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
世俗之为说者曰：“主道利周。”是不然。主者，民之唱也；上者，下之仪也。彼将听唱而应，视仪而动。唱默则民无应也，仪隐则下无动也。不应不动，则上下无以相胥也。若是，贝与无上同也，不祥莫大焉。故上者下之本也，上宣明则下治辨矣，上端诚则下愿悫矣，上公正则下易直矣。治辨则易一，愿悫则易使，易直则易知；易一则强，易使则功，易知则明，是治之所由生也。上周密则下疑玄矣，上幽险则下渐诈矣，上偏曲则下比周矣。疑玄则难一，渐诈则难使7比周则难知。难一则不强，难使则不功，难知则不明，是乱之所由作也。故主道利明不利幽，利宣不利周。故主道明则下安，主道幽则下危。故下安则贵上，下危则贱上。故上易知则下亲上矣，上难知则下畏上矣。下亲上则上安，下畏上则上危。故主道莫恶乎难知，莫危乎使下畏已。传曰：“恶之者众则危。”《书》曰：“克明明德。”《诗》曰：“明明在下。”故先王明之，岂特宣之耳哉！
世俗之为说者曰：“桀、纣有天下，汤、武篡而夺之。”是不然。以桀、纣为常有天下之籍则然，亲有天下之籍则不然，天下谓在桀、纣则不然。古者天子千官，诸侯百官。以是千官也，令行于诸侯之国，谓之王；以是百官也，令行于境内。国虽不安，不至于废易遂亡，谓之君。圣王之子也，有天下之后也，势籍之所在也，天下之宗室也，然而不材不中，内则百姓疾之，外则诸侯叛之，近者境内不一，遥者诸侯不听，令不行于境内，甚者诸侯侵削之、攻伐之；若是，则虽未亡，吾谓之无天下矣。圣人没，有势籍者罢，不足以县天下，天下无君，诸侯有能德明威积，海内之民莫不愿得以为君师。然而暴国独侈，安能诛之，必不伤害无罪之民，诛暴国之君若诛独夫。若是，则可谓能用天下矣。能用天下之谓王。汤、武非取天下也。修其道，行其义，兴天下之同利，除天下之同害，而天下归之也。桀、纣非去天下也，反禹、汤之德，乱礼义之分，禽兽之行，积其凶，全其恶，而天下去之也。天下归之之谓王，天下去之之谓亡。故桀、纣无天下，而汤、武不弑君，由此效之也。汤、武者，民之父母也；桀、纣者，民之怨贼也。今世俗之为说者，以桀、纣为君，而以汤、武为弑，然则是诛民之父母，而师民之怨贼也，不祥莫大焉。以天下之合为君，则天下未尝合于桀、纣也，然则以汤、武为弑，则天下未尝有说也，直堕之耳！故天子唯其人，天下者，至重也，非至强莫之能任；至大也，非至辨莫之能分；至众也，非至明莫之能和。此三至者，非圣人莫之能尽。故非圣人莫之能王。圣人备道全美者也，是县天下之权称也。桀、纣者，其知虑至险也，其志意至暗也，其行为至乱也；亲者疏之，贤者贱之，生民怨之；禹、汤之后也而不得一人之与；刳比干，囚箕子，身死国亡，为天下之大，后世之言恶者必稽焉：是不容妻子之数也。故至贤畴四海，汤、武是也；至罢不容妻子，桀、纣是也。今世俗之为说者，以桀、纣为有天下而臣汤、武，岂不过甚矣哉！譬之，是犹伛巫跛匡大自以为有知也。故可以有夺人国，不可以有夺人天下；可以有窃国，不可以有窃天下也。可以夺之者可以有国，而不可以有天下；窃可以得国，而不可以得天下，是何也？曰：国，小具也，可以小人有也，可以小道得也，可以小力持也；天下者，大具也，不可以小人有也、不可以小道得也，不可以小力持也。国者，小人可以有之，然而未必不亡也；天下者，至大也，非圣人莫之能有也。
世俗之为说者曰：“治古无肉刑，而有象刑，墨黥；怪婴；共，艾毕；菲；屦，杀，赭衣而不纯。治古如是。”是不然。以为治邪？则人固莫触罪，非独不用肉刑，亦不用象刑矣。以为轻刑邪？人或触罪矣，而直轻其刑，然则是杀人者不死，伤人者不刑也。罪至重而刑至轻，庸人不知恶矣，乱莫大焉。凡刑人之本，禁暴恶恶，且征其未也。杀人者不死，而伤人者不刑，是谓惠暴而宽贼也，非恶恶也。故象刑殆非生于治古，并起于乱今也。治古不然，凡爵列官职赏庆刑罚皆报也，以类相从者也。一物失称，乱之端也。夫德不称位，能不称官，赏不当功，罚不当罪，不祥莫大焉。昔者武王伐有商、诛纣，断其首，县之赤旆。夫征暴诛悍，治之盛也。杀人者死，伤人者刑，是百王之所同也，未有知其所由来者也。刑称罪则治，不称罪则乱。故治则刑重，乱则刑轻。犯治之罪固重，犯乱之罪固轻也。《书》曰：“刑罚世轻世重。”此之谓也。
