟阶段的卓越之作，汪文宣和曾树生两个典型人物，在中国现代文学人物画廊里占有独特的一席之地。
《寒夜》1946年8月开始在《文艺复兴》上连载，边写边登，于12月底完成，1947年1月刊登完。1949年10月1日，巴金渴望的“重新安排的全新的生活”开始了，新中国诞生了。
这一天，巴金在天安门城楼上听见毛泽东庄严地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他常常告诉人们，“做一个今天的中国作家是莫大的幸福”，从此巴金笔下再没有痛苦、忧郁的调子，字里行间总是闪耀着人民的胜利和欢乐。
1950年，中国人民志愿军跨过鸭绿江，开始了抗美援朝。1952年3月，巴金和十几位作家一起奔赴朝鲜战场。在朝鲜，巴金穿上志愿军的服装，和战士们一起钻地洞住地屋子，吃在一起，睡在一起，生活在一起，他和许多战士交上朋友，写成了通讯报告集《生活在英雄们中间》，短篇小说集《英雄的故事》。
因为英雄事迹的吸引，1953年8月，朝鲜停战协议签订后，巴金两次赴朝鲜，生活了5个月，写成第二集朝鲜通讯报告集《保卫和平的人们》。
以后，巴金经常和在朝鲜结识的志愿军指战员联系，仍不断围绕这个主题进行创作，写成《明珠与玉姬》和《李大海》两个短篇集。
同时，巴金还不断走访工厂、工地、城市、农村，把所见所闻、所思所感写成一篇篇热情的赞歌，《新声集》、《赞歌集》就是这些作品的结集。
1958年10月，姚文元在《中国青年》上发表《论巴金（灭亡）中的无政府主义思想》，从此，巴金受到了一些人的诽滂和攻击。1962年5月，巴金在上海文艺工作者第二次代表大会上作了题为《作家的勇气和决心》的发言，为姚文元之流的批评家画了像：“一手拿框框，一手捏棍子到处找毛病”，捧起来说成天上有地下无，骂起来什么帽子都戴上。
“文化大革命”期间，巴金受到残酷迫害，但对社会主义祖国与人民始终充满信心，在极端困难的情况下重译了屠格涅夫的《处女地》，并开始翻译赫尔岑的《往事与随想》。
1966年“文化大革命”刚开始，萧珊便去世了。巴金说：“每夜每夜，我都听床前骨灰盒里她的小声呼唤，她的低声哭泣。”“她也给关进‘牛棚’，挂上‘牛鬼蛇神’的小纸牌，还扫过马路。究竟为什么？理由很简单，她是我的妻子。她患了病，得不到治疗，也因为她是我妻子。”正是爱妻的去世，让巴金看清了当时的形势，他在心里发誓：“我一定要活下去，看你们怎样收场。”他终于等到了1976年的10月。
得到了第二次解放的巴金又开始辛勤耕耘了，他要把自己的爱、自己的恨都留在人间。1980年底，完成了《创作回忆录》，包含11篇回顾自己一些作品的写作过程及其他散文。这些作品，仍激荡着青年的热情，同时还增添了长者的睿智。1986年完成了5本《随想录》，记录他的“真实思想和真挚感情”，作品中他推心置腹地与读者交流自己对祖国和人民命运的深沉思索，并坦率诚恳地进行自我解剖，显示出作家正直和光明磊落的品格。
1980年12月，巴金首倡建立中国现代文学馆，并捐赠巨款，还陆续捐献珍藏的书刊、手稿、照片等3000多件。1982年巴金获意大利“但丁奖”，1983年获法国的荣誉勋章，1984年10月，香港中文大学授他荣誉文学博士学位，1985年5月，美国文学艺术研究院授予他名誉外籍院士称号。
耄耋之年的巴金还曾计划写两部长篇，一部初名《一双美丽的眼睛》，一部拟为《扑不灭的火焰》，主要写他自己和萧珊在“文革”中的遭遇，表现当时中国知识分子的命运以及他们的觉醒和反抗。
老人90岁的时候，又出版了《再思录》，收录1986年至1994年所写跋文及散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