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身也可以为你提供一个讲条件的东西。在壳牌，我们经常用我们开发的有关外部世界的情景与公司外的人和顾客进行沟通。举例来说，我会与航空公司的人交谈有关航空燃油及航线未来的情景。这些洞察力就是我们轻松地交换信息的东西。一个小企业主或者个人可以实实在在地做与此相同的事情。这样，当你接触某个人并进行谈话时，暗示一下你自己所从事的工作及对其的理解通常是很有用处的。
对有些读者来说，将重点放在个人关系上与正规的商业活动会形成反差。正规的商业活动是有关产品、服务以及现金的交换。但是在一个经济系统中，知识和信息可以直接提高基本水平，个人关系变得非常重要。个人关系不仅是事实的来源，而且也是对事实的判断。不要以多长时间正确一次
为标准来评判一个人，而应当通过他是否能够经常提醒你以一种新的方式看待事物来评判。举例来说，与一个和你有很大分歧但又能友好交谈的人培养关系。实际上，你正在寻找那些可以促使你更好地理解观点的人，就像德鲁克和岸田先生能够对我形成启发一样。
诧异的源泉：花些时间解读外部信息，你马上会变得特别，而且为了达到这个目的，还可以做些更“有活力”的工作。把书签放到预先设定的页码，然后一直读到书签标记的地方，允许你自己在某一时刻沉浸在书籍中。
几乎每个人的阅读习惯都可以得到放大。作为一个情景规划者，经过多年的锻炼，我已经能够精明地做出放大我的阅读习惯的尝试，尽可能地围绕尽量多的规律、主题和社会阶层展开阅读，从中寻找能够引起自己兴趣的不平常的事件。虽然我不能够亲身经历所有的前沿问题，但是我可以阅读所有与之相关的信息。我大量购买书籍，即使这些书籍中包含有用信息的机会微乎其微，但这意味着我浏览过的书籍远比我阅读过的要多，我经常翻箱倒柜寻找书籍，寻找能够引起我兴趣的东西。当我发现能引起自己兴趣的东西，我就会仔细阅读它。我也经常不定期到我们当地的美国政府出版局的分支机构去，在那里我偶尔会发现一些像《人口统计学专门知识内部指南》这样有宝贵价值的东西。
我读书的目的是寻找诧异——寻找那些对我来说全新的感觉，然后变成我自己感觉的一部分。像威廉·开尔文的《大脑交响乐》、海因茨·裴杰斯的《理性之梦》关于现代社
会中计算机与复杂性的地位的著作)、詹姆斯·格雷克的《混沌》(一部近来流行的讨论各种科学中的范式转换的著作)这类科普书籍通常不具有能够引起诧异的价值。个别时候，有些大众书籍也会引起我的诧异：19世纪70年代中期，《混沌》在复杂系统中的角色已经在一位比利时数学家雷内·
托姆的著作中被初步提出。还有一些书籍对我也很重要：特里·伊格尔顿的《文学理论导论》，使我可以学习人们如何理解信息中蕴含的意义与价值。
我热衷于阅读一些小说——例如罗伯逊·戴维斯写的奇异小说——但不会浏览全部的奇幻小说，即使是科幻小说也并不都对情景规划有用，他们的思想并不足以引起诧异。当然也有例外，如威廉-吉伯森写的《神经漫游者》(Neur0一mancer)，该书从悲观和注重实效的视角描述了“计算机朋克(cyberpunk)”社会，也因而影响了我去思考新通讯技术所带来的社会后果。吉伯森所描述的虚无主义的未来文化——人们通过接人错综复杂的计算机网络所进行的地下游击斗争——给我提供了判断计算机革命的深层影响的标准，帮助我认识到电话公司可以通过培养年轻黑客的洞察力而不是切断他们的电话网络来获取更多的收益。
如果只是想获得对当前智力成果的感受，那么知道有哪些书出版与阅读同样重要。如果没有其他途径，我常逛逛书店或者阅读对某些图书的评论。如每星期一出版的“纽约时报书评”就是一个比较好的选择。此外，我也经常细细品读几页《出版者周刊》刊载的非文学作品。也正是因为伯克利
有大型书店，我才选择在那里居住并在那里开展我的业务。
