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桥三十春，重逢倍觉亲
整理书斋，一大堆旧日飞鸿，将思绪牵回14年前的故乡，也牵回我天真烂漫的少女时代。一封印有大雁塔角图的挂号信，是中学支援同学的。《会聚99》中圆润、娟秀的笔迹，概括了陕西三原县龙桥中学同学欢聚的盛况，满头银发的李宁老校长即兴抒怀：与王萍（笔者的曾用名，作者注）等同学三原会聚—
龙桥往事三十春，同窗师生情谊深。
九九仲春池阳聚，忆旧谈今倍觉亲。
1999年3月25日
师生欢聚一堂，举杯畅怀。同窗有马彪、支援、牛民、任大伟、左建忠、王凤群、刘芳霞、乔文礼等15位同学。一起欢宴、合影的，有县委书记巨志忠、宣传部长史明剑和副部长徐文彦、广电局副局长郝粉霞、县报记者林仑等友人。
支援同学才华横溢，即席赋诗：
同龄同窗同命运，
自立自强自成长。
30年的风风雨雨、坎坎坷坷，
30年的酸甜苦辣、悲欢离合。
人人都有一个故事，
个个都想讲一讲……
恰同学少年，风华正茂。那时，我们戴着大红花去“广阔天地炼红心”。如今，儿女成才，两鬓染霜，大腹便便，亲人相见不相识，紧紧拥抱，笑问：“你说我是谁？”彼此笑出了泪，却答不出姓名了。向各位师友赠送了作品集《风铃叮咚》作为阔别30年的汇报。家乡的广播、电视、省报、县报都发了消息和专访，处处受到热烈的欢迎和关照，时时感受到故乡的深情。她小心翼翼地舔舐游子的伤口，抚慰孤寂的灵魂，以她宽厚的胸膛宠爱着游子，敝帚如珍，反教我自惭不安起来。
支援不爱讲话，整天默默地写写画画，各种书体行云流水，美术字更是拿手戏。他的座位在我后面，每到下课或自习，我喜欢转过身去看他写字。每次新学年开学新书发下来，我仔细地包上书皮，请支援写上名字和班级。
我们同窗仅仅一年，可怕的“文革”风暴席卷校园，课本束之高阁。从早到晚，高音喇叭狂嚎着“造反有理”，各种各样的“战斗队”疯长起来，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充斥于大街小巷。不爱讲话的支援和牛民同学，或被安排抄写大字报，或拎着墨桶在街上刷标语。三原县城里城外无人不晓，人们赞叹：“龙桥中学那俩小家伙字写得真棒！”于右任先生故里的三原人，向来看重写字和珠算，认为字写得如何，代表着一个人的修养和“门面”，算盘打得好，脑子必定聪明。过去的考工或相女婿，这两样是必不可少的。
校园后操场挖了地道，直通文化馆大殿，宿舍床板全搬去建了地道。教学楼阳台上垒满沙袋，做成机枪掩体；教室里，桌椅七零八落，胳膊腿儿分了家；墙角，大喇叭泡在水缸里。没有了上课的铃声，没有琅琅书声，没有鸟鸣，只闻“啾啾”枪响，豆蔻年华的同学倒在血泊中……
我们想老师想同学，天天想着长满玫瑰与合欢花的美丽校园。家里大人禁止我们上街：“好好在家呆着，不许去学校！”不时有噩耗传来：某某牺牲了，某某受伤了，某某被抓了……我们胆战心惊，困兽般地蜷伏在家，没有书读，没有事干……是谁毁了我们的黄金时代？！
支援很有文采，常常别出心裁。他的名片上，不注行政头衔，却以“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支援先生”排成扇形，颇有创意。他和儿子一起创作了回顾知青生涯的《“没有贫农便没有革命”》《龙的传人》等作品，再现了过去的非常岁月。前者画面上，支援戴着大耳帽，穿着缅裆大棉裤，抱一把铁锨，靠在一座茅屋的墙上，背后标语“没有贫家便没有革命”。《龙的传人》中精瘦的父子俩猛吸肚皮，一根根排骨清晰可数。可惜，现实环境所限，他的天分没有得到充分发挥，真是太可惜了。他的全部心思都在培养儿子上，两个儿子大学毕业走向社会，是他最大的成就。支援说：“把我挣得（方言，累坏了）再苦，也要供孩子读大学！”被耽搁的一代，只有将大学梦寄托于下一代了。