世俗之为说者曰：“汤、武不能禁令。是何也？曰：楚、越不受制。”是不然。汤、武者，至天下之善禁令者也。汤居亳，武王居镐，皆百里之地也，天下为一，诸侯为臣，通达之属，莫不振动从服以化顺之，曷为楚、越独不受制也！彼王者之制也，视形势而制械用，称远迩而等贡献，岂必齐哉！故鲁人以榶，卫人用柯，齐人用一革，土地刑制不同者，械用备饰不可不异也。故诸夏之国同服同仪，蛮夷戎狄之国同服不同制，封内甸服，封外侯服，侯、卫宾服，蛮夷要服，戎狄荒服。甸服者祭，侯服者祀，宾服者享，要服者贡，荒服者终王。日祭，月祀，时享，岁贡，终王，夫是之谓视形势而制械用，称远近而等贡献，是王者之制也。彼楚、越者，且时享岁贡终王之属也，必齐之日祭月祀之属然后日受制邪？是规磨之说也，沟中之瘠也，则未足与及王者之制也。语曰：“浅不足与测深，愚不足与谋知，坎井之蛙不可与语东海之乐。”此之谓也。
世俗之为说者曰：“尧、舜擅让。”是不然。天子者，势位至尊，无敌于天下，夫有谁与让矣！道德纯备，智惠甚明，南面而听天下，生民之属，莫不振动从服以化顺之，天下无隐士，无遗善，同焉者是也，异焉者非也，夫有恶擅天下矣？曰：“死而擅之。”是又不然。圣王在上，决德而定次，量能而授官，皆使民载其事而各得其宜；不能以义制利，不能以伪饰性，则兼以为民。圣王已没，天下无圣，则因莫足以擅天下矣。天下有圣而在后子者，则天下不离，朝不易位，国不更制，天下厌然与乡无以异也；以尧继尧，夫又何变之有矣？圣不在后子而在三公，则天下如归，犹复而振之矣，天下厌然与乡无以异也；以尧继尧，夫夫有何变之有矣？唯其徙朝改制为难。故天子生，则天下一隆致顺而治，论德而定次；死，则能任天下者，必有之矣。夫礼义之分尽矣，擅让恶用矣哉？曰：“老衰而擅。”是又不然。血气筋力则有衰，若夫智虑取舍则无衰。曰：“老者不堪其劳而休也。”是又畏事者之议也。天子者，势至重而形至佚，心至愉而志无所诎，而形不为劳，尊无上矣。衣被则服五采，杂间色，重文绣，加饰之以珠玉；食饮则重大牢而备珍怪，期臭味，曼而馈，伐皋而食，雍而彻乎五祀，执荐者百人侍西房；居则设张容，负依而立，诸侯趋走乎堂下，出户而巫觋有事，出门而宗祀有事，乘大路趋越席以养安，侧栽睾芷以养鼻，前有错衡以养目，和鸾之声，步中武、象、驺中韶、护以养耳，三公奉轭持纳诸侯持轮，挟舆、先马、大侯编后，大夫次之，小侯、元士次之，庶士介而夹道，庶人隐窜莫敢视望，居如大神，动如天帝，持老养衰，犹有善于是者与不？老者，休也。休犹有安乐恬愉如是者乎！故曰：诸侯有老，天子无老，有擅国无擅天下，古今一也。夫日尧、舜擅让，是虚言也，是浅者之传，陋者之说也，不知逆顺之理，小、大、至、不至之变者也，未可与及天下之大理者也。
世俗之为说者曰：“尧、舜不能教化。是何也？曰：朱、象不化。”是不然也。尧、舜者，至天下之善教化者也，南面而听天下，生民之属莫不振动从服以化顺之。然而朱、象独不化，是非尧、舜之过，朱、象之罪也。尧、舜者，天下之英也；朱、象者，天下之嵬，一时之琐也。今世俗之为说者，不怪朱、象而非尧、舜，岂不过甚矣哉？夫是之谓嵬说。羿、逢门者，天下之善射者也，不能以拨弓曲矢中微；王梁、造父者，天下之善驭者也，不能以辟马毁舆致远；尧、舜者，天下之善教化者也，不能使嵬琐化。何世而无嵬，何时而无琐，自太嗥、燧人莫不有也。故作者不祥，学者受其殃，非者有庆。《诗》曰：“下民之孽，匪降自天；噂沓背憎，职竞由人。此之谓也。
世俗之为说者曰：“太古薄葬，棺厚三寸，衣衾三领，葬田不妨田，故不掘也。乱今厚葬，饰棺，故掘也。”是不及知治道，而不察于掘不掘者之所言也。凡人之盗也，必以有为，不以备不足，足则以重有余也。而圣王之生民也，皆使当厚优犹知足，而不得以有余过度。故盗不窃，贼不刺，狗豕吐菽粟，而农贾皆能以货财让；风俗之美，男女自不取于涂，而百姓羞拾遗。故孔子曰：“天下有道，盗其先变乎！”虽珠玉满体，文绣充棺，黄金充椁，加之以丹矸，重之以曾青，犀、象以为树，琅矸、龙兹、华觐以为实，人犹且莫之掘也。是何也？则求利之诡缓，而犯分之羞大也。
夫乱今然后反是：上以无法使，下以无度行，知者不得虑，能者不得治，贤者不得使。若是，则上失天性，下失地利，中失人和；故百事废，财物诎，而祸乱起。王公则病不足于上，庶人则冻赢瘠于下；于是焉桀、纣群居而盗贼击夺以危上矣。安禽兽行，虎狼贪，故脯巨人而炙婴儿矣。若是，则有何尤扣人之墓、抉人之口而求利矣哉？虽此倮而埋之，犹且必扫也，安得葬埋哉？彼乃将食其肉而龅其骨也。夫曰：太古薄葬，故不相也；乱今厚葬，故相也。是特奸人之误于乱说，以欺愚者而淖陷之，以偷取利焉，夫是之谓大奸。传曰：“危人而自安，害人而自利。”此之谓也。
