告别成都是美丽的五月，大自然是山清水秀，鸟语花香。但战乱中的农村，经济萧条。在缓缓前行的木船中的尧棠，看到的两岸景致是一片荒凉，田野上只有疏疏落落的绿苗，更难看到在田里耕作的农人。他为这多灾多难的古老的国家担忧，为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们担忧。他要反抗带来灾难的势力，他要控诉造成那么多牺牲的旧礼教。他的眼前不断闪现出大哥那张被矛盾折磨得瘦削苍白的脸。他要做点什么惊醒大哥重振家业的梦，让大哥看到只有彻底毁掉那个家，走到新天地中来，才会有幸福。
天渐渐黑了，船要靠岸了，但他不知道将停靠在哪一个码头，更不知道经过漫长的路程后，他将到的城市是一个怎样的世界。前路茫茫，他有些困惑，但又分明看到一线希望，为了这一线希望，他将努力前行。站在黄昏中前行的船上，尧棠不觉吟出一首很有当时流行风格的短诗：
天暮了，
在这渺渺的河中，
我们的小舟，究竟归向何处？
远远的红灯啊，请挨近一些儿吧……
这首夜景小诗，很好地表现了尧棠当时的心境，后来在《妇女杂志》上发表了。
有三哥尧林细心的照料，更重要的是有尧林作为朋友的理解，尧棠那颗因离开亲人而感到孤单的心得到安慰，也使尧棠更有信心去适应新的环境，开始新的生活。他们乘木船，晓行夜宿，直到宜宾，在宜宾改乘火轮，经泸州到重庆，再换长江上的大轮船经宜昌、汉口到达上海十六浦码头，这一段行程用了将近一个月的时间。
1923年的上海，是个可以看到“狗与华人不准入内”这样牌子的洋人世界，外国势力极其猖獗。但是经历了五四运动，从一部分工人和知识分子口中已经可以听到几声响亮的不平之鸣。浦东的上海卷烟厂工人向“五省联军司令”孙传芳的军阀统治，举起了第一面罢工反抗的旗帜；黄包车夫云集外滩，迎着黄浦江上外国兵舰炮火的威胁，高呼要求减免捐税。
从遥远的四川盆地，经历一个月旅程，尧棠就来到了这样的上海。在上海码头，熙熙攘攘的人群中，19岁的尧棠和20岁的哥哥有点不知所措了。旅馆在码头拉接客人的人忙跑来招呼，尧林、尧棠便坐上他们代雇的马车向小旅馆进发。坐上马车不久他们又遇上了一件不愉快的事，他们的马车与一辆人力车相撞，被巡捕拉到巡捕房罚了一元六角钱。最后他们来到一个小旅馆住下，房间虽然简陋，但他们从对面的“神仙世界”（娱乐场）体会到了大上海的“繁华”。
第二天早晨，尧林、尧棠便遵照二叔、大哥的嘱咐，去找在上海《新申报》社工作的远房本家李玉书。尧棠的祖籍是浙江嘉兴，在嘉兴至今还有他们的本家，李玉书就是从嘉兴出来的，还曾到过成都李家。李玉书见到尧林、尧棠很高兴，为他们另找了一家旅馆，是上海闹市中心汉口路上的申江旅馆，离《新申报》社很近。为了节约开支，他们住下后，就急忙去找能供食宿的学校，准备住读，但是暑假中，无法报名投考。
几天后，尧林、尧棠便随李玉书回到祖籍嘉兴的塘汇镇，这里有一所李家祠堂。接待他们的是四伯祖，老人已年过80，头发胡须都白了，但仍健朗爽快，头脑清楚，还在私塾里教书。看到远道而来的两个侄孙，非常高兴，看看这个，又瞧瞧那个，亲切地拉着他们，问这问那。知道他们是来参加考试准备上学的，忙为他们准备了一间空房，让他们能够安安静静地读书。江南的小镇山明水秀，白天他们在家专心复习，黄昏时分便出门散步，看着清清的流水，有特色的建筑，想象着李家先人怎样在这里生活，真有一种回到了家的感觉。
