毕加索钟爱那种以线条为主要造型手段的艺术形式，他知道，线，是东方艺术的根子。中国的水墨画，自始至终贯彻的就是这根神奇的线，而自己的“立体主义”作品，不也渗透着线的魅力吗？
他渴望到中国去，渴望有机会与中国的绘画大师促膝交谈。正在这时，中国画界的另一位大师——张大千先生叩门求访了。
１９５６年５月，应巴黎现代艺术博物馆馆长乔治·萨勒的邀请，着名中国画家张大千携夫人徐雯波来到“人间的艺术天堂”——巴黎。
５月３１日至７月１５日，张大千在巴黎举办了两个画展，其一是东方博物馆的“敦煌画展”，另一个是设在卢浮宫的“张大千近作展”。与此同时在卢浮宫开展的是“马蒂斯遗作展”，这是乔治·萨勒特意安排的，他想让东、西方艺术的杰出代表作，在卢浮宫这个艺术的殿堂来一次正面的“交锋”。
张大千的画展取得了圆满的成功。
与耶华利的想法不谋而合的是，张大千此次来到巴黎，另一个重要目的就是：会一会西方艺术大师毕加索。他把这个愿望看得比画展还要重要，并请旅法画家赵无极和潘玉良帮忙引荐。
赵、潘二人在法国居住多年，但从未和毕加索打过交道，对毕加索的脾气也是早有耳闻。
张大千转而向乔治·萨勒求助，但是萨勒也表示爱莫能助。张大千让翻译直接拨通了毕加索的电话，接电话的正好是毕加索的女秘书雅克琳。当她听说来自中国的客人张大千要拜访毕加索时，想起了毕加索平时对中国艺术的爱好和推崇，于是一反“来者皆拒”的作风，留下了张大千旅馆的电话号码。
两个小时后，雅克琳打通了旅馆的电话：“朋天，毕加索将参加邻近的瓦洛利镇陶器展览会开幕典礼，会场上见。”张大千顿时喜上眉梢。
第二天，张大千携夫人和翻译来到瓦洛利镇，这里张灯结彩，一派节日的欢庆气氛。街道上到处都是人，大家个个满脸的兴奋和企盼，他们都在期待着一个人——毕加索，他是今天的主角。
他不是走来的，而是被人们抬在了肩上。７５岁的他头发已经花白，一双又大又黑的眼睛满含着笑意，他举起手向人群示意，立刻引起雷鸣般的掌声和欢呼声。人们簇拥着他，缓缓向前移动。
张大千惊呆了，他从未见过一个画家受到如此热烈的拥戴。突然，他看见毕加索回过头，看了他们一眼，对他浅浅地笑了笑，旋即又转过头，继续向前移动，直至到达开幕式大厅。张大千感觉有些意外和失望，他暗自思量着。
正在张大千纳闷的时候，身旁的翻译却忍不住了，他无法忍受毕加索对张大千如此怠慢，因为张大千可是他心中的偶像。只见他大步流星地走过去，穿过人群，来到毕加索面前，神色极其愤怒地说着些什么。
张大千没料到半道上会杀出个“程咬金”，不由得捏了一把冷汗。远远的，他看见毕加索又对自己望了一眼，然后在翻译耳边轻轻地说了一句什么，翻译立刻转怒为喜，并露出愧疚的神色。
很快，翻译回到他身旁，激动地转告道：“毕加索说，现在人太多、太乱，不便交谈，他想明天中午在他家里宴请张先生夫妇！”
第二天，也就是７月２８日中午，张大千夫妇及翻译来到了毕加索在加利弗尼亚的别墅。毕加索把胡子刮得干干净净，一改平时光肚皮、光膀子的形象，穿着一件茄克式的条格衬衣，站在门口迎接尊贵的客人。
走进画室，毕加索抱出２００多幅仿齐白石的作品，请求张大千指正。张大千非常惊讶，没想到毕加索对中国画悟得那么深。当然，他也指出了毕加索的不足。
应毕加索的请求，张大千当场写下了“张大千”三个大字，笔力苍劲雄厚，墨色深浅有致。
随后，毕加索还破例让记者为他和张大千夫妇照相留念，并将一幅《西班牙牧神像》送给张大千。
第二天，东、西方艺术界的两位泰斗会面的消息立刻传遍了巴黎，评论家认为，这次会面“昭示着近代东西方美术界相互影响、调和的可能。”
后来，张大千将一幅中国画大写竟墨竹送给了毕加索，在这幅画中有两竿墨竹，一浓一淡、一肥一瘦、一老一嫩，尽显中国画的精妙，被毕加索视若至宝。
转眼间，１０年过去了，毕加索收到了张大千家人从南美巴西捎来的两支毛笔。原来，张大千找到一位牧场主，从２５００头３岁口牛的５０００只耳朵中拣选出了仅够做８支笔的毛，制成了８支绝品毛笔。时隔１０年，他依然记挂着远在欧洲，还有一位西班牙老人酷爱着中国画，却一直没有一根好点儿的毛笔。
毕加索与张大千的异国友谊，被后人永传佳话。
夕阳依旧灿烂
其实，毕加索不仅仅是个艺术家，他也是诗歌和雕塑界的杰出代表。