子宋子曰：“明见侮之不辱，使人不斗。人皆以见侮为辱，故斗也；知见侮之为不辱，则不斗矣。”应之曰：然则亦以人之情为不恶侮乎？曰：“恶而不辱也。”曰，“若是则必不得所求焉。凡人之斗也，必以其恶之为说，非以其辱之为故也。今俳优、侏儒、狎徒詈侮而不斗者，是岂钜知见侮之为不辱哉！然而不斗者，不恶故也。今人或入其央渎窃其猪彘，则援剑戟而逐之，不避死伤，是岂以丧猪为辱也哉？然而不惮斗者，恶之故也。虽以见侮为辱也，不恶则不斗；虽知见侮为不辱，恶之则必斗。然则斗与不斗邪。亡于辱之与不辱也，乃在于乃在恶之与不恶也。夫今子宋子不能解人之恶侮，而务说人以勿辱也，岂不过甚矣哉？金舌弊口，犹将无益也。不知其无益，则不知；知其无益也，直以欺人，则不仁。不仁不知，辱莫大焉。将以为有益于人，则与无益于人也，则得大辱而退耳！说莫痛是矣。
子宋子曰：“见侮不辱。”应之曰：凡议，必将立隆正然后可也，无隆正则是非不分而辩讼不决。故所闻曰：“天下之大隆，是非之封界，分职名象之所起，王制是也。”故凡言议期命，是非以圣王为师，而圣王之分，荣辱是也。是有两端矣，有义荣者，有势荣者，有义辱者，有势辱者。志意修，德行厚，知虑明，是荣之由中出者也，夫是之谓义荣。爵列尊，贡禄厚，形势胜，上为天子诸侯，下为卿相士大夫，是荣之从外至者也，夫是之谓势荣。流淫污僈，犯分乱理，骄暴贪利，是辱之由中出者也，夫是之谓义辱。詈侮摔搏，捶笞膑脚，斩断枯磔，藉靡后缚，是辱之由外至者也，夫是之谓势辱。是荣辱之两端也。故君子可以有势辱而不可以有义辱，小人可以有势荣而不可以有义荣。有势辱无害为尧，有势荣无害为桀。义荣势荣，唯君子然后兼有之；义辱势辱，唯小人然后兼有之。是荣辱之分也。圣王以为法。士大夫以为道，官人以为守，百姓以为成俗，万世不能易也。
今子宋子案不然，独诎容为己，虑一朝而改之，说必不行矣。譬之，是犹以埤涂塞江海也，以焦侥而戴太山也，颠跌碎折不待顷矣。二三子之善于子宋子者，殆不若止之，将恐得伤其体也。
子宋子曰：“人之情，欲寡，而皆以己之情，为欲多，是过也。”故率其群徒，辨其谈说，明其譬称，将使人知情之欲寡也。应之曰：然则亦以人之情为目不欲綦色，耳不欲綦声，口不欲綦味，鼻不欲綦臭，形不欲綦佚。此五綦者，亦以人之情为不欲乎？曰：“人之情欲是己。”曰：若是则说必不行矣。以人之情为欲此五綦者而不欲多，譬之犹以人之情为欲富贵而不欲货也，好美而恶西施也。
古之人为之不然。以人之情为欲多而不欲寡，故赏以富厚，而罚以杀损也，是百王之所同也。故上贤禄天下，次贤禄一国，下贤禄田邑，愿悫之民完衣食。今子宋子以是之情为欲寡而不欲多也。然则先王以人之所不欲者赏，而以人之所欲者罚邪？乱莫大焉。今子宋子严然而好说，聚人徒，立师学，成文典，然而说不免于以至治为至乱也，岂不过甚矣哉！
睾芷（yì zhǐ）：一种香草。驺（zōu）：通“趋”，这里指车快行。纳：同“辆”（nà），古时一车四马，两旁两匹马的内侧缰绳。朱：丹朱，尧的儿子，传说他游手好闲，品德不好。象：舜的同父异母弟弟，传说他曾设计杀害舜。嵬（wéi）：指奸邪的小人。微：指微小的目标。原脱。辟：同“蹙”（biè），脚有病。太嗥（hào）：又称伏羲，所说是古代东方部落的首领。匪：同“非”。噂沓（zǔntà）：当面谈笑。职竞由人：全是在于人为。三领：三套。所言：一说“言”字为“由”字之误。足：一说“足”字应删掉。犹：通“裕”。知足：前原有“不”字，据上下文义删。豕（shǐ）：猪。菽粟：泛指粮食。取：通“聚”，聚集。丹矸（gān）：朱砂，又叫丹砂。华觐（jìn）：珠玉的名称。脯（位）：肉干。抉（jué）：剜出。倮：同“裸”，赤身露体。龅（hé）：咬，啃。子宋子：即宋钘。俳优：古代歌舞艺人。狎（xiá）徒：用一些低级趣味的东西相互逗笑的人们。詈（lì）：责骂。钜：通“讵”。渎（dòu）：通“窦”，洞穴、窟窿。务说（shuì）：尽力劝说。隆正：指判断是非的最高标准。名象：名物制度。是非：一说疑为“莫非”。侵：通“漫”，放荡。捽（zú）：揪着头发。膑（bìn）脚：古代去掉膝盖骨的刑罚。磔（zhé）：车裂。藉靡：捆绑后缚：反绑，原为“舌缂”，据文义改。案：却，转折词。诎容：屈辱容忍。塼：同“砖”。焦侥：传说中的矮人。辨：同“辩”。杀（shài）损：减少。严然：同“俨然”，庄重。好（hào）说：对自己的学说沾沾自喜。