令他们遗憾的是，为了准备功课，他们没能去离嘉兴只有100多里路程的杭州游览。尧棠最早读的小说是《说岳全传》，他十分敬佩抗金英雄岳飞，岳飞墓就在杭州西湖岸旁。他老是不能忘记书中描写的岳飞被奸人陷害后，亲朋偷偷来岳飞墓祭扫的情景，他多么希望去亲眼看看啊！他还记得在杭州就义的明代抗清英雄张煌言的诗句“国亡家破欲何之，西子湖畔有我师”。还有在风雨亭边吟着“秋风秋雨愁煞人”的鉴湖女侠秋瑾……尧棠崇拜这些英雄，希望有一天，自己也能像他们一样，为了国家，为了人民，而献出一腔热血。
在嘉兴住了几天，他们又回到了上海。这回二叔一个在海关工作的朋友介绍他们住在房租比较便宜的“景林堂谈道学舍”的学生宿舍里。这里靠近北四川路，是日本人的势力范围，功课之余出来转转，到处是店铺和地摊，乱糟糟闹哄哄，让人很不舒服。这里住的多是一些工人和穷学生，学生们大都是在这里复习准备迎考的，忙忙碌碌。尧林、尧棠在这儿没有朋友，只有哥俩同进同出，互相照顾。
暑假一过，尧林、尧棠就离开这里，考入南洋中学，去住读，尧棠插入二年级，尧林插入三年级。学校坐落在法租界斜桥，是一家很正规的中学，条件很好，但是学费和住宿费都很贵，家里很难负担。再者，他们觉得对于这样按部就班的学习，他们年龄太大了。于是，半年后两人来到南京，考入东南大学附属高中，这里学风正且收费低。在南京他们住在北门桥鱼市街21号一间空阔的屋子里，屋里只有一张床，一张破桌子，做功课时用皮箱做小凳子，照明是一盏煤油灯，每天吃着简单的饭食。哥俩一起去上课，一起放学，下雨共打一把伞，感到很欣慰。只是这里朋友少，过得寂寞，接到大哥的来信是他们每周最高兴的时候，他们也把自己的情况，详详细细地写给大哥。半年后，他们又搬到房租更便宜的房子里，这里比原来的住处狭窄许多，阴暗许多。
不久，大哥的信带来了不幸的消息：三姐尧彩因难产而死。三姐夫是个文弱书生，但他的父母都是厉害的公婆，三姐自从嫁到他家，就没过过几天好日子，临产的时候，由于丈夫不负责任，死在产床上。大哥在信中详细描写了三姐临终的情形：三姐住在医院，姐夫家竟没有一个人看护，大哥和继母守在她身旁，晚上10点半，医院已经关了大门。继母和大哥不时地为尧彩调药，11点，药还没吃完，人便昏过去，渐渐气也不喘了，大哥写至此忍不住呼出：“呜呼痛哉！”“兄当时气极矣！伤心极矣！”
几天后，他们又接到年轻的大叔的来信，也对三姐的死很气愤，还拟了副挽联“临死无言，在生可想”想送到三姐夫家去。后来听说，三姐死后不到一个月，三姐夫又急忙忙找了对象，准备择吉成亲，不久就张灯结彩，做了第三次新郎。但这位三姐夫的第三次婚姻也没给他带来幸福，后来抽鸦片上了瘾，落魄地死在西康。
三姐尧彩的死，给尧棠带来的悲伤是难以诉说的。母亲、二姐、父亲去世后，比他大五岁的三姐像母亲、像大姐姐那样细心地照顾着他们。三姐也像二姐一样从小读《烈女传》，又受到母亲忍受一切而付出爱的影响，因此是忧郁的、软弱的。尧棠眼前时时浮现出三姐上轿时那张满是泪痕的苍白的脸，那为不知的命运苦苦挣扎的情景。可怕的制度又毁掉了尧棠的一个亲人，一个年轻的姐妹。在那个制度下还生活着他那么多亲人，那么多可爱的年轻的生命，什么样的命运在等待着他们呢？
人们是多么需要自由！束缚人的自由的制度应该彻底消灭！尧棠迫切地希望为毁掉这个制度，为更多年轻的生命可以美好地生活下去而奋斗、而牺牲。可是该怎么做呢，他时时感到迷茫、苦闷。
1925年，曾在苏联与高德曼见过面的同学秦抱朴介绍他与高德曼通信。尧棠兴奋极了，15岁时他就读过这位立陶宛无政府主义者爱玛·高德曼发表在《实社自由录》和《新青年》上的文章，他为之感动，为之喜悦。给陈独秀的信没有收到回信，他就想给高德曼写信，但是他的英文还不行。现在，他马上提笔给高德曼写信，叙述自己读高德曼文章的心情，表达他对无政府理想境界的强烈渴望，也诉说自己在现实中的烦恼。高德曼的回信很快地来了，尧棠激动地撕开信封，读着：