我也经常依靠他人的指点来选择书籍。迈克尔·文图拉——我在本章中曾经引用过他的文章——就是因为一个朋友乔恩·麦克因特里的指点才引起了我的注意，他最近成为“感恩而死乐队”(GratefulI)ead)的经理。乔恩走到我的面前并对我说：“嗨，你应该看看这本书。”迈克尔·文图拉这本书出版于1985年，现在已经不再印刷，这本书中最后那篇叫做“我希望我是那样写的”的文章对我特别有震撼力，而那篇叫做“下一个200年”的文章是我所读过的在大时间跨度内描写未来的最好的文章。
过滤：每一个好的杂志编辑都是一个过滤器，他们跳进新观点和边缘建议的泥沼中，将这些东西重新整理成连贯的形式，筛选后供读者使用。我对一份杂志的观点，与我对这份杂志的编辑所筛选内容的质量的评价相一致。对情景规划来说，在一本最好的杂志里，材料也依然是粗糙和未经雕琢的，但是由于经过了足够的融会贯通，因而不会浪费我的时间。你不需要订购杂志以便从中获得需要的东西，花几个小时到正规的图书馆浏览一次就可以获得大量的关于现实世界的不同观点。模糊的学术期刊不如内容丰富的专业出版物更有吸引力。习惯性地从新书架上拿起杂志并浏览它们，包括那些平时你不会刻意阅读的杂志：高保真视听爱好者杂志、文学期刊、园艺杂志、汽车杂志及政治局势杂志等都会挑战你的现有观点，而作为业余爱好的时装杂志则不需要花过多
精力。不要害怕进入随即冲动的购买：不固定的杂志有可能最值得你付出研究经费购买。
例如，我通常很少看《都市生活》这样的杂志，但是去年我几乎是随意翻看了一本并注意到了一篇关于“拉丁设计”的文章，这篇文章是研究刚刚在洛杉矶出现的新的多元文化的窗口。在文章中我看到了融合亚洲文化和拉美文化进行设计的住宅，看到了高科技，看到了“MTV”型的青年文化，也看到了西方的物质主义。这篇文章对我在第7章描写的“全球青少年”情景起到了提示作用。
为了方便读者阅读，我为大家罗列了一些出版物，这里面包括一些具有启发意义的主流或边缘的出版物。此外，我也通过计算机网络从分布在世界各地的GBN成员那里获得建议并把这些信息传递给其他人。当然，这是一份20世纪90年代早期的目录，就像欧米尼的评论将要写的那样，经过一段时间，杂志的水平有升有降，有些杂志沉寂一段时间后又会复兴，《星期六评论》就遵循了这样的发展轨迹。
《探索》是一本大众科学杂志，它“到处挖掘”，《连线》杂志的编辑凯文·凯利这样评价它。
在我看来，《经济学家》是获得当今世界正在发生的信息的最好源泉。在壳牌，我总是告诉我的下属，我希望壳牌的管理者在从我们这里听到新闻后的6个月内阅读。当他们有规律地这样做时，我感到很高兴，但这是一个巨大的挑战。《经济学家》的标准很高，有时候这本杂志也会涉及投
机和移民的内容，但它是一本非常主流的出版物，他们致：力于提供其他刊物没有的内容。非常遗憾，我不知道在讨论商业前沿方面有可信的杂志。
《电词》杂志是90年代早期的杂志，“它关注除语言外的几乎所有领域”。它后来被编辑们改成了《连线》杂志，按照《连线》杂志的执行编辑凯文·凯利的说法：“《连线》杂志是关于专注于新技术对我们的生活所产生的影响，并且从艺术的、商业的、政治的、文化的以及教育的角度，观察新技术对人际关系的影响。”《外交事务》是讨论国际关系的主流杂志，演员彼得·考约特与商人JR弗雷都阅读它。
一本名叫《未来调查》的小型期刊是非常好的，它是一本时事通讯，一直坚持刊登有趣的书籍的摘要以及杂志文章的观点，我经常在这本期刊中发现小的、有价值的东西。
英国老牌文学杂志《格兰塔》——“出版于伦敦，每一期都充满了不同寻常的见解，体现了高质量的写作水准和缜密的思考。”作家阿特·克莱纳和彼得·考约特也推荐这本杂志。
时尚杂志《哈珀斯》在浏览边缘问题方面是一本相对主流的杂志，因为它从不同寻常的来源中精选素材。
《曼彻斯特前卫周刊》是获取新故事的好来源，它从三个国家的三份最有吸引力的报纸中获得信息。JR弗雷说，“它包括了从《曼彻斯特卫报》、《世界报》(LeM0nde）
法国第二大全国性日报，译者注)以及《华盛顿邮报》这三家报纸中摘录的信息”。
《问答2000))是关于当前正在从地下文化中涌现出来的新型思维转变与类似思想的杂志。
像乔恩·麦克因特里所说的那样，“《纽约人》，足够让人惊讶，它无时无刻不在以十分彻底的方式披露新闻”。