支援信中说，4月11日，白发苍苍的老校长、当年的“走资派”李宁先生，特邀当年的“马牛支任战斗队”成员来家中欢聚。同学们送给恩师的礼物，是一方带石英钟的纪念牌匾，上书“李宁老师，恩重如山”，一盆“夕阳红”枫叶盆景及营养品，表达了四位年逾不惑的汉子，对少年时代恩师的感激之情。“我们师生五人畅饮美酒，忆旧展新，愉悦无比。你一定想象得出，那就分享一点儿吧！”忆往昔，峥嵘岁月稠。四个关中汉子齐刷刷地站在老校长面前，深深地鞠躬，向恩师谢罪。当年，在时代风云诡谲无常的裹挟下，小将们少不更事，在“你们要关心国家大事，要把无产……进行到底！”的蛊惑下，荒废了黄金年华，批斗走资派的荒唐故事，历史开了一个大大的玩笑；30年后，师生手挽手、肩并肩，同心赤胆，合影留念……
马彪同学是位实干家，他总是闷头做事，认真为人。任县人大主任时，颇得好评，什么事情托付于他，再放心不过。史明剑、徐文彦、穆明昭、罗明亮、左建忠等同志古道热肠，给我提供了很多方便，在此送上一份诚挚的祝福，愿故乡乐土繁荣昌盛，父老乡亲幸福安康……
更有一件刻骨铭心的事情：26年前，一次偶然的医疗事故，我差点儿去见了马克思，抢救五个多小时，挣脱了死神的魔掌。我像一片失重的落叶，从深深的海底轻飘飘地浮上来，大气的巨大压力挤压得我五内俱焚，似乎要灵魂出窍。那撕肝裂胆、痛不欲生的感觉无法言说，唯有嚎啕大哭！我冲着医生喊：“活着这么痛苦，你为什么要救我？！呜呜呜……”
脚踩在阴阳两界的门槛上，生命烛光摇曳不定，眼看就要熄灭。同班的王永亮同学和他的护士长爱人很快来到床前；王一同学送来小米粥，一口口喂我；刘澍同学住院手术，瘦得只有80多斤，还一次又一次地来看我；薛成桂同学和爱人陈宝林先生送来了羽绒被；我们的班主任张秉诚老师，特地拜托他的同学，我的病友，时任西安市经委、计委主任的鲁振田先生关照；新华社记者、表弟张喆锋骑着车子冲刺来到床前；母亲、弟弟妹妹、亲戚朋友都来了；单位的领导和同事，从山东赶来古城看我；周盛显同学和他贤淑的妻子庆凤大姐、他们的女儿静静，送来吃的用的，最后，安排车子，冒着瓢泼大雨送我踏上北归的列车……
一个人死都不容易，牵动这么多的人，如此滚烫厚重的爱，把我冰冷的心焐热了，激活了！故土情深，她像有千万只眼睛，顾盼着我，照亮我脚下的路，千万双手，扶持我小心翼翼地迈出每一步……
学而后知不足。随着阅历的增长，少年的浅陋稚气渐渐沉淀，对故乡这块土地的理解与情愫与日俱增，生出无限敬畏。三原人是和别处的人不一样，就是不一样！到底哪儿不一样？为什么？今天，终于找到了答案。我只有向不辞劳苦地耕耘在故乡土地上的父老乡亲道一声珍重！谢谢！
雏凤清于老凤声，下一代生逢其时，令同学们倍感欣慰。心胸外科专家王永亮同学的儿子王珂读了公安大学；薛成桂的儿子虎子于军校读研后留校；同桌李文华同学的女儿硕士毕业，分到了北京空军某部；小学到中学的同窗马宝麟依旧书生意气，与就读于电子科技大学的儿子马龙一起作文赋诗，时有见报；刘澍的儿子弓晓是位天才艺术家，四岁就创作出一集一集的连环画《长城》《阿童木》，有故事有情节，后来毕业于西安美术学院……
