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30年代哈罗德—多马模型提出，使得经济增长问题又重新进入到主流经济学家的视野中。资本积累被当时的新古典增长理论视为经济增长的主要决定因素。主流经济学界对技术进步范畴的重视，则始于20世纪60年代经济学家们对各国年代，索洛等经济学家在对美国历年经济增长的实证分析。20世纪50年代，索洛等经济学家对美国历年经济增长情况的实证分析中发现，劳动力人均产出的增长，远大于劳动力人均资本量增长所能解释的增长数量。索洛的研究表明，美国在年间人均产出增长的是不能由人均资本的增长来解释的。如何解释这部分现有增长模型所无法解释的经济增长？面对这一挑战，经济学家们逐渐把思考经济增长决定因素问题的重心转到技术进步范畴上。本节主要介绍学者们关于技术进步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的有关理论。
将技术进步视为经济增长因素的经济增长模型，主要有两类：内生技术进步的增长模型和外生技术进步的增长模型。我们一般把那些将技术进步因素视为内生变量，在经济系统内部讨论技术进步的来源与演进，以及技术进步与其他经济变量之间相互关系的经济增长模型，称为内生技术进步的经济增长模型。而外生技术进步的增长模型，则将技术进步因素视为经济系统外生给定的，技术因子只是时间的函数，其变化无法由经济系统中的变量去解释或说明。
一、外生技术进步增长理论
从历史上来看，首先占据着经济增长理论主流地位的是外生技术进步的新古典增长理论，其代表性理论为索洛—斯旺（T。W。Swan）模型。索洛模型的基本形式假定不存在技术进步因素。其基本方程是总量生产函数Y=F（K，L）和资本积累方程K=Sy-Dk。这里变量上方的点表示变量对时间的微分。该理论认为经济系统平衡增长路径时，人均资本存量k保持不变。当k>；0或者k<；0时，资本产出比将发生变化，最终会促使经济系统趋于k=0，经济实现持续稳定的增长。因此，该模型分析的关键，便是探讨人均资本存量保持恒定不变的条件。分析的基本结论是，在平衡增长路径上，总产出增长率由外生的人口增长率n决定。
外生技术进步的索洛模型，是上述基本形式的派生形式。该模型采用哈罗德中性技术进步的定义，生产函数为Y =F（K，AL），以此把技术因子A引入到生产函数中来分析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模型的基本结论是，在平衡增长路径上，人均产出增长率与人均资本增长率均等于外生决定的技术进步的变化率。由于假定技术变化率为外生给定的g，所以该模型没有探讨技术变化的决定问题，而是将技术进步因素视为外生变量。
外生技术进步的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在研究方法与研究视角上，为经济增长问题的后续研究指明了方向，因此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但这一理论却存在以下几方面的缺陷：第一，该理论没有讨论技术进步的来源及成本问题。第二，它只描述了我们在第一节中表述的技术进步表现形式的第一种情形，而对其他两种情形未加讨论。第三，该类模型对一些重要的经济增长事实无法做出合理的解释，例如该类理论认为各国的经济增长将趋于一致，而事实是各国的经济增长率存在着广泛的差异。第四，该类模型将技术进步视为外生给定的，经济的自发运行使经济最终处于最优增长路径上，经济政策不会对经济的长期增长产生显著的影响，因而新古典增长理论无法为政策的制定提供理论指导。
二、内生技术进步的经济增长理论
（一）早期内生技术进步的经济增长理论
内生技术进步的经济增长模型，是在继承和批判新古典增长理论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其开创性工作始于20世纪60年代阿罗的“干中学”模型和宇泽弘文（Hirofumi Uzawa）模型。阿罗的“干中学”模型是第一个内生技术进步的增长模型。他将技术进步视为资本积累的产物，集中讨论了我们在第一节中所阐述的技术进步的方式三，即通过实践经验的积累来获取知识，促进技术进步。在阿罗模型中，技术进步被看做是资本积累的副产品，并且具有正的外部性，进行投资的厂商可以通过积累生产经验来提高生产率。据此，阿罗将技术进步因素描述成由经济系统本身决定的内生变量。
宇泽弘文模型是最早用两部门模型来分析内生技术进步经济增长问题的模型之一。宇泽弘文在阿罗“干中学”理论的基础上进一步认为，为获得新的知识和技术而连续地从事某一种生产活动，必然需要劳动或其他资源的投入。基于以上认识，宇泽弘文模型重点研究了如何通过必要劳动投入实现最优技术进步的问题，即为了实现一定的技术进步，社会应相应的投入多少劳动资源给提供技术进步的部门，从而使得整个社会的生产才能达到最优的结果。宇泽弘文模型的基本研究框架是一个由物质生产部门和教育部门组成的经济抽象体系。其中物质生产部门的生产函数为投入生产部门的劳动量；教育部门的生产函数为为投入教育部门的劳动量，模型中教育部门提供技术进步，促进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该模型以此来内生化技术进步因素。