凯文·凯利说，“马克·沙丁的《新选择》最好地把握了未来美国草根政治的脉搏”。
英国的《新科学家》杂志对内容筛选得非常好，重要的科学新闻经常最先出现在这本杂志里，同时它还经常拓展自己的边界。这是一本写得非常棒的杂志，能很好地抓住对新技术的政策性应用。
我每个星期二都会阅读《纽约时报》的科学版，因为它会包括三到四个有深度的重要科学故事。
我自己从来不读《欧米尼》，但是其他人会读。《全球目录》的作者、编辑兼创始人斯图尔特·布兰德说：“我对《欧米尼》的看法已经改变，它是《问答2000))的主流，我曾经批判过《欧米尼》关于科学与科幻小说的文章，但它们是对的而我是错的。
凯文·凯利认为埃瑟·戴森的内部计算机时事通讯《释放10))是“最好的未来凝视者之一”。
《科学美国人》不是我寻找新思想的地方，但是从那里我可以看到新思想向主流思想的发展。如果从《新科学家》杂志产生的新思想转移到《科学美国人》，我知道这些
思想将会扩散成主流并可能产生更大的影响。
《科学》是最权威的科学杂志，它涵盖了能源、环境、经济、生物、物理以及信息技术——密集但是通俗易懂地向聪明的外行介绍这些领域。
凯文·凯利认为《技术评论》是介绍新技术对社会产生的影响方面最好的杂志。
《全球目录》的作者与合伙人霍华德·莱因戈德这样评价((优涅读者》(utheReadeI·)杂志：“编辑通过浏览数以千计的小杂志来选择有用的信息。”我个人认为这本杂志加工的意味太浓、聚焦的程度较低并且批判不够，但是仅就这类杂志而言它是值得浏览的。
彼得·考约特说：“《华盛顿目击者》是《斯通的周报》(IFStone’sWeek1v)杂志的继承者。”最后，看一下《全球评论》杂志，它的前身是《共同进化季刊》——一家我曾经为其撰稿的、很多GBN成员与其有紧密联系的杂志，然而，我经常被杂志的目录所惊呆，他们对《全球》的诉求缺乏经验，虽有六位不同的编辑，但是很多内容已经存在了很长一段时间。这本杂志的贡献在于，读者经常能够从中发现新的和奇怪的现象。
在大多数情况下，对出版物的评价都是很短暂的。在过去两年里，我十分迷恋于互动媒体，因为互动媒体存在于每个人的生活中(如互联网的爆炸式发展，使得在线商业服务迅速发展起来)。
有时候我们自身的感受阻止我们去关注那些可能挑战传统心智的思想。我们需要在不完全开放我们自己的情况下打破这些感受的束缚，如果我们完全将自己敞开，那么我们就有可能陷入水晶效应或金字塔效应这样的琐事中。《问答2000》志认为保持一种适当的开放度是很微妙的事情，你对筛选的信任程度对于找出这些差异是至关重要的。
过滤依赖于你的习惯，除了留下你可能感兴趣的信息，其他的东西应该去除掉。这种调停行为通常是由报纸、书籍与杂志的编辑或出版者完成的，由于信息潮的汹涌而来，这些行业已经变成了快速发展的行业。例如，我参与过一些机构的工作，这些机构仅仅是监控或翻译信息。如美国技术评估委员会，他们的主要客户是国会(国会需要决定是不是采用某项技术)，但是它们通过从政府的印刷办公室获得的廉价的报道进行评估工作，就好像你在布置家里时采用了减价品。
大学也可以起到过滤的作用。好的地方政府科学或经济部门会资助演讲或座谈会，而有些大学，像加州大学会将文章出版或以即时通讯的方式将这方面的信息传递给他人。我曾经很好地利用国家公众广播网作为另一种重要的筛选手段，我有规律地收听他们的广播，包括“A1lFhings(Consid—ered”，“MonitorRadio”及“FreshA”等节目。我也曾经钟爱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我认为它为我们提供了这个时代的结构。
最好的信息过滤手段是朋友。信息猎取者与信息收集者在团队工作过程中会收到更好的效果，由于人们不同的轮换，他们会把新闻与思想传递给其他感兴趣的人。如果你有一群或更多经常将某一类信息传递给其他人的朋友，与之相伴的流转的信息总量会比各部分人拥有的信息量的总和多得多。
但是，陌生人也有可能成为信息过滤者。一天我正在加利福尼亚的帕洛·阿尔托逛街，一个人走到我面前问：“未来会怎么样？”我迷惑地看着他。他接着问道：你是彼得
