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洵及二子苏轼、苏辙进京后，欧阳修举苏轼，天章阁待制杨败举苏辙参加由吏部主考的材识兼茂明于体用科考试，被吏部锉选人九品流内，分授福昌县主簿和绳池县主簿。但兄弟二人都没有赴任，因为他们要在欧阳修的推荐下参加稍后朝廷举办的制科考试。
苏洵因屡次拒绝参加考试，朝廷只好给了个小官：试秘书省校书郎。这是个比九品还要低的官职，只能“得六七千钱，诚不足以赡养”。尽管这样，苏洵还是给推荐了他的人写信表示感谢。
苏洵首先给欧阳修写信，感谢他多次举荐之恩。苏洵说：“执事之于洵，未识其面也，见其文而知其心；既见也，闻其言而信其平生。洵不以身之进退出处之间有渴于执事，而执事亦不以称誉荐拔之故有德于洵。再召而辞也，执事不以为矫，而知其耻于自求；一命而受也，执事不以为贪，而知其不欲为异。”（《上欧阳内翰第五书》）苏洵还请求欧阳修把自己仍然待以宾客之礼，“不然，其将与奔走之吏同趋于下风，此洵所以深自怜也”。
苏洵还给时任右司谏的赵拄写了信，对其举荐自己表示感谢。赵打新任京官，原任益州路转运使。前不久赵拄以本路转运使的身份荐本路人才苏洵的才学品性，欧阳修趁机说苏洵既不肯就试，希望直接任命他一个官职，所以苏洵才得了个试秘书省校书郎的官职。苏洵在信中说：“洵不识阁下，然仰闻君子之风，常以私告于朋友。特恨其身之不肖，不得交于当世，以遍致阁下之美。所告者皆饥寒自谋不暇之人，虽告而无益。然犹以素不相识之故，得免于希势苟附之嫌，是其不识贤于识也。今世之所尚，相见则以数至门为勤，不相见则以数致书为忠……今阁下举人而取于不相识之中，则其去世俗远矣。”苏洵还告诉赵拄，他之所以接受目前这个小小的京官，并不是希望借此能得到较快的升迁，是因为自己老了而不能胜任州县之吏的缘故，“以阁下知我，故言及此”。
对于富弼，苏洵知道其在自己出仕之事上，一阻再阻，可考虑到人家毕竟身为宰相，在官吏的升降任免问题上有决定的权力，就写了《谢相府启》呈送给他。苏洵这次吸取了以前交浅言深的教训，信中只说了些不痛不痒冠冕堂皇的话来应付，如“昨承诏恩，被以休宠……此盖昭文相公，左右元君，舒惨百辟，德泽所畅，刑威所加……”
苏洵就职一年后官职没有升迁，就愤然给韩琦上书说：“今洵幸为诸公所知，似不甚浅，而相公尤为有意。至于一官，则反复迟疑不决者累岁。磋乎，岂天下之官以洵故冗耶？”按理说苏家父子与韩琦私交甚好，韩琦很尊重苏洵，不但引为座上宾而且想起用他。但主持国政除了韩琦还有富弼，他对苏洵以前的批评耿耿于怀，所以每当朝中议及苏洵，他总是说：“姑少待之。”这就决定了苏洵在出仕的短短几年中只能当八九品小官。
嘉佑六年七月，苏洵被任命为霸州文安县主簿，与陈州项城县令姚辟共同修纂《礼书》。时任三司使（计相）的张方平为苏洵抱不平，指责韩琦“知其才而不能用。”一次重阳节，苏洵赴韩琦的家宴，写了两首《九日和韩公》诗，以发泄心中的牢骚与不满。其中一首诗是这样写的：
晚岁登门最不才，萧萧华发映金愚。不堪垂相延东阁，闲伴诸儒老曲台。佳节久从愁里过，壮心偶傍醉中来。暮归冲雨寒无睡，自把新诗百遍开。
此时韩琦加同平章事，故称丞相。苏洵才参与太常寺修撰礼书，太常也称为曲台。韩琦一直把苏洵待为上客，置酒私第时惟韩琦与一二执政官员，苏洵乃以布衣参与其间。席间赋诗，韩琦的原唱为：
苦厌繁机少适怀，欣逢重九启宾罍。招贤敢并翘材馆，乐事难追戏马台。鲜布乱钱乘雨出，雁排新陈拂云来。何时得遇禅前菊，此日花随月令开。
苏洵的和诗精深有味，语不徒发，类同于他的散文，其中“佳节久从愁里过，壮心偶傍醉中来”两句诗甚为精彩。
苏洵对自己胸中的抱负无法施展深感遗憾，《有骥在野》就表达了他这种情绪：
有骥在野，百过不呻。子不我良，岂无他人？挚我于厩，乃不我驾。遇我不终，不如在野。秃毛于霜，寄肉于狼。宁彼我伤，宁不我顾？无子我忘。
骥，良马也。作者在此以骥自况，明里讽刺执骥于厩而不驾，暗喻朝廷把作者诏进京城而不重用。