“译文”
社会上一般持某种说法的人说：“君主治国的方法，最好是隐瞒真情，不让下面的人知道。”这种说法不对。君主，是百姓的引导者；君主，是臣民的榜样。百姓和臣民将随着君主的引导而响应，看君主的榜样而行动。引导者不公开说明，百姓就无法响应，行动标准隐秘，臣民就无法行动。臣民不响应，也不行动，那么君主与臣民就不能够互相依靠了。如果这样，那么跟没有君主一样，这是最大的祸害。所以，君主是臣民根本，君主公开治国之道，那么臣民就会明确治理的方向了，君主正直诚实，那么臣民就会谨慎忠厚了，君主公正无私，那么臣民就会平易正直。治理的方向明确，就容易统一，谨慎忠厚，就容易役使，平易正直就容易了解和掌握；臣民容易统一，就能达到国家强盛，容易役使就能使事业有成效，容易了解君主心里就明白。这就是国家安定的根源。君主隐瞒真情，那么臣民就迷惑不解，君主阴险莫测，那么臣民就欺诈作伪，君主偏私不公，臣民就互相勾结，结党营私。迷惑不解就难以统一，欺诈作伪就难以役使，互相勾结，结党营私就难以掌握控制。难以统一，国家就不能强盛，难以役使，事业就很难有成效，难以掌握控制，君主心里就不明，这就是祸乱产生的根源。所以，君主治国，各种政令措施以公开明白为好，不宜于隐瞒真情。君主治国的各种政令措施如果公开明白，臣民就会安定，君主治国的各种政令措施阴险奠测，臣民就会人人自危而不安。所以臣民安定就能敬重君主，臣民自危不安就会轻视君主。君主的治国之道易于了解，臣民们就会亲近君主；君主的治国之道难以了解，臣民们就会畏惧君主。臣民们亲近君主，君主就安逸，臣民们畏惧君主，君主就会危险。所以君主治国之道没有比臣民们不了解他的政令措施更坏的了，没有比臣民们畏惧君主更危险的了。古书上说：“憎恨他的人太多了就很危险。”《尚书·康诰》中说：“能够使优良的品德发扬光大。”《诗经·大雅·大明》中说：“在下的明亮是因为在上的光辉显耀。”所以，先王做到光明显露，仅仅只是公开而已！
社会上一般持某种说法的人说：“夏桀商纣占有了天下，商汤王、周武王把他们的天下篡夺了。”这种说法不对。认为桀、纣曾经占有了天下的权位是对的，但是，认为他们是用自己的德才占有天下的权位，那就不对了，因此认为天下应当归于桀、纣就不对。古时天子下属官员数以千计，诸侯下属官员数以百计。任用这些数以千计的官员，使政令能通行于各诸侯国，于是天子可以称为君王；任用这些数以百计的官员，使政令能通行于国境之内，国家即使不安定，诸侯国君主也不至于被废黜而灭亡，于是可称他们为诸侯国国君。圣王的子孙，是天子的后代，有着天子的势位，是天下的宗主，可是没有才能，品德也不符合礼义，在国内百姓就会痛恨他，在国外诸侯就会反对他，近处的国内不能统一，远处的诸侯也不服从，政令在国内不能通行，更严重的是，诸侯会来侵夺攻打他。如果这样，那么即使没有灭亡，我认为他已经失去天下了。圣王死了，有着天子势位的人由于没有能力不足以掌管天下，于是天下没有了君主，诸侯中有声望大、威信重的，天下的百姓没有不希望奉他为君主的。如果暴君统治的国家独裁放纵。于是他就能够讨伐暴君，不过一定不会伤害无辜的百姓，诛杀暴君就像杀掉独夫一样。如果这样，那么可以称得上是善于治理天下了。善于治理天下的人，就叫做“王”。商汤王、周武王并非篡夺了天下，他们实行礼义，兴办了天下共同的利益，除掉天下共同的祸害，于是天下的人都归向他们。桀、纣并不是被别人夺去了天下，他们背离了禹、汤的德行，违背了礼义的等级名分，行为如同禽兽，罪恶累累，作恶多端，于是天下的人都背离他们。天下的人心都归向他，就叫做王，天下的人心都背离他，就叫做灭亡。所以，桀、纣没有拥有天下，而商汤王、周武王诛杀桀、纣也不属于弑君，从这里就可以得到证明。商汤王、周武王，是百姓的父母；桀、纣，是百姓怨恨的暴贼。现在社会上一般持某种说法的人，把桀、纣视为君主，而把商汤王、周武王诛杀他们视为弑君，既然这样，就等于是商汤王、周武主诛杀了百姓的父母，而又效法了百姓怨恨的暴贼，再没有比这种看法更糟糕的了。如果认为只有天下的人心归向他，才能把他视为君主，那么，天下的人心从来就没有归顺过桀、纣，既然这样，那么把商汤王、周武王视为弑君的说法，是没有任何理由的，这只是对他们的诽谤罢了！
