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家相对于通常所说的优秀教师、教育工作者，除了具有突出、丰富、有影响的教育实践活动之外，更重要的是，他们还具有体系性、原则性和创造性的教育思想。即他们根据时代要求和教育规律，创造性地回答、解决了某些教育教学问题，并形成了关于这些问题的一般性认识。对于这些一般性认识，他们既一以贯之，又能与时俱进，并在一定时期、范围内形成较大影响，从而在不同程度、方面推进了现代教育教学的发展。也就是说，教育家具有教育家思维，教育家最重要、最宝贵的品质就在于其教育思维品质。
李剑萍
张之洞，字孝达，号香涛，晚号抱冰老人，直隶南皮（今河北南皮）人，清末著名教育家和洋务派的殿军后劲，对于中国教育从传统走向现代，具有承前启后、绍旧开新之功。在百年前那场轰轰烈烈的教育变革中，他的影子几乎无处不在。
原籍河北、生于贵州的张之洞，学途和仕途都堪称一帆风顺。他15岁中举人，26岁中进士，历任山西巡抚、两广总督、湖广总督等地方要职，晚年官至军机大臣兼管学部。可以说，他实现了传统社会知识分子的所有梦想。
张之洞的一生，可以1884年至1885年中法战争、1894年至1895年中日甲午战争、1901年清末新政作为界限，划分为四个时期。中法战争前属第一时期，他基本上还是传统的经世致用型的教育家，对洋务教育一无所知或知之甚少。从中法战争到甲午战争属第二时期，他开始投身洋务教育，但还在步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沈（葆桢）的后尘而未能出乎其上。从甲午战争到1901年清政府宣布实行新政，随着洋务派的老成凋零，他后来居上，成为洋务教育的新兴代表。1901年以后属第四时期，他逐渐突破洋务教育的藩篱，推动建立现代学制，废除科举制度，为中国现代教育制度的最终确立作出巨大贡献。
张之洞是从传统教育改革家向现代教育倡导者转化的典范，无人像他那样转化轨迹如此完整和更富有代表性及影响力。正因为他是一位由“旧”向“新”转化的人物，其思想和行为也都亦新亦旧，新旧参半。他是旧教育的直接受益者，因科举成学致宦，娴熟于古代文化典籍，认同于传统伦理道德，但又痛感其空疏腐朽，无补时用；他是新教育的极力推动者，建学堂，派留学，译西书，一时无双，可又深深惧怕从自己手中培养出一批清政府的掘墓人和传统文化的反对者。
应该说，张之洞的这种担忧是极其敏锐、准确的。此乃张之洞之大不幸，乃中国教育现代化之大幸。
古今中西之争是一百多年以来中国社会和文化思想界的根本命题。张之洞在这个矛盾圈子中，左冲右突，进退维谷，试图寻觅一条总摄万有的不易之纲，与此结下了难解难脱之缘。值得庆幸的是，他最终找到了这条纲领——“中学为体，西学为用”。
1898年“百日维新”前夕，张之洞出版《劝学篇》一书。此书既出，旧派人物欢迎，外国人赞赏，维新派也不反对。它对古今中西问题进行了当时最为可行的回答。张之洞在书中认为，应该用“中学治身心，西学应世事”。“欲强中国存中学，则不得不讲西学。然不先以中学固其根柢，端其识趣，则强者为乱首，弱者为人奴，其祸更烈于不通西学者。”也就是说，要在保存中国固有伦理道德和传统文化的基础上，学习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
张之洞对西学的认识大大超越了他的前辈，已经从单纯的坚船利炮、工矿商贸深入到制度层面。他将西学分为“西政”和“西艺”两类，“学校、地理、度支（财政）、赋税、武备（军事）、律例（法律）、劝工、通商，西政也；算、绘、矿、声、光、化、电，西艺也”。而且，应该“政艺兼学”，“西艺非要，西政为要”。这在当时已经达到了主流社会所能容忍的最大限度。
教育实践的每一次大发展，都必然要以教育思想的大突破作为前提。张之洞的“中体西用”思想，实际成为20世纪最初十年教育改革的指导理念，而这十年恰是中国教育转型中生死攸关的十年。
张之洞早年任京官时，曾与张佩纶、陈宝琛等同为“清流派”，裁量人物，纠弹时政，朝野侧目。然而，他是清流派中唯一有大出息、有大作为者。他既不像曾国藩那样一味谦抑虚退，也不像李鸿章那样专意汲汲事功，在洋务派中最少受到非议，做官做得最稳。因此，他是一位最善于保护自己的改革者，也是一位取得实效最大的改革者。比之勇往直前、专注破坏的革命者，改革者自有其建设的意义；比之赤膊上阵、惨遭排箭的改革者，张之洞或许失之圆滑，可也自有其智慧的一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