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坊里归我干的活儿并不复杂。早晨，大家还在睡觉的时候，我就得起来为师傅们烧好茶炊，趁他们在厨房里喝茶的时候，我和帕什卡就收拾作坊，把蛋黄和蛋清分开，以便用来调颜料，然后我就到铺子里去。傍晚，把颜料研成细末，“仔细观摩”师傅们的手艺。起初，我怀着极大的兴趣进行“观摩”，但是很快就明白了，这门手艺工序繁琐，分得七零八碎，几乎所有从事这门手艺的人都不喜欢它，并且因为它的沉闷无聊而苦恼不堪。
晚上我有空时就给人们讲轮船上的生活，讲书里的各种故事。不知不觉我在作坊里占据了一个特殊的位置——讲故事和朗诵的人。
很快我就明白了，这里所有人的经历和见识都没有我多，他们当中差不多每一个人都是从小就被关在作坊这个狭小的笼子里，从那时候起就一直蹲在里面。整个作坊里只有日哈列夫到过莫斯科，提起莫斯科，他便深有感触，脸色阴沉：
“莫斯科不相信眼泪，在那儿得睁圆双眼，小心谨慎！”
我给他们讲亲眼所见的事情，他们总不大相信。不过，所有的人都喜欢听恐怖故事，情节曲折的故事，甚至上了年纪的人也都明显地更爱听虚构的故事，而不大喜欢真实的故事。我看得很清楚，故事情节越是荒诞不经，越是富于想象，他们就越听得入迷。通常说来，现实的真相引不起他们的丝毫兴趣，大家都抱着幻想展望未来，而不愿意目睹眼前生活中的贫困与丑陋。
我已经相当强烈地感觉到了生活与书之间的矛盾，这一点让我越发感到惊奇。
在达维多夫的箱子里有一本破旧的戈利钦斯基短篇小说集，有布尔加林的《伊万·魏日金》，还有布拉姆别乌斯男爵的一本小书。我把这些书都朗读了一遍，大家都喜欢听，差不多每天晚上我都读书。这是些美好的傍晚，作坊里像深夜一样安静，面对着一张张平静的、沉思的脸，我心底掠过一丝满足。偶尔也会有人叫出声来，对书的作者或书里的人物表示赞叹。人们注意力集中，这个时刻变得和平时大不相同，我很喜欢他们在这种时刻的样子，他们对我也很好，我觉得是适得其所了。
“有了书，我们这儿就像到了春天，拆除了冬季的护窗，第一次自由自在地打开了窗户。”有一天西塔诺夫说。
在这种地方，找到书不容易，可谁都没想到去图书馆里借，幸好我总能够想方设法弄到书，到处去央求，像乞讨似的。有一天，消防队长借给我一本莱蒙托夫的诗集，由此我深深感到了诗歌的力量以及它对人思想的巨大影响。
我记得，刚刚读《恶魔》的时候，这首长诗使我异常激动，心里又痛苦，又舒畅，我的声音时断时续，泪水模糊了眼睛，以至于看不清楚那些诗行。但是，让我更加激动的是作坊里的气氛，大家都小心翼翼地，生怕弄出声音来。整个作坊都在缓慢地转动，人们像受了磁铁吸引似的围拢到我的身边。我念完了第一部的时候，差不多所有的人都站到了桌子四周，紧紧地互相挤在一起，彼此抱着肩膀，有的皱着眉头，有的在微笑。
“念呀！念呀！”日哈列夫说着，还把我的头朝书本上按。
我念完了，他把书拿过去，看了看书名，然后把书挟在胳肢窝里，宣布说：
“这本书应该再念一遍，明天还由你来读，书就先由我放起来。”
他从我身边走开，把莱蒙托夫的书锁在他那张桌子的抽屉里，接着又开始干活儿。作坊里静悄悄的，人们小心地散开，回到自己的桌子旁边去。西塔诺夫走到窗户前面，脑门抵着玻璃窗，一动不动地站着。过了一会儿，日哈列夫又放下画笔，声音严肃地说道：
