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外政策是国际战略思想的具体实施与体现。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的外交政策，始终坚持从坚决维护中国的国家利益及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的总原则，根据世界力量对比和国际关系的变化，及时地加以调整和完善，从而使中国的国际地位不断提高，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创造了有利的国际环境。
1.对外政策的演变
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的对外战略始终以维护国家与民族利益、反对帝国主义和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为宗旨，保持着内在的连续性；同时我国的对外政策也在根据国内外形势的变化，进行着不断的调整，呈现出较为明显的阶段性，大致经历了以下几个阶段：
第一阶段，从新中国成立到50年代末。这一时期，为确保国家的独立与安全，新中国在对外交往中采取了“一边倒”、“另起炉灶”、“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的外交方针。
所谓“一边倒”，即坚决地倒向以苏联为核心的社会主义阵营一边，毫不犹豫地加入这一阵营。这是根据对当时的国际形势和中国具体国情的周密分析、判断所作出的合理的决策。当时，以美国为首的西方阵营对新中国采取敌视政策，不仅继续支持败退台湾的国民党蒋介石政权，同时对新中国实施禁运，并建立了针对中国的国际军事政治同盟。在国际上，资本主义阵营与社会主义阵营的“冷战”格局已经形成。在这种情况下，即使仅仅出于巩固社会主义阵营、整合社会及适应大规模恢复重建的需要等实际的考虑，中国也只能选择“一边倒”的外交方针。为实施这一方针，新中国建国前夕，中共即派刘少奇等秘密访苏寻求支持。1949年12月至1950年2月，毛泽东亲自赴苏联谈判结盟问题，并于2月14日在莫斯科签署《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标志着“一边倒”的外交方针正式确立。
“另起炉灶”，是指同旧中国的外交政策决裂，不承认国民党时期的一切外交关系，而要在互相尊重领土主权和平等互利的基础上同各国另行建立新的外交关系。对旧中国同外国签订的一切条约、协定要逐一审查，按其内容分别予以承认或修改，废除或重订。周恩来指出：“这一‘另起炉灶’的方针，使我国改变了半殖民地的地位，在政治上建立了独立自主的外交关系。”
“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就是把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特权和势力逐步加以肃清后，再请外国客人进来，以防止帝国主义势力捣乱。为此毛泽东提出：“不承认国民党时代的任何外国外交机关和外交人员的合法地位，不承认国民党时代的一切卖国条约的继续存在，取消一切帝国主义在中国开办的宣传机关，立即统制对外贸易，改革海关制度，这些都是我们进入大城市的时候所必须首先采取的步骤。在做了这些之后，中国人民就在帝国主义面前站立起来了。”表明了中国人民为维护国家主权和独立的坚强决心。
1949年9月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次会议上通过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简称《共同纲领》），把毛泽东提出的一系列外交政策进一步法律化，对新中国外交的基本原则作了规定。《共同纲领》第54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政策的原则，为保障本国独立、自由和领土主权的完整，拥护国际的持久和平和各国人民间的友好合作，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第56条规定：“凡与国民党反动派断绝关系、并对中华人民共和国采取友好态度的外国政府，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可在平等、互利及互相尊重领土主权的基础上，与之谈判，建立外交关系。”这些外交原则就从根本上与100多年来旧中国历届政府所奉行的屈辱外交划清了界限，维护了新中国的独立和主权，使中国彻底摆脱了半殖民地的形象，以一个崭新的姿态登上了国际舞台。
这个时期我国的和平外交政策，巩固了国家的独立，为社会主义建设争取到一个较为有利的周边和国际环境。首先，与社会主义国家迅速建立了外交关系。中苏两国还成了盟国。其次，与一些民族主义国家建立了外交关系。其三，同西欧、北欧的一些资本主义国家建立了外交关系。新中国彻底结束了旧中国屈辱外交的历史，开创了外交的良好局面，为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奠定了基础。
