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7年的秋季，郭沫若升入了中学。中学位于嘉定城的正中。郭沫若是抱着新的希望跨进中学的。这所中学，从嘉定府所管辖的7个县招徕了四五百名学生，成为当时嘉定的最高学府、文化中心。遗憾的是，这里的教学条件并不比高等小学优越。虽然开设一些新科目，但教员都是一些子庸、外行之人，不能使学生对科学发生兴趣。为什么会这样呢？原来这个学校的校长是乐山县人，在湖南做过几任县官，对于办学的经验和知识完全没有。由这样的人去聘请教员，很难保证质量。况且他聘请教员的方法是各县摊派，一个县派一个教员，结果教员到校后，笑话百出。
张胡子是夹江人，因夹江县也要摊派人，就聘他去当监学。开学的时候，他登台演说，开口就是：“学问之道，得于师者半，得于友者半，得于己者半……”说得满堂的人都笑了起来，但他自己还很得意，后来学生们就称他为“三半先生”。这个绰号传到他耳里时，他还不服气地说：“一个柑桔不是有十好几瓣吗？”可见他的学问怎么样了。
在这个学校里，讲地理课的教员在课堂上公然讲起五行八卦的辨方正位来。地理教员连东西南北都分不清楚，他说日本在中国的南边，朝鲜在日本的东边。博物教员把章鱼的嘴当成肛门。这样的一些教员，怎么能给学生传道授业解惑呢？
学生们对学校的课程十二分的不满意，又没有填补这种不满的课外研究，学生们在校内校外经常闹事，惹是生非。在这种状况下，郭沫若的心情焦躁到不能忍耐的地步了。结果是第一学期的大部分时间都浪费在与同学打牌、喝酒和游荡上，成为全校号称“八大行星”的八个顽皮学生之一。由于这些行星的吸引，郭沫若逐渐认识了城内的一些游荡子弟。他们大多数是中上等人家的儿子，家里有钱，又不读书，只是追逐时好，穿流行的衣裳，日日打牌吃酒。他们有一个“转转会”，便是定一个日期轮流地请吃酒宴。整天过着这样的生活，其实他心里并不好受。
那时，留学热在蔓延。郭沫若对欧美产生了极大的憧憬。但是，这种愿望是无法实现的。他大哥郭开文是早就出了东洋的，五哥在他入中学的时候也由武备学堂毕业派到东洋去实习了。郭沫若觉得到外边总是可以学到一些东西，尽管当时他对科学里的分科还不懂，那时也没有明确的志愿，不过到了外边，总比在“三半先生”的陶冶下要得到更多的知识。
郭沫若渴望飞往外部世界，但是父母怎么也不许可。父亲不知道学堂的情形，他以为学堂不会那样差。母亲则出于溺爱。母亲思念出洋的大哥、五哥，常常流泪，更不肯再放郭沫若出去了。
郭沫若痛恨这样的教育制度，他不甘心这样荒废下去，也不甘心这样堕落下去。
新学期开始后，郭沫若与那几个顽皮学生疏远了，他把兴趣转向于文学，因为学校里足以供学生聆教的也只有通文学的教员。中学堂的经学教员黄经华先生是乐山人，他很喜欢郭沫若，借了不少书给他看。他对黄经华先生讲的《春秋》很感兴趣。这使郭沫若在旧学方面又深了一步，同时也写了一些旧体诗，如《咏佛手柑》：
嫩黄阶畔一株斜，香微熏透碧纱。
掌是仙人承醴露，手经天女散琼葩。
摩肩隔石穿耆者，含笑拈华入梵家。
霜叶经秋颜更绿，岁寒松柏莫须夸。
这首《咏佛手柑》写于1908年秋，是在他患过伤寒之后，大病初愈时写的。其时正值佛手柑成熟季节，香透碧纱、令人心醉。再如《咏腊梅》诗：
疑是浮屠丈六身，风飘片片黄金鳞。
天香熏入游蜂梦，真蜡末同野马尘。
瘦削只缘冰镂骨，孤高宜借月传神。
羞从脂粉增颜色，磬口檀心自可人。
《咏腊梅》写于1909年冬寒假期，家中后园腊梅盛开，引发了他的诗兴。这两首诗分别通过对佛手柑和腊梅的咏赞，表现了郭沫若不畏霜寒的品格和高洁不群的精神，寄托了他美好的人生理想，在诗艺上也有所长进。
