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公平是社会公平的重要部分，高考公平又是教育公平的重点之一。因此，在２０１２年的“两会”上，“随迁”高考问题成了委员代表们的热议话题，也引起全社会的高度重视和关心。
在一般人眼里，“随迁”高考就是社会关注、议论多年的异地高考。实际上，两字之差绝不是文字游戏，是有着很大区别的。至少从人数上看，“随迁”高考比异地高考要少得多，从条件上看，“随迁”高考比异地高考要严格得多。因此，即使“随迁”高考政策出台了，能享受到这个政策好处的人也一定比异地高考的要少，只是在更小的范围内解决了高考公平问题。
“随迁”高考涉及到两个问题，一个偏重于户籍管理问题，一个更偏重于高考公平问题。按照现行的户籍管理制度，农民工进城务工或是其他人从一个城市到另一个城市工作，主要是从农村到城市，从中小城市到大城市。如果解决不了户籍，就会面临着一系列问题，如住房、社保、医保等，在教育方面，也面临着从小学到高考等一连串问题。这些问题的核心，就是没有户籍就不可能取得和这个城市有户籍的市民一样的待遇。随着户籍管理力度逐步放开，没有户籍，有些事花钱可以解决，但有些事花钱也解决不了。“随迁”高考就是这样的问题。从户籍问题产生的根源看，住房、社保、医保等问题可能更为主要，涉及到如何在输入城市中生存，涉及到“随迁”人群中绝大多数人的利益和权益。而在教育问题上，从“随迁”人口的年龄结构看，入托、中小学入学问题的解决更迫切，“随迁”高考不是主要矛盾。而“随迁”高考中，高考公平问题更突出。我国现行的高考制度脱胎于计划经济时期，经过三十多年的改革，有些问题解决了，有些问题基本没有解决。如高考录取分数线，不同地区和城市之间就存在巨大差异。其中一类地区是“老少边穷”地区，由于经济文化相对落后和历史原因，国家在高考录取中实行“倾斜”政策给以照顾。而另一类地区，如“北上广”地区，经济文化发达，优质教育资源最多，理应高考录取分数全国最高。但是，由于这些城市的地区优势和本地区高校众多，这些城市的高考录取分数却定的很低。“以2011年高考录取分数线为例：北京理科本一的录取线是484分，本二是435分；上海录取线分别是462分、393分；河北录取线分别是581分、535分。以京冀对比为例，河北理科本一录取线要比北京高97分，本二高100分。”（见2012年3月10日网易教育频道综合《教育部：解决异地高考难在有“不能碰的问题”》）如果以山东、江苏、湖北这些教育发达、高考生源充足的省份的情况看，录取分数差距更大。同样的高考，录取分数存在如此大的差异，导致录取分数高地区的考生大量涌入录取分数相对较低地区，这些单纯为了分数而到异地参加高考的是“随迁”高考的主要人群，是产生“随迁”高考的最主要因素，也是“随迁”高考应优先解决的问题。
因此，解决“随迁”高考问题，从户籍管理入手，“牵一发而动全身”，涉及的问题多，难度大，而且解决不了主要问题。但是，这样的改革，正是由于难度大，就不可能一步到位，而要逐步展开，走走停停，还是以牺牲大多数考生的切身利益为代价，从而最大限度地保护既得利益人群的利益。而把高考公平放在首位来解决，“随迁”高考问题，通过缩小各省市之间的高考录取分数差距，实现高考录取上的公平，就可以抓住主要矛盾，节省大量改革的社会成本，解决大多数“随迁”高考考生的实际问题。但是，这样做必然提高有些省市高考录取分数或是减少好的高校的录取数量，从根本上触动几十年来一贯如此的既得利益人群的最大利益，必然会遇到这方面极大的改革阻力。
这看似是一个两难问题，怎样改革都有阻力。实际上，只要“一碗水端平”，出于公心，以解决大多数高考人群的利益为己任，“随迁”高考问题并不复杂，解决办法的取舍也不艰难。就好像当前的许多改革一样，不是能不能解决的问题，而是想不想解决的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