领导者与被领导者在领导过程中相互作用的关系，是主导与基础、统帅与主力的关系。被领导者在领导活动过程中的基础地位与主力军作用不容低估和忽视。脱离了被领导者，领导活动将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
领导活动是一个复杂的动态系统，由领导者、被领导者、作用对象、组织形式、领导目标、信息运动等诸要素构成。其中，被领导者在领导活动中起基础性作用，决定着领导活动的成败。没有被领导无所谓领导。
一、被领导者的地位与作用
首先，从整个历史发展过程来分析，广大群众是历史发展的决定力量。按照历史唯物主义观点，人民群众是社会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创造者，是社会变革的决定力量。列宁说：“生气勃勃的创造性的社会主义是由人民群众自己创立的。”纵观历史长河，归根结底，人民群众是自己解放自己。领导者只有代表群众的利益，反映群众的呼声，执行群众的意志，才能实现并保持领导。同历史唯物主义观点相反，唯心主义认为历史是由少数“伟人”随心所欲地创造的，广大群众只是“群氓”、“被动的因素”、“消极的存在物”。实际工作中那些自认为是“救世主”可以主宰一切的领导者，那些自觉、不自觉地贬低甚至否定被领导者作用的言行，实质上都是历史唯心主义思想影响的表现，与马克思主义观点没有丝毫共同之处。
其次，从领导活动的根基来分析，主要不在于领导者自身，而在于广大被领导者。领导者只有深深扎根于被领导者之中，取得被领导者的信任、拥护和支持，其领导才可能是有效、持久和巩固的。否则，就不可能实现和保持其领导。这里，包括两层意思：一是被领导者是领导力量的源泉。被领导者中蕴藏着无穷的力量，领导者只有相信和依靠群众，取得广大被领导者的拥护和支持，才可能把这些力量集中并发挥出来，在工作中打开局面，做出成绩，争取胜利。二是被领导者是领导智慧的源泉。群众中蕴藏着无穷的智慧，有许多智者、能人，有许多宝贵的实践经验。领导者只有到群众中去汲取营养，寻求真理，才能充实、丰富、提高和完善自己。
再次，从具体领导活动过程来分析，被领导者的基础地位与主力军作用贯彻始终。这种作用，可以概括为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参与作用。社会主义国家是人民群众当家做主的国家，人民群众有权、也有能力参与领导决策和管理。我们党和政府的许多重大决策，都是经过自上而下、自下而上的多次反复，集中了全党和广大干部、群众的意志、智慧和合理意见，才制定出来的。广大被领导者在领导决策的制定过程中，提供情况、经验和意见，起着重要的作用。领导者应当尊重和发挥被领导者的参与作用，让他们广泛地参政、议政，使领导工作获得广泛的群众基础，减少和避免重大决策的失误。特别是在现代社会化大生产条件下，在新技术革命的巨大变革和挑战中，领导者每天都要碰到许多新情况和新问题，在这种情况下，仅仅依靠少数领导者自身的知识、智慧和经验，要作出时效性强而又正确的决策，是非常困难的。领导者只有依靠和发挥广大被领导者的参与作用，让他们献计献策，提出合理化建议，领导者才能集思广益，权衡利弊，审时度势，统筹全局，作出正确的抉择。被领导者的这种参与作用，正是领导者智力的扩大与延伸，也是领导决策科学化、民主化的重要标志。二是执行作用。领导决策必须付诸实施，才能取得社会效益；决策正确与否，也必须通过实践来检验。被领导者是一切领导指令和决策的实践者、执行者，是实施领导指令和决策的主力军。领导者只有把自己的主意、办法变成被领导者的自觉行动，才能使领导意图转化为现实。三是监督作用。正确的领导要靠领导者自身的良好素质，同时也离不开必要的监督。监督的任务就是要对领导者的活动进行监察和督促，发现和纠正各种偏差和失误，以保证领导目标的实现。被领导者是对领导者进行监督的主体。只有广泛吸收并坚决依靠广大被领导者的民主监督，才能使领导活动符合人民的利益和要求，保证领导活动的正确性和有效性。