你的美丽的信和抱朴同志的信上星期到了我手里。我不能够对你说出我是怎样深地受了你的感动，而且你的话又是怎样地鼓舞了我。我知道我对于一个如此年轻的学生居然会给了很大的影响，我是非常快活的，你才15岁就读了我的文章，我常常梦想着我的著作会帮助了许多真挚的热烈的男女青年倾向着安那其主义的理想，这理想在我看来是一切理想中最美丽的一个。
……你说你是从一个富裕的旧家庭里出来的。这没有什么关系。在资产阶级里面也常常产生出活动的革命家。事实上在我们的运动里大部分的领导者都是这样的一类人：他们注意社会问题，并非由于他们自己的困苦境遇，而是因为他们不能够坐视着大众的困苦。而且你生在资产阶级的家庭里，并不是你自己的错，我们并不能够自己选择出生的地方，但是以后的生活就可以由我们自己来处理了。我看出来你是有着每个青年叛逆者所应有的真挚和热情的。我很喜欢。这种性格如今更是不可缺少的，因为只为了一点小小的好处许多人就会卖掉他们的灵魂——这样的事情到处都有。连他的对于社会理想的兴味也只是表面上的，只要遇着一点小小的困难，他们就会把它抛掉，因此我知道在你们那里你和别的一些青年真挚地思索着、行动着，而且深切地爱着我们的美丽的理想，我觉得十分高兴……
巴金曾用《拉甫洛夫传》中的一段话形容他读高德曼文章的心情：
我们把这本读得又破又旧的小书放在床头，每晚上拿出来读。一面读，一面拿眼泪来润湿它。一种热诚占有了我们，使我们的灵魂里面充满了一种愿为崇高的理想而生活、而死亡的渴望。我们的幼稚的心何等快乐地跳动着；同时我们的大师的影像又十分伟大地出现于我们的眼前。这位大师虽然是我们所不认识的，然而他在精神上却是和我们非常接近，他呼唤我们前去为理想奋斗……
尧棠称爱玛·高德曼是“我们精神上的母亲”。
现在，尧棠激动地读高德曼热情的信，一边读一边流眼泪。她的信对自己的鼓舞是这样的亲切，这样毫不困难地占有着自己的心灵，他要为她所描绘的理想境界而努力。他开始写文章，寄给索非编的《国风日报》副刊《学汇》。尽管那些言论有些是幼稚的过激的，但尧棠的热情却是真挚的。
1925年5月30日，五卅运动在上海爆发了，全国各地纷起响应，南京的市民们也纷纷上街游行。尧棠为帝国主义杀害工人顾正红而愤怒，也为全国的群众运动而激动。他觉得奋斗的时候到了，献出一切的时候到了，他精神振奋地随东南大学附属高中毕业班的游行队伍走上街头。他看见肖楚女在校门口站在土台子上向大家高声演说，听到年轻的胡风向着许许多多听众激昂地演讲。
高中毕业后，尧棠就和三哥尧林分开了。尧林对英文感兴趣，希望能考进东吴大学读英文，因为基督教会办的东吴大学，有英国教员上课。而尧棠则向往北京，向往北大。因为北京大学是五四运动的发源地，有以民主治校的校长蔡元培，还有许多在反帝反封建中做出贡献的进步教授。北京的革命气氛比较浓厚，且《新青年》等进步刊物，都在北京出版。
在南京浦口，尧棠登上开往北京的火车，接过三哥递上来的行李放到行李架上，然后从窗口伸出手握住尧林的手，听着三哥的嘱咐：“今后就一个人生活了，要自己当心身体，注意安全。”尧棠也有许多话要说，但是此刻却一句也说不出来，只是紧抿着嘴，“嗯，嗯”地点着头。火车开动了，三哥在站台上跟着车跑，车越来越快，三哥的身影越来越小，直到三哥的身影完全消失，尧棠才在座位上坐下，眼泪不由自主地淌下来。20年了，尧棠一直生活在亲人们的“爱”中，母亲、父亲、二姐、大哥、三姐……然而现在，他睁眼看看，周围只有一张张陌生的面孔。他知道，现在只有他一个人了，虽然大哥、三哥还会时时关注着他，给他帮助，但今后的路要他一个人走了。