所以要成为天子只能看他本人的德行。治理天下，是最为重大的任务，不是最强有力的人是不能胜任的；天下的事情是最为广大的，不是最善于治理的人是不能够处理好等级名分的；天下的人最多，不是最贤明的人是不能使他们和谐一致的。这三种“至”，不是圣人是不能完全做到的。所以，不是圣人是不能称王的。圣人是道德完美的人，他是衡量万物是非的准则。桀、纣，他们的思虑最阴险，他们的心志最卑下，他们的行为最淫乱；亲近的人疏远他们，贤良的人轻视他们，百姓怨恨他们；他们虽然是禹、汤的后代，却得不到一个人的赞许；纣将叔父比干剖腹，把箕子囚禁，结果落得身死国亡，成为天下最可耻的人。后代的人提起最坏的人都一定要以他们为例证，这是连妻子儿女也保不住的必然道理。所以，最贤明的人能保全四海，像商汤王、周武王就是这种人；最昏庸无能的人连妻子儿女也保不住，像桀、纣就是这种人。现在社会上一般持某种说法的人，把把桀、纣视为拥有天下的君主，而把商汤王、周武王视为臣，这难道不是极端错误吗？打个比方说，这就好像是驼背瘸腿的巫婆自以为十分有智慧。所以可以用强力夺取别人的国家，但是不可能用强力夺取别人的天下；可以用不正当的手段篡夺别人的国家，但是不可能用不正当的手段得到别人的天下。强力夺取别人国家的人可以占有一个诸侯国，但是不可能占有天下；用不正当的手段篡夺别人国家的人可以得到一个诸侯国，但是不能够得到天下。这是为什么呢？答道：一个诸侯国只是一个小的器具，可以为小人所占有，可以用歪门邪道取得，可以凭借较小的力量来掌握；而天下是大的器具，不可能为小人所占有，不可能用歪门邪道取得，凭借较小的力量也不可能掌握它。一个诸侯国，小人可以占有它，然而没有不灭亡的：天下是极重大的，不是圣人是不能占有它的。
社会上一般持某种说法的人说：“在安定的古代没有肉刑，只有象征性的刑罚。脸上涂墨代替鲸刑；戴上用草编的帽带代替劓刑；宫刑，用割去犯人衣服上的护膝部分代替；菲刑，让犯人穿麻鞋代替；杀头，让犯人穿没领的赤褐色衣服代替。安定的古代就是这样。”这种说法不对。以为安定的时代就应该是这样吗？那么，如果人们本来就没有犯罪，不但不动用肉刑，而且连象征性的刑罚也没必要用。认为这是减轻刑罚吗？人如果犯了罪，而只用轻刑，既然这样，那么杀人的人也没有死刑了，伤人的人也不受刑罚了。犯最重的罪而刑罚最轻，那么普通人就不知道什么叫罪恶了，没有比这种做法更混乱的了。用刑罚处治犯人的根本，在于禁止凶残暴乱，反对作恶，而且要警戒那没有作恶的人。如果杀人的人没有死刑，伤人的人不受刑罚，这就叫做纵容暴行，宽容犯罪的人，不是反对作恶了。所以象刑这种说法大概不是产生于安定的古代，而是产生于混乱的今世。在安定的古代不是这样，凡是爵位、官职、奖赏、刑罚都是一种相应的回报，即善恶各得所报。赏罚事情有一件处理不当，就会引起混乱。如果品德与地位不相称，才能与官职不相称，奖赏与功劳不相称，刑罚与罪行不相称，没有比这更不吉祥的了。过去周武王讨伐殷商，诛杀商纣，砍了他的头，并挂在红色的旗子上示众。惩罚强暴的人诛杀凶悍的人，这样才是国家最安定的表现。杀人的人处死刑，伤人的人受刑罚，这是历代帝王所共同的，没有人知道这种刑罚的来源。刑罚与罪行相称，国家就安定，刑罚与罪行不相称，国家就混乱。所以，国家安定是由于刑罚重，国家混乱是由于刑罚轻。在安定时代犯罪，邢罚必定是重的，在混乱时代犯罪，刑罚必定是轻的。《尚书·吕刑》上说：“刑罚随着社会的治乱的不同而有轻重。”说的就是这个意思。
社会上一般持某种说法的人说：“商汤王、周武王不能使天下的人都服从他们的法令，为什么这么说呢？”答道：“楚国和越国不接受他们法令的制约。”这种说法不对。商汤王、周武王是最善于使天下的人服从他们法令的人。商汤王当初居于亳地，周武王当初居于镐地，两个地方方圆都不过百里，但是却统一了天下，诸侯称臣，凡是人迹可到达的地方，没有不被他们的威力所震慑、服从，而且受到教化归顺他们的，怎么能说楚国和越国独不接受他们法令的制约呢？那些王者的制度，是按照地区的不同来规定使用的器械用具，根据距离的远近规定进贡的等级，难道一定要一样吗？所以，鲁国人用碗。卫国人用盂，齐国人用皮囊，各个地区环境和风俗不同，器械用具和装饰图案就不能不有差别。