施瓦茨吗？你写关于未来的东西，对吧？你对计算机和孩子感兴趣，是这样吗？你应该读一读西摩·派珀特写的名叫《头脑风暴》的书，你真的应该读一读它。”他转身走开了。
不管怎么说，他确实是对的，我还没有他推荐的那本书中那样奇幻的思想。
当然，归根结底，真正的过滤器是你自己。当某些书籍或杂志中的观点使你感到不舒服的时候，要注意你自己最初的反应，如果你感到乏味，那么就继续读下去；如果你感到威胁，那就停下来想一想，是什么使你感到烦恼。
沉浸于挑战性的环境：旅行是你体验不熟悉的东西的最好途径，旅行会强迫你去适应不同的观点，虽然这种适应可能是暂时的，旅行会强迫你问自己诸如为什么人要按照那种方式生活？他们如何建立相互之间的关系、目标与价值观？以及他们努力要达到什么目标？等等。在旅行时，我会有意识地积极面对各种不同情况。我乘坐当地的交通工具，
行走于不熟悉的街道。由于我通常在城市的办公室内工作，因此我特别乐于参观工厂和乡村。我拜访一个又一个朋友或进行其他非商业接触，热情地与商店店员或出租车驾驶员谈话。
旅行者在印度旅行的日子里会发现那里有三种截然不同的文化：35亿人生活在石器时代；25亿人生活在19世纪；1亿人生活在20世纪的现代化社会，使用着核电站、卫星以及先进的电脑系统。这1亿人是英格兰人口的2倍，到20世纪末才会达到英国现在的水平。对于情景规划者来说，这意味着未来的印度不应该是典型的发展中国家，印度可能成为下一个军事大国，它已经拥有世界上规模第四的庞大军队，拥有战斗机、潜艇、炸弹以及大规模杀伤性导弹。
另一个情景是印度发展成为世界计算机软件生产的强国。惠普公司在孟买以外的地区重新设立一个程序开发中心并不是什么意外事件，考虑到在美国的大学学习数学专业的印度裔学生的数量，这样的软件开发中心或许只是冰山的一角。过去十年中，贝尔实验室取得的最大成就就是由印度数学家完成的。当你在印度旅行时，你就会发现这里到处都充斥着五千年悠久历史的泰米尔数学传统。在德里市有一个天文仪器博物馆，那里就收藏有一个三层楼高的巨大的角量仪。古印度人没有透镜或望远镜，但是他们在哥白尼以前几个世纪就已经理解了行星运动的数学规律。
我非常喜欢访问那些能给我们的神经带来震撼的国家。
我上次去日本时，一位名叫史蒂夫·巴尼特的文化人类学家(他从前是日产美国公司的首席产品设计师，现在在GBN工作)，带领我经过的两栋建筑物深深地影响了我。一栋建筑是位于东京六本木(R叩pongi)的一座四层楼的建筑物，其前部由石头做成，有巨大的拱门和哥特式的窗户。后来，我发现这座建筑模仿了16世纪佛罗伦萨宫殿式建筑的样式，而暴露在石头之外的铸铁的框架却是非常现代的巴黎商业中心的风格。从街道上可以看到这座建筑由铸铁做成的巨大楼梯，看上去，这座建筑就好像是19世纪的工厂。建筑物的楼梯没有显示指向何方，但是和超现代的风格却显得非常不和谐。这栋建筑是建筑艺术上的大笑话，也显示了日本文化经常矛盾的一面，即日本文化受世界各地不同类型文化的影响而不能将其协调一致。
离这座建筑物不远，我和史蒂夫发现我们通过一个小巷走到了另一栋建筑旁，这是一个只有一层楼高的小夜总会，建筑被漆成了黑色，围墙外有不少轿车，也有一些自行车。
一位20多岁的日本青年男子站在门口，戴着小金丝眼镜，身穿很长的黑色外套。因为好奇，我们想过去攀谈几句。但是看门人不说一句话，挡在门口不让我们进去。当我们离开时，三个长相凶恶的年轻人从汽车中走下来，没有人说笑，看门人却安静地站到一边让他们进去了。
我们看到了日本社会隐秘的两个侧面，它们隐藏在丰田、索尼和三菱公司的背后：一是日本社会十分有趣的一面，这即使在像建筑学这样庞大而严肃的领域也有所表露；
二是高科技以及由此带来的日本犯罪行为的黑暗面，我发现自己在想象这些犯罪分子运转着一个半导体芯片交易黑市，或者在贩卖能改变人的身份的生物技术方法。任何有关日本的情景都应该把上述两种方法作为影响因素考虑进来。