在当前形势下，我国各级领导者正面临着执政、改革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以及反对“和平演变”的考验，这就更加需要广大被领导者加强自下而上的民主监督，以保证各级领导者坚决贯彻执行党的基本路线和各项方针政策，保持廉政勤政，带领广大群众朝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开拓前进。四是反馈作用。在领导过程中，领导者需要不断地搜集从实际工作中反馈回来的信息，并根据这些信息修正、补充和进一步完善自己的决策，对实际工作进行调控。执行过程不停，信息反馈不止。面对当今复杂多变的客观现实，要保持正确、有效的领导，更需要依靠准确、灵敏的信息反馈。靠谁来提供反馈信息呢？只有靠广大的被领导者。因为他们生活、战斗在第一线，遍布各个活动领域，最了解各方面的实际情况及其发展变化规律。只有被领导者知无不言，言无不尽，愿意和敢于向领导者提供真实情况，领导者才能建立起畅通无阻的信息反馈系统，保证获得可靠的新信息。
二、被领导者的价值
被领导者是在领导活动中执行领导决策、完成领导任务、实现领导目标，并在这个过程中使其需要得到满足的个人或集团，他们是领导活动中领导者实施领导的主要对象。共同的利益是联系领导者与被领导者的纽带。被领导者的价值主要表现为对领导活动的成败起基础性作用。
（一）被领导者是领导活动中与领导者相互依存、相互作用的重要角色
在历史上，被领导者常常被认为是依赖性很强的个体或一个被动的角色。然而，在20世纪90年代，许多组织成员开始对领导者的高薪和奖金、极端的地位象征感到不满，更多地被领导者希望参与决策和利益分享。美国学者查尔斯·N.格林探讨了领导者和追随者（追随者就是被领导者）之间的相互影响关系，提出追随者的工作情况以及追随者的满意程度能使领导者转换自己的领导风格。在某种程度上，追随者对工作满意的表达被认为是对领导的增援。菲尔莫尔·H.桑福德认为，领导是领导者与追随者之间的关系，就像婚姻是夫妻之间的关系，友谊是朋友之间的关系一样。如果我们想了解婚姻，就不能只研究丈夫或只研究妻子，而是必须研究他们之间的关系。当领导产生时，总会存在追随者，正是他们接受或拒绝领导，他们总是带着自己所有的心理特点而存在。追随者会给领导者带来他们习惯、态度、喜好、偏见和深藏的心理需要。如果对这些心理特征有一些了解，就会对追随者是否“乐于接受领导”有所了解，进而了解他们倾向于与何种领导者建立这种关系。H.桑福德尤其强调追随者的心理需要或倾向在决定他们对一个领导者的感觉或接受的程度中的重要作用。追随者有必须由领导者解决的问题，他们掌握了一定的标准，以此判断领导者的效果。所有这些因素决定了与什么样的领导者建立何种关系。埃德温·P.霍兰德认为领导者素质是受追随者反映影响和制约的，领导者与追随者的关系受由领导者和追随者带入关系中的“感觉、误解和自我导向的偏见”的影响。乔恩·P.豪威尔和丹·L.科斯特利提出在领导活动中，所有领导，无论成功与否，其领导风格都会有弱点和缺陷，而有效的下属能弥补这些缺陷。没有下属就没有领导者，领导行为都是发生在具体的下属成员的团队活动中，而且领导和下属是不可分割的。他们还举例说，在日本，下属的忠诚是一种很受推崇的传统，武士精神就是这种忠诚的体现，即使在今天，传统的下属忠诚仍然备受推崇。当然，他们也指出，当代的有效的下属并不是“只会说是的人”或是“小绵羊”，而是那些能做到领导所想的事情的人。当今世界，越来越多的跨国竞争、更高的运作成本、劳动力受教育程度提高、工厂的技术含量增加、大型组织中的中层管理职位的减少等等，所有这些发展使下属要承担比以往更多的职责，他们能够进行独立的自我管理，能够开展那些原本由领导者负责的工作，这样的成员在许多组织中越来越普遍。
（二）被领导者是领导活动的基础