从书包里，他拿出他喜欢的红封面的鲁迅的《呐喊》。《狂人日记》他在《新青年》杂志上已经读过，但翻开还是那么强烈地吸引了他：
我翻开历史一查，这历史没有年代，歪歪斜斜每页上都写着“仁义道德”几个字。我横竖睡不着，仔细看了半夜，才从字缝里看出字来，满本都写着两个字是“吃人”！
还有《孔乙己》写得多好，还有《故乡》……这些小说的第一人称写法，也给尧棠后来的创作以很大的影响，尧棠读着《呐喊》中的一篇篇小说，思索着小说中提出的许多值得思索的社会问题。
秋天的北京是美丽的，一直生活在山清水秀的南方的尧棠，第一次领略了大地的开阔、天空的晴朗、人们的纯朴。一个只通过信的朋友沈茹秋介绍他住进同兴公寓。沈茹秋现在是《国风日报》、《学汇》副刊的主编，是个热心真诚的人。他很快就来看望尧棠了。两个未见过面的朋友，一见面却像老朋友一样，热烈地交谈起来，这给寂寞中的尧棠很大的安慰。沈茹秋是朝鲜人，因为尧棠谈起在成都也曾结识过一位热情的朝鲜朋友，觉得朝鲜人都很热情，且办事认真，沈茹秋马上又给尧棠介绍了另一位更热情的朝鲜朋友柳絮。在同兴公寓院子里的一棵槐树下，尧棠听着朝鲜朋友讲朝鲜爱国者为了争取独立，与日本帝国主义进行不屈斗争的事迹。这让尧棠意识到一个民族如果失去自己的祖国，将遭受怎样的灾难。
尧棠的身体一直不太好，在北大招生处体检，又遇到了麻烦。瘦小的尧棠那张清瘦苍白的脸，就让医生不放心，用听诊器听了尧棠的肺部，又听到尧棠的几声咳嗽，医生觉得他肺部有问题，连连摇着头，在体检表上写了些什么。那个时代，肺病是个可怕的病症，忧郁敏感的尧棠看到医生的表情和在表上留下的不知怎样的结果，仿佛光头一盆冷水。他稀里糊涂走出体检处，回到住处，因他的住处离北海公园很近，便进去散步。他无心观赏美丽的景致，一个人在漪澜堂前静静地坐着，眼前老是浮现出二姐在爷爷寿庆演戏之夜，出来看戏时的那张苍白没有表情的脸。他感到绝望，加之，他对北京大学的入学考试原就没有把握，特别是在数理化方面，他觉得自己不行。在这里坐了两个多小时，最后他做了决定，不参加入学考试了。
很快，他又回到了南京。尧林也很为弟弟的身体担心，马上领他去一个熟悉的医师诊所复查，医生断定尧棠有轻度的肺结核，要他好好休息，并注意营养。有三哥的安慰和照料，尧棠感觉好多了，他们二人一起登山去鸡鸣寺看南京风光，短暂分别的兄弟俩又在一起游玩了，感觉非常愉快。
随即，他们又分别了。尧林接到苏州东吴大学的录取通知。尧棠决定去上海养病，因为上海医疗条件好，且尧棠在那里有许多朋友。又是在浦口车站，尧林送尧棠去上海，他谆谆地叮嘱弟弟多注意休养，少一些活动，宁可多读些书，也不要把精神消耗在没有意思的活动上。尧棠为三哥的关心而感动，却不同意三哥的看法，从此这一对兄弟就各按自己的生活方式去生活了。尧林在苏州的东吴大学只做学问，不再关心政治。而尧棠到了上海，边养病，边更热心地投身革命的研究。
他与朋友们一起办了《民众》半月刊，结识了许多志同道合的朋友。发表了《“欠夫”——布尔雪维克的利刀》等文章，还编辑了《革命议丛》（未出版）。在上海，尧棠先住在法租界贝勒路天祥里，后迁到马浪路，始终与比他大几岁的卫惠林在一起。卫惠林也是无政府主义的信奉者，而且会日语。他们在一起编刊物，学日语。尧棠过着清苦的日子，他的收入很少，家里能寄来点钱，但数量极少，经常两个小面包一壶白开水就度过一天。
