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43年，马克思和燕妮离开克罗茨纳赫，前往“新世界的首都”——巴黎，准备在这里继续进行战斗。
一到巴黎，马克思就被首都浓厚的革命气氛完全吸引住了。他把家安置在瓦诺街38号。那里还住着流亡作家威廉·海尔曼·莫伊勒，他是空想共产主义者，是“正义者同盟”的领导人之一。被警察视为共产主义者领导人的莫伊勒和艾韦贝克博士很快就把马克思带进了巴黎最积极和最先进的德国侨民圈子里。当时在巴黎的德国侨民至少有6万人，马克思很快就结识了各式各样的知识分子。许多熟人和朋友、民主主义者和空想社会主义者、科学家和艺术家在马克思和燕妮的家里进进出出，尽管主妇这时必须以极度的节省来维持家计，但他们对这里殷勤好客的气氛非常中意。在他们最常来的客人中，有一位就是亨利希·海涅。
海涅是一位优秀的革命民主主义诗人，他曾经是“青年德意志”文学——政治运动的著名领袖。海涅当年以诗歌为武器，积极地参加过反对封建专制主义的战斗，表现出了英勇无畏、坚贞不屈的革命气概，因此遭到普鲁士反动政府的迫害，被迫放弃了自己的国籍，在1830年法国民主革命以后，海涅便移居到巴黎。来到巴黎以后，由于同圣西门主义者、傅立叶主义者和路易·勃朗这样的一些社会主义者交往较多，海涅受到了极大的教育，认识到争取共和国的斗争即使能获得最后胜利，也不会使人民的物质状况有所改善，只有通过根本的社会变革才能解决问题。他还很快懂得了阶级形成的基础和阶级斗争的本质，预见到了正在形成的无产阶级未来的历史作用，认为只有那些无产阶级革命家才是能够负起解放人类使命的当代英雄。
1842年12月，当海涅在尤利乌斯·康培的出版社出版的一些著作遭到普鲁士政府查禁之后，就更激发了他的政治激进主义情绪，进一步提高了他的战斗精神。海涅在1843年6月1日写的《生活的道路》这首战斗诗篇中，宣布自己决心同新同志携手，一道参加同时代人的斗争。他这里所说的新同志，就是那些已在奔忙着的《德法年鉴》的创办者和撰稿人，其中当然包括马克思。在《德法年鉴》创刊前后的斗争中，海涅由于受到了马克思的影响，使他的革命民主主义思想具有一些共产主义色彩。
马克思和燕妮对这些伟大诗人的作品都爱不释手，赞叹不已。一方面，因为马克思和燕妮都喜欢诗歌，另一方面是因为海涅在政治方面和社会方面都持有与马克思相同的观点。例如，他在1842年写了这样一段带有预言性的话：
共产主义——这就是这个将用无产者王国及其一切后果来与资产阶级王国抗衡的可怕的敌人的秘密名字。至于我们，我们只知道，现在很少有人争论的共产主义，正是负有使命要在现代悲剧中扮演主角，哪怕是暂时地扮演主角的威严人物，只要一声召唤，他就要登上舞台。
正因为如此，马克思夫妇和海涅之间有着深厚的友谊就不足为奇了。艾琳娜·马克思后来写道：
有一个时期，海涅天天到马克思家里来朗诵自己的诗，并且向年轻的夫妇征求意见。有时一首八行的小诗要被海涅反复推敲无数遍，斟酌其中的某个词，直到诗篇达到完美的地步，直到不留下任何斧凿的痕迹为止。这得有很大的耐心才行，因为海涅对于任何批评都是非常敏感的。有时，当某个无名的下流作家在某家报纸上攻击了他的时候，他简直是泪汪汪地到马克思那里去。在这种情况下，马克思的办法是叫他去找燕妮，而燕妮的机智和亲切的款待很快就使这位垂头丧气的诗人振作起来。