王凤群同学的儿子吴猛，大学毕业来北京打拼。凤群多次提起文革武斗期间，住在三原南郊我们家里避难，也常给儿子讲，在王萍阿姨家避难的情形，感恩之情溢于言表。在我家避难的人多了，救人于危难本属平常事，应该的，我早就忘了。当年，白色恐怖时，养父以开杂货铺为掩护，为去延安的革命者途经三原时提供帮助，其中有习仲勋、解放后任西藏自治区领导的徐叔叔，有魏廉叔叔、魏子英叔叔、赵汉青叔叔……而这些，文革中，都成了养父“净结交‘牛鬼蛇神’”的罪证，他因此而成为屡次政治运动的“老运动员”，全家备受磨难，故而几十年来，对这些闭口不谈。
三原百姓崇礼尚义、热情好客、豪爽豁达，知恩图报的古朴民风，与古老关学有关。关中学派特别强调“通经致用”“躬行礼教”，重教化以理民性，温良醇厚、好礼尚义遂成一方风气。
得到信息的同学都来了。在西安工作的刘澍、王永亮、高春娟、薛成桂、王一等同学没赶上这次活动的特遗憾。千载难逢的机会，谁也不愿错过。毛安阳同学行动不便，我专程登门拜访。他还是那样白晰，闲静儒雅。他饱读诗书，自尊自强，自学成才，开了一家无线电修理铺。妻子温柔贤淑，两人相濡以沫。
1969年，同班刘澍、任大伟、支援、毛安阳等同学，赴三原陵前、马额、新兴北塬插队。在一次塌方事故中，毛安阳同学不幸腰部受伤，造成了终生难愈的创痛。我生于西安南郊，成长于三原县城关，属八百里秦川的“白菜芯”，从小不知“山”“塬”为何物。从任大伟同学创作的布贴画《高原夜月》的幽远意境中，感触身临其境的心情。一弯媚月，清辉笼罩着朦朦胧胧、起起伏伏的塬畔，一条弯弯小路，通往一座孤独的茅屋……读出了高原夜月的静谧、深奥，同时感知，这被“毁掉”的一代并非平庸，各人内心都那么丰富深邃。
我们这不幸的一代，在急需知识营养的黄金年华，被无情剥夺了求学的权力。几十年后，在短暂而漫长的知青生涯中，寻得了因祸得福之果。在乡村风霜雨雪的磨砺中，练就了生存的本领和强健体魄。当然，也有的落下满身伤痛或病残。但最重要的，无一例外的是，我们获得了顽强坚韧的性格。
可以毫无愧色地说：“我们是最能吃苦的一代，最能忍辱负重的一代，最能承受压力的一代，最俯首贴耳的一代，在国家、民族利益面前最不计较个人得失的一代。我们以自己浅陋的知识，为乡村带去了文化与文明的火种。我们生命中最具活力与激情的年代，是在盲从、愚昧、对人权与特权的麻木、对个人利益羞于启齿中度过的，甚至在个人人权与尊严任人宰割时也沉默不语。那个时代，每位知青都有各自不同的人生收获，但却无法消解一个国家、民族在那场劫难中所遭受的不幸！
临别，程翔送来了珍贵合影。这位生于三原、祖籍内蒙的北方汉子，旷达中有精细，经历也比较丰富。他先在空军子弟学校读书，后赴新疆兵团，又在空军工程兵某部服役。转业后，成了一名税务官，但终非所愿。直到进入美术学院深造，跻身文化圈—三原工人俱乐部，得偿夙愿。他很勤奋，油画、版画、摄影作品见于各级媒体。1998年，他日夜兼程，到抗洪前线采访，组织了数十次群众书画展或美术培训班，著有诗集《绿色的翱翔》《飘带》等。
三原作协主席吴树民先生寄来《龙桥新韵——三原当代文学作品选》。我迫不及待，挥汗中赶紧捧读，深为乡情所感。90万字的选集由吴树民主编、中国文联出版社推出。30年来家乡文学队伍异军突起，以吴树民、潘志新、郝粉霞、林仑、鸣波等20位作家为代表，出版各类文学作品41部，发表5000余篇，传承了古老关学的精神气度，彰显了质朴醇厚的古朴民风，反映时代精神，散发着乡土气息。作者展开想象的翅膀驰笔骋怀，思想深度和艺术境界，在实现中国梦的旋律中，铸造了一方昂扬奋起的人文精神之魂，足见三原自古以来学风之浓郁。《新韵》的面世，受到文坛大家及社会各界一致好评。陈忠实、阎纲、贾平凹、雷涛、肖云儒等均为之助力。一封封短信洋溢着滚烫的情愫：中国散文学会会长王巨才：“煌煌两卷，厥功何止当代……”评论家阎纲：“你既是一朵奇葩又是护花人的形象，凸显在我的面前。”“中国文坛基辛格”周明先生连发三条：“你做了一件了不起的事！可敬可贺！”“很棒！”“非常好！”我的回复：“捧着沉甸甸的诗韵、沉甸甸的乡情，激情难抑！仿佛又沐龙桥清风，又见嵯峨晓月。捧读粒粒珠玑，心中充满感激！感谢日夜耕耘故土的父老乡亲，感谢有吴兄这样的领头人！旅京游子王萍拜谢。”
