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省际差异既表现在构成自然环境的各个要素上，如地貌、气候、河湖海洋水体、生物土壤因子，还表现在这些自然要素的空间组合形式上，从而赋予各个省区不同的自然地理环境个性。以土地资源为例，土地资源中质量因子最重要。中国各地光、温、水、土资源的地域差异，从数10千克到1000千克以上，最大与最小的相对差距在5倍以上。
一、自然资源禀赋差异
省际间的自然资源禀赋状况不同，制约了各区域的经济活动或产业的类型及效率，进而影响到它们之间的区际分工格局以及各自在区际分工中的地位和利益分配的多寡。我国资源分布的大体情况是：自然资源的省际分布是很不平衡的，水资源集中分布于西南地区和沿海的广东、广西，次之是湖南、江西、福建、湖北和浙江。甘肃、天津、北京、山西、河北和宁夏等山区水资源较贫乏。能源资源集中于山西和内蒙古两个省区，其次是陕西、宁夏、河南、新疆和安徽。浙江、湖北、福建、广东、江西、天津和上海等省市属于能源缺乏地区。矿产资源集中分布在东部的辽宁和河北，中部的湖北和山西以及西部的四川。上海、浙江、青海、福建、广西和江苏等省区则矿产资源贫乏。耕地和气候资源主要分布于东部的江苏和山东，中部的河南、湖北和安徽以及西部的四川，次之是湖南、新疆和西藏。天津、北京、宁夏、上海、江苏、浙江、福建和安徽等则是可利用土地资源少的省区。需要注意的是，自然资源的绝对量与人均水平的相对量并不完全一致。不过，从此资源对产业发展的影响看，绝对量对产业发展的影响更大，尤其在区际产业分工中反映的最明显。
二、耕地资源因素的制约影响
中国耕地资源存量各省区之间及不平衡。然而，更令人担忧的是各地资源存量的变化趋势。2004年与1952年相比，中国耕地面积经增长的省区分布于西部，其中增长幅度最高的是云南，达77.83%；其次是贵州为70.91%；较高的有新疆66.84%；稍有增长的有宁夏9.38%、内蒙古8.91%，均为西部省份。耕地面积净减少的省区大多在东部沿海地区，减幅最大的北京和上海两市，超过50%；减少在40%~50%之间的有天津、河北、辽宁、江苏、山东、河南等省区，减少在20%~40%之间的有山西、吉林、浙江、安徽、福建、江西、湖北、湖南、广东、海南、陕西等省区，其余均在20%以下。东部沿海省区人口密集，人地矛盾突出，20世纪80年代以来，经济发展速度高，建设用地量大，耕地减少速度快，已成为这些地区经济发展的制约因素。
三、水资源因素的制约影响
水资源不足已经是中国北方省区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工农业争水矛盾突出。农业平均每年因灌溉供水不足减产粮食50亿公斤以上。全国缺水城市有300多个，日缺水量1000万吨以上，使工业生产和居民生活受到很大影响。在21世纪初前后，中国水资源供需矛盾最突出的地区仍将是华北及山东半岛地区、西北地区、辽中南地区及部分沿海城市。受水资源不足的制约将日趋严重。
人类活动造成的水体污染，更加剧了中国水资源危机。中国的水环境污染以有机物污染为主，全国有监测资料的1200多条河流中850多条受到污染，长江、黄河、海河、淮河、珠江等七大水系支流及下游水质恶化，流经城市的河段污染严重，近86%的城市河段水质污染超标。湖泊普遍受到污染，富营养化严重，水体中氮、磷等营养成分大量增加，引起藻类大量繁殖，水体缺氧，使其他水生生物死亡、水质恶化、水体变化，丧失使用功能。河口、海湾、近海富营养化加剧。以地下水为主要水源的18个城市已有17个受到了不同程度的污染。另外，化肥、农药等农用化学物质带来的污染也不断加重。一些地区饮用水源受到严重污染，加剧了水的供需矛盾。
四、大气环境质量下降
中国各省区大气环境都有不用程度的污染，环境质量不同程度地日趋恶化，正在不同程度地影响省区经济发展，并降低人们生存环境质量。中国大气污染属煤烟型污染，以粉尘和酸雨的污染危害最大，并呈发展趋势。2004年，全国工业烟尘排放量为886.5万吨，工业粉尘排放量904.8吨，二氧化硫排放量2254.9万吨，并且逐年上升。以煤为主的能源结构和煤炭消耗量的增加，使得燃煤产生的大量二氧化硫进入大气，造成区域性大面积酸雨污染。酸雨污染主要分布在长江以南，青藏高原以东地区。其中，华中地区酸雨污染最重，中心区域酸雨年均pH值低于4.0，酸雨频率在80%以上。随城市交通的发展，机动车数量大量增加，汽车尾气造成的城市空气污染也日趋严重，成为大气污染的主要原因之一。城市大气环境质量的恶化，严重制约了当地经济发展，威胁着居民的身体健康。
省际经济增长按照一般的发展理论取决于其资源禀赋和比较优势，因而省际经济增长差异也就由其内生的要素构成差异来解释。但在转型经济条件下，由内生的要素构成差异决定的省际经济增长差异还会因转型经济下外生的制度变量影响而加剧。因此，从制度环境和制度影响的角度研究省际经济增长差异的决定因素就具有了现实的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