其实，在领导学家之前，政治学家就早已认识到被领导者在领导活动中的作用。《荀子·王制》就提出，“君者，善群也”，君是在“群”中产生的。《春秋繁露》又说：“君者，不失其群者也。”《白虎通》也说：“君，群也，群下之所归者也。”这些记载说明，“君”与“群”是不分的，“君”与“群”的不同之处在于善于组织和协调群体活动。原始部落的领导者都是以出众才能在群体中产生的。夏、商和周虽然都宣传神权思想，但周的统治者也从商亡的教训中认识到“天命靡常”、“惟命不于常”，君主无德就要为上帝抛弃，从而“改厥元子”、弃殷择周。他们尤其从商周决战时商朝奴隶阵前倒戈，促殷灭亡中，认识到人民群众的作用，进而认为要保住王位，必须保民，由此产生“顺乎天而应乎人”的敬天保民思想。武王伐纣前在《秦誓》中就明确提出，“民之所欲，天必从之”，“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将“民”与“天”联系起来。可见当时领导者对被领导者作用的认识已经很深刻了。管仲提出：“凡治国之道，必先富民，民富则易治也。”要求统治者“立民所欲，以求其功”（《管子·明法解》）。老子提出，“圣人常无心，以百姓心为心”，要求统治者虚己。孙子提出“道”是决定战争胜负的首要因素，“道者，令民与上同意也，故可与之死，可以与之生，而不畏危”（《孙子兵法·计篇》）。他在《地形篇》中还提出领导者“视卒如婴儿，故可与之赴深溪；视卒如爱子，故可与之俱死”，同样强调只有调动被领导者积极性才有领导活动的成功。孟子提出了“与民同乐”的民本思想，认为“桀纣之失天下也，失其民也”；“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孟子·离娄上》），故“乐民之乐者，民亦乐其乐；忧民之忧者，民亦忧其忧。乐以天下，忧以天下，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孟子·梁惠王下》）。荀子在此基础上更进一步提出“故君人者，欲安，则莫若平政爱民矣”；“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则载舟，水则覆舟”（《荀子·王制》）。唐太宗李世民借鉴了隋亡的教训，也强调水能载舟，亦能覆舟。他认为“为君之道，必须先存百姓，若损百姓以泰其身，犹割股以啖腹，腹饱而身毙”（《贞观政要·君道》）。
在西方，马基雅维利在《君主论》中就指出，任何一个政体“如果只是依靠‘一个人的美德’，那么它就无法避开一个致命的弱点，那就是，这种美德将随着创造者的生命结束而逝去，并且在继承的过程中很少被恢复”。因为尽管组织城邦只能倚重一人，但是，维持一个政府就不能只把责任放在一个人身上，还需要“群众的德行”。因此，“谁若因民众的爱戴而为王，就必须保持民众对他的好感”；“但谁若与人民对立，因贵族的拥戴为王，那么，登上王位之后，最最要紧的事是设法把人民争取到自己一边。而要做到这一点也不难，只要他将百姓置于自己的保护之下就够了……所以，他若给了人民以期望之外的好处，人民之趋向于他，会比他因他们之爱戴而成王者更甚”。18世纪法国启蒙思想家卢梭第一次完整地阐述了人民主权思想。他认为以社会契约方式建立起来的国家，其最高权力是属于全体人民的，人民行使国家主权就称为人民主权，人民主权是至高无上的和神圣不可侵犯的。政府的权力是由主权派生的，人民把权力委托给政府，政府是主权者的执行人，是人民的仆人。政府是借助人民的力量，按照人民的意志进行活动的，人民可以限制、改变或收回委托给官吏的权力。他甚至提出，当执政者滥用职权，违反契约而损害人民利益时，人民可以通过暴力起义的方式推翻政府，重订契约。“人民主权”思想阐述了人民在领导活动中的重要作用，对现代民主制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它说明任何一种社会制度或国家的执政者都不能忽视人民的作用。孔德从领导的对立面即服从上面谈到了服从对领导活动的重要性，他认为没有服从就没有领导，存在于家庭中的两性和长幼的从属关系在社会生活中表现为服从关系，这是人的本能的一种表现，是自然不可缺少的，政治上依从关系是不可避免的，正如前者不可缺少的一样。合作与服从是统一的，合作是社会存在的基础，服从是实现社会和谐的保障。