美哉古池阳 宏道育英才
三原县，古称“池阳”，位于关中平原中部，因境内有孟候原、丰原、白鹿原三处黄土塬而得名。
自北魏太武帝太平真君七年（公元446年）置县，已有1560多年历史。三原是省会西安的北大门和“西咸经济圈”以北的又一个经济中心，全县辖10镇4乡，40余万人口，面积577平方公里。
三原历代人文荟萃，贤臣良将，学界巨子，革命先烈等，蜚声古今。李靖、刘开基辅佐李世民定都长安，拓疆抚边名垂青史。
明嘉靖年间兵部尚书王恕、户部尚书王承裕父子一家两代尚书，工部尚书温纯修建龙桥泽被乡里。这里是辛亥革命元老、现代草圣于右任先生的故里，还有爱国将领杨虎城、茹欲立等人物。于右任和张季鸾、水利科学家李仪祉并称为“陕西三杰”。周恩来、董必武、邓颖超有唁电曰：“季鸾先生，文坛巨擘，报界宗师。谋国之忠，立言之达，尤为士林所矜式。”“三·一八”烈士张景秋、张仲超、张仲苍父子为国捐躯，“父子国殇”。当代的书画大家刘自椟、谢德萍和温友言，有“三原三才子”之谓。家乡人民称我与郝粉霞、林仑为“三原三才女”，专为我们合影留念。这当然是家乡父老敝帚自珍，对游子的偏宠，我们只有尽心为家乡略尽绵薄，岂敢自诩！
自古以来，三原学风浓郁，在关中学派中颇有地位。三原的学古书院、宏道书院、正谊书院培养了一批批精英。
学古书院，位于三原县城。元延佑七年（公元1320年），邑绅李子敬与弟子懋韧捐钱5万缗创建。筑书室，名“学古”。延请泾阳学者程瑁主持讲学，远近从游者百余人，人称“悦古先生”，以“启迪渐有成序”受到朝廷表彰。至正十八年（1358年）废。明永乐中期，邑民张秉等人于院址上建三官庙。弘治元年（1488年），西安知府徐政重建为书院。嘉靖四十年（1561年）因地震倾塌。四十六年，县丞张九功重修，按察使乔世宁撰碑。历经风雨，学堂倾圮，至同治七年（1868年），仍沿用“学古”之名。历时500多年，朝代更迭，人心向学，三原各界人士前赴后继，曾历十余次重修、扩建，又增建藏书阁及立雪亭，赠700余卷藏书于书院。
宏道书院位于三原县城北，是陕西省明、清四大书院之一，由三原北城人王恕之子王承裕于弘治七年（1494年）创办。王承裕考中进士，他的父亲王恕致仕归里，父子协力将僧舍改建为宏道书屋，次年扩建为书院。王恕为关学三原学派创始人，王承裕幼承家学，父子被尊为关学翘楚。高陵吕楠和三原马理、雒昂等三秦名士，皆出于宏道门下，由是宏道名声大振。
宏道书院，继承和弘扬了关中理学“崇实尚信，经世治国”“学贵于有用”“标守儒学，躬行礼教”的传统学风，奉行“博学、审问、慎思、明辨、笃行”的教学宗旨，并依据朱熹所办白鹿洞书院之《书院教条》订立学规20条，对学习、品行、纪律、考核等都有严格规定，要求学子做到“体之以修身，推之以弘化”，成为国家有用之才。同时，学子们又深受三原学派影响。明代以来，三原出仕的官员和学者无不为国忧民、刚直不阿、清正廉洁、崇实务本，时人赞曰：“居则岳屹，动则雷击，三原辈出忠良。”
书院一边教学，一边进行学术研究，并以学术成果指导教学，是关中理学“三原学派”的发祥地，影响深远。其创始人王恕、王承裕及学子马理、吕楠等，在继承北宋张载关中理学的基础上，有所创新。黄宗义《明儒学案》云：“关学概宗薛氏，三原又其别派也。其门下多以气节著称，风土之厚而又加以学问者，故王恕、王承裕、马理为三原之学者也”。