在此期间，他把很多时间用在阅读小说传奇方面。他以崇拜的心情读过章太炎的《国粹学报》，梁任公的《清议报》。他醉心地读过林琴南翻译的《迦茵小传》、《茶花女遗事》、《撒喀逊劫后英雄略》等。这些小说，对郭沫若起了勾魂摄魄的作用，尤其是英国作家司各特的《撒喀逊劫后英雄略》，更是紧紧地扣住了郭沫若的心弦。作品中主人公冒险的经历、曲折的爱情、神奇的侠盗生活、罗曼蒂克的情调，郭沫若自己好像也充当了书中的一个角色。郭沫若曾说过：“林译小说对于我后来的文学倾向上有决定的影响的，是他译成的《撒喀逊劫后英雄略》。”这些具有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思想的读物，对少年郭沫若的思想、性格和志趣产生了巨大而深刻的影响。这时，他“景仰欧美，景仰日本，景仰京沪，景仰成都”，一颗少年的心受着四方的牵引，“没有一刻宁静过”。
正当郭沫若兴味盎然地在书海中畅游的时候，肠伤寒症突然袭击了他。
那是1908年的秋天，中学第二学年的第一学期。中秋节过后没几天，郭沫若总是感到非常疲倦。头痛、下痢、咳嗽，时时流鼻血，食欲差不多完全消失了。郭沫若当时很悲观，好像自己的病非常严重，非死不可一样。经过一个星期，他的身体渐渐不能支持，只好请假回家。经过两个多月的治疗、休养，他才算死里逃生。不幸的是，其间由于得并发症中耳炎和脊椎骨疡，导致了他一辈子两耳重听和腰椎亏损。
大病初愈之后，郭沫若重回学堂。病痛的折磨使他身体大伤元气，然而他的精神依然保持着锐气。“大骂丁平子”一事，足以看出郭沫若的正义感和不向邪恶势力低头的精神。
事情是这样的。上中学的第二个学期，学校来了一个叫丁平子的监学。此人是一个日本留学生，专横跋扈，随意处置学生，学生们对他十分不满。夹江县一个很小的姓宿的学生，在吃中午饭的时候，因为自己桌上的辣子油吃光了，便把监学桌上的一碟辣子取过来。监学是一人一桌，一碟辣子吃不了。这个学生的行为竟引起了那位监学的拍案大怒，说姓宿的学生侮慢师长，当天下午学校竟给姓宿的学生挂了斥退牌（开除学籍）。这真是太专横了，于是激起了全校学生的公愤。当天下午，全校学生罢了课，并举出两位学生代表去和监学交涉。两位学生代表，一位姓易，一位姓周。学生代表到监学室里和监学交涉、辩论，全校学生围在窗外声援。
姓周的学生代表说：“我们是全校学生的代表，先生，你们且听我们说，不要顾左右而言他……”
丁平子高叫着：“然而监学有目，谁能令其不视？监学有耳，谁能令其不听？监学有舌，谁能令其不说？”
这时，姓易的学生再也忍不住气愤了，便怒向监学丁平子道：“丁先生，你的肝火太旺了！”
丁平子拍案吼道：“什么？什么叫肝火旺？你真胡闹！你侮慢师长！斥退！斥退！”丁平子不由分说把两个学生代表推出了监学室。不到十分钟，监学室的窗上又挂出了一道斥退牌。丁平子以周、易二人煽动学生罢课、侮慢师长为罪名，给以斥退。
学生们对此极为不满，又罢课了两天。后来监学用种种手段把学生们的斗争压了下去。学生们在这样的环境里读书就好像囚徒一样，胸中充满了愤懑。学生们的感情无处发泄，他们惟一能够自由发泄感情的地方，就是吸烟室和厕所的墙壁。不知是谁在吸烟室的墙壁上用粉笔写了“丁平子不通”五个字，这下子可把骄气横溢的监学丁平子气坏了。
丁平子为此把全校学生都召集到大礼堂，把全校的教职员也都请来了。他首先宣布在吸烟室墙壁上看到了“丁平子不通”五个字，然后咬文嚼字地发表了一通自我吹嘘式的讲演，最后居然当众辞职，并说，限三日之内，把那写字的人寻出来给以处分，如若不然，他便永不回校。