约翰？艾德尔甚至认为被领导者不是追随者，而是伙伴。他在《卓越领导》一书中指出，有领导者似乎就暗示着有追随者。“这一关于领导艺术的隐喻——领导者在道路上或旅程中向前方行进，为其他人指明方向——的确给我们一幅追随者的画面。事实上，领导者曾被定义为‘创造追随者的人’。羊群是顺从的象征，这也是为什么它们如此容易被领导。人类也倾向于追随，不过是理性的追随，在追随之前，他们总是需要运用自己的理智和判断力”。他认为，今天的优秀领导者都倾向于把人们视为同事、同伴或伙伴，而不是追随者，耶稣就对他的门徒说：“我不会再称呼你们仆人，因为仆人（或奴隶）不知道他的主人在做什么。我称呼你们朋友，称呼所有的人朋友。”可见，真正的领导者要的是平等，而不是从属。
（三）被领导者关系领导活动的成败
社会发展离不开人的活动，人们之间相互作用、相互联系形成促进社会发展的“总的合力”，正是这种“总的合力”使社会历史发展“像自然过程一样”进行。而作为被领导者的人民群众及其社会活动便是“总的合力”中的“动力”部分，对社会发展起推动作用。在历史唯物主义产生之前，英雄史观长期占统治地位，托马斯·卡莱尔在《论英雄》和《英雄崇拜和历史上的英雄诗》中都谈到，“不相信伟大人物是他本人渺小的最佳证据”。他认为全世界的历史也就是伟人们——诗人、先知、牧师和国王们的传记。克劳塞维茨认识到了士兵对战争的作用，认为无论就战术还是战略而言，交战双方较量的实质性内容和核心是“兵力”，“兵力”是双方斗争的焦点。克劳塞维茨还在世界军事科学史上首次提出“人民战争”概念，并将其作为系统理论正式纳入自己的战争学说体系中，指出“因为民众中蕴藏着取得战争胜利的巨大力量，民众是战争伟力最深厚的根源。民众是战争人力的源泉，民众是战争物力的源泉，民众是战争财力的源泉，民众是战争胜负的精神力量之本”。然而，在他那里，人民战争仍只是正规军作战的辅助手段，人民群众并没有被视为战争的真正主体。马克思的认识则前进了一大步，指出：“事实上，反对拿破仑第一的普鲁士人民战争，在堂堂的弗里德里希·威廉二世看来，简直是一个真正的眼中钉……人民按照自己的意图而不按照圣谕作战，使弗里德里希·威廉二世感到很伤脑筋。”恩格斯也曾说过：“君主国当然绝不敢进行革命的战争，绝不敢发动全民起义和实行革命恐怖。它宁可跟自己的最凶恶的但出身相同的敌人讲和，而不愿同人民联合。”毛泽东在这方面的论述最为全面和深刻。早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他就提出“人民这个条件，对于红军是最重要的条件”。之后又提出“革命战争是群众的战争，只有动员群众才能进行战争，只有依靠群众才能进行战争”。在《论持久战》一书中他更进一步指出，“兵民是胜利之本”；“战争的伟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动员了全国的老百姓，就造成了陷敌于灭顶之灾的汪洋大海，造成了弥补武器等等缺陷的补救条件，造成了克服一切战争困难的前提”。抗美援朝战争爆发以后，面对拥有原子弹的世界头号军事强国，毛泽东一再强调：“我们的经验是：依靠人民，在加上一个比较正确的领导，就可以用我们劣势装备战胜优势装备的敌人。”在声援越南人民抗美救国战争中，毛泽东又重申“国家无论大小，只要充分动员人民，坚决依靠人民，进行人民战争，任何强大的敌人都是可以打败的”。毛泽东依据历史唯物主义的原理还得出结论：“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当然，人民群众的这种作用又受到领袖人物的制约，他们必须在与领袖人物的相互作用中推动历史前进。其实，对群众作用的肯定本身，就内在地包含了对领袖个人作用的肯定。
三、被领导者对领导者的影响力
