焦方义
一、产融结合是我国构建新型银企关系的必然选择
推进我国产融结合进程的重大现实意义表现在以下三方面。
1.能有效解决信贷资金运行“断层”，减少不良债权债务。信贷资金运行应遵循“二重支付，二重回流”的规律，然而在信贷资金运行的全过程中，银行只能把握贷款投放这个支付的环节，且由于信息不对称，存在着“逆向选择”问题，并很容易出现“道德风险”，这就是所谓“内部人控制”，即企业的重大战略决策中，内部人的利益得到有力的强调，这样在激励机制与约束机制不对称的条件下，就会导致企业偏离经营目标，使国有财富、银行贷款转移甚至流失。这就迫切要求引入外部控制机制。产融结合下的银行监督是一种较具可行性和实效性的外部控制机制。在产融结合下，银行有了了解、掌握企业重大经济和财务活动的权利，并可通过投票对企业的重大战略决策发表意见。同时，企业有义务将企业的重大经营、筹资、产权变动情况及时报告银行，这无疑使银行的信贷资金在企业中运作状况的监测得到了强化。
2.融洽银企关系，扩大企业的资金融通渠道。由于我国资本市场不发达，实际上企业目前在资金上仍主要依靠银行的供给。从银行方面来看，由于沉淀资金多，加上银企关系缺乏协调，银行对企业在信用、经营等方面心存疑虑，也就很难使资金供给在时间和数额上与企业需要取得一致，在当前特别条件下，一个相对极端的表现即为银行“惜贷”现象的出现。产融结合以后，虽然银行不包企业资金供应，但会尽力解决关联企业符合贷款条件的合理资金需要，帮助企业拓宽融资渠道，而且信息不对称问题会在一定程度上得到解决，银行贷款的主动性也会提高。另外，当产融结合发展到较高阶段时，可以通过产融结合使投资银行取代银行成为企业长期资金供应的中介主体，向资本市场融资。
3.为我国银企集团发展奠定重要基础，提高企业的国际竞争力。放眼国际竞争，我们不难发现，在世界经济领域中占主导地位的绝大部分是被称为“金融寡头”的银企垄断集团。特别是我国加入WTO后，现有的银行业和企业界的国际竞争力都面临严峻挑战，由于我国银企关系缺乏协调，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国际竞争的能力。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企业集团的平均规模和行业集中率还相去甚远。要改变这一现状，单凭贸易手段和金融手段很难实现，而必须依靠银企集团。通过产融结合，银行和企业的联系更加广泛而深刻，通过稳定的信贷关系、资本结合、人力结合和信息共享等，产生所谓的“1＋1＞2”的协同效应，为逐步组成融生产、科研、贸易、信息、金融于一体的大型银企集团创造条件。
二、关于我国产融结合的三阶段构想
产融结合势在必行，而产融结合模式选择的基本定位必须以市场机制为基础，而且以资本市场为依托进行的产融结合无疑是理想的目标，但必须具备相应的前提条件：（1）资本市场相对比较发达；（2）以市场机制作为资源配置的基础。而我国正处在向市场经济转轨的时期，资本市场很不发达，单就外部融资而言，银行信贷资金占绝对比重，资本市场规模明显偏小。1997年全国银行贷款余额为8万亿元，股权融资累计只有4千亿元。在这种间接融资仍占主导的条件下，直接发展以资本市场为主导的产融结合并不具有现实性。所以笔者提出我国产融结合的构想：一方面是渐进改革的思想，具有可行性；另一方面可以以高瞻远瞩的战略性眼光来处理银企之间的关系，而不致拘泥于眼前的一种适应性模式。
1.产融结合的准备和起步阶段：以稳定信贷关系为依托的主办银行制度。我国的《商业银行法》禁止银行购买企业的股票，这从防范金融风险的角度来看目前是必要的，再加上目前银企之间关系存在的不规范行为，起步阶段的产融结合可以建立以稳定的信贷关系为依托的主办银行制度。从1996年关于这样的银企关系的试点已经开始，但目前建立的主办银行制度还有不少弊端：（1）单纯强调主办银行对企业的金融服务，而忽视作为主办银行制度本质特征的银行监控机制的引入。试点中的主办银行制度主要强调积极支持企业生产经营所需大部分合理资金需要，而对银行导向性的监控机制强调不够，这就离主办银行制度设计的根本目的相去甚远。（2）银企合作协议一年一签，体现不出主办银行与企业之间长期稳定的联系。另外，贷款主要限于流动资金贷款，只能解决企业眼前的一时问题，还未着眼于企业的长远发展。（3）银企双方不能双向选择，优胜劣汰的市场机制无法发挥作用。本来主办银行制度的初衷应是通过银企双方双向选择，实现资源的有效配置和充分利用。但目前情况是政府部门进行了过多干预，以行政手段划定支持企业，银行没有发言权。
针对以上主要弊端，笔者建议：（1）在下一步的改革中应突出主办银行导向的监控机制作用的发挥，以防止企业中由于“内部人控制”而形成银行新的不良债权。（2）对大企业尤其是企业集团的大量资金需求，主办银行在发挥自己能力的同时应向其他银行推荐，或牵头组织银团贷款，从而可以筹集大量资金并分散风险。（3）银企双方应做出长远规划，并根据长远规划多致力于解决企业长远发展的资金投入问题。（4）建立主办银行制度可以适当依靠政府引导，但同时更应注意发挥银行的主观能动性，由其在更大范围内自主选择不同企业进行最佳搭配，从而达到资金配置的最佳效果。在这一阶段，必须有这样一种战略性意识，它只是一个起步和过渡时期，不宜长期维持现状，必须适时向第二阶段过渡。