与此同时，我们党还提出坚持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发展同所有国家的友好合作关系。1953年12月，周恩来在会见印度政府代表团时，首次系统地提出了和平共处的五项原则，经过1955年的万隆会议为许多亚洲国家所接受。这五项原则后来进一步完整地表述为：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成为我国处理对外关系的基本准则，在国际上也得到了广泛的认可。
第二阶段，从20世纪50年代末至60年代末，中国采取了以“反帝、反修”为内容的“两个拳头打人”的外交战略。1956年苏共二十大以后，中苏两党由意识形态方面的分歧发展到两国关系的对立。1958年苏联向中国提出共同建立联合潜艇舰队和长波电台，遭到我国拒绝。1959年中印边界冲突，苏联塔斯社公开发表声明偏袒印度。1960年苏联把两党分歧扩大到两国关系，撤回在中国的苏联专家，撕毁两国经济合作协议，在中苏边境和蒙古陈兵百万，并不断对中国进行武装挑衅，制造事端，直到1969年，挑起珍宝岛事件，苏联霸权主义已严重威胁到了我国的安全。这意味着中国实行“一边倒”战略的国际条件已不复存在。同时，建国后直到60年代末，美国一直都被视为威胁中国国家安全的最危险的敌人。朝鲜战争发生后，美国不断地在中国的周边地区炫耀武力，组织军事同盟，致使中国的周边地区经常出现紧张局势。1954年和1958年的两次台湾海峡危机后，双方的对立和敌视又有所加剧。与之相对应的是，赫鲁晓夫上台后，美苏关系在50年代后半期有很大的缓和和改善。在50年代后半期，美国领导人相信，中国比苏联的危险还大，美国分裂中苏同盟战略的重点已经从促使中国同苏联闹独立转向促使苏联抛弃中国。60年代初肯尼迪入主白宫后，美国敌视中国的政策不仅没有改变，而且变本加厉，使两国关系更加恶化。美苏两强左右开弓，使中国陷入了空前险恶的国际环境。从50年代后期到60年代末，中国适应国际形势的重大变化，外交方针由原来的“一边倒”调整为“两个拳头打人”，即反对美苏的霸权主义，同时支持民族解放运动，坚持睦邻友好，迎来了与众多第三世界国家建交的高潮。在这段时间，中国同西欧、日本的关系有一定程度的发展。
第三阶段，从20世纪60年代末到70年代末，毛泽东提出了“一条线”、“一大片”外交政策。这一时期，苏联由于自身实力的增强，在苏美争霸中处于战略攻势。而美国则陷于越战的泥潭，国内反战声势浩大，再加上经济危机的冲击，不得不实行战略收缩。美国为了集中力量对付苏联的争霸，谋求从越南脱身，转而寻求与中国接近。此时，中苏关系进一步恶化。苏联在中苏、中蒙边境陈兵百万，不断挑起武装冲突，因而构成对中国安全的最大威胁。在整个70年代，美苏的战略态势已经易位，国际格局中苏攻美守的战略态势十分明显。苏联已代替美国成为全球头号霸权主义国家。
针对形势的变化，中国及时调整对外政策，提出了“一条线”、“一大片”的思想。所谓“一条线”，即从中国经过日本，从中东到西欧，南边到澳大利亚、新西兰，最后到美国，“一大片”是指这条线周围的所有国家。这一战略构想是针对苏联对中国的严重威胁，联合国际上一切可以联合的力量，在世界范围内建立反对苏联霸权主义的国际统一战线。从70年代初到80年代初，实行“一条线”、“一大片”的外交政策，中国对外政策调整为主要反对苏联霸权主义。在此期间，首先，中美改善了关系。1972年2月28日，中美两国发表了上海《联合公报》；1978年12月16日，发表了《关于建立外交关系的联合公报》；1982年8月17日，发表了《八一七公报》，这些公报成为中美关系的基础。其次，中美关系解冻，带动了中外建交（主要是同西方国家、日本）的第三次高潮。再次，1971年10月25日，第26届联合国大会通过决议，恢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一切合法权利。从此，中国开始全面参与国际事务，在国际舞台上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作用。
20世纪70年代初，毛泽东又提出了“三个世界”划分的战略构想。1974年2月，毛泽东同赞比亚总统卡翁达谈话时第一次提出关于“三个世界”划分的理论。他说：“我看美国、苏联是第一世界。中间派，日本、欧洲、加拿大，是第二世界。咱们是第三世界。”1974年4月，邓小平在联合国大会第六届特别会议上发言，系统地论述了毛泽东关于“三个世界”的理论。毛泽东这些论述的基本特点是：改变了传统的以意识形态为标准划分世界政治格局的思路，主张以经济为基础的多因素标准划分世界政治格局。“三个世界”划分的思想使世界反霸权主义的力量得到了最大限度的扩大，对维护世界和平具有重大意义。
第四阶段，从70年代末到80年代末，中国在外交政策上进行了根本性的战略调整。随着在国内党的指导思想上拨乱反正任务的完成和进入全面改革开放的现代化建设新时期，加上20世纪80年代以来，国际形势发生了变化，美苏争霸转入均衡、僵持阶段，而我国实行改革开放，综合国力提高，作为一个发展中的大国，是世界上一支重要的力量。邓小平根据形势的变化，对当今时代特征和总体国际形势作出了新的科学判断，得出和平与发展是当今世界的两大主题的结论，中国外交据此实现了两个重要的转变：一是改变了战争不可避免的估计，认为争取长时期的和平是可能的，为此中国把维持世界和平和促进人类进步作为自己外交的根本目标；二是调整了“一条线”战略，不同任何大国结盟或建立战略关系，不支持任何一方反对另一方，赋予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以新内容。