被领导者并不是领导的被动者，被领导者是对领导者施加影响的源泉。虽然这一观点与一般流行的看法不是很一致，但是我们都明白这样一个事实：那些希望成为领导者的人，只有拥有被领导者，才能成为真正的领导者。在这一点上，领导者与被领导者是共存的，在领导者与被领导者这两种角色之间并没有一道泾渭分明的界线。在不同的背景下，领导者与被领导者甚至是可以互换的。所以，被领导者接受领导的愿意程度、对领导者的认可程度，对领导者来说都是不容忽视的力量。当然，这与被领导者的成熟度、经验和能力有着密切的关系。
（一）被领导者素质和能力的影响
被领导者无论是个人还是组织，都会具有自身的能力和素质。领导过程要求领导具有高能力、高素质，被领导者也不例外。素质和能力包括人的思想道德、文化知识、心理素质、技术能力。不同行业对人的素质和能力要求不同。高科技行业所取得的领导效能更多地取决于被领导者的文化知识素质和技术能力。拿破仑曾说过：“一个人才，不管是哪一种人才，是一种真正的威力。”当领导合理，恰当地使用被领导者的长处，其威力将会显现，领导效能就会提升。清代诗人顾嗣协的《杂兴》诗中写道：“骏马能历险，犁田不如牛。坚车能载重，渡河不如舟。舍长以就短，智者难为谋。生才贵适用，慎勿多苛求。”领导者绝不能轻视被领导者的素质和能力。古今中外，每一位成功的领导者背后都有无数具有特殊素质和能力的特定人才。众所周知，刘邦夺取政权建立汉朝，那是因为有萧何、张良、陈平、韩信、樊哙等人的鼎力相助。
（二）被领导者对组织目标认同程度的影响
被领导者对所在组织目标认同程度越高，在工作中便会越专注、越投入，领导效能便会越高，反之领导效能会降低。由此可见，被领导者对组织目标的认同程度与领导效能成正比例关系。组织目标虽然不能依照被领导者的喜好来定，但在具体工作中可以充分利用被领导者对组织目标的强烈认同感来调动其工作积极性。当被领导者认为组织目标正确、合理、可行，他们在工作中会有方向感，会有内动力；而当他们认为组织目标偏离实际，执行只会徒劳时，在工作中则可能表现为消极抵抗或敷衍执行。目标是给人指明道路的一盏灯，即便眼前有这样一盏灯，如果不认可，恐怕也会视而不见，走起路来，难免磕磕碰碰，行动迟缓。管理上称之为办事不力，效率低下。松下幸之助曾说：“只要心中有愿望，众人的智慧是会自个儿聚集起来的。”组织目标如果代表被领导者的意愿，那么被领导者潜能将会被挖掘，工作绩效将大增，领导效能也会随之上升。海尔集团提出的“生产无缺陷产品”是质量管理的一个目标，这迎合了消费者的需求，同时也得到了员工们的认同，所以在生产过程中，为了把好质量关，大家一丝不苟，兢兢业业。海尔自从订立了质量生产目标以来，产品真正达到了“无缺陷”。
（三）被领导者对领导权威认同程度的影响
被领导者对领导权威的认同程度与领导效能也成正比例关系。在被领导者心目中，领导者权威越高，他们将越服从领导者，领导效能也就越高。在我国的《辞海》里，“权威”是指权力和威势，它包含权力和影响力两个方面。领导者的权威可以区分为权力性权威和非权力性权威。权力性权威和非权力性权威的结合构成了领导者的影响力或称领导者的魅力。对领导者的魅力，古代就很重视。《荀子·致士》言：“川渊深而鱼鳖归之，山川茂而禽兽归之，刑政平而百姓归之，礼仪备而君子归之。”权力性权威是一种职权式的权威，这种权威是上级所赋予的，它不会永远存在于一个人身上，而会随职务变化有所更替。非权力性权威则是一种内在权威，它是领导者自身素养、学识、外貌、气质、性格、能力等的综合性表现，是内在修养的外在表露。被领导者对于领导者权力性权威的服从带有被迫意味，而对领导者非权力权威的服从则带有自愿意味。具有感召力的领导者的非权力性权威越大，被领导者就会对他们有一种发自内心的敬仰、佩服。领导者的魅力体现在权力性和非权力性两者的紧密结合中。只有领导者具备了这种魅力，对被领导者有吸引力、凝聚力和感召力时，被领导者才会产生心悦诚服的认同感和服从感，并积极、愉悦地思考和参与被领导者所组织的活动。不同领导者由于个体差异性的存在，理所当然会导致魅力大小不同。我们不可能让所有被领导者对领导者的权威都有较高的认同。领导者如果不能使用非权力性权威征服被领导者，那就只有靠强制的权力来实现其领导。这种没有充分认同的权威所产生的效力肯定会大打折扣，反之，则会少费周折，事半功倍。
（四）被领导者对领导者领导方式认同程度的影响