“这就是人生，上帝的奴仆啊！”
直到吃晚饭以前，他都心神不定。一反常态地在凳子上扭动着身体，说着一些让人摸不着头脑的话，一会儿说恶魔，一会儿说女人和夏娃，一会儿说天堂，说圣徒们怎么作孽。
大家都默默地听着他说话。或许，跟我一样，谁都不想说什么。大家不停地看挂钟，工作都很懒散，挂钟敲过9点，大家不约而同地放下了手里的活儿。
西塔诺夫和日哈列夫走到院子里，我跟着他们一块儿走出去，在过道里，日哈列夫告诫我说：
“你呀！马克西梅奇，在铺子里对任何人都不要提起这本书，它准是一本禁书！”
我听了心里非常高兴：原来过去忏悔的时候，神父问我读没读过的就是这样的书啊！
吃晚饭的时候，大家都默不作声，不像过去那样吵闹，也不说话，仿佛大家都有什么沉重的心事，需要认真地思考。吃过晚饭，大家都躺下睡觉的时候，日哈列夫拿出书来对我说：
“来吧！把它再念一遍！慢点念儿，别着急……”
有几个人不声不响地下了床，走近那张桌子，光着膀子，安安静静地坐在四周，把双腿蜷了起来。
我读完了以后，西塔诺夫倚在我的肩膀上，摇晃了一下身子，念了几句，然后笑着说：
“我要把它抄在自己的本子上……”
日哈列夫把书锁在抽屉里，他穿好衣服，问西塔诺夫：
“去小饭馆吗？”
“我去看我相好的。”西塔诺夫小声回答。
他们走了，我就在靠门口的地板上躺下，旁边紧挨着帕什卡·奥金佐夫。他翻来倒去好长时间，鼻子不停地“哼哧”，忽然呜呜咽咽地小声哭了起来。
“你怎么啦？”
“我可怜所有的人，可怜得要命，”他说，“要知道我跟他们在一起生活都3年多了，我对他们都很了解……”
我同样也很可怜这些人，很长时间我们都睡不着，小声谈论着，他们当中每个人身上都能发现一些善良美好的品质，所有的人又都有一些让人捉摸不透的地方，这更加深了我们这两个孩子对他们的怜悯。
我跟帕什卡·奥金佐夫相处得很好。后来他出息成了一个优秀的画师，可惜没能坚持多久，快到30岁的时候，他开始酗酒，喝得很凶。后来，在莫斯科希特罗夫市场我碰见他的时候，他已经沦落为流浪汉了。不久前听说，他害伤寒病死了。在我这一生当中，有许许多多好人稀里糊涂地断送了性命，想起来真叫人恐惧！所有的人无一例外地渐渐衰老，然后死亡，这合乎自然规律。但是，没有一个地方，人会衰老得这么快，快得叫人害怕，也没有一个地方，人的精力会消耗得像这样毫无道理，如同在我们这里，在俄罗斯……帕什卡狂热地想方设法捉弄戈戈列夫，似乎打定了主意不让这个雕刻工有片刻的安宁。在这方面，我也尽力给帕什卡帮忙。我们的恶作剧总是毫不留情，而且十分粗鲁，作坊里的人为此感到非常开心。不过，别看戈戈列夫上了年纪，他还是有一把干力气，趁我们不提防，他会抽冷子抓住我们狠狠地揍一顿，打完了还要向老板娘去告状。
老板娘也是天天带着几分醉意，因此总是脾气和善，高高兴兴的。她尽力吓唬我们，用胖胖的手敲着桌子叫嚷：
“又是你们两个捣蛋鬼在胡闹，是不是？他老啦，应该敬重他才是！是哪个往他的酒杯里倒的煤油？”
“是我们……”
老板娘挺惊讶：
“嗨，天呀，他们还敢承认呐！该死的……要尊敬老年人呀！”
老板娘孤身一人，怪可怜的。她常常喝足了甜酒，坐在窗户边唱歌。
