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外闯荡了许多年之后，莫扎特及父亲终于又回到了他们的故乡萨尔茨堡。那时莫扎特已经15岁了。
萨尔茨堡人生活很随便，喜欢开玩笑，热爱音乐、游戏和跳舞。尽管他们自己有个宫廷，尽管这个宫廷十分豪华奢侈，但它毕竟只是个小宫廷。看了欧洲的大都会以后再和这里一比较，这宫廷就立刻黯然失色了。
莫扎特在外增长了见识之后，在家乡一方面恣意取乐，一方面又骂它粗俗不堪，这使他常常自相矛盾。他对一切艺术形式都有着高雅的欣赏力，然而他开起玩笑来又是明显地粗鲁、下流。他能和嘴皮子最灵的邻居们逗哏耍嘴，大讲笑话，但又总是对他们讨厌到了恨不得马上躲开的地步。他喜欢和他们一起吃喝玩乐，但他一转眼又会来个大转弯，指责起他们的俗气来……
莫扎特把周围的自然美都视为理所当然，甚至好像对这一切都满不在乎，然而他对鸟儿和户外活动的热爱又反映出自然美对他的影响。他只要有可能，总是愿意在花园里工作，他的乐曲中那种宁静的澄澈感和萨尔茨堡对他的影响是分不开的。
回到故乡，全家仍住在格特赖德巷的那栋房屋里。父亲也仍然担任着宫廷的乐队副指挥，莫扎特则有个次要的职位。这时的姐姐玛丽安妮主要是帮助母亲管理家务，抽空给人上几堂音乐课挣点钱。很快，全家人就都介入了镇上的社交活动。
当时萨尔茨堡的社会地位的区分仍十分严格。
大主教和几个显赫的贵族高高在上，门户森严。稍低一些的是一批较小的贵族和绅士，他们都隶属于宫廷。莫扎特一家和他们有一些来往，但他们真正的朋友还是在更低的一个阶层——善良、朴实的城镇居民，诸如房东洛伦茨·哈格诺尔和哈夫纳一家人。莫扎特曾倾心为他们家的喜事写了优美的D大调《哈夫纳》交响曲（K·385）以及同样动听的D大调小夜曲（K·250）。
社会地位低于莫扎特一家的是18世纪典型的下层阶级，贫穷、愚昧，迫于生计，成天就为香肠和盐的价格操心。当时就有一段话概括了这个小镇及其风俗：“乡村老爷是打猎第一，教堂第二；地位处于其下者是教堂第一，打猎第二；再次者是吃喝第一，祷告第二；最底层者则是祷告第一，喝酒第二，吃饭最后。前二者的风流韵事都遮遮掩掩，后两者的桃色艳闻则是不避众目。全体一致的是生活都淫荡不羁。”说萨尔茨堡人都“淫荡不羁”，显然有失偏颇，但萨尔茨堡人的随便和豪爽在当时的欧洲是出了名的。
莫扎特一家参加最多的社交活动就是和邻居或者亲朋好友们一同玩套圈游戏，他们每星期天的下午都要到朋友家去玩这种游戏。他们有时也打扑克，有时奏一曲室内乐……
除了四旬斋期间，舞会经常不断。镇上的人每次都请莫扎特为舞会谱几支舞曲。市政厅旁有一个娱乐厅，那里常常举行化装舞会，莫扎特是个引人注目的参加者。
1772年的春天，莫扎特已经16岁了，爽朗活泼，生气勃勃，而且比他一生中任何时候都显得更英俊。他面色红润，和那双灰色的大眼睛、漂亮的金黄色头发配在一起显得很协调。每到正式场合，他的金色头发就被假发所遮盖了。他一直很讲究穿着，身上也总是穿着好衣服，那是他必备物品的一部分。他很知足，由于他很小就接触了广阔的社会（虽然还很肤浅）。他的性格变得十分沉静，举止也很有分寸。此时的莫扎特已进入了青春期，于是裙子的——声开始在他的耳边响起来了。
莫扎特常常被比做多情、奔放的凯鲁宾诺（莫扎特的歌剧《费加罗的婚礼》中伯爵的侍仆，他爱上了伯爵夫人。）——一个沉湎于爱恋之中的青年，以婉转含哀的曲调倾诉出他的脉脉柔情。尽管父亲对他严格监督，一直给他灌输崇尚美德、自我克制的青年修养，但他无法彻底铲除莫扎特发自内心的青春冲动。
那时的年轻小伙子总免不了和姑娘们调笑嬉戏，偷接几个吻，暗捏几次手，而他时常充当头目……