通过访问新加坡，我认识到亚洲产业工人推动经济增长的力量是多么强大。从他们充满活力的眼神、马路边的一座座的工厂，以及对世界范围内各种新奇尝试的快速反应，我能够看到他们创造财富的动力。不论发生什么，这些人都能够做到。
你不需要走遍世界来展示自己的与众不同。走在大街上，你就可以感受到来自第三世界的不同感觉，或者在马路的转角处，你就会遇到一群充满新鲜气息的人。以前，收集信息则意味着要去文化和商业中心——巴黎、伦敦、纽约、加利福尼亚或东京。今天，世界范围的力量中心化程度的降低，导致信息和文化的集中程度也在降低。例如，新思维的主要来源是堪萨斯州的萨林那市，那里既是大陆学会的家乡，也是生态哲学的主要分支机构所在地，但它却很少引起媒体的注意。但即使是堪萨斯人自己，也不会在那里找到新思想的源泉，除非他们有意识地用接纳的观点来观察。
我收获颇丰的一次旅行是到位于加利福尼亚海滩上大苏尔的一位朋友家做客，当天正值1984年洛杉矶奥运会开幕，那时我已经离开美国两年了。我的朋友建议我们用他的电视指南观看奥运会开幕式——不是普通的电视指南，而是新的、一英寸厚的叫做《轨道卫星》的杂志。一页接一页覆盖了所有时间的数以百计的节目选择：国际广播、网络传播、电报传递以及地方节目。节目清单中夹杂着各种各样的产品
广告，包括卫星器具、接收器、调谐器以及马达，这些产品都是由历史不到两年的新公司负责完成的，整个全新的产业几乎是在一夜之间发展起来——在我离开的这两年里。指南本身是由热心公益的十几岁的年轻嬉皮士制作的。这次访问使我对未来的思维豁然开朗，分段媒体不会再被三大电视网所垄断，听众的数量会急剧下滑直至消失。
网络敏感性：在壳牌的时候，我们总要度过一段难熬的时间，来与分布在120个国家，以及可以想象的任何时区内的情景规划者来交流思想。基于此，我们就有了将我们的研究团体开放，并将之建设成为一个网络的想法，来打破因时间和空间的阻隔而形成的瓶颈。我们通过计算机会议系统提供这种服务，围绕我们50位规划者建立了计算机终端并教会他们使用这些终端。当我们将外部人士引人一些会议的时候，伦敦的一些规划者可能正在咨询加利福尼亚的科学家(而其他人仍然有可能继续通过视频进行会谈)。在网络中的每个人都获得了提高，而知识是这个网络中唯一可能翻倍的财富，会议网络成了创造和放大这种财富的发动机。壳牌现在还在继续进行计算机网络的尝试。
对于一名计算机新手，融入计算机与电话的思路看起来让人退缩，但其实使用个人计算机并没有想象的那么难。你只需要输入文字信息供他人阅读，而在另一端，你的信息会显示在会议上，其他人也会将他们的评论反馈回来，这是提高与他人交流的更高效、效果更好的途径。你需要努力找到与他人谈话的时间，你可以同时向十几个人提问，通过在网
络里面遨游，你可以遇到各个领域的专家，例如，废弃物处理专家、教育界专家，以及中东建筑艺术等方面的专家，等等。你不会看到他们本人，只会看到他们的观点和工作(虽然很多计算机网络用户最终都互相见面并且成了朋友)。目前，全世界范围内有超过5000万人在使用计算机网络，包括对许多问题都有深刻见解的领导者、科研工作者、技术工作者以及作家，他们组成了一个24小时的咨询网络。《全球软件目录》杂志这样评价在线文化：
优秀的作家富有感染力，普普通通的作家获得了提高，而激进的或不敏感的作家被忽略了。人们努力将他们的情感构造得更明晰以免被误解，种族、性别、羞怯、无能、年龄以及身体外貌都变得无关紧要，你会发现好像每个人都变得易于接近。但是你还是需要学习不要给别人压力——人们只会对这样的信息耸耸肩或置之不理。网络中关键的印象是文明——或者更精确地说，一种达到文明的新途径。
顺便声明一下，到此时，读者可能会在猜测我醉心并热衷于运用新技术，我的热情很可能演变成一种偏爱，由于新技术对我们周围世界的影响是如此之大，我确实密切关注新技术并且使用它们。然而，在团队中工作时，这种偏爱可能会由于关注社会与人文而得到缓和，即使技术对人们的生活产生了影响，你也会感到人们不是生活在构建于西方技术基础之上的社会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