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张悟本没有什么好感，不是因为他是不是神医，是不是骗子的争论，而是源于看过他的一次电视节目。在节目里，张悟本口若悬河的演讲中，充斥了太多的绝对性。不知道这是不是他们这些演讲家的共性，但是至少在这档“健康大讲堂”节目里各位专家大致如此。
张悟本能“忽悠”，而且是很绝对的“忽悠”，本不是什么大事，一般也不会有什么过大的影响。张悟本大红大紫，从天到地虽然只是很短的时间，但是，他出道已经有十几年了，也并没有形成什么轰动效应。因此，“忽悠”不“忽悠”，怎样“忽悠”是“张悟本们”的权利，听不听、看不看是受众的自由。本来，这是“一个愿打，一个愿挨”，两厢情愿的事。可是，最近这件事产生了如此广泛的影响，是因为透过张悟本的“忽悠”，折射出了其中太多的问题。
第一，张悟本大红大紫，有他本人的因素，但是更多的是利益相关者的利益驱动。其中，目前已经完全走到前台的媒体“功不可没”，无论是电视还是图书都对张悟本的“忽悠”起到了很大的作用。“收视率”和“发行量”最大化的追求，使媒体从业者自觉或不自觉地放弃了起码的“把关”责任。客观上看，作为文化企业追求利益最大化是没有错的。当前，文化体制改革更加深入，许多文化单位已经进入到激烈的市场竞争之中，如何生存是摆在他们面前的头等大事。在这样的体制和机制下，对待张悟本这样的事情如何把关，是需要认真研究的，要拿出可行的办法和制度。否则，过不了多长时间，类似的事件和问题还会不断出现。
第二，张悟本的大红大紫，也反映出各级各类的管理部门事后监督的“无奈”。和张悟本的“忽悠”相关的管理部门很多，有宏观的，也有微观的，有国家级的行业管理部门，也有地方的行政监管部门，但是在很长一段时间，它们集体“无语”。例如，立于北京奥体中心地界上的“悟本堂”，在张悟本“出事”后被说成是“违规”建筑而拆除就很令人费解。
第三，张悟本的大红大紫，说明那些真正的学者、专家在利用面向大众的传媒工具上还是不够积极。在传媒介质日益多样化和更加普及的今天，谁占据了大众传媒的有利位置，谁就有了话语权，就可以使自己的言论走向更广泛的大众。进入新世纪，许多“电视学者”的成功就说明了大众传媒的重要性，这次张悟本的“忽悠”也从反面证明了这一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