马克思和海涅喜欢沿着河滨大道和巴黎中心市场作长时间散步。他们俩热烈谈话的主题往往是诗歌和政治。马克思对海涅的影响很深，关于这一点诗人曾经写道：“我的诗篇将会有更高的政治气息。”
海涅比马克思大20多岁，马克思觉得和他谈话特别有趣和有益。海涅早就熟悉了自由的和革命的巴黎，他尖锐地感觉到社会问题的头等重要意义。海涅很赞赏马克思，认为他是真正的革命领袖。当海涅写到“德国共产主义者的领袖”是“德国最有才能的思想家和最有魅力的人物”，是“德国仅有的一些拥有未来的生气的人物”时，他所指的正是马克思，正是在给马克思以应有的评价。
后来当马克思被驱逐出法国，即将离开巴黎时，虽然他通常不爱吐露感情，但在给诗人的信中还是写道：“在我要离别的人们中间，同海涅离别对我来说是最难受的。我很想把您一起带走。”
就这样，一位英勇无畏的革命家兼科学家同一位伟大的诗人各自使用不同的武器，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为祖国人民和各国人民争取幸福的未来而奋斗着。
另外，马克思在柏林大学上学期间和从事革命活动中，还结交了不少青年无产阶级革命家，同他们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如鲍威尔、卢格就是其中的两位。
布鲁诺·鲍威尔是柏林大学神学系年轻的副教授，他不仅学识渊博，而且是讽刺的能手，思想深刻而大胆。在柏林大学，马克思最喜欢听鲍威尔的课。
1838年至1841年鲍威尔出版了批判神的启示和福音史的丛书。他认为，基督教不是教团神话学说创造的产物（如斯特劳斯所断言的那样），而是个别人，即福音书的作者（福音书的传道者）自觉活动的产物。因而，历史的决定力量不是实体，而恰恰是自我意识。现在当基督教成为今后发展的最大障碍时，主要任务就是把人类从宗教的束缚下解放出来，只有自我意识才能完成这个任务，这一次应该成为自我意识体现者的不是福音书的传道者，而是批判地思考的理论的思想家。
鲍威尔所宣传的这些进步的思想使马克思深受启发。他很想有更多的机会与这位年轻的副教授接触交谈。
鲍威尔还是柏林“博士俱乐部”的精神领袖。马克思刚开始加入这个俱乐部时，先是倾听其他成员的辩论发言，后来很快就卷进了这里的讨论，并且在辩论时，常常援引历史、哲学、文学中的大量事实、例证，以自己渊博的知识经常使对手目瞪口呆。马克思机智而生动的论断博得同行们普遍的发自内心的尊敬；特别是鲍威尔深深喜欢和敬佩这位“博士俱乐部”里最年轻的才华横溢的青年。为了有更多的时间与马克思交流思想，鲍威尔又选择了一间简朴的大学生宿舍，把它作为每周日和青年马克思会面的最好地方。他们在这间房子里常常促膝长谈到深夜，没有不讨论的问题，客人们全神贯注地倾听马克思的意见，马克思呢，则是始终热情洋溢地陈述着自己的推断、疑惑和结论。
马克思突出的个性和卓越的才能深深地影响着俱乐部的成员。特别是对博士俱乐部的精神领袖鲍威尔也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他们认识虽然只有两年，但却极为亲密，差不多每逢节假日的晚上，都见到他们形影不离。他们一起在街头漫步，准确而恰当地遣用辛辣的词语，使得两人大笑不止。他们相互不存在任何秘密。