所以中原各诸侯国同是服侍天子，而且制度也相同；四方偏远地区的属国也同是服侍天子，制度却不相同。在天子都城周围五百里的地方是耕种王田服侍天子，五百里以外的地方是担任警卫服侍天子，从侯圻到卫圻各占五百里的地方，是按时进贡服侍天子，蛮、夷各地方是接受礼义教化的约束，使之顺服服侍天子，戎狄等偏远地区不定时向天子进贡服侍天子。耕种王田服侍天子的供给每日祭品，担任警卫服侍天子的供给每月祭品，按时进贡服侍天子的供给四季祭品，接受礼义教化的约束的每年给天子进贡，不定时向天子进贡的只要承认天子的统治地位，而不必定时进贡。日祭、月祀、时享、岁贡、终王，这些都叫做按照地区的不同来规定使用的器械用具，根据距离的远近规定进贡的等级，这是王者的制度。那楚国和越国，正是属于时享、岁贡、终王的范围之内，难道一定要他们和日祭、月祀范围内的诸侯国一样，然后才说这是服从统治吗？这是一种有差错的说法，与贫困死在沟中的人一样无知，那么不值得与他们谈论王者的制度。俗话说：“浅的东西是不足以用来测量深的，愚蠢的人是不足以参与智谋活动，枯井里的青蛙是不足以跟它谈论东海里的乐趣的。”说的就是这个意思。
社会上一般持某种说法的人说：“尧和舜把帝位禅让给别人。”这种说法不对。天子，是权势地位最尊贵的人，天下没有谁能和他匹敌，又能把帝位让给谁呢？尧舜的道德完美、智慧十分明达、南面称王决断天下大事，所有的百姓没有不被感动、摄服，受其教化而归顺他的，天下没有被埋没的人材，没有被遗漏的好事，合乎尧舜的就是正确的，跟这些不同就是错误的，他们又有什么理由要禅让天下呢？有人说：“尧舜死了就把帝位禅让给了别人。”这种说法也不对。圣王的统治，是根据一个人德行的好坏来决定等级次序，衡量一个人的能力的大小来授予官职，使每个人担任的职务都能适合自己；如果不能用礼义克制私利，不能够通过人为的努力整饬自己恶的本性，那么就只能做普通的老百姓。如果圣王死后，天下没有后继的圣王，那么本来就没有谁能够接受禅让的天下了。如果天下有后继的圣王，而且就是原来圣王的儿子，那么天下的人心就不会离散，朝廷内的等级次序也不会改变，国家的制度也不会更改，天下的人都很顺服，跟以往没有什么不同；这等于是以尧这样的人继承尧，那又有什么值得改变的呢？如果继承圣王的不是他的儿子，而是三公这样的朝廷重臣，那么天下人心归向他，这就好像天下重新振兴起来，而天下的人也都一样顺服，跟先前没有什么不同；这也等于是以尧这样的人继承尧，又有什么值得改变的呢？只有改朝换代变更制度‘比较困难。所以圣王活着的时候，天下的人就只尊崇他一人，天下很有秩序而安定，都根据一个人德行的好坏来决定等级次序；圣王死了之后，能够治理天下的人必定会出现。因此圣王只要礼义的等级名分做得完美，又何必要用禅。让呢？有人说：“圣王年老体衰就把帝位禅让给了别人。”这又不对。人的气血精力会衰弱，至于他的智慧、思虑和分辨事物的能力则不会因老而衰弱。又有人说：“年老的人不能承受劳累而需要休息。”这又是怕苦怕累的人的议论。天子，权势极大而身体特别安逸，心情特别愉快而心志不会受到什么曲折，身体不会做劳累的事情，地位无比的尊贵。穿的衣服五彩纷呈，锈上华丽文采，并用珠玉加以装饰；吃的是牛、猪、羊三牲齐备而且有各色珍馐美味，香味扑鼻，仆役们列队跳着曼舞进献食物，敲击大鼓伴奏而食，演奏撤膳的《雍》乐，祭祀灶神，有一百多服侍天子吃饭的人在西厢房；居处设置帐幕、小屏风，背靠门窗之间的屏风而立，让诸侯在殿堂下小跑着向前朝见。走出宫门就有男女巫师为天子扫除不祥；走出王城门，就有祭祀官大宗伯和祈福官大祝为天子求神祈福；天子乘坐的大辂车，脚踏在蒲草编的席子上来养护身体；车两旁还放置着香草使嗅觉舒适；车前有涂金的横木支扶使视觉轻松愉快；车上响着铃铛，车子缓缓而行合乎《武》、《象》乐曲的节奏，车子紧紧而行时合乎《韶》、《护》乐曲的节奏使听觉舒服；三公重臣抬着驾车时夹在牲口脖子上的曲木，牵着套马的缰绳，诸侯在旁的有的扶着车轮、有的扶着车厢、有的牵着马在前面引路，大国的公侯列队走在后面，大夫随后，小国的侯伯、上士再在其后，士兵们身披甲胄在道路两旁护卫，普通百姓隐藏回避起来不敢张望；圣王静处时如同大神庄严肃穆，行动时如同天帝威风凛凛，保养衰老，还有比这更好的吗？年老了，要休息。休息，还有比天子这样更安逸愉快的吗？所以说：诸侯有因衰老而休息的时候，天子没有因衰老而休息的，只有诸侯有禅让一国的事，绝没有天子禅让一国的事，从古到今都是这样。所以说尧舜的禅让，这是不存在的，这是浅陋无知的人的讹传，他们不懂得什么不合情理什么合情理，不懂得“小”和“大”、“至”和“不至”的不同，所以不值得跟他们谈论天下的大道理。