三原学派在“气与理”“知与行”等方面，继承和发展了关学的哲学思想。在“气与理”方面，认为“气”是客观物质的独立存在，“理”指人的思维意识，从中可隐约窥见事物对立统一的辩证思想。在“知与行”上，将“知”落实在对实体规律的认识上，即“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后知至”。王恕在《宏道书院箴》中说“匪徒知之，尤贵力行”，强调把知落实到行动上，以知行统一境界，从而做到“为理以改其知，反躬以践其行”。
三原学派，在发展关学中的另一个显著特点，是要求为人处世“崇实黜虚，注重气节”“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
宏道书院为国家和地方培养了难以详计的人才，其中出类拔萃者颇多。陕西明清“四大书院”，在明代实际上只有宏道一家，因为西安关中书院建于明万历三十七年（1609年），在明代只有35年，故明代西北名士多出自宏道。如明代著名学者，持正义坚贞不悔，举贤能彰显风节的明吏部稽勋、文选司主事、《陕西通志》主编马理；明弘治十五年（1502年）状元、翰林院修撰兼经筵讲官、秦腔剧奠基人康海；明代著名学者、明正德三年（1508年）状元、翰林院修撰、礼部侍郎吕楠；户部主事、员外郎中、直隶保定知府、山西副使、参政，为官清正、不畏权贵的秦伟；力折权贵，冒犯天颜，忠言直谏，被廷杖致死的吏科给事中张原；斗不法皇亲，遭廷杖死于阙下，“直声震朝纲”的河南巡抚雒昂等，难以尽列。到了清代，宏道学子是陕西省内的佼佼者，如三原王弘祚、梁世勋，高陵白遇道，礼泉宋伯鲁等，均属时之名士。三原明清进士及第者达138人。
清光绪十九年（1893年），朱佛光主讲宏道书院，倡导新学，宣传民主科学，不少学子成为民主革命的鼓吹者和力行者。1905年，陕西官费派遣留日学生30名，其中宏道高等学堂占15名，适值孙中山在日本组织革命力量，成立同盟会，宏道学子先后共38人加入。其中于右任、徐朗西、茹欲立、邹炳炎、李之鼎、宋元恺、柏筱余、高明德、董毓秀等，成为中国和陕西辛亥革命的领导和中坚。
在近现代历史上，宏道学子活跃在政治、经济、文化、教育舞台上者比比皆是，如：一代名士于右任；现代水利事业奠基者之一、水利教育家、水利专家李仪祉，是“关中八惠”、陕南陕北“四惠”的倡建者、近代科学治黄的开拓者；老同盟会员、民国著名报人张季鸾；秦腔剧作家、西安易俗社创始人范紫东；高培支，著名爱国民主人士、社会活动家、“中华人民共和国”提名者、建国初期教育部长张奚若；革命教育家杜斌丞、王援金等。宏道书院还培养了大批纺织、土木建筑、水利、化学、制革方面的人才。民国时期和建国初期，陕西及西北纺织、城建、水利、轻工业方面的专家和领导，很多出自于宏道。（《陕西宏道书院—明清时期教育史上的明星》）
到了清代，宏道书院成为西北学界的一面旗帜，省学衙署设于三原，府考亦在宏道书院举行。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戊戌变法时，改为宏道高等学堂。宣统二年（1910年），胡均、张秉枢赴东洋学习，购染织机器，归里建西式教学楼两座，遂更名为陕西省宏道工业学院，倡导新学，注重经世致用。
