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天的一个午间，一家狭窄的饭铺里有了一个小小的宴会。
那里是十三个互称为同志的革命党人，衣襟上备有相同的蓝色而长方的徽章，操着声调各别的官话，占据了两张方桌合并的座位，低小的房子的空气因着这几个人的来到，骤然变得格外炎热起来。从各人口里喷出来的纸烟的云雾流出低矮的门框，发散在另一间房子里，使那里正在流着汗吃饭的人也感觉到了格外的炎热。这里一共只有五六个人，衣襟上也备有相同的徽章，但他们都沉默着；虽然他们都坐在同一个桌子旁，各人只吃自己面前的两个菜，不招呼也不看望。跨过这一间房子的门限，便是厨房，以及和厨房不曾分隔的，摆着四张方桌，同样地坐满了备着蓝色徽章的人的通房。通房的门边摆着一张长方形的条桌，旁边坐着一个异常忙碌的老年的收账员。出了这个门，宽大的马路就在面前了。饭铺，的左右密接着一样地破陋而矮小的，用洋铁皮，泥草以及砖石筑成的，十余家饭铺和纸烟店。它们都好像驼背的老人，缩做一团地蹲着。在它们的后背铺着青苍的田野零乱的坟墓和低矮的山岗。
在宽大的马路的那一边，和这一排即将陷没在泥土中的残物，适成了相反的对照的，是一所巨大的建筑物！它有射着刺目的白光的长而高的围墙，——上面还写满了警惕的革命的口号的蓝色而劲健的字；有宽阔的铁棚栏的门，——两旁站着七八个背了插着刺刀的枪杆的卫兵；有并着左边崇高的大山，高耸在天空里的蓝色的圆屋顶；此外，它还包含着无数的洋式的楼房，树木成林的花园，池塘，草坪，以及新式的运动场。如同它的高耸的圆屋顶并着崇高的大山，雄视着下面荒凉的坟墓堆中的世界似的，这一所建筑物的内部掌握着全国政治的枢纽。
每天正午，当走廊的电铃像暴雨敲着树叶般四面八方响了起来的时候，管理这巨大的机器的人员便纷纷从各处走了出来，一部分拥入宽大的饭厅，一部分拥出大门外，挤满了马路这边所有的饭铺，还有很少的一部分回到附近的家里。
今天在聚和园里占据了两张方桌合并的座位的十三个同志都是特别科里的同事，其中有两个年青的女同志，两个四十岁左右的老同志，此外便都是不到三十岁的青年同志。他们除说着声调各别的官话之外，每一个人都还擅长英日法各国的语言，流利的外国话不时从他们的口里流了出来，但有时在两三个人之间也说着为别人所不懂的土话。
过了一番噪杂的谈话，酒菜已先后的上来，于是面孔上有着特别深的辛苦的皱纹的一个老同志便站起身，开始致词了。
“各位同志，兄弟今天特别的快乐，能邀请本科所有的同事齐集在这一个小小的饭馆里，吃一餐中饭。一则因为兄弟在这里的时候少，在上海的时候多，平时总不容易和各位在一起，今天竟能和全科的同事，一位不少的在一桌吃饭——这是兄弟感觉到快乐的第一个原因。二则今天新来了一位使我们敬仰的老同志，从此将帮助我们，使我们所担任的巨大的工作猛飞突进，稗益于党务不浅——这是兄弟感觉到快乐的第二个原因。说起这位老同志，邹金山同志，恐怕各位还不十分知道他的历史，兄弟敢为各位特别介绍一下。民国元年，当我们的部长在香港办民主报的时候，邹同志也是在那个报馆里工作的。我们知道，那时的老同志到现在死的死，变节的变节，消沉的消沉，像邹同志似的现在还来参加这革命工作真是如凤毛麟角，不常有的事。民国十三年，先总理在北京逝世的时候，邹同志那时正在北京，奔走得非常辛苦，同志中那时有在北京的，倘若到过中央公园，去祭奠过总理的灵，记性好的人一定会记得礼堂中站着一个比现在稍微年青的邹同志。至于学问，邹同志说得一口好英语，写得很好的文章；他到过伦敦，巴黎，柏林，维也纳；在上海印务书馆里做过七八年的编辑，编过英文文学杂志，函授学校就是邹同志创办的。办事方面，那是更不用说了，各位同志知道了他的历史，就会相信他是一位富有实际经验的人。像邹同志这样有资格，有学问，有才干，今天到我们这一科来工作，论理，兄弟是应该退下来，请邹同志代替了兄弟的职务的。兄弟也曾把这个意思对部长说过，但部长说，科长和其他的工作同志都是一样为党为国做事的人，还是‘以资熟手’为妙，兄弟没有法子，只好勉强干下去了。此外，兄弟应该向邹同志预先感谢的，就是兄弟因上海方面办报纸，忙碌得不堪，总是在这里的时候少，科里的事务向来因为没有股长，就没有人代理科长，现在邹同志来了，当本科的翻译股股长，以后兄弟不在这里时，就要偏劳邹同志，代理兄弟的职务，多多的计划，使科务发展开去，兄弟也可以沾一点光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