社会上一般持某种说法的人说：“尧和舜不能教化所有的人。这是为什么呢？”又说：“丹朱是尧的儿子、像是舜的同父异母的弟弟，都没有接受尧和舜的教化。”这种说法不对。尧、舜，是天下最善于教化人的人，他们南面称王，决断天下大事，天下百姓没有不被慑服而受到教化顺服他们的。然而唯独丹朱和象不被教化，这并不是尧、舜的过错，而是丹朱、象的罪过。尧、舜是天下的英杰；丹朱、象，是天下邪恶的小人，是当时行为卑鄙的人。今天社会上一般持某种说法的人，不去责怪丹朱、象却来否定尧、舜，难道不是错得太厉害了吗？所以这叫做奸邪的言论。后弈、逢蒙，是天下善于射箭的人，但是也不能够用不正的弓、弯曲的箭射中微小的目标；王梁、造父，是天下善于驾车的人，但是也不能够用蹩脚的马、坏了的车驾驶得很远；因此，尧、舜虽是天下最善于教化别人的人，但是也不能够使奸邪、卑鄙的小人受到教化。哪个社会、哪个时代没有这样奸邪、卑鄙的小人，自上古伏羲氏、燧人氏起没有那个朝代没有这种人。所以编造这种世俗之说的人很不好，接受这种世俗之说的人会遭殃，而不接受这种世俗之说的人值得庆幸。《诗经·小雅·十月之交》上说：“老百姓的罪孽，不是从天上降下来的，当面谈笑，背后捣鬼，这完全在于人为啊！”就是说的这个意思。
社会上一般持某种说法的人说：“远古的时候实行薄葬，棺材板只有三寸厚，随葬衣被只有三套，葬在田野里也不妨碍耕田，所以不会有人去盗墓。当今的乱世实行厚葬，用珠玉装饰棺椁，所以有人盗墓。”这是不懂得治国的道理，对盗墓不盗墓的原因也没有进行考察。人所以要盗窃，必有原因的，不是为了防备不足，就是为了增加自己的财物。而圣王养育百姓，使他们生活优厚富裕而知足，但又不允许财物过多，超过限度。所以，偷盗者不会去偷盗，抢劫者不去探取，连猪狗都有吃不完的粮食，农民与商人都能把钱财货物作为礼让；风俗淳美，男女自然不会聚集在道路上，而且老百姓羞于拾取别人的失物据为己有。所以孔子说：“天下有了正道，盗贼会首先改变他们的恶习啊！”即使死者满身都是珍珠宝玉，棺材之内尽是绣上花纹的绣品，外棺里放满了黄金，棺椁用朱砂、曾青等颜料粉饰，墓内用犀角和象牙做树枝，用琅玕、龙兹、华瑾等珠玉作为树上的果实，人们仍然不会去盗墓。这是什么原因呢？因为人们求利的诡计少了，而认为违反礼法是最大的耻辱。
当今混乱的时代，与古代安定的时代相反，君主不按法令施政，臣民不按法度行事，有智慧的人不让他出谋献策，有才能的人不让他治理国家，有德行的人得不到任用。如果这样，上失天时，下失地利，中失人和；因此各种事情废止，财物穷尽，于是祸乱乘机而起。在上面的王公贵族担心财物不够用，在下的老百姓饥寒交迫，贫病交加；于是象桀、纣一类的昏庸无能的人大量出现，而且盗贼到处劫夺财物，危害国家。于是禽兽横行，虎狼贪婪，因此以大人为干肉、烧烤小孩的事都发生了。如果这样，那又何必要怨恨挖掘别人坟墓，撬开死人嘴巴盗取珠宝的求利行为呢？即使将死人赤身裸体地埋葬，仍然还一定有人要盗墓，人死后又怎么能够得到埋葬呢？他们仍然要吃他们的肉咬他们的骨头。他们说：“远古的时候实行薄葬，所以不会有人去盗墓；当今的乱世实行厚葬，所以才会有人盗墓。”这只是奸邪的人故意制造的谬论，欺骗那些愚昧的人而使他们陷入迷惑，以便从中获利，这种人可以称为最坏的人。俗话说：“危害别人而保全自己，损害别人而自己获利。”说的就是这种人。