她不算胖，但身体软绵绵的，皮肉松弛，就像一只已经再也不能逮耗子的老猫。她饱食终日，腿脚沉重，只会像猫一样打着呼噜，甜蜜地回忆往日的成功和那些自己得意的事情。
每到晚上，师傅们“呼噜呼噜”地打鼾，有的在睡梦中大声哼哼、喊叫，有的断断续续说着梦话。达维多夫在高板床上不停地咳嗽，苦熬着他生命中最后的时光。房间的一角，身体挨着身体，横躺竖卧着“上帝的奴仆”卡宾久欣、索罗金、米里亚申。他们被困倦与醉意牢牢地拴在那里，一动不动。没有脸，没有手和脚的圣像从墙根向外张望。油漆的呛人气味、臭鸡蛋味、地板里那些脏东西的酸臭气，几乎让人窒息。
“我是多么可怜这些人啊！”帕什卡悄悄地说，“上帝啊！”
这种对于人们的怜悯，越来越让我的心里感到不安。如同上面说过的那样，我们两个人觉得，所有的师傅都是好人，可是生活却很糟糕，有损于他们的人格，枯燥得难以忍受。在冬季暴风雪发狂肆虐的日子里，当大地上的一切，所有的房屋、树木，都在震颤、吼叫、哭泣，当大斋期凄凉的钟声“当当当当”响个不停，愁闷就像海浪一样涌进作坊里来，像沉重的铅块儿一样压在人们心头，使他们的一切活力都丧失殆尽，把他们抛向小酒馆，抛向那些女人。
这样的夜晚，读书已经不起任何作用，于是我跟帕什卡又想出了新招儿，让大伙儿开心：把煤烟和各种颜料涂在脸上，用大麻纤维做头饰，表演我们自己编的各种喜剧，驱散愁闷，让人们开怀一笑。
观众们一阵阵哄堂大笑，我却觉得奇怪，怎么轻易一逗他们就笑了呢？这么轻而易举反倒叫我心里别扭。越是往下演，我就越深刻地感觉到，悲哀比欢乐更加贴近人心。
在我们这儿，欢乐向来无立足之地，它本身也不受重视，人们把它从地窖里特意抬出来，只不过是当作一种手段，借以消除俄罗斯梦幻一般的苦闷罢了。欢乐并非由于自身的需要而存在，也不是由于它想存在就能存在，仅仅是由于一连串忧伤日子的召唤，它才偶然出现。因此，欢乐的内在力量实在是令人怀疑的。
这种由外力激发的、勉强的欢乐让我心里感到厌烦。当我激动到忘乎所以的地步，就把突然涌现的种种幻想即兴讲出来或者演出来——因为我渴望在人们心中唤起轻松自在、无拘无束的真正喜悦！我多少取得了一些成功，大家夸奖我，为我惊喜。但是忧愁，那似乎被成功动摇了根基的忧愁，又慢慢地变得浓厚起来，像铁板一样牢固，压得人透不过气来。
西塔诺夫常常劝我说：
“把别的事都抛开，学演戏去吧！”
西塔诺夫为人非常正直、诚实，并且把这些视为他的本分，但豪爽的卡宾久欣却总是巧妙地嘲笑他说：“唉，西塔诺夫，你干嘛总是装出一副圣洁的样子给人看呢！你把你的心擦得像节日前的茶炊那么干净，你到处吹嘘——我的心亮得闪光！其实，你的心是钢铸的，跟你在一起很无聊！”
西塔诺夫平平静静，一句话也不说，一心扑在工作上，不然就把莱蒙托夫的诗抄在自己的本子上。为抄这些诗几乎用去了他所有的空余时间，我劝他说：“你不是有钱吗，为什么不去买一本？”
他回答说：
“还是亲手抄得好！”
卡宾久欣依然三番五次地挖苦西塔诺夫，嘲笑他酷爱诗歌，嘲笑他不幸的爱情，想用猥亵的下流话激起他的愤怒，但总是不能得逞。西塔诺夫默默地听着卡宾久欣的嘲讽，从不生气，有时候他自己还和卡宾久欣一起笑。
夜里，他们俩并排睡在一起，还常常说悄悄话，一说就是好长时间。