找了三天，竟说找到了写字的人。与丁平子同乡的学生说亲眼看见是乐山县的学生刘祖尧写的。刘祖尧本人坚决否认，而笔迹又确不像他的。虽然如此，学堂的办事人却高兴万分，当晚就把刘祖尧斥退了。而丁平子，则像凯旋的将军一样，从旅馆又搬回了学校。
刘祖尧不仅是郭沫若的同乡，而且还是他小时候换过贴的朋友，就以这样莫须有的“文字狱”而被赶出了学校。在郭沫若和同学们的心中，对丁平子的专横，对学校的高压手段，愤怒到了极点，但谁也没有办法救助自己的朋友和同学。
学堂是监学的江山，学生是办事人的奴隶，他们也太专横了！
像这样由于莫须有的“文字狱”就牺牲了一位好朋友、好同学，这怎么能叫郭沫若等人心服呢？因此，学生们对丁平子的怨恨是与时俱增的。
转瞬到了暑假，考试完毕。一天晚上，郭沫若和几个要好的同学出去喝酒。大家回忆起好友刘祖尧被斥退之事，又激起了对丁平子的无限仇恨。郭沫若已有几分醉意，同学们把他送回寝室。有一位同学和他谈起刘祖尧的事，使一年来郁积在他心中的悲愤像火山一样爆发出来。于是，郭沫若不顾一切，公然在寝室里大骂丁平子，窗外围来了很多同学，一会儿丁平子也跑来了。郭沫若越骂越有劲，骂丁平子是专制魔王，骂他虚骄，骂他没有学问，骂他什么也不通，差不多骂了两个小时。丁平子在外面气得发疯，便和郭沫若对骂。最后，丁平子威胁校长必须斥退郭沫若。由于黄经华等一部分教员的反对和学生的反对，郭沫若没有马上被斥退。
丁先生没能把郭沫若斥退，第二天就回荣县去了，郭沫若也回故乡去了。斥退的问题成了悬案。校长的意思是只要丁先生不说话，他是可以不斥退郭沫若的。
暑假，郭沫若回到家，说起学校的事情，心情自然不愉快。但父亲好像没有前次在小学开除郭沫若那样担心了。那时三哥在铁路路股作调查委员，由省城派到荣县去。丁先生家在荣县，父亲让三哥和丁先生私下交涉，只要学校不开除，把郭沫若送到成都去学也可以，请丁先生不要追究。但三哥还没有到荣县，丁先生已经得了急症死了。
丁先生一死，郭沫若的悬案便自然消除。暑假过去，郭沫若又回到学堂，同学们自然十分高兴。
1909年中秋节后，郭沫若与同学去萧公庙看戏，获悉有同学和营防军发生冲突打了起来，不少学生被打成重伤。打架时，郭沫若并没在场。郭沫若激于义愤，以学生代表身份提出条件，要求校方出面交涉，找营防军论理。谁知校方不但不支持学生，反而派人登门向营防军肇事者赔罪。校方媚强欺弱的恶劣行径，惹得校外风潮陡然转为校内风潮，学生们罢课抗议。学校当局采取了高压手段，一次就挂牌斥退了包括郭沫若在内的8名学生。然而，被斥退并没有使郭沫若屈服，正如他所说：“斥退！这是最严重的刑罚！在当时就好像由秀才变成白丁一样”，“自从遭了一次斥退之后，我的性情愈见有意识地反抗向不良的一方面发展……‘我纵横是破了脸的，管他妈的！’这样的想念怎么也离不开我的心坎”。腐败的教育制度和黑暗的学政不但没有把他压垮，反而倒成了培养他反抗性格的温床。
不过事情真是凑巧，就在学校挂了斥退牌的那天中午，四川提学使委任的嘉定中学监督严先生到任了。
新监督严先生是个老举人，他怎样受了提学使的委任，那提学使又怎样撤换了旧监督，这些内情郭沫若当然无从知晓。新监督严先生的到来，对于旧的办事人是个打击，就好像替学生报了仇，因此，学生们非常欢迎严先生。当天下午，学生就派了代表去见严先生，请他立刻主事，撤换一切压制学生的旧的教职员，要他把斥退了的8个学生召回，取消斥退牌，严先生都一一答应了。