宋钘先生说：“明白受到侮辱并不是耻辱的道理，人们就不会发生争斗。人们都把受到侮辱视为耻辱，所以就会发生争斗；懂得受到侮辱并不是耻辱的道理，那就不会发生争斗了。”回答他说：“既然这样，那么是否也把人的情感视为不憎恶受到侮辱呢？’'宋钘先生说：“虽然憎恶那种欺侮，但不认为是耻辱。”又回答说：像这样，那么就一定达不到宋铆先生所追求的目标了。凡是人们互相之间发生争斗，一定是由于感到憎恶，而不是受到耻辱的缘故。现在唱戏曲的人、矮子、献滑稽者也互相责骂侮辱而不会争斗，这难道是因为他们懂得受到侮辱并不是耻辱的道理吗？但是他们不争斗，是因为他们彼此没有感到憎恶。如果现在有人进到人家水洞里，偷别人的猪，主人就会拿着刀剑去追逐盗贼，不顾死伤地。追打。这难道是把丢失了猪视为受到了耻辱吗？但是主人不惧伯争斗，这是因为他憎恶盗贼偷了自己的猪的缘故。所以即使把受到侮辱认为是耻辱，只要不憎恶他就不会争斗；懂得受到侮辱并不是耻辱的道理，但只要憎恶他就必然进行争斗。既然这样，那么争斗与否，不在于感到是耻辱或不是耻辱，而在于是否感到憎恶；如今宋钘先生不能解除人们对侮辱的憎恶，而尽力劝说人们把受到侮辱视为不是耻辱，这难道不是错误得太厉害了吗？即使用金舌辩说，说破了嘴也是无益的。不懂得这种说法对人无益，就是不明智。懂得这种说法对人无益，竟然还用它来骗人，就是不仁。如果不仁不智，就没有比这更大的羞辱了。宋钘先生认为他的说法对别人有益，实际对别人毫无益处，那就只能落得个最大的耻辱而退下走了！没有什么说法比他的说法毛病更大的了。
宋钘开先生说：“受到侮辱并不认为是耻辱。”回答他说：凡是立论，必须要确立一个最高准则才能进行，没有一个最高准则，那么是非就不能区分，辩论与争讼不能断决。据传闻说：“天底下最高的准则，是非的界限，确定各种等级官职、名物制度的依据，就是‘王制’。”所以凡是立论或约定命名，都要以圣王为准则，而圣王的总纲，就是荣辱。荣辱各有两个方面，有的以道义为荣，有的以权势为荣，有的以道义为辱，有的以权势为辱。心志美好，德行敦厚，智虑精明，这种是从他自身产生的荣耀，这叫做以道义为荣。爵位尊贵，贡品俸禄丰厚，权势地位显赫，上等的是天子诸侯，次等的为卿相士大夫，这些是从外部依靠权势得到的荣耀，这就叫做以权势为荣。一个人下流淫乱污浊放荡，违反等级名分扰乱事理，骄横凶暴贪图私利，这种是从他自身产生的耻辱，这就叫做以道义为辱。一个人受到辱骂抓打，鞭打受膑刑，砍头断尸暴尸车裂，用绳索反绑，这种侮辱是从外部权势加到身上的，这就叫做以权势为辱。这就是荣辱的两个方面。所以君子可以有“势辱”，但不能有“义辱”，小人可以有“势荣”，但是不可能有“义荣”。有“势辱”并不妨碍他成为尧那样的圣人，有“势荣”也并不妨碍他成为桀那样的暴君。“义荣”和“势荣”，只有君子才能兼而有之；“义辱”和“势辱”，只有小人才全部具有。这就是荣辱的总纲。圣王把它作为法则，士大夫把它作为正道，一般的官吏把它作为守则，百姓把它作为行为规范，这是永世不能改变的。
现在宋钎先生却不是这样，不单自己甘心屈辱容让，还想一下子使人们改变荣辱的观念，他的这种学说是肯定行不通的。这好比用砖和泥去堵塞江海，要很矮的人去背泰山，那么顷刻之间就会跌得粉身碎骨了。那些崇拜宋钘先生的少数人，如果不停止这种说法，恐伯就要伤害自身了。
宋钘先生说：“人的本性，是寡欲的；可是都把自己的本性认为是多欲的，这是错误的。”所以宋钘先生率领他的许多门徒，四处辩论他的学说，阐明他的比喻和引证，想使别人懂得人的本性是寡欲的。回答他说：既然这样，那么也把人的本性视为眼睛不想看最美的色彩，耳朵不想听最动听的音乐，嘴巴不想尝最美味的食物，鼻子不想闻最芬芳的香味，身体不想享受最大的安逸。这五种是最美的享受，也可以把人的本性视为不要这些欲望吗？他答道：“这是人的本性所欲望的。”回答说：如果这样，那么宋钘先生的说法是必然行不通的了。把人的本性视为希望得到这五种最美的享受，却又说欲望不多，这好比把人的本性视为希望富贵，却又说不想要财物，喜欢美色却又说讨厌西施一样。
古时候的人不是这样的，他们把人的本性视为多欲而不是少欲，所以用丰厚的俸禄作为奖赏，有过失就给予减少俸禄的惩罚，这是历代帝王相同的做法。所以，德才上等的如三公可以享有天下的俸禄，德才次等的如诸侯可以享有一国的俸禄，德才三等的如士大夫可以享有封地内的俸禄，忠厚老实的百姓就保全他们衣食之类的基本生活需要。如今宋钘开先生认为人的本性是欲望少而不是欲望多，既然这样，那么古代圣王难道是把人们不想要的东西拿来进行奖赏，而把人们想要的东西拿来作为惩罚吗？如果这样，就没有什么能比这造成更大的混乱的了。如今宋钘先生显出一副庄重的样子对自己的学说沾沾自喜，聚集门徒，树立学说典范，并写成文章，但是这种学说必然陷于把最安定说成最混乱，这难道不是错得太厉害了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