宋仁宗嘉佑六年八月，制科考试就要举行了。在当时，朝廷除经常性地举行“进士”、“明经”类的考试外，还有由皇帝下诏举行的特别考试——制科。嘉佑二年朝廷曾下达了一项命令，每隔一年一取进士。所以，苏轼、苏辙来京城一年半以后，才等到了制科考试。
这里还要分别介绍两个人物：司马光及王安石。
司马光字君实，陕州夏县人。司马光7岁时，就有了成人的气概，听别人讲《左氏春秋》，听得人了迷，回家后就对家人讲。从此手里常捧着书本读书，常感受不到饥渴寒热。一群孩子在院中戏耍，其中一个孩子登瓮失足跌没于水中，孩子们一见都害怕地跑了，而司马光拿起石块把瓮击打了个窟窿，使瓮中水流了出来，这个孩子才得救了。仁宗宝元初中进士甲科，此时正知谏院。
王安石字介甫，号半山，抚州临川人。其父王益做了多年地方官，很有政绩。王安石未出仕前随父亲游历了许多地方，这使他在饱览山河之壮的同时，也了解了民生之艰，对宋王朝积贫积弱的局面有了感性的认识。王安石很小时就注重学习儒家经典，一过目终身不忘；写文章动笔如飞，看起来他好像不经意，写成后读的人都佩服文章的精妙。庆历二年，王安石以第四名的成绩荣登进士榜。嘉佑五年，在州县任职十多年的王安石人朝当了三司度支判官，兼任知制浩（代皇帝立言，书写诏书），他根据自己的所思所得，写出了雷霆万。钧之力作—《上仁宗皇帝言事书》。这篇文章说理透彻，洋洋洒洒万言，全面分析了朝廷现状，指出国家之所以积贫积弱的原因是“不知法度”。他认为只有“改易更革”才是扭转严重的政治、社会危机的药方；强调选拔任用有革新思想的人，是“改易更革”的前提条件；还着重分析了改革人才培养方法问题，提倡学以致用。实际上，《言事书》就是他要求变法革新具有纲领性的政治论文。《言事书》呈上去后，皇帝与众大臣没有什么反响。当然，这种法治观点与司马光、苏氏父子的吏治观点冲突处颇多。
朝廷所设的制科考试一般都在八月中旬举行，但苏辙忽然得病卧床，看来无法参加考试了。韩琦得知后向仁宗票奏说：“今岁召制科之士，惟苏轼、苏辙最有声望。今闻苏辙偶病未可试。如此兄弟中一人不得就试，甚非众望……”他请求皇帝把制科考试的时间向后推迟一下。仁宗同意了他的请求。苏辙在病中，韩琦数次派人洵问他是否康复。直到苏辙身体完全复原，制科考试才举行，比以往的考试日期推后了20天。
制科考试这天，宋仁宗亲自到崇政殿策试“贤良方正能言极谏科”。据传说，苏轼进了考场，一看题目，知道弟弟苏辙肯定记不起“礼义倍足以成德”这句话的出处了。正巧一位老兵给他倒砚水时溢了出来，苏轼于是装作生气喊道：“小人哉。”苏辙一下记起了这句话出自《论语》“樊迟请学稼”下边的注中。
在应制科考试前，苏轼曾上二十五篇进策，全面阐述了自己的政治观点。在《策略一》中，他说宋王朝“国家无大兵革几百年矣，天下有治平之名而无治平之实，有可忧之势而无可忧之形，此其有未之测者也”，百姓也对现状不满，不能安居乐业。他认为要解决民贫国弱的状况，只有改革政治，必须采取得力的措施，甚至用一些人们不可理解的办法来治理。在《较赋税》文中，苏轼认为：“有兼并之族而赋甚轻，有贫弱之家而不免于重役，以至于破败流移而不知其所往。”所以均赋税是打击豪门、制止兼并的重要措施之一。在对待辽、夏等外族侵略问题上，他主张要有一个长远的谋略，积极训练军队以加强国防，不能再用送给大量财物的方法求和平。他抨击当时执政者对外患“畏之太甚而养之太过”，不懂得“奉之者有限而求之者无厌，此其势必至于战争”。从这些进策中可以看出青年的苏轼有很敏锐的观察力、深刻的分析力及革新政治的远见卓识。苏轼是以一个改革派的面貌踏人仕途的。
