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约在传说中的尧舜时代，母权制社会渐趋崩弛，父权制社会以内在的逻辑力量萌生、发展，至夏禹时代便进入了以父系为本位的新的漫长的历史时期，这是妇女生活的一个浩渺而迷茫的历史误区。
在妇女的历史命运上，我们已无法回避“失败”这个词了。
一定时期的经济生存方式以及由此产生的社会结构是一定时期观念文化的基础。女性尊崇观念的改变是与农业文明的出现密切相关的。如前所说，在渔猎采集时代，妇女在经济生活中担负着主要职责，而到了母系氏族社会晚期，社会生产力有了一定的提高，进入了以种植经济为基本方式的农业社会。《易·系辞下》云：“神农氏作，斫木为？揉木为耒，耒耨之利，以教天下。”《周书》亦云：“神农之时，天雨粟。神农遂耕而种之，作陶冶斧斤，为耒？耕耨，以垦草莽，然后五谷兴助，百果藏实。”据此可以窥知，最迟在距今六七千年的旧石器时代的晚期，耜耕技术已经普遍推行，而随着铁器时代的逼近，划时代的犁耕农业已在孕育胎动。同时，这时由于捕获工具的发展，逐渐有了过剩的捕获物，它将直接催生出以农业为主的综合经济，促成第一次社会大分工——农业文明的序幕正在揭开！
当中国妇女推动着历史车轮跨入农业文明的门槛的时候，自身已站到了“误区”的边缘，其历史地位的一系列意味深长的变化不可避免地随机发生了：
——耜耨、犁耕技术的发展淘汰了刀耕火种的生产操作方式，人类跃跃欲试地把赖以生存的范围向更广阔的自然拓展，大面积的土地开垦已十分需要并成为可能。在砍伐山林、开天辟地的强体力劳动中，女性的生理越来越暴露出弱质的尴尬，而经过长期搏兽追禽锻炼的男性则成为新世纪的英雄。这有力地奠定了男性在新的生产关系中的基础，动摇了女权的统治力量，显示出“禹、稷躬耕而有天下”（《论语·宪问》）的定向。
——畜牧业的生产方式将人对自然的依赖转变为人对自身的依赖。从开天辟地的劳动中退下阵来的女性在牧养畜群的畜牧业劳动中也难以与剽悍而谙熟兽性的男子争强，只能从事准备草料、剪毛剪鬃、宰割贮肉等辅助性的劳动。在天赋体力的反复筛选中，男性逐渐发展起自我价值的认同倾向，淡化了女性至上的传统观念。
——农田的开垦和利用以及畜牧业稳定的发展，逐渐形成了筑巢定居的生活格局，结束了人类迁徙觅食的动荡生活。原始农业村落的诞生，产生了内向的稳定的生存环境，这一环境人各自给，安于里井，竞争较少，极易滋生出安土重迁的观念。“安土敦乎仁，故能爱”（《易·系辞上》）。其封闭性有力地促进了对偶婚的形成，并加速向一夫一妻制转变，使得逐步被排斥于社会劳动之外的女性进一步束缚于繁琐的个体服务性劳动之中，“成为主要的家庭女仆”。
——农业生产的自为自给形式周而复始很少变化的简单再生产性质“生产”出了一种超稳定性的惰性和驯服于自然节律，崇尚规范化、秩序化的心理。在此基础上直接培养出存种传嗣的习俗并引导出人际关系上的宗法思想，男子对女子的绝对占有欲及其贞洁性的要求都由此应运而生。
这是一个多么不可思议的事实，女性主导性地位创造了原始文化，而人类在此基础上向文明时代的最初一次飞跃，却意味着“男权运动”的迅猛推进，最终将酿成女性的“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失败”。
如果说最初男性依恃自已的体能和逐步积累的财富挤上了首位把妇女挤到了第二位时，过于漫长的渐进过程使男女不平等显得十分淡化的话，到距今约五千多年的大汶口文化时期，这种不平等就是显而易见的了。大汶口八座男女合葬墓中的1号墓，随葬品五十五件都放在男子身边，是男子占有财产的象征，女性偏居于正穴的一侧，则反映了女性对男性的附属和屈从。在氏族社会末期，已经开始出现人殉的萌芽，早期的人殉对象有些是未成年的子女，但较多的则是女子屈膝陪葬于男子的身旁。到了奴隶社会，奴隶作为会说话的工具，更被任意驱使奴役，大量宰埋殉葬。商代已有用女子殉葬的制度，殉葬对象男女互见，但女性渐多，商代卜辞中就有专门杀祭杀殉女奴的记载，贵族男子以妻妾殉葬的也屡见不鲜，妇女作为一个群体已沦为男子的玩物与附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