在学生们的要求下，严先生同意取消对郭沫若等人的斥退。严先生叫人检查案卷，才发现一个绝望的事实，原来校方在斥退8名学生的时候，就立即将此事禀报上去，通饬全省。在当时，斥退了学生，挂了斥退牌，还要下通饬，对于被斥退者是一个绝望的打击，因为学生从此便不能用自己的本名，甚至从此不能在本省读书了。对此，严先生也没有办法了。校方的手段真是毒辣，通饬全省的做法不仅断送了好几位学生的前途，甚至还断送了一位同学的性命。在学生们和营防军发生冲突的时候，一个洪雅县的学生无辜受了重伤，当场吐血。校方竟以此为在场闹事的证据，把他斥退了。遭斥退并通饬全省的消息传到这个同学的耳朵里后，他彻底绝望，内伤大裂，大口吐血，第二天就死了。
对于这次被开除，郭沫若一点儿也不懊恼，因为这正可以促使他下决心离开乐山。往哪儿去呢？去欧美，去日本，去北京，去上海，至少可以去成都。他越想越高兴，觉得这次被斥退，简直可以说是“一种幸运”。
在乐山读书这4年，使郭沫若最倾心的文学家有庄子、屈原、司马迁、陶渊明、李白和苏轼。对郭沫若影响最深远的，是苏轼。在学校开设的“乡土志”课程中，一个重点内容就是苏轼其人其诗。郭沫若认为苏轼是家乡诗人（苏轼家乡眉山与乐山毗邻），况且苏轼曾在此读书吟诗，因此郭沫若从小就对苏轼产生一种亲切的乡谊之情，而苏轼作品的风格也给他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郭沫若离乡之后，曾多次追忆及此。他后来在《詹耳行》一诗中写有一段他与“东坡老人”的对话：
下车举手向坡老，东坡先生尔可好。
我生西蜀峨眉郊，与尔同窗分晚早。
凌云山上读书寮，尔曾读书声甚高。
在郭沫若的想象中，他们二人成了同窗读书的密友，甚至把苏东坡读书时声音很高的情形都写出来了，可见他对苏东坡的感情是多么真切和亲密。他曾把自己青少年时代对苏轼的神往十分感人地记述下来：“向青衣江北岸的凌云寺和乌尤山去游览，远望磅礴连绵的峨眉山，近接波涛汹涌的大渡河，在那澄清的空气中会使人有追步苏东坡之感。”如果我们细读一下郭沫若的作品，就会发现这“追步苏东坡”的话确是实在可信的。这种思绪，可以从他少年时代的一些诗中看出来。1907年暑假后，他从沙湾乘舟再去乐山升人中学，沿途饱览山光水色，情不自禁赋得《夜泊嘉州》一首：
乘风剪浪下嘉州，暮鼓声声出雉楼。
隐约云痕峨岭暗，深沉天影沫江流。
两三渔火疑星落，千百帆樯戴月收。
借此扁舟宜载酒，明朝当作凌云游。
全诗用苏轼《送张嘉州》为典，借东坡凌云载酒读书的故事，抒发了他追步苏东坡且要在新学年苦读的决心和意向。
这种情感和思绪，对郭沫若后来的诗风的形成有重要意义。这一点在后面还将谈到。
在郭沫若早期所受的文化熏陶方面，我们注意到，作为当代一名书法家，郭沫若从小就受到良好的书法教育。他少年时代的书法学习，对他日后书法风格的形成有着重要的关系。经查阅有关材料，我们发现对郭沫若书法影响最大的是“苏字”，即苏东坡的字。他的大哥郭开文有不少苏字贴，写的一手苏字，这使郭沫若与苏字接近起来。因此，他很小就习苏字。
苏字在宋代当时就已经很有名，人称苏、黄、米、蔡为宋代书法四大家。据说苏东坡被贬黜时，朝廷曾命毁其石刻，便有人偷偷把它埋入地下保存起来，可见人们对苏字的珍爱。苏字笔力雄健，锋颖遒劲，如锦裹铁，肉丰骨健。苏字的这种风格深受郭沫若的喜爱，少年时代的他，就对苏字一见钟情。数十年后，郭沫若仍然十分珍爱苏字。当然，郭沫若的书法并不仅仅受一家的影响，对于历代书法，他几乎无所不观，所以用笔不拘一格。但从郭字的主要特点中，仍能看出他少年时代所受苏字的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