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每怀着感恩之情忆起文坛前辈时，总会有个人浮现在眼前，他，就是周明兄。
那时我在工厂里看大门、烧锅炉、打扫卫生。我们有一个松散的文学沙龙，他们写诗，我写小说。说实话，尽管我们写，但都很迷惘，不知道中国在哪个时辰、哪片地里能开出艳丽的花朵……
我记得很清楚，那是1977年。这是个风云际会的年月。“文革”的游戏显然已宣告结束，而新的游戏尚在酝酿之中。毕竟“两个凡是”还像利剑一般悬在高处。但有些苗头已初露端倪。如这年8月宣布恢复高考，但我那时已是30多岁的人了，每月只拿26元工钱，学费是没地方出的；就是自打那年9月中旬始，冷空气席卷大半个中国，大面积霜冻造成严重的灾害。看来粮票制和副食匮乏还要延续下去；11月，驻各大专院校的“工宣队”撤出学校；12月10日，胡耀邦出任中组部部长，提出“平反冤假错案”……
虽然我们在写，多多、江河、林莽等人在此时已经写出了不少如今被称为“朦胧诗”的诗歌。我呢，也写出了后来被称做“伤痕文学”的短篇和中篇。但是，何时能发表呢？那时我们最核心的迷惘是：新的游戏规则何时才能冲破旧游戏的樊篱而蓬勃开展！怀着“新竹恨不高千尺”的迫切愿望，我们随着历史的潜流涌动着。
上班间歇，我总会蹬着自行车到北海西门附近的北京图书馆阅览室里去浏览文学期刊。那一年，《人民文学》没有让我留下有印象的作品。1978年1月初的一天，我又坐在那个充满油墨气味的幽静而神圣的阅览室的座位上，打开《人民文学》1978年第一期时，一个充满新颖的标题—歌德巴赫猜想—映入眼帘，作者徐迟。他不是写诗和散文的吗，咋写起报告文学来了？于是读下去。我被震慑住了！这个题材，那么敏感，那么尖锐，那么挈领提要地将当时中国的历史及人文状态呈现出来！这是个信号！文艺界面临冲破！
很多人大概会说，这有什么呀，不就是发表一篇文章吗？碰巧有人投来了稿子，你发表了，不就结了吗？事情也许可以这样，但我不这样理解。我必须说出我当年读此文的心情：我在图书馆的座位上，能感到自己双眼炯炯有神，捕捉着那文章的每个字句甚至标点符号。我至今还记得其中的一些话语，如“茂郁山林已成为悲惨世界”：“他时常被惊慌和迷惘所征服”；“他生下来的时候，并没有玫瑰花，他反而取得成绩。而现在呢？应有所警惕了呢，当美丽的玫瑰花朵微笑时……”
出了北京图书馆，我便买了这期《人民文学》，旋风一般纠集了几个朋友，口若悬河地倾倒着我的感受。这是一篇好文章，是像报春的布谷鸟般的美好的啼鸣，1978年的第一声啼鸣，我们的春天不远了！由于说得兴奋，我们又去当年简陋的饭馆里喝着二锅头畅谈到深夜……爱屋及乌，我想进一步了解到此文发表的背景，后来知道这篇文章的责编是周明。周明，我一下就记住了！这个责编，真有水平！在当年那样的形势下，如果没有相当的胆识和政治嗅觉、对全局的把握能力，是不可能抓住这样的稿件的。为此，我感激他，当年我们这些迷惘的文学青年都感激他！
后来《人民文学》小说组的编辑朱伟成了我的好朋友。一次在我家，我谈起了周明，谈到《歌德巴赫猜想》。他说，是的，你说得不错，周明很有远见！陈景润这个题材也是他选中的，徐迟也是他跑到南京去给请出山的。甚至去联系采访也是周明打的头阵，最初去，人家还不接待呢。甚至有人说风凉话：“白专”人物有什么好写的？！那年月，办点事容易吗？！但是周明，就是有锲而不舍的劲儿，死缠猛追，终于攻克了采访的壁垒……
如今，周明的新书出版了，其中有一篇也提到《歌德巴赫猜想》问世的经过。我读着它，涌现出多年前让我激动的场景……多年以后，我也成了编辑，无形中，我将周明当做我的精神标杆。我知道，“文如其人”进而转化一下，也可叫“编辑所编文章亦如其人”，虽啰唆，但实为我的座右铭。我觉得，周明的传承正在这，我能不对他心存历久弥新的感念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