楚文化是我国古代文明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主要分布在湖北、湖南、河南、安徽、四川及其周边地区，曾经影响到大半个中国。湘楚文化与荆楚文化、巴楚文化一样，同属于楚文化的重要支脉，且因承传楚文化的主旨并形成于浩瀚楚域之湘资沅澧而得名。当然，作为华夏文化的源头，中原周文化的历史显得更为久远，它像婉转雄浑的黄河滋润了中原九州。荆湘楚文化则糅合了中原文化的神韵和楚蛮文化的芳馨，犹如绵延清丽的长江给荆楚大地以濡养。它与东邻西里的吴越文化、巴蜀文化，都是开放在上古长江流域的最为绚丽的区域文化之花。
楚蛮文化诞生于“三苗之居”。 “三苗”是一个族类繁复、部落众多的族系，包括楚人和部分越人、濮人等等。春秋时期， “楚介江淮”；战国时代， “楚地千里”。 “左有彭蠡之波，右有洞庭之水，文山在其南，衡山在其北”，是为“三苗之居”。《国语·郑语》和《史记·楚世家》都曾指出，楚人是祝融的后裔。祝融系高阳氏颛顼之后，任高辛氏帝喾的火正。火正的重要职责是观测天象，以正农时；春时“出火 ”（传播火种）烧荒以备耕种，冬时适时“内火 ”（保存火种）以备来年之用。由此可见，楚人的先祖是我国上古时代著名的天文学家。据《尚书 ·尧典》记载，祝融之后的羲和也是“历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时”的司天之官。他们是人们心目中的火神与农神。对于祝融的功绩，西周郑国的史伯赞曰： “夫黎为高辛氏火正，以淳耀敦大，天明帝德，光照四海，故命之曰‘祝融’，其功大矣！ ”南岳衡山祝融峰，既是祝融观测天象以正农时的处所，也是后人缅怀和祭祀火神祝融的地方。
到了商代，殷人将祝融部落称之为“荆”。《诗经 ·商颂 ·殷武》写道： “维女荆楚，居国南乡。”根据《诗经》的记载，当时祝融部落既受到殷人文化的熏陶，也遭到殷人武力的镇压。直到商末周初，荆人残部西迁丹水之阳，在酋长鬻熊的率领下，背弃日趋败朽的商纣，亲附如日初升的姬周。鬻熊辅佐周文王、周武王灭商有功，其曾孙熊绎被周成王分封于楚蛮之地，于是才有了“楚”这一正式的国号兼族号。
考察湘楚文化的源流，从历年发掘出的文化遗存中我们发现，洞庭湖西北部即常德地区的沅水、澧水中下游的原始文化，从属于大溪文化、屈家岭文化序列，与鄂西的沮漳流域的文化序列非常接近。沅澧中下游的原始文化在受到中原文化的影响并不断产生变化的同时，几乎于西周早中期便已形成具有地方特色的文化。据《史记·楚世家》记载，周成王“封熊绎于楚蛮。封以子男之田，姓芈氏，居丹阳。”熊绎所封丹阳的地望，虽然目前人们的看法并不一致，但较多学者根据枝江、松滋发现的遗存，认为其位置应在枝江一带。毗邻松滋的湖南常德、益阳，可能同属孕育楚文化成长的土地。例如位于澧阳平原的彭头山遗存，距今已有 8000多年历史，在城镇建设和水稻栽培方面都表现出很高的文明程度。
洞庭湖东部地区在西周的早中期，仍属于古越文化的分布范围。西周晚期即周夷王时， “熊渠甚得江汉间民和，乃兴兵伐庸、杨粤，至于鄂。”春秋时， “楚文王迁罗子自枝江居此（即今长沙市，建罗子国）。”从此，楚文化在洞庭湖东部地区占据了统治地位。考古资料还显示，春秋晚期，楚人进入湘西、怀化、邵阳及益阳安化、常德桃源地区开发资源。至此，楚文化几乎遍及整个湖南。八十年代初在资兴发掘出一批既有楚文化风貌、又有越文化传统的战国墓群；九十年代在湘西发现兼有巴、楚文化因素的墓葬。这些资料证明湘楚文化在融合其他文化因素过程中，已具备明显自身特征并逐步形成楚文化范畴的小区域类型。到了战国中期，楚国的经济、文化重心进一步南移。可能是楚灭吴后，出于与越对抗的需要，长沙开始成为楚国南方边陲的要塞，益阳、常德、湘乡、衡阳、资兴相继出现楚人的军事驻地。楚灭越后，湖南更是楚国稳定的战略后方，经济、文化也得以迅速发展。直到战国晚期，由于秦文化的扩展，楚文化才渐渐退出历史舞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