80年代中国外交政策的调整开创了中国外交的新局面：（1）中国与周边国家的睦邻友好关系取得了巨大的发展，进入了建国以来最好的、最稳定的时期。中国同朝鲜等国的友好合作关系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同蒙古、越南、老挝三个国家实现了关系正常化；与印度尼西亚恢复了外交关系，与新加坡等建交，并作为观察员国参加了东盟地区论坛会议，使中国与东盟各国的关系发展到一个新阶段；中苏关系在80年代中期发展较快，1989年实现了关系正常化；苏联解体后，中国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基础，同独联体国家发展正常的国家关系；中日关系在80年代一直稳步发展。（2）与西方国家的关系得到了进一步发展。80年代初，中美关系因台湾问题出现了一些曲折，但在1982年发表了《八一七公报》后，两国关系稳步发展。1989年春夏之交的政治风波后，美国政府对中国采取了一系列制裁措施，从而严重损害了中美关系。（3）与发展中国家的团结与合作不断加强。中国对第三世界不称霸、不当头、不输出革命，从而改善了同发展中国家的关系。中国同77国集团的关系也有了很大发展。（4）中国的多边外交日益活跃。在全球和地区的许多重大问题上，中国都是重要的参与者；中国领导人越来越频繁地参与多边外交活动，参与的领域从政治与安全逐步扩大到了经济、裁军与军控、人权、环境、社会发展等各个方面；中国人在越来越多的国际组织中担任重要职务；在中国召开的区域性、世界性会议逐渐增多。中国作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积极促进地区热点问题的解决，多次参加联合国维持和平行动。中国在多边经济领域的活动日益增加，于1980年恢复中国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席位。
第五阶段，是进入90年代后打破制裁，开创外交工作新局面的时期。20世纪90年代以来，国际形势发生了深刻而重大的变化，东欧剧变，苏联解体，二战以后形成的两极格局瓦解，世界朝着多极化发展。面对新的国际形势，以江泽民为核心的第三代领导集体，从容地应对各种复杂的局面，经受住了国际风云变幻的考验，为中国现代化进程营造了良好的和平国际环境，并对世界的和平与发展作出了贡献。中共十四大以来，中国在对外交往中灵活务实，举措自如，不断开创着外交工作的新局面，中国的国际地位及其在国际事务中的影响与日俱增。
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迅速壮大，中国与周边国家及发展中国家的关系不断巩固加强，同俄罗斯建立了面向21世纪的战略伙伴关系，同西方各国的关系进一步改善和发展，特别是1997年10月江泽民主席访美取得了丰硕成果，使中美关系重上正轨。中国同时还继续积极致力于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经济政治新秩序，在联合国与亚太经合组织（APEC）等国际组织中发挥了重大作用，并采取积极步骤加入了世贸组织（WTO）。中国排除了各种干扰，实现了香港的顺利回归。所有这一切，都表明了进入90年代后中国对外交往的巨大成就，这使得中国现代化进程具有了前所未有的宽松的国际环境以及良好的国际机遇。
党的十六大以来，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高举和平、发展、合作的旗帜，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强调中国的发展是和平的发展、开放的发展、合作的发展，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就是既通过争取和平的国际环境来发展自己，又通过自己的发展来促进世界和平，永远做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的坚定力量。党的十七大报告强调，始终不渝地走和平发展道路，是中国政府和人民根据时代发展潮流和自身根本利益作出的战略抉择。
中国坚定不移地走和平发展道路，是由下列因素所决定的：一是由中国历史文化传统所决定的。中华民族历来具有爱好和平的优良传统。二是由社会主义国家的性质所决定的。中国作为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是维护世界和平的中坚力量。三是由中国自身发展需要所决定的。中国现代化建设需要有一个和平的国际环境。四是由当今世界发展需要所决定的。和平与发展，是当今世界发展的主流。总之，坚定不移地走和平发展道路，是基于中国国情的必然选择，是基于中国历史文化传统的必然选择，也是基于当今世界发展潮流的必然选择，符合全国人民的根本利益，也符合人类社会发展进步的客观要求。
上述中国国际战略从“一边倒”到“全方位”的演变历程，同中国特定的国内政治经济环境及主观认识密不可分。在国际因素的作用下，中国对外战略的调整虽然呈现出了明显的阶段性，但其中维护国家利益、坚持独立自主和维护世界和平，始终被置于最重要的地位，保持了中国外交的连贯性。
2.我国对外战略演变的特点
纵观中国建国以来对外关系的演变，具有以下几个特点：
（1）从划分敌友外交到全方位外交的转变。
建国之初，中国强调在外交战线首先要分清敌友。当时区别敌友的关键是对战争与和平的态度。由于帝国主义特别是美帝国主义推行战争和侵略政策，因此中国在外交上坚决“一边倒”，即倒向苏联。“一边倒”战略的核心在于突出社会主义国家的地位，反对美帝国主义。后来随着苏联走上霸权主义和中苏关系的恶化，中国将苏联和美国一道视做两大敌对国，提出反对两霸的战略口号。当苏联对中国构成最大威胁而中美两国关系出现转机时，中国又提出“一条线”战略，希望建立包括美国在内的反对苏联霸权主义的联盟。在划分敌友的外交战略中，毛泽东的“两个中间地带”理论和“三个世界”理论，是中国外交上区分敌、我、友，建立国际反霸统一战线的理论依据。中国在敌我之间扩大“中间派”或“第三力量”，发挥直接同盟军和间接同盟军的作用，最大限度地孤立敌人。
