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唐文化瑰丽堂皇，书法艺术名家辈出。初唐有欧、虞、褚、薛；盛唐有张旭、颜真卿、怀素诸人；中晚唐有柳公权、沈传师诸大家。柳公权从颜真卿处接过楷书的旗帜，自创“柳体”，登上又一峰巅。“柳体”与“颜体”齐名，并称“颜筋柳骨”。
唐朝最后一位大书家柳公权（778~865），字诚悬，陕西耀县人。他继承了前辈书体结构，自创所谓“柳体”，并为后世百代楷模。其书体化身万千，流传于民间，乃至国外。他的字在唐穆宗、敬宗、文宗三朝一直受重视。他官居侍书，长在禁中，仕途通达。文宗皇帝称他的字是“钟王复生，无以复加焉”。
柳公权的书法，由于帝王的赏识，在他在世时就已极其珍贵。一次，文宗和学士们联句，文宗说：“人皆苦炎热，我爱夏日长。”一时续的人很多，但文宗却偏独赏识柳公权的“熏风自南来，殿阁生余凉”，以为“词情皆足”，并“命题于殿壁”。柳公权遵旨持笔，一挥而就，字体很大，约有五寸，但精美非凡，以致文宗赞叹着说：“钟（繇）王（羲之）无以尚也。”立即迁他为少师。一次宣宗叫他在御前写楷书“卫夫人传笔法于王右军”，草书“谓语助者，焉乎哉也”，行书“永禅师真草千字文得家法”等29字，令军容使西门季玄捧砚，枢密使崔巨源拿笔，写完后备加赞赏，且又“赐以器币”。后来，此事传开，大家便都争着向他求字。
由于人们十分喜爱柳公权的字，所以都以得到柳公权的字为荣耀。朝中的大臣们死后，如果碑文的字不是出于柳公权的手笔，人家就要以为他们的子孙不孝。就连从四方来中国进贡的外国使臣，也都带着专门准备的钱来买柳公权的字。那些大臣和使臣们得到柳公权的字以后，就送给他许多金银财帛作为酬谢。柳公权对财物毫不经心在意，可对于自己使用的笔砚和收藏的碑帖、图书却十分珍爱，每次使用后，总要亲手锁好，保管起来。
《玄秘塔碑》书刻于唐会昌元年（841年），碑为楷书，总28行，每行54字，原碑下半截每行磨灭两字，即使是旧拓也不能窥见原貌，其余诸字则都完好无损。后世因此碑字画挺朗完好，结体精密紧凑，故学习柳体楷书的常以此碑为入门之阶。碑今存西安碑林。
除《玄秘塔碑》享有盛名外，其楷书之最精者当首推《神策军碑》。《神策军碑》全称《皇帝巡幸左神策军纪圣德碑》，书刻于唐会昌三年（843年），崔铉撰文。因为此碑记述唐武宗李炎巡幸左神策军事，书刻后又立在皇宫禁地，不能随便捶拓，因此流传极少。
柳公权的行书帖刻，一般以《兰亭诗》为最出名。《兰亭诗》字迹虽较丰肥浓艳，但却骨力清劲，没有半点俗气。柳公权的行书帖刻《蒙诏帖》也很有名气。《蒙诏帖》全文只7行，仅“公权蒙诏，出守翰林，职在闲冷，亲情嘱托，谁肯响应，深察感幸，公权呈”数字而已。又因帖中写有“翰林”字样，故此帖又称《翰林帖》。按柳公权《蒙诏帖》作于长庆元年（821年），其书字体气势超迈，意态雄健，当时柳公权44岁，正值雄姿英发之际，故其书自是如此。后人认为此帖不仅是柳公权行书的杰作，亦代表了中晚唐一代书法的风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