于右任（1879年—1964年），名伯循，字诱人，出生于陕西三原东关河道巷，老同盟会员、国民党元老，是清末在上海创办了《神州日报》《民呼日报》《民吁日报》《民立报》等刊物的元老记者，孙中山任临时大总统时的交通次长，被誉为“一条竹杖定西北”的靖国军总司令，担任国民党政府监察院院长，前后赓续达33年。
先生从25岁起即倡言革命，唤起民众，以文获罪，亡命上海，甚至下狱，不屈不挠，奋起呐喊。为了创刊报纸以及政局所迫，曾三度流亡日本。在陕西的四年多里，除主持军政事务外，与军界杨虎城将军等人兴修水利，倾力教育，颇多建树。后又返回上海，与同学叶仲裕、王公侠、沈步洲、邵力子、张轶欧、叶藻庭等一起创办复旦公学，即复旦大学前身。
于右任先生气宇轩昂，美髯飘拂，三原人亲切地称之为“于胡子”，我辈则称“于胡子爷爷”。先生还创办了复旦大学、上海大学、国立西北农林专科学校（今西北农林科技大学）等高校；更桑梓情重，于1919年创办了三原南郊中学，今“示范高中”，是陕西省十所重点中学之一；还创办了三原县民治中学、民治小学，笔者即就读于民治小学—如今的三原西关小学。“太平老人”以教育兴邦的理想，不言而喻。
先生的人品、学问、书法、诗文深为人们景仰，时有名儒、名将、名士之誉。他的书法笔走龙蛇，取汉魏晋唐诸家之长，熔章草、今草和狂草于一炉，风格独具，自成一家，被誉为当代“草圣”，有“于草”之谓。台北蒋经国的办公室里，一直悬挂着先生赠予的楹联“计利当计天下利，求名应求万世名”。先生的诗词雄健飘逸、激情奔放，显露了拯救祖国于危亡、登斯民于衽席的宏图大愿，寄托了一代先驱对国家兴亡、民族盛衰的忧急，为世人所效法。
晚年，先生思大陆、恋乡土、怀故人。1962年，一位陕西同乡请先生为两个女儿取名，他欣然以故乡“三原”和古都“长安”两个陕西地名作为她们的名字，勖勉这两个在台湾出生的女孩，一辈子不要忘记故乡是大陆。同年1月24日，思念家乡和亲人而彻夜未眠的老人，在曦微晨光中，写下了悲痛欲绝、传扬四海的绝命诗句《望大陆》：
葬我于高山之上兮，望我大陆；
大陆不可见兮，只有痛哭！
葬我于高山之上兮，望我故乡；
故乡不可见兮，永不能忘！
天苍苍，野茫茫；
山之上，国有殇！
老人驾鹤远去，一生的未竟宏愿，自有后来者担当。
在三原县城北十里的鲁桥镇，还有一座清代古书院—正谊书院，前身是清末同治十三年（1874年），陕西理学大师贺复斋在鲁桥镇后面的土原南麓窑洞中，收授生徒之所。清光绪七年，在三原知县焦云龙的资助下，由学者贺瑞麟在现址上筹建书院，陕西巡抚冯誉骥题匾“正谊书院”，取自西汉董仲舒的名句“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作为办学宗旨。戊戌变法失败后，陕西境内各大书院受到牵连，关中、宏道等书院，被迫只教授工程技术，唯正谊书院得以幸免。
鲁桥镇原名“桥头镇”，历史悠久，文化积淀深厚，是一座声名远播的历史名镇。始建于秦汉，形成于魏晋，至明末清初，商贸极其活跃，有500多户、2000多人经商，50多个行业各领风骚，商贾云集，一片繁荣。鲁桥镇历史文物古迹众多，唐太宗李世民奇遇美丽村姑的佳话，就发生在该镇楼底桥。
鲁桥古镇，在20世纪50年代尚有完整的城墙，其名源于镇中的一座古石桥。当年引清渠水穿镇，镇内建有石桥，为鲁班所修，故名“鲁桥”。不过此鲁班非春秋时代那个大名鼎鼎的祖师爷，而是元代的黄冠道人鲁班。如今，由于清渠改道，古石桥也已告老赋闲，沉睡于民居地下室中。
三原地面上历史遗迹众多，有名闻遐迩的唐园—李靖故居，明代古建龙桥，明清古建城隍庙、文峰木塔，清代遗迹孟店民宅，杨虎城将军的行署等名胜，千百年来光彩奕奕，照耀着这方醇厚的土地。