80年代以来，中国的新外交战略更新了划分敌友的外交，转而实行全方位的外交。中国的全方位外交主要表现是：不结盟、不称霸、不当头，不以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划线。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同世界上所有国家建立和发展友好合作关系。中国全方位外交可称为不树敌的外交，或叫无敌国外交。但中国仍然反对霸权主义，认为霸权主义是践踏国际法的政策与行为，谁搞霸权主义就反对谁。中国的全方位外交，取得了很大成绩，1998年底以前，与中国建交的国家已有163个，遍及五大洲。
（2）从结盟外交到不结盟外交的转变。
中国在“一边倒”战略指导下，1950年签订的《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是典型的结盟性质的条约。条约的缔结，正如毛泽东所述，“使中苏两大国家的友谊用法律形式固定下来，使得我们有了一个可靠的同盟国，这样便利我们放手进行国内的建设工作和共同对付可能的帝国主义的侵略，争取世界和平。”后来奉行“一条线”政策时期，虽没有条约形式，但实际上同美国建立了反苏战略同盟关系，可以说具有某种结盟性质。结盟，是冷战时代的要求和特征。冷战结束后，中国的新外交战略从结盟到不结盟，在国际社会中树立了真正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形象。邓小平同志说，我们中国不打别人的牌，也不允许任何人打我们的牌，这个我们说到做到。
（3）从以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划线的革命外交到把国家利益放在首位的务实外交的转变。
在“一边倒”、“一条线”外交政策指导下，中国一度以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相同与否来决定对外关系的亲疏。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相同的国家，就是兄弟，关系就密切，形成一个“阵营”或“大家庭”；而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不同的国家，就与之对立、对抗、斗争。特别是“文化大革命”时期，中国提出“打倒帝国主义，打倒现代修正主义和各国反动派”，要建立一个“没有帝国主义，没有资本主义，没有剥削制度的新世界”。这种实现世界革命的臆想，严重影响了中国正常的外交关系。以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划线，决定外交关系的亲疏，这种做法是冷战时期的产物，存在着一些问题。
进入80年代后，邓小平提出要超越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建立平等、正常的国家关系。就是说，中国在对外交往中，不再以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划线，不以这两者的异同来决定国家关系的远近，也不以此划分敌、我、友。这样可以使我国多交往、少树敌，更好地发挥中国在国际事务中的大国作用。这一外交政策的重大改变，是根据国际社会发展的客观条件而提出的。因为当今时代两大制度长期以和平竞争的形式并存，两大制度之间一般不再以诉诸武力的方式解决争端。社会制度与意识形态不同的国家之间，在科技、贸易、文化、管理等方面展开了频繁的交流与合作，对全人类生存与发展的共同问题，如控制人口、减少饥荒、保护生态等方面，也开始了广泛的合作。
冷战结束后，国家利益已成为各国确定外交关系的最高准则。国家利益即国家主权利益，它包括国家安全利益、国家政治利益、国家经济利益、国际社会中平等互利的权益等四个方面。概括地说，国家利益就是国家安全利益与国家发展利益。在外交关系中，国家利益第一或国家利益至上是当今国际交往的大势所趋。在冷战时代两极格局体制下，因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不同而形成的“阵营利益”、“集团利益”、“大家庭利益”，要求国家利益屈从于“集团利益”，其结果必然滋生霸权主义与强权政治。随着冷战结束，两极体制的瓦解，各国独立自主意识增强，国际交往关系已超越了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界限，各国都从本国的利益出发，重新确定对外关系。邓小平在1988年10月会见尼克松时说：“考虑国与国之间的关系主要应该从国家自身的战略利益出发，……不去计较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差别”，“我们都是以自己的国家利益为最高准则来谈问题和处理问题的。”在对外关系中，必须把谋求以经济利益为主的国家利益作为最高目标来追求，这是当代中国开展“务实外交”的重要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