正是由于马克思对鲍威尔产生了这样大的推动作用，才使得鲍威尔对马克思恋恋不舍，觉得离开了马克思无论在思想上，还是在精神上都是一个很大的损失。鲍威尔由于工作需要，从柏林大学调到波恩大学去工作后，经常回忆起在柏林“博士俱乐部”里和马克思在一起那种生动活泼的学术讨论的情景。虽然马克思比所有人的年龄都小，当时还是一个没有任何学位的大学生，但是鲍威尔十分器重他，把他当成自己的好朋友，不愿意和他分开。1840年初，鲍威尔从波恩给马克思的信中叹息到：“哪里还有小玫瑰花呢？只有当你来到鲍威尔身旁时，他们才会重新对我开放。我这里，娱乐、欢愉等等是够多的，谈笑也并不缺少，但是还从来没有像在柏林即使是当我们一起漫步街头时那样笑过。”
马克思和鲍威尔在柏林结下了深厚的友谊，鲍威尔离开柏林去波恩后，马克思还经常到鲍威尔家里，每次去，鲍威尔的妈妈都热情地接待他，并拿出上等的雪茄给马克思抽。
1840年至1841年，马克思正在抓紧完成他的博士论文，鲍威尔也急切地催促马克思快些结束他的博士考试，以便能够投身到进步与反动、科学与宗教之间业已临近的决斗中去。而马克思也希望尽快取得博士学位，到波恩大学任教，和鲍威尔一起继续进行战斗。
正当马克思取得了博士学位，准备奔赴波恩，去会见他的老朋友——鲍威尔时，政治风云发生了急剧的变化。鲍威尔因为对福音书批判的著作第一部问世，和在柏林参加了一次自由主义者集会，会上作了一篇简短的演说，直接地表达了对政治自由主义的渴望，并且转弯抹角地批判了封建专制主义的反动实质，因而立即激起了政府和国王的不满。国王直接下达指示：将布鲁诺·鲍威尔开除出波恩大学，并且宣布今后取消他在所有大学执教的权利。
鲍威尔从波恩大学被驱逐一事立即在鲍威尔的朋友中间引起了愤怒，大家都认为，国王与政府的决定，是对学术自由的侵犯，标志着进步与反动、科学与宗教之间无可挽回的破裂，必须立即起来反击反动政府的这一挑衅。至于鲍威尔本人，并没有因此而垂头丧气，他对自己所遭受的打击抱着冷静的态度，并且拒绝了要他在柏林从事专门著述并领取国家津贴的官方建议，在这种情况下，马克思原打算去波恩大学做哲学教授的希望也就落空了。
这些情况的出现，使马克思清醒地认识到，原来仅存在于大学讲坛的学术自由也被取消；封建制度和民主自由是势不两立的，必须采取新的斗争形式，向反动政府开战。于是马克思和他的朋友鲍威尔携起手来，决心创办一份激进的杂志，名为《无神论文库》，公开宣传无神论的观点，同封建反动势力的精神支柱——宗教展开针锋相对的斗争。他们共同撰写了反对基督教的抨击性小册子《对黑格尔、无神论者和基督教者的末日的宣告》。文章揭示了青年黑格尔派必须将理论变成实践的一般论题：“理论原则应该直接转向实践和活动……哲学在政治领域中也应成为一股积极的力量，坚决地冲击和动摇现存制度，如果他同哲学的自我意识发生矛盾的话。”这个论题在这里采取了直接号召的方式，要求哲学家建立现实的政治反对派来反对现存国家。
这本书的发表在舆论界产生了广泛的反响，促使鲍威尔和马克思继续写这本书，并准备出版第二部——《黑格尔对宗教艺术和基督教艺术的憎恨和他对国家所有实在法的取消》。
在《末日的宣告》第二部的写作中，鲍威尔在1842年1月结束了自己写的几章，这时马克思却推脱自己身体不好和有其他生活琐事，一天天地拖延这项工作的完成。马克思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在1841年至1842年之交，开始了青年马克思的思想发展的新阶段，这是他的革命民主主义观点完全形成的阶段——把哲学和政治直接结合起来的阶段，而鲍威尔是不能够跨出这样新的一步的。就在《末日的宣告》的写作过程中，马克思开始越来越明显地意识到自己的立场同鲍威尔不一致。隐蔽的分歧逐渐明朗化了。而《末日的宣告》第二部由于马克思没有写，鲍威尔不得不只把自己写的几章作为《末日的宣告》的第二部出版，书名是《从信仰的观点斥黑格尔关于宗教和艺术的学说》。因为缺少了马克思所写的几章，《末日的宣告》的第二部不过成了第一部的翻版，没有获得成功。