据《汉书》载，李靖（571年—649年），原为陕西三原人，后落籍潞城沟东村。隋大业末年，任朔州县丞。唐武德初年（618年），因功授督抚，制定了攻打萧铣的12条策略，高祖李渊下诏拜为行军总管，后任永康县官，授岭南抚慰大使，前往江南各地招安。江南平定后，任东南道台兵部尚书，扬州大都府长史。
卫国公李靖故居，在三原县城北的东里堡，建于唐贞观年间。这座1300多年历史的花园，时称李氏园，也称唐园，当地老乡叫东里花园。唐代著名诗人张籍游历于此，写下《三原李氏园宴集》：“暮春天早热，邑居苦嚣烦。言从君子乐，乐彼李氏园。园中有草堂，池引泾水泉。开户西北望，远见嵯峨山。”后因战火兵燹，部分建筑毁损。
三原城隍庙，位于县城内东渠岸街龙桥中学西侧，属明清两代古建，飞檐斗拱，硫璃兽脊，八卦藻井，楹联匾额，诗廊碑刻，华美异常。每次回陕探亲，家人必陪我故地重游，再聆晨钟暮鼓。
我的母校龙桥中学，位于清峪河南岸，故以横跨河上的古龙桥为名。
1907年，法国汉学家沙畹眼中的陕西，虽经战乱满目疮痍，却不失厚重的文化底蕴，他拍下了龙桥英姿，至今在网上流传。三原古龙桥，是中国桥梁史上一颗璀璨的明珠，是陕西境内现存最完好的古代石桥，位于咸阳城北36公里，三原县城北侧的清峪河上，桥身长110米、宽11米、高26米，是一座三孔拱桥。整个桥体全部用石钩铁钳，青石砌筑，石缝用糯米和石灰汁粘合，宏伟壮观，经420年风雨劫难，坚固依然。两边桥栏上的50多幅浮雕，《王祥卧冰》等二十四孝图，线条流畅，栩栩如生。桥面为青石板铺就。东西两边各有石雕龙头3个，龙头傲视长空，气宇轩昂。每逢雨季，桥面积水自龙口喷出，如瀑布飞流，蔚为壮观。桥之南北二坡，曲径回转，成Ｓ形。坡道全部铺以磨盘石，两旁砌筑青砖花墙。南北坡头，竖有石坊，转弯处南北各有城楼一座。
在清末和民国时期，龙桥桥面建有两排房屋。一色的青堂瓦舍，玲珑别致，是街道，又是集市，每天人群熙攘，热闹非凡。
古龙桥由三原人氏、明朝工部尚书温纯倡导集资建造。据温公创建龙桥记略云：“桥需五、七万金，公以千金为倡。邑人及监司守令捐助有差，而公起家为司寇御史大夫割其禄秩数千金继之。”明代万历十九年（1591年）破土动工，历时12年，于万历三十年始告竣工。其后，清代顺治十三年、乾隆二十年又多次维修，增饰续建。温纯有诗云：
悬空飞渡俯清流，为依慈航在上头。
题柱不劳歌蜀道，吹笙似已到扬州。
古龙桥的引桥，全部以石磨扇铺就，千百年来流传着古龙桥的一段佳话。一天，新上任的三原知县路过龙桥，一群青蛙拦轿鸣冤，怎么也赶不
散。县官低头问道：“你们为何拦住我的去路呢？”这些青蛙只管聒吵着，其声悲惨。县官觉得蹊跷，又说：“你们有啥冤要本官审断就点点头……”话音未落，青蛙们纷纷蹦下桥底清潭。县官似乎明白了，遂命衙役下潭探察，果见一具男尸，脖子上系了一页磨扇。
如何破案呢？县官心生一计，出了张告示，言及府内有一页磨扇需要配对，如有相配者，本府赏以千金。于是，全县百姓纷纷运来自家的磨扇。一天，桥南头豆腐店掌柜也交来一页磨扇，县官照例差人搬去对了，好哇，正是它！于是真相大白。店主不打自招：不久前，有位秀才赶考路过此地，日暮自北城过来投宿，他就招其夜宿店中。夜深了，店家夫妇见秀才行囊沉重，定有银两，遂起歹意，谋财害命。他们用麻绳将家中的破磨扇系于死者脖颈，使之沉入潭底，自以为诡秘，谁料义蛙性灵，揭了谜案。
案子破了，可是收来这么多的磨扇怎么办呢？恰巧工匠正在修桥，何不铺到桥面上去呢？岂不两全其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