早在１９２８年，毕加索就已经开始涉足诗歌领域，不过他总是在自己的一个小本子上写着，从不拿给别人看。直到有一天，他的秘书兼诗人沙巴泰正在安排午饭，毕加索递给他一张纸，上面写着一首诗，沙巴泰读后大加赞赏。
得到沙巴泰的鼓励，毕加索对自己有了信心，他用心地学写诗歌，一有佳作，便朗诵给朋友们听。
１９４１年１月，他灵感迸发，花３天时间创作了诗剧《被尾巴愚弄的欲望》。剧中的主角是一个叫“大脚”的诗人，女主角叫“果馅饼”，其他的角色还有“洋葱”、“胖忧虑”、“瘦忧虑”、“圆片”、“静寂”等等。剧中的很多句子就像诗一样优美而感伤。
这部诗剧的成功演出，使毕加索声名远扬。毕加索也曾经自嘲，在他谢世多年之后，百科全书上将会出现这样的条目：毕加索（巴勃罗·鲁伊斯），西班牙诗人，在创作着名的雕塑作品《山羊》时，他每天都去垃圾堆扒拉一通，连沿路的垃圾箱也不放过。弗朗索瓦推着一辆旧童车跟着他，装他捡到了可以派上用场的破烂；司机开着汽车尾随其后，准备装笨重的大家伙。
灵感随时都在跟着毕加索，他用两年前在海滩捡到的一张棕榈树叶做山羊的面部，把葡萄藤加工成山羊角，用硬纸板剪出耳朵，羊腿是用树枝做的，后腿还有像关节一样的结；他还绑上一些铁丝铁片突出山羊的髋关节，使它看起来瘦得只剩下皮包骨头。这幅作品展出后，受到了广泛的关注。
１９６１年３月２日，年近８０的毕加索在瓦洛利市政厅举行平生的第Ｍ次婚礼，新娘是３５岁的雅克琳。那一天，参加婚礼的只有亲朋好友和市长保尔·德里贡，毕加索早已厌倦了新闻记者的追踪，所以他特地非常隐秘地举行婚礼。婚礼一直到结束时，都没有受到一个记者的打扰。
雅克琳是毕加索暮年惟一的伴侣，她把整个身心都扑在毕加索身上。
１９６３年，步入晚年的毕加索在得知自己的两位挚友——画家勃拉克和诗人科克多相继去世后，他深深地意识到自己确实已经很老了，那双又黑又亮的眼睛变得混浊昏花，只能靠厚厚的镜片来“包装”一下。从此，他把自己关在家里，足不出户，谢绝外界的采访。
１９７１年５月，毕加索的律师要回巴黎，毕加索一反常态，坚持要去机场送他，而且不许雅克琳搀扶。
“毕加索要出门”的消息，不知怎么走漏了风声，他一到机场，立刻被记者们团团围住。
然而，年近９０的他仍然不减当年，在记者们面前镇定自若、思维敏捷、口齿清楚，对答如流。
在毕加索９０大寿那天，巴黎市政府授予他“荣誉市民”称号，并在卢浮宫为他举办了一次画展，法国总统乔治·蓬皮杜亲自主持了开幕式。
而此时在他日夜思念的祖国西班牙，佛朗哥反动政府依然统治着人民。西班牙人民牢记着毕加索的生日，他们举行了大型的庆祝活动和集会。
在毕加索曾经居住过的巴塞罗那，已经建立了毕加索博物馆。市长主持了一次由《世界》周刊组织的午餐会，并给毕加索发去一封贺电，称赞他是“１９７１年杰出的西班牙人”。
毕加索接到电报后，激动得一天都没有工作，他把电报攥在手里，逢人就拿出来给人看。
１９７２年冬天，毕加索患了流感，久病不愈。他知道自己不久将要离开人世，于是不停地工作，舍不得浪费一点时间。
１９７３年４月７日晚上，毕加索与妻子雅克琳以及他们的公证人安特比共进晚餐。１１点左右去了画室。一直工作到凌晨３点才上床睡觉。不久，他突然病发，全身颤抖，喘气不止，危在旦夕。
“你在哪儿，雅克琳？”他突然问了一句，随后又转向医生伯纳尔：“你不肯结婚真是大错特错，婚姻非常有用。”这是毕加索留给人间的最后两句连贯的话语。
１９７３年４月８日上午１１时，２０世纪最杰出的艺术大师毕加索永远地离开了这个让他留恋的世界，终年９１岁。
一个由美国专家组成的小组在毕加索逝世后成立了，他们的主要工作是对毕加索遗留下来的近５万件绘画、版画、素描、雕刻、浮雕、陶瓷艺术等作品，进行整理、归类、存档、估价。这些记录，基本概括了这位大师终生的艺术创作的成果。这些作品，如果以当时的售价测算，大约价值近３亿美元，除了法国政府抽去少量的税收外，其余的分别由毕加索的夫人、儿女、孙女儿继承。后来，毕加索的家人将家产的一部分捐献给了社会慈善事业。
毕加索的作品真实记录了２０世纪的历史风云的生命的波澜，是一幅浓缩了的历史画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