当然，马克思和鲍威尔之间的个人联系还继续保持了一段时间。但是同鲍威尔的接触中已不再有合作的关系，后来接触也完全停止了。
在马克思和鲍威尔之间的关系破裂以后，卢格坚持革命民主主义立场，同马克思团结、战斗在一起。
阿尔诺德·卢格，是青年黑格尔派的哲学—政治运动中的著名领袖。卢格于1802年出生在德意志帝国的卢根河畔的卑尔根。从1821年到1824年间，先后在哈雷、耶拿、海涅尔堡等地学习哲学，并且成了“大学生协会”中的活跃分子。他能够大胆地反对专制制度，主张结束封建割据局面，实现国家的统一。因此，当反动政府在1826年查究“煽动者”的时候，卢格作为“大学生协会”的重要成员而被判处14年徒刑。不过，卢格实际上只坐了4年的监狱，到1830年便获释放。得到自由后，卢格继续从事民主宣传活动。从1832年起，卢格在哈雷大学执教，担任哲学原理和古典哲学史这两门课程的讲师。卢格还下力气从事科学研究和著书立说的学术活动，并且很快就获得了显著的成就，于1837年出版了《新美学入门》一书。这时，卢格已走进刚刚兴起的青年黑格尔派的哲学—政治运动之中，并且站到了这一斗争的最前列，成为这个运动的领袖。
青年黑格尔派在1838年创办了《德意志科学艺术问题哈雷年鉴》，卢格担任了该刊的主编。在卢格的领导下，《哈雷年鉴》捍卫对一切旧事物进行批判的权力，捍卫科学和国家不受教会束缚的独立性。因而这家杂志很快就遭到了正统教派和保守派的猛烈攻击，把它卷进了政治斗争的旋涡，从而使其成了青年黑格尔派反击反动势力的中心阵地。
在这场斗争中，卢格首当其冲。新教正统派分子亨利希·利奥公开发表文章和小册子攻击《哈雷年鉴》，把它说成是无神论和革命的温床，卢格对利奥进行了坚决的、有力的还击。卢格在1838年7月27日发表的《对〈哈雷年鉴〉的告密》中，证明利奥攻击的是政治自由主义原则，卢格在这时极力想消除黑格尔哲学的保守体系和革命的辩证法之间的矛盾，使黑格尔哲学为政治自由主义服务，并且按照政治自由主义原则对普鲁士国家加以改造，促进它去完成自由的最高使命，以对抗在政治浪漫主义名义下联合起来的一切反动势力。1839年初，卢格辞去了在哈雷大学的教学职务，专心致力于《哈雷年鉴》的编辑、出版工作，并使这家杂志采取了公开反对普鲁士反动国家的政治立场。
随着《哈雷年鉴》由哲学—宗教的自由主义转向哲学—政治的自由主义，柏林的“博士俱乐部”也开始参加了这场斗争，并且使它的成员们在青年黑格尔主义运动中起着越来越大的作用。聚集在《哈雷年鉴》周围的青年黑格尔分子中间，就有马克思。当普鲁士反动政府在1841年6月禁止了《哈雷年鉴》的出版时，首先是马克思，对国王威廉四世新颁布的书报检查制度感到特别气愤。为了支持卢格刚刚创办起来的新杂志《德意志年鉴》，马克思挥笔写下了《评普鲁士最近的书报检查令》一文，于1842年2月10日寄给了卢格。这篇标志着马克思直接跨入政治生活、第一次公开批判普鲁士反动政府的文章，虽然在反动的书报检查制度的压制下没有能够及时地在《德意志年鉴》上发表出来，但得到了卢格的赞赏。后来，卢格就把马克思的这篇文章发表在自己主编的《德意志现代哲学和政治界轶文集》第一卷上。