对于莫扎特来说，经常是某个姑娘通过某种方式迷住了他，他也就对这个情人热恋上几个星期，但不久又另交新欢。他把这些非常吸引人的细小艳事都告诉了姐姐玛丽安妮。他和父亲一起外出时，大部分信都写给姐姐玛丽安妮而不写给母亲，潦草的信中不断地提到他那些短暂相好的情人。
“告诉穆勒·冯·莫尔克，我希望她能给我和上次四重奏一样的报酬。她知道那是什么”。信中的瞎话有一半是胡思乱想。“请向罗克思莱娜致意，吩咐她今晚和魔鬼一起喝茶。请向米策尔小姐转达我最诚挚的问候，告诉她不应怀疑我对她的爱情，我的眼前每时每刻都浮现她着长睡衣的迷人身影。我在这里看到了许多漂亮姑娘，但没有一个像她那样美丽”。
当然了，在给姐姐玛丽安妮的信中他也汇报了自己的一些工作业绩。“我的歌剧《牧羊的国王》，感谢上帝，于昨天（1775年1月13日）上演了。一切都非常成功，简直没法向妈妈形容那轰动一时的景象。首先，整个剧院都挤得满满的，好多人实在挤不下了，只好离开。每一段咏叹调唱完之后都是欢声雷动，鼓掌高喊：‘大师万岁’！……歌剧结束，芭蕾舞开始的这段休息时间里掌声、欢呼声此起彼伏，经久不息……爸爸和我后来去……吻了选帝侯和他夫人的手。也吻其他显贵的手，他们都很优雅有礼。……向所有的男女朋友问好！……再见！一千遍地吻宾派尔”。信中还有：“再见，我的小心肝。吻你，我的小肺。我的小胃，我永远是你微不足道的手足兄弟沃尔夫冈（莫扎特）。”
“求求你，求求你，我亲爱的姐姐，一个什么玩意儿在咬我——替我抓抓！”
莫扎特及父亲到米兰和慕尼黑去写歌剧的原因是他们越来越确信，莫扎特在故乡萨尔茨堡已经前途无望了。
莫扎特16岁时，父亲原先的雇主西吉·斯蒙德·冯·施拉腾巴赫大主教死了，继任者是威名素著的赫罗尼姆斯·格拉夫·科罗莱多。这个赫罗尼姆斯和萨尔茨堡人的关系搞得很僵，而对于萨尔茨堡人引以骄傲的莫扎特一家更是以苛刻的待遇来进行报复。
主教大人把宫廷中的所有肥缺都给了外国人，其中音乐方面的好职位都让意大利人占了。莫扎特父亲梦寐以求的乐队指挥的职位空缺时也没有被任命补缺。不仅如此，本来早该得到个体面职位的莫扎特仍然担任着年俸150盾的卑微小职。即使这样，他还写了一大批非常出色的音乐作品——弥撒曲、应答祈祷曲、两重轮唱、组曲、各种轻音乐、大量的协奏曲和交响曲。
这期间，莫扎特的作品有了显著的进步。每次有了值得一写的题材，他和父亲就得出一趟远门。就这样他在米兰写下了《路齐奥·西拉》；翌年为著名的男唱女声歌唱家罗兹尼写了充满朝气的圣歌《喜悦，欢腾》；在慕尼黑写了《扮成园丁的姑娘》和《牧羊的国王》。尤其是圣歌中赞美天主那一段的曲调，无论从主题思想还是艺术形式上来讲，其成就都是不朽的。它竟然出自一个17岁的少年之手，真令人难以想象。
尽管如此，由于赫罗尼姆斯的从中作梗，莫扎特的这一切都等于白干。
春去秋来，年复一年，莫扎特一晃已在故乡萨尔茨堡呆了近6年了。他已21岁了，可在世界上仍没有什么地位，也谈不上前途。
这种绝望的状况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于是家里的客厅经常有冗长的商谈。莫扎特和父亲隔着桌子你看看我，我看看你，母亲和姐姐拿着针线活坐在一旁，不住地摇头。
莫扎特认为他和父亲都应该辞去宫廷里的工作，全家4口人一起出去在整个欧洲逛上一圈。他觉得这将像童年时的旅行一样成功。父亲则明智得多，他知道这是不可能的。幼小的神童很容易引起轰动，可对于两个演技超群，但名声不是十分大的青年钢琴家来说，要赢得愿意花钱买票的听众却是困难重重的。
父亲最后决定他和莫扎特必须再出去旅行一趟。这一次应当尽一切努力为儿子搞到某个宫廷里的职位，并把他留在那里。于是父亲为自己和儿子向大主教赫罗尼姆斯请长假，可事情并没有他想象的那样简单。