在这艰苦的岁月中，编刊物之余，他读了大量的书，还写文章。1926年发表了《法国安那其党人的故事》、《无政府主义岛的发现》、《（无政府主义与工团主义）附识》等文章，编写了《五一运动史》。11月完成了他的第一部译著克鲁泡特金的《面包掠取》（后改为《面包与自由》）。书中克鲁泡特金表达了他对当时不合理的社会制度的强烈憎恶，和对理想的自由社会的热情追求。
寒假期间，尧棠去苏州看望三哥。当时教师和学生都回家度假了，校园里冷冷清清。为了减少开支，尧林既不回成都，也不去上海，一个人住在学校的宿舍里，一边为学生补习功课，一边自己读些书，孤寂地生活着。尧棠来了，两个人躺在一张床上，谈了一夜的话，谈社会，谈学习，谈今后的生活，谈的更多的是老家的亲人，特别是大哥。大哥的自相矛盾更深了，他一方面不满意那个家，想挣脱它的束缚，一方面又希望弟弟们“学成回来，共振家业”。尧林、尧棠都深深地为大哥担忧。后来尧棠谈起，卫惠林邀他同去法国留学。当时的李家已不是昔日的繁华时代，大哥在成都维持家庭已十分艰难，要筹措一笔去法国的费用已不是件容易的事。尧林并不十分支持尧棠的计划，他婉转地劝尧棠体谅大哥的难处。
兄弟俩分别时，尧林把大哥送他的一块旧怀表送给了尧棠。尧棠回到上海，只两三天就把它丢了，想到大哥、三哥对自己的关怀，尧棠非常遗憾。
回到上海，尧棠又给大哥写信请求大哥准备去法国的路费及到法国后短时期的生活费。大哥劝尧棠等两三年家里经济情况好点再去。但尧棠去意已决，经过几次书信往返，还有尧林的帮忙，最后大哥终于同意了，并寄来了路费。但大哥仍强调让他学工，将来回成都“兴家立业”。
办好去法国的护照后，尧棠写信告诉了三哥，尧林回信叮嘱他自己当心，多给家里写信，并说不能前来相送了。临走不能见到三哥，尧棠很惋惜，临走前一晚，他给尧林写信：“我想以后我会一天天往更远的地方走了……你不来送我也好，免得我在船上淌泪。”放下笔，他含着泪听着寂静的夜里，一个小贩敲着竹筒，拉长声音缓慢地喊着：“白糖——糯米粥——”海关大钟也以懒洋洋的节奏，敲了整整12响。
四年前，怀着向往之心，尧棠告别老家来到上海，如今要离开了。生活了四年的上海是一个怎样的城市呢，尧棠不能评价。这里是帝国主义冒险家的乐园，也是中国工人运动的中心；这里有舞榭歌厅、绅士淑女，也有一无所有的劳工和背井离乡的流浪汉；这里是少数人的天堂，多数人的地狱；这里有严肃的工作，有人在为自己的理想而奋斗，这里也有荒淫和无耻，有贩售肉体的交易所和出卖灵魂的市场。
尧棠还记得房东一家的遭遇。房东可能是旧政客或者旧军人，他和几个朋友，准备招兵买马，迎接快要打到上海的北伐军。一天，他的一个姓张的部下去华界南市刻字店取一个司令的关防，被孙传芳的便衣给抓去了。张的妻子——一个善良的年轻女人，后来还到房东家来过，向房东哭诉了一番。不久房东一家就躲到别处去了，只留下一个老太太看家。在报上尧棠看见那位张先生被杀头的消息。还听说张先生曾从牢里带出信来，说他受了刑，但未供出同谋，要房东以后照顾他的妻子兄弟。尧棠没有看到那个杀头的场面，但他的眼前总是浮现出鲜血淋漓的悲惨场景。
1927年1月15日早晨，尧棠和卫惠林及两个送行的朋友来到黄浦江公和祥轮船码头。尧棠来到报贩前，想买《神州日报》和《民国日报》，但这两个报社三天前被军阀孙传芳下令封闭了，他只买到了一张《申报》。尧棠看到这样一条消息：美国政府命令檀香山和苏伊士的军舰开赴上海，英国驻威海卫的第二舰队，以及日本的驱逐舰和巡洋舰纷纷调遣来沪的消息。他想，看来半年前进军北伐的革命军眼前节节胜利，已使帝国主义和军阀孙传芳统治下的上海形势趋于紧张，革命的高潮就要到来了，尧棠脸上浮起一层兴奋的表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