在卢格的支持下，马克思经常在《德意志年鉴》上发表文章。当青年黑格尔派中的柏林“自由人”集团，在反动政府施加的强大压力下，表现出由狂热到灰心的小资产阶级摇摆性的时候，在马克思同过去的老朋友鲍威尔兄弟的关系越来越远，以至最后决裂的情况下，马克思仍然和卢格团结、战斗在一起。这是因为，卢格这时在政治思想上，仍然表现出了最激进的革命民主主义倾向。和鲍威尔兄弟所持的观点相反，卢格认为，批判必须是给新时代的精神开拓道路的、全面的革命；这一革命的目的，必须是提倡无神论和人民的主权，从而实现人道主义和共和民主制。由于卢格继续坚持革命民主主义的立场，所以使他所主办的《德意志年鉴》面临着被查封的危险。
1842年8月，卢格在《德意志年鉴》发表了一篇战斗性的论文——《黑格尔法和现代政治》。卢格在文章中指出，批判哲学必须借助于对现有制度的批判，推动历史向前发展；而这种批判在德国还是太抽象，应当使它更加接近于实际生活；但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把法国人的实干精神和德国人的理论精神结合起来，把政治斗争和哲学批判结合起来。这种鲜明的政治立场，表明卢格对国家、社会和政治斗争有了正确的认识。这时，马克思在思想上、政治上已经走到了其他青年黑格尔分子的前头，他和卢格还有共同语言。
在青年黑格尔派内部分化的过程中，卢格和马克思站在一起，积极地参加了对柏林“自由人”集团的斗争。不久，他们共同在法国创办了《德法年鉴》，并且为此而展开了频繁的交往。
然而，在这段时间里，马克思和卢格之间也产生了一些意见分歧，只是还被合作这个主要的方面暂时地掩盖着。他们之间的分歧，首先表现在对斗争形势的分析上。他们虽然都承认帝国政府已把德国推进到了政治反动的境地，但卢格却由此产生悲观失望、垂头丧气的情绪，认为在被反动派弄得腐败不堪的德国，没有任何可以寄托希望的力量；而马克思却越来越坚决地展开了反对普鲁士专制主义的斗争，并且对自己祖国的发展前途充满了信心。其次，在筹办《德法年鉴》的指导思想上，也存在着根本分歧。卢格不想使新杂志具有彻底的民主主义革命色彩；而马克思则主张在新杂志中把德国的哲学激进主义同法国激进主义结合起来，使《德法年鉴》更加旗帜鲜明，成为像《莱茵报》那样的争取革命民主主义的政治斗争和社会斗争的阵地。再者，在选择新杂志的撰稿人方面，特别是对伟大诗人亨利希·海涅的看法上，卢格指责海涅放荡轻浮，低估了这个“青年德意志”文学—政治运动的著名领袖的成就和作用；而马克思却十分重视海涅，终于把他争取到《德法年鉴》的主要撰稿人的行列中来了。
马克思和卢格之间的这些分歧，不仅由于初期的合作而被掩盖下来了，而且更主要的是因为卢格到巴黎后不久就病倒了，领导创办新杂志的工作由马克思全部承担下来。因此，他们之间的意见分歧没有发展成公开的冲突。但是，这毕竟不能长久。到了1844年4月中旬，由于普法两国反动政府的扼杀，《德法年鉴》被迫停刊。《德法年鉴》停刊以后，马克思和卢格之间的合作也就停止下来了。