当他向主教大人说出了自己的请求后，谁想到主教大人断然拒绝了他的请求。这使得莫扎特父亲惊得目瞪口呆。他原以为出去旅行会停发工资，可怎么也没想到会干脆不准他走！
看到父亲惊得不知如何办才好的样子，以及主教大人的冷漠表情，莫扎特终于按捺不住心头的怒火了。他生平第一次采取了自己的行动。在谁都没来得及阻止的情况下，他毅然递交了自己的辞呈，这使父亲惊愕万分，更使主教大人大吃一惊。
主教赫罗尼姆斯原以为莫扎特父子都可以任由他欺负，现在这个看上去无忧无虑的小莫扎特居然敢和他对抗，这的确使他震惊。虽然他对音乐并不精通，可完全清楚莫扎特的重要性。他沉思了片刻，然后接受了莫扎特的辞呈。而对其父亲，则命令他在宫廷中待下去。
全家总得过活呀——要是谁也没有个固定收入，怎么活得下去呢？可怜的莫扎特的父亲又一次在命运面前低头了。
莫扎特对于主教大人接受他的辞呈感到心花怒放，大有一种彻底摆脱了束缚的感觉。他幻想着一个人出去旅行，在去巴黎途中碰上哪个宫廷愿意接纳就呆上几天，像过去和父亲旅行那样，再造辉煌。可是，父亲却没有他那样的乐观，他一想到儿子单独旅行可能发生的事情就不寒而栗。莫扎特肯定会错过这个机会，不是忘了去这个地方拜访，就是在那个地方浪费了过多的精力。父亲甚至想到儿子可能交上坏朋友，会把时间耗在和随便哪个偶然碰上的傻小子胡吹上面；他可能跳舞、喝酒、熬夜、追求姑娘们……不光是姑娘……还有女人；他说不定会为某个女人干出蠢事来；他可能——噢，上帝——他可能陷进去……结婚……甚至更糟……丑闻……疾病……父亲再也不敢联想下去了。从宫廷回来后，父亲一会儿跺脚，一会儿双手捧住头，整日里在家叹气。一时间，家里变得沉闷和毫无生气了。
慢慢地，除了莫扎特外，全家人都想到了同样的解决办法。
莫扎特不能单独出去，这是毫无疑问的。这孩子从来没有离开父亲自己度过一个白天或者单独过夜，决不能把他像个流浪儿一样扔到社会上去。唯一可选择的方案就是：母亲和他一起去。
虽然在谋取永久职位的微妙外交场合，母亲起不了什么作用，但父亲可以通过写信来指导这方面的每一步骤。他可以每天写信，莫扎特必须把每次拜访的详细情况都写信告诉他。
对于全家人的这个决定，莫扎特没有硬顶。他当时还没有产生要彻底摆脱父母、完全独立的强烈欲望。他更向往的是离开萨尔茨堡。母亲陪着自己走总比去不成好。再说，他也很尊敬他母亲。更何况母亲只是陪他至找到工作、安定下来为止。那时她就会回家，他就要飞翔起来——成为社会的一员和一名艺术家。所以，莫扎特对于这种安排欣然接受。
只是母亲对离家远行却伤心至极，简直打不起精神来收拾东西了。在孩子们小的时候她就憎恨过那毫无结果的漫长旅程，憎恨过旅途中的一切烦恼、变化和不适。她甚至恨路上要经过的新教德国，那里的人们都是异教徒，在星期五还硬要卖肉给她。然而，母亲毕竟是母亲，她即使是满含着泪水，仍然为自己的爱子做着准备。她和姐姐一起去做了弥撒，为全家、为莫扎特的成功，让丈夫和玛丽安妮放心而祈祷。
与此同时，莫扎特的父亲四处奔走，筹措路费，为一个即将踏上征程的年轻艺术家准备一套像样的装备。
上路的日子终于到了，1777年9月23日，莫扎特在母亲的护伴下启程了。马车滚动起来时，母亲躲在车的角落里，把头埋在垫子上，潸然泪下。至于莫扎特，他也感到十分难过。因为在告别的时候父亲“伤心至极，几乎晕倒”，姐姐玛丽安妮哭得“那么伤心，我只好想尽一切办法来安慰她”。尽管如此，只要离别的痛苦一过，莫扎特就坐直了身子，透过车窗望着向后倒退的山峰和萨尔茨堡的塔尖。他知道：自己已经走上了为艺术家而奋斗的路程。无论这条道路多么曲折、坎坷，他也必须坚定地走下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