年仅23岁的苏辙正血气方刚，在应试的文章中显露出了锋芒，在朝廷中引起争议。在御试制策中对宋仁宗处事上得过且过、内宫生活侈靡等方面进行了尖锐的批评和劝谏。苏辙在制策中说：“然而，自西方解兵，陛下弃置忧惧之心而不复思者，二十年矣。古之圣人，无事则深忧，有事则不惧。夫无事而深忧者，所以为有事之不惧也。今陛下无事则不忧，有事则大惧，臣以为陛下失所忧矣。故愿陛下虽天下无事而不忘忧惧之心。陛下诚能用臣此言，则凡所以问臣者，臣虽不言，可得而举也。苟未能用臣此言，则凡所以问臣者，臣虽言之无益也。”苏辙接下来又说：“臣疏贱之臣，窃闻之道路，陛下自近岁以来，宫中贵姬至以千数，歌舞饮酒，欢乐失节，坐朝不闻咨漠，便殿无所顾问。夫三代之衰，汉、唐之季，其所以召乱之由，陛下已知之矣。久而不正，百蠢将由之而出。内则将为蛊惑之所污，以伤和伐性；外则将为请渴之所乱，以败政害事。妇人之清，无有厌足、迭相夸尚，争为侈靡，赐予不足以自给，则不惮于受赂贿。赂贿既至，则不惮于私渴。私渴既行，则内外将乱。”这篇策论洋洋洒洒七八千字，笔力纵横驰骋，以古喻今，议论风生，开合自如，步步深人，不失为一篇优秀的政论文。
制科考试成绩很快公布了。苏轼考人第三等，这是一种极高的荣誉，因为自宋建国以来，制科“人三等”的只有吴育（后来做过宰相）和苏轼。苏辙考人了第四等。这次考试之后，苏轼被授予大理评事签书凤翔府节度判官厅事，苏辙被任命为商州推官。
对于苏辙应试的文章，考官司马光很赞赏，要求“人三等”。范镇因文章切直犯了难，不表示态度。蔡襄说：“吾三司使也，司会之言，吾愧而不敢怨。”意思是说苏辙说出了他想说而不敢说的话。只有考官胡宿以为文章内容不好，请弃之不用。考官们的意见不统一，就一块去请示皇帝。仁宗说：“以直言召人，而以直言弃之，天下其谓我何？”宰相没办法，把苏辙取人四等之列。
《铁围山丛谈》中记载：苏轼、苏辙将就试，二人共同对父亲说：“这次制科考试不可能把兄弟二人都取中，必然会黝落一个，这怎么办？”苏洵说：“我有办法使你们都得之，只要采取一和题、一骂题的办法就行了。”于是二人果然都中了。就苏辙的性格来说，他沉稳简洁、寡言少语、宁静淡泊、含而不露，苏洵曾说“是辙者，善处于祸福之间也”，如果其不是按事前商定的方法行事，苏辙一般不会在试卷中极言皇帝之非及禁廷之事的。这是此事的一种说法。
此时，王安石同苏氏父子的矛盾浮上了水面。苏洵带着十年呕心沥血写出来的文章来到京师，见到者纷纷叫好，立即在朝野上下引起轰动。王安石、苏洵都与欧阳修私交甚好，欧公劝苏洵去见王安石，王安石也愿意交往苏洵，但因政见不同，话语总不投机。龚颐正在《芥隐笔记》中说：“荆公在欧公座，分韵送裴如晦知吴江，以黯然销魂惟别而已分韵。时客与公八人：荆公、子美、圣俞、平甫、老苏、姚子张、焦伯强也。时老苏得而字，押谈诗究乎尔。而荆公又作而字二诗：采鲸抗波涛，风作鳞之而盖用周礼考工记旅人深其爪，出其目，作其鳞之而。又云：春风垂虹亭，一杯湖上持。傲兀何宾客，两忘我与而。最为工。君子不欲多上人，王、苏之憾，未必不稳于此也。”此后，苏洵不说王安石的好话，而王安石也在苏洵的文章上挑刺，说其文“大抵兵谋、权利、机变之言也”，是大话、空话、坐而论道，没有一点实用性。日子久了，分歧公开了，且广为传播，双方形成了积怨。有一次，欧阳修在家招待客人，吃完饭苏洵留了下来。苏洵说：“以我的观察，王安石这个人以后必然会把天下搅乱。如果使他当了国家重臣，既是聪明的皇帝也会被其哄得团团转。欧公怎么能与他这样的人交往？”欧阳修没把苏洵的话放在心上，劝说他们俩人相互来往，遭到苏洵拒绝。苏轼在这次制科考试的试卷中，用苏家父子重在吏治的观点，说“当今之患，虽法令有所未安，而天下之所以不大治者失在于任人。而非法制之罪也”，与王安石“天下久不安”“患在不知法度”的说法针锋相对。苏轼、苏辙中制科后，王安石对他们兄弟俩的试卷很不满意，对人扬言说：“都是些模仿战国时期人所写的文章之作。要是考官是我王安石的话，我必然会废黜不用。”王安石虽不是考官，但也有报复的法子，就用自己知制浩的权利在《应材识兼茂明于体用科守河南福昌县主簿苏轼大理评事制》的制词中借皇帝的口吻教训了苏轼一通，说他年少气盛，只会夸夸其谈而对学问理解得浅，没有从政的经验等。对苏辙则更为不客气了，以人臣不该极言皇帝之非及禁廷之事为由，干脆不肯为他起草皇帝的诏书。但是，政见虽不同，却没有影响他与苏轼、苏辙二人的私交；因为同为文坛的名士，免不了有惺惺相惜之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