2.产融结合的初级阶段：信贷关系和资本融合相结合的主办银行制度。（1）创造环境和条件，促进银企资本融合。银行资本和产业资本在前一阶段是分离的，银行不能介入现实的生产过程和流通过程，但是，银行资本的增值必须依靠产业循环才能实现。银行所有经营活动的收益都以产业资本循环过程为基础，但却始终脱离这一过程，这就成为银行资本循环的非完整性矛盾。解决这一矛盾，进而降低企业的融资成本和银行的监督费用，一个较好的途径就是使银行资本和产业资本融为一体，即一方面银行实行股份制，让企业成为银行的股东，这既可壮大银行的实力，又密切银企关系，有利于相互监督。另一方面，对《商业银行法》作适当修改，允许银行持有企业的股份，这不仅可以促进银企集团化发展，还可通过让银行直接介入企业治理结构，控制“内部人控制”。这一定要与债转股持股相区别，债转股是事后持股，在某种程度上难以避免行政干预，而且债转股过程中银企之间介入了资产管理公司，是资产管理公司持股而非银行持股，银行不能直接介入企业治理。当然，为了防止银行对企业的过度控制，可以规定银行对一家企业的最高持股比例。（2）扩大金融职能，使主办银行成为国有资产的基本管理机构，以解决公司治理结构中国有资产的“所有者缺位”问题。“所有者缺位”问题的产生主要是国家对国有资产进行多部门管理，缺乏能真正对国有资产保值增值负责的人格化代表的专职部门。最根本的原因是初始委托人对企业的剩余索取权和控制权不相匹配而导致国有资产所有者代表的鼓励不足，缺乏监督的动力，而且信息不对称严重，存在着较高的监督成本。主办银行与企业有着紧密联系，并且可以及时了解企业的经营状况和经营方针，便于对企业进行有效监督。将国有资产以价值或货币形式委托给主办银行经营，国家只要求主办银行以平均利润水平为基础效益标准实现国有资产的保值和增值，在承担了国有资产的保值和增值责任后，银行应该有独立的经营收益。这样可以有效地减少政府干预，建立以市场为基础的新型银企关系，大大有利于国有资产的保值和增值。（3）加大资本市场的发展力度。资本市场既是储蓄向投资转化的重要渠道，也是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建立市场型融资机制的必要条件，还是银企实现资本融合的基本条件，并且可以为产融结合的进一步发展创造条件。另外，银行作为国有资产的管理机构也只是在我国资本市场不发达、容量有限的情况下解决“所有者缺位”问题的一种过渡性措施，最终依然要在资本市场上通过股权流动以及国有股减持来解决这一问题。
3.产融结合的高级阶段：依托资本市场的产融结合模式。（1）产融结合的金融主体：投资银行。随着资本市场的发展，直接融资将取代间接融资成为企业融资的主渠道，西方发达国家已然如此，这也是产融结合的发展方向。促使投资银行崛起，使其逐步取代银行成为企业长期资金供应的中介主体，同时，通过并购，实现包括一部分商业银行债权向投资银行股权转换在内的企业重组。（2）产融结合的市场基础：资本市场。产业部门与金融部门资本融合最终采取依托资本市场共同扩张的形式，是世界各国产融结合发展的共同趋势。在我国产融结合的高级阶段也要通过进一步发展资本市场，依赖高度证券化的资本市场实现产融结合。对产融结合来说，资本市场相对于信贷市场有更多的优点：第一，资本市场相对于信贷市场而言是比较广泛且制度化的交易场所，是对标准化的金融产品进行交易的公开市场，交易合约具有中性化、标准化、权利与责任相对称和事先确定的特性，这为投资者提供了一个低交易成本、高流动性的交易机制。第二，资本市场是既能重组存量资产又能改变资产流量的一种市场调节机制。而信贷市场只能调整金融资本在产业结构中的流量和流向，即只能实现增量资本的调整，而无法优化重组产业资本的存量。（3）产融结合的纽带：资产证券化。这里的资产证券化主要指金融资产的证券化，即资产证券发起人把流动性差的金融产品出售给独立于发起人信用的金融资产的买方（主要是投资银行），再由金融资产的买方以所购金融资产为担保发行资产支持证券，以收回购买资金。资产证券化将在产融结合机制的市场深化中起主要作用：第一，资产证券化使流动性差的金融资产具有了流动性，使所有权的运动及其权益的实现与其客体的实际运营相分离，这就能以最低的成本推动资本高效地流动和重组。第二，资产证券化具有风险分散与转移的功能，这就提高了长期资本和风险资本的供应能力，促进了产融结合的效率。第三，资产证券化能降低传统的产融结合所造成的银行和产业垄断及信息的内部独占性，促进金融机构间、企业间的竞争。第四，资产证券化可促使商业银行和投资银行的业务领域相互渗透，加强双方的联系和合作，进一步推进混业经营的发展。
最后，需要特别强调的是，笔者提出的“三阶段”只是意味着产融结合是一个逐步发展的过程，所谓“三阶段”并没有明显的界限，而是相互交叉、相互渗透的，只是每一阶段中都有一个相对主导的形式，但绝不排斥而且应该根据条件适时地引导和鼓励其他形式的发展，在每一阶段都应该根据不同企业、不同银行及投资银行的发展水平和特点建立多层次、多元化、立体性的产融结合的架构。从制度经济学的角度来看，这一过程本身就是一种制度变迁，政府在其中不应扮演干预和强制推进的角色，即推行“强制性制度变迁”，而应该积极地引导和鼓励，努力使微观主体变迁的收益大于变迁成本，在“诱致性制度变迁”的基础上完成产融结合的逐步推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