总之，早期的内生技术进步增长模型主要探讨了技术进步因素的来源、技术进步的成本等问题。他们对新古典外生增长模型的修正也就在于将技术因子描述成为经济体系的内生变量。具体来看，阿罗是将技术进步视作实践经验积累的产物，宇泽弘文则立足于教育部门来描述技术进步的产生机制，后者的分析思路接近于我们在第一节中所阐述的知识积累的方式一和方式二。但是，上述模型对技术进步因素的表述，仍然是继承新古典外生技术进步增长模型的传统，即把技术进步单纯理解为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而未讨论技术进步在经济系统中的另两种重要表现形式现有产品质量的改进和新产品的产生。这是该阶段内生增长模型有待改进的地方。
（二）新增长理论
第一阶段的新增长理论，以罗默（Paul M。Romer）和卢卡斯（Robert B。Lucas）的模型为代表。罗默模型沿用了阿罗的思路，来考察内生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在该模型中，罗默强调了知识的“溢出效应”和知识的“部分排他性”对经济增长的作用。他认为知识的这两个特性，使得任何企业生产的知识都能提高全社会的生产率，产生知识的社会收益，因此资本的边际生产率才不会因固定生产要素的存在而无限降低，从而整个社会的生产才具有收益递增的特征，进而经济的持续增长才能得以实现。卢卡斯则在宇泽模型的基础上构筑了一个两部门的人力资本模型。该模型与宇泽模型的区别在于，它将社会经济系统划分为消费品、物质资本生产部门和人力资本生产部门。人力资本生产具有溢出效应，即具有较高人力资本的个体能对其周围的人产生更多的有利影响，提高他们的生产率。因而消费品、物质资本生产部门的生产，便能在人力资本生产外部性的作用下，显示出收益递增的发展态势。
总体来看，罗默模型和卢卡斯模型继承、发展了初期内生技术进步经济增长模型的传统，即在技术进步的内生决定机理上，把经济体系中的教育和研究开发活动视为技术进步的源泉。同时，该类模型也为经济政策影响经济的长期增长这一事实提供了理论解释。它们认为，知识生产和人力资本生产的溢出效应即外部性，影响着经济行为个体对知识及人力资本追求的动力，因而缺少政府干预的经济体系的分散均衡只能是一种社会次优结果，自由竞争不能保证经济沿着最优的增长路径发展。因此，政府可以通过适当的税收或补贴政策提高经济的均衡增长率。罗默模型表明，政府对知识生产提供补贴可以促进技术进步和经济增长。卢卡斯认为，鼓励人们进行人力资本投资的政策有利于经济的长期稳定增长。这一阶段的新增长理论主要有以下两点不足：（1）在技术进步表现形式的讨论上，他们仍未取得突破性进展。（2）罗默和卢卡斯的模型均是在完全竞争的框架下展开的，而有的研究表明，阐述技术进步过程的较好框架是垄断竞争框架。
20世纪90年代，内生技术进步增长模型进入了一个全面的繁荣发展期，这是新增长理论发展的第二阶段。这一时期的新增长理论分工被认为是推动社会技术论主要有如下特点：（1）分工被认为是推动社会技术进步的更深层次的原因。这一观点继承了亚当·斯密、阿林·杨等经济学家的思想，从而使得分工这一古老的经济学范畴又重新焕发了青春。在具体的模型表述上，分工经济具有两种基本表现形式专业化经济和多样化经济。其中，多样化经济指分工所带来的新行业的出现和生产迂回度的提高，具体表现为产品品种的增加；专业化经济指工人由于专业化于某一项具体的工作，而带来的生产率的提高。分工的这两种表现形式均直接促进了社会的技术进步。（2）分工范畴的引入，也带来了新增长理论对技术进步表现形式探讨的突破。经济学家们在这类模型中，更着重探讨了产品质量改进和产品品种增加这两种表现形式的技术进步。以此为标准，学术界一般将这一时期的内生技术进步增长模型细分为三种基本类型：其一是产品品种增加型内生增长模型；其二是产品质量升级型内生增长模型；其三是综合考虑产品多样化与质量改进的内生增长模型。（3）在模型的建构上，垄断竞争框架成为大多数模型的首选。
产品品种增加型内生增长模型，主要研究了分工的多样化经济对技术进步和经济增长的作用。该类模型认为，研究开发活动的目的及结果通常是开发出新材料、新产品。新材料和新产品的出现，表现为经济系统中间品和最终消费品品种的增加。最终消费品品种的增加可以扩大各经济主体的选择范围，改善经济主体的经济福利。而中间品的增加则能提高最终消费品的生产率，使得资本的持续积累成为可能，进而保证经济的持续增长。因此，该类模型又可再细分为：讨论中间品品种增加的内生增长模型和讨论最终消费品品种增加的内生增长模型。前者的代表性模型有罗默模型（1987，1990，1991），后者的代表性模型为格罗斯曼（ElliotS。Grossman）和赫尔普曼（Elhanan Helpman，1991）模型。
（三）开放经济中的内生技术进步经济增长模型