就在这时，卢格和马克思之间的意见分歧发展为决裂。决裂的根本原因，是他们对待共产主义的不同态度。在创办《德法年鉴》期间，马克思写作并发表了《论犹太人问题》、《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完成了从唯心主义到唯物主义、从民主主义到共产主义的根本转变，成长为无产阶级革命家。与马克思相反，卢格不但没有在政治思想上获得进步，反而倒退了，他仍然以一个激进的自由民主主义者的姿态出现，主张维护现存的剥削制度，顽固地拒绝接受共产主义的观点。特别是当卢格在巴黎通过德国政治流亡者了解到一些无产阶级的状况和共产主义思想之后，他竟然在精神上紧张起来，以为无产阶级的胜利和共产主义的实现将导致文化的沦亡。对于这一点，马克思根本不能让步，而是立即开展了原则性的斗争。
此外，卢格在处理《德法年鉴》杂志的财务问题上的错误做法，也是导致他和马克思决裂的重要原因。
《德法年鉴》的财务状况一开始就非常糟糕，卢格把这方面的责任归咎于马克思。因此，在卢格病愈后，他就立即抓去了财权。作为一个富裕的和生财有道的人，卢格不但善于通过各种投机交易来发财致富，而且还由于过分注重金钱而使自己变得十分小气，甚至可以说是很不道德的。在《德法年鉴》的创刊号出版以后，卢格立即出卖了一批杂志，把自己的大部分投资收了回来，而他在这时刚好利用证券投机又弄到很大一笔钱。尽管卢格手头非常充裕，但他却拒绝支付马克思的稿费，只给马克思一部分杂志顶数，使马克思的生活陷入了极为困难的境地，经济上紧张得使人焦躁不安，因此马克思对卢格的指责就更加尖锐，终于导致了他们两人之间的彻底决裂。
1844年7月24日和27日，卢格以“普鲁士人”为笔名，在巴黎用德文出版的《前进报》上连载发表了一篇长文——《普鲁士国王和社会改革》。卢格的这篇文章从根本上抹杀了德国西里西亚纺织工人运动的革命性质，完全附和普鲁士国王的阴谋诡计，为普鲁士国王辩护。
对于卢格这种出卖灵魂、取消革命的卑鄙行为，马克思感到非常气愤，于是写下了《评“普鲁士人”的〈普鲁士国王和社会改革〉》一文，连续发表在1844年8月7日和10日的《前进报》上。从此，揭开了马克思和卢格之间公开论战的序幕，并宣告了他们之间的彻底决裂。
在马克思从事无产阶级革命斗争中，除了上面谈到的几位之外，他还结交了一大批德国籍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其中最著名的有约瑟夫·莫尔、卡尔·沙佩尔、威廉·沃尔弗、弗里德里希·列斯纳、罗兰特·丹尼尔斯、约瑟夫·魏德迈、格奥尔格·维尔特、斐迪南·弗莱里格拉特、恩斯特·德朗克、康拉德·施拉姆等等。在这些著名的人物中间，有的是工人阶级出身的革命家，诸如莫尔、列斯纳等人；也有的是献身于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革命知识分子，诸如沃尔弗、魏德迈、丹尼尔斯等人；还有著名的革命诗人，如弗莱里格拉特、维尔特等人——他们在青年时代就是文坛上受人尊敬的作家。此外，马克思还特别注意英国的工人运动，这样一来就同英国宪章派的著名左翼领袖乔治·朱利安·哈尼和厄内斯特·琼斯等发生了密切的交往。
从以上可以看出，青年马克思在从事无产阶级革命的最初年代里同那些革命民主主义者有着广泛的、密切的交往。这中间，有的人和马克思志同道合由战友发展成终生的朋友；也有的人，开始同马克思生活战斗在一起，保持着友好的往来，后来由于立场观点的差异和理想志向的不同，没有能保持终生的友谊。马克思在交友中坚持这样一个原则：凡是不能作为他的战友的人，也不能成为他的朋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