这些谈话让我不得安宁，这两个人的性格截然不同，却那么亲密，我很想知道，他们到底在谈些什么。但是，当我走近他们的时候，卡宾久欣就吆喝道：
“你要干什么？”
而西塔诺夫却好像没看见我似的。
后来，留心听他们的谈话，我知道了，他们夜晚谈的也不外乎是人们白天常说的那些内容：谈上帝、真理、幸福，谈女人的愚蠢和狡猾，谈有钱人的贪婪，也谈整个人生是错综复杂、让人难以理解的。
我总是如饥似渴地倾听着这些谈话，这些谈话让我激动。叫我高兴的是，几乎所有的人说法都一样：生活嘛——不好，应该过得好一些！但是，同时我又看出，这种要求生活得到改善的愿望，并没有使任何人承担什么责任，也没有使作坊里的生活以及师傅们相互之间的关系产生什么变化。这些言谈话语照亮了我眼前的生活，同时又暴露了这种生活背后的忧郁空虚。人们在这空虚之中糊里糊涂、怒气冲冲地漂泊奔忙，恰似池塘里水面上的碎屑与废物，被风吹得动荡不定。正是那些漂泊奔忙的人们说这种漂泊奔忙毫无意义，并为这种漂泊奔忙而气愤烦恼。
人们发表很多议论，讲得兴致勃勃，总是喜欢评判人，常常爱后悔，喜欢自我吹嘘，因为一点点无足轻重的小事就会气势汹汹地争吵，相互之间狠毒地伤害。而且他们极力想知道他们死后会是什么样子。
人们常说：
“人们没人可怜，上帝不可怜他们，人们自己也不可怜自己……”
可是当我们俩，我和帕什卡，给达维多夫洗了个澡，把这苦于肮脏和虱子叮咬而且活不了多久的人弄得干干净净的时候，想不到竟招来了人们的嘲笑。他们从身上脱下衬衫，让我们捉虱子，把我们叫做“搓澡的小伙计”，总是嘲笑挖苦，倒像是我们俩做了什么丢面子的事，该受人耍笑似的。
从圣诞节到大斋期，达维多夫一直躺在高板床上，不停地咳嗽，吐出带腥味儿的血块，血块吐不到污水桶里，落在地板上留下斑斑血迹。每到夜晚，他就在睡梦中喊叫，常常把人们惊醒。
差不多每天人们都说：
“该把他送到医院里去了！”
可开始的时候，人们发现达维多夫的身份证过期了；后来，他的病情好了一点儿；临到未了，大家都断定：
“反正他快要死了！”
他自己也说：
“我快完了！”
其实，他性格安稳，为人幽默，有时还会说一些玩笑话，驱散作坊里难堪的郁闷。
“我怎么就咽不了这口气，真倒霉！”
他不怕死的勇气反倒让帕什卡很惊恐，夜里他常常推醒我，悄悄说：
“马克西梅奇，他好像是死了……他真要是死在晚上，我们俩就躺在他的床下边，啊，上帝呀！我害怕死人……”
在一个有月光的夜晚，帕什卡突然叫醒我，恐惧地瞪大了眼睛，盯着我说：
“你听！”
达维多夫正在高板床上“呼呼”直喘，急促而又清楚地呼唤：
“到这来呀！来呀……”
然后就开始打嗝儿。
我从院子里往野外背雪背了一整天，累得要命，便又闭上眼睛准备睡觉，但是帕什卡请求我说：
“求你别睡，看在基督的份儿上，别睡！”
忽然他跪在地上，疯了似的大声喊叫：
“你们都起来，达维多夫死啦！”
有人醒了，卡宾久欣爬下那张高板床，吃惊地说：
“好像真死了……虽说身上还有点儿热乎气……”
屋里一片安静。日哈列夫画了个十字，用被子裹紧身体说：
“唉！怎么办呐，让他升天吧！”
帕什卡把头藏在枕头底下，呜呜地痛哭。
只有西塔诺夫没有醒过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