被领导者对领导方式的认同程度也同领导效能成正比例关系。被领导者越是赞赏领导者的领导方式，那么工作积极性就越高，效能便越突出；反之，效能越低。领导方式是领导方法的一种表现，是领导过程中领导者、被领导者及作用对象相结合的形式，是在特定环境中领导者采用的作用于被领导者的行为方式。被领导者是行为方式存在的必要因素，他们对领导方式自然有发言权。领导方式按不同的划分标准有不同的分类：按领导权力的控制和运用程度可分为集权式、分权式与均权式的领导方式；按领导的指挥模式可分为强制命令式、自由放任式与教育激励式三种；按领导活动的侧重点可分为重人式、重事式与人事并重式。借鉴多位专家的划分方式，我们将领导方式归纳为两大类：强制集权型和自由民主型。强制集权型领导方式是领导者自行做主，采用权力控制的手段让被领导者完成任务的领导方式；自由民主型则是调动被领导者的自主参与意识，让其主动完成任务的领导方式。在实际领导过程中，不会有完全的强制集权，也不会有完全的自由民主。采用何种领导方式虽然不完全取决于被领导者的意愿，要受外部环境、被领导者素质、工作性质、事件性质多方面因素制约。当前社会被领导者素质整体提高，民主意识、参与意识日益强烈，他们渴望自主，希望领导者采取自由民主的领导方式。自主型的领导可增强被领导者的奉献精神及自我价值的实现愿望，他们会以主人自居，充分发挥主人的作用，协助领导提高工作效能。
（五）被领导者对所从事工作喜爱程度的影响
领导效能同被领导者对于工作的爱好成正比关系。被领导者对所从事的工作没有兴趣甚至讨厌，那么他的工作效能肯定不会高。英国蒙哥马利曾说：“一位整天锄草的园丁，绝不会培植出芬芳的花木来。”一般来讲，被领导者所喜爱的工作都是能发挥自己长处的工作。在这样的工作岗位上，他们才会心情愉快，全力以赴。被领导者的工作往往是领导者指派或任命的，为了提高领导效能，领导者在用人时应“用其长，避其短”。被领导者充分发挥自身优势时，他也就具有了最强烈、最稳定的工作动力。心情舒畅就会感觉一切都是美好的，感觉自己是幸运的，组织领导是可爱的，工作起来就会认真负责。这样，领导者在管理上便可以少花心血，效能反而会更高。
（六）被领导者所受到的激励程度的影响
在现代管理中，激励是个热门话题，也是领导者在领导过程中时常运用的手段。美国心理学家威廉·詹姆斯曾指出，一个普通人只运用了其能力的10%，还有90%的潜力可以挖掘。因此被领导者在适宜激励条件下会发挥更大的潜能。被领导者由于存在个体差异性，他们对于需要有不同的标准，有些激励对有些被领导者是动力，对有些被领导者则形同虚设。这就需要领导者在恰当的时候，以恰当的方式激励下属。激励不但要满足被领导者的物质需求，也要满足其精神需求。工资、福利、奖金是被领导者所应得的物质激励，除此，被领导者更需要领导的关怀、爱护、重视、认可，这样的激励并不是每一位被领导者都能获得的。对被领导者的教育培训也是一种激励，特别对于有进取心的下属来讲，无论哪一种教育培训，都会激励他们奋发图强，将知识和技能倾囊而出，实现自我价值。人性假设提出人既是“经济人”、“社会人”，也是“自我实现的人”，被领导者也不例外。只要这几种人性的需要得到满足后，他们的潜力就会最大限度发挥，领导者效能理所当然会提高。
（七）被领导者的凝聚力的影响
在一个组织中凝聚力越大，向心力也就越强，工作目标也就越容易实现。领导者确定的目标得到被领导者认同时，被领导者的凝聚力越强，领导效能将越大。人心涣散不利于领导。如果被领导者之间具有良好的人际关系，大家都朝着同一个目标奋斗，那么团队精神就会增强，组织的智慧与功能也会增大；如果被领导者为了私利而相互争夺，尔虞我诈，那么组织就会混乱复杂，组织的智慧和功能也会减弱。要想提高领导效能，必须使被领导者内部团结一致，同心协力，加强内聚力。被领导者对领导效能的影响因素，无论是自身因素，还是外部引发的因素，都应受到领导者的高度重视，并要求领导者根据被领导者的具体情况实施具体措施。这样，领导效能才会提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