20世纪90年代以后，部分学者在产品品种增加型和质量升级型内生增长模型的基础上，讨论了开放经济条件下技术进步与经济增长的关系。以格罗斯曼和赫尔普曼（1991）的模型为例，该模型研究了发达国家（北方）技术创新与发展中国家（南方）技术模仿之间的关系。该模型认为，发展中国家取得技术进步的途径具有一定的特殊性，即模仿是其取得技术进步的重要渠道。发达国家的创新活动和发展中国家的模仿活动相互影响，廉价的创新使模仿率上升，廉价的模仿使创新率上升，因此，创新与模仿之间存在一种正反馈的关系。北方厂商的创新是南方厂商进行模仿的前提和基础，南方厂商的模仿反过来又刺激北方厂商的创新行为，导致北方创新率和增长率的上升。因此，经济的开放不仅能促进南方的技术模仿和经济增长，而且也能加快北方的技术进步和经济增长的进程。
三、技术创新对经济增长的贡献
经济理论从开始就沿着理论和实证两条路径解释技术创新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最初的技术进步被定义为同样产出下的资本、劳动的节约，或称之为劳动生产率的提高。索洛运用增长理论的余值法估算出1909~1949年的经济增长，得到了如下结论：这段时期美国的人均总产值翻了一番，其中技术进步的贡献占了87.5%，而其余的12.5%则是依靠资本投入获得的。20世纪90年代，新增长理论进一步运用数理模型从分工、产品质量和品种的变化去解释技术创新的效应。对这种生产率提高内在机制的解释主要演化为生产过程中的“干中学”，技术创新的“知识外溢效应”，以及后来的分工理论和产品结构的横向衍生等等。针对发展中国家技术进步的研究，主要是从其中值得发展中国家注意的一个模型是格罗斯曼和赫尔普曼（1991）提出的，发达国家（北方）技术创新与发展中国家（南方）技术模仿之间的关系。该模型认为创新和模仿之间存在着一种正反馈，廉价的创新使模仿率上升，廉价的模仿也使创新活动上升。因此，技术创新的要素流动（开放经济）将促进南方的技术模仿和经济增长，而且也能加快北方的技术进步和经济增长的进程。这种理论是对国家间技术扩散的一种描述。
技术创新对我国经济增长的贡献开始于20世纪90年代初，李京文等运用乔根森方法对我国生产率进步对经济增长贡献的测算。测算结果表明，改革开放后，我国生产率增长的贡献，要高于美国1947~1985年的21.6%，也高于日本1960~1985年间的28.65%，但低于日本1980~1985年间的51.15%。生产率的增长可能并不能表示我国各地区具体的技术创新和生产率的提高。杨晓光、樊杰、赵燕霞（2002）利用中国各省1990~1999年的时间序列数据，采用丹尼森的要素分析法，对影响中国各省区工业GDP增长的要素进行了分析研究。结果表明：尽管资本投入是20世纪90年代GDP增长的主要动力，但中国各省资本投入的增长差异并不能很好地解释地区经济的差异，而由技术进步和资源优化所呈现的全要素生产率越来越成为地区经济增长的主要力量。根据他们的估计，在现有的情况下，由技术创新决定的全要素生产率差距将导致省际间经济增长的差距出现扩大化的趋势。郭庆旺等（2005）最近的研究也显示：中国省份经济增长存在较大差异，究其原因主要在于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存在着较大差异，其中技术进步率差异尤为显著，效率变化差异相对较小。总体而言，东部省份普遍存在着较为显著的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和技术进步，但效率提升并不明显；中、西部省份普遍不存在全要素生产率增长、技术进步和效率提升。
四、技术扩散对省际经济影响
“技术扩散”多用来描述技术创新在产业内部的推广和应用。其效应常用“溢出效应”表示，而“技术转移”则多指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转移技术的现象。从各国工业化的历史来看，除了工业革命的先驱英国以外，世界上其他发达国家在其工业化的过程中，无不经历了一个充分的技术引进过程。如战后日本的经济增长，依靠技术进步所取得的部分大约占到总数的60%，而技术引进是日本国内技术进步的主要源泉。根据日本通产省的统计，1950~1975年间，日本引进技术共25777项，在短短的20年间基本上消除了与欧美等发达国家的技术差距。
斋藤优提出了技术转移的周期理论来解释发展中国家通过技术转移获取先进技术的可能性。该理论认为发达国家企业的商品输出、对外直接投资、技术转让三种行为，是按照一定的周期依次进行的，以满足其利益最大化。技术转移是一项新技术产生后的必然归宿，发展中国家可以通过技术引进来提升本国的技术水平。而发展中国家如果想借助于自身的力量来获取技术进步，只会进一步拉大与发达国家之间的差距。针对发展中国家的技术选择问题，印度经济学家雷迪提出了“适用技术论”，所谓适用技术，就是既能满足技术引进国家发展经济的技术需要，又要考虑目前引进过的生产要素现状、市场规模、社会文化环境、目前的技术状态以及技术的吸收创新能力等因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