屠格涅夫一生中最后十年基本上是在欧洲并且主要是在法国度过的。在巴黎，他先后结识著名的法国作家梅里美、乔治·桑、福楼拜、龚古尔兄弟、都德、左拉以及年轻的莫泊桑。
屠格涅夫早在1857年就结识了梅里美，当时，《猎人笔记》的法译本刚刚在法国出版，梅里美对这部作品十分欣赏，此后，他就一直关注着屠格涅夫的创作。
梅里美对俄罗斯文学特别是对普希金非常崇拜，有一次，他当着雨果的面称普希金为“我们时代最伟大的诗人”，这多少令在场的屠格涅夫感到意外，也令雨果多少有些不自在，须知雨果当时也是法国乃至欧洲屈指可数的大诗人之一。同时，梅里美还是法国最早翻译介绍普希金、莱蒙托夫和果戈理作品的译者之一。他在翻译俄罗斯文学作品时，经常听取屠格涅夫的意见。后来，梅里美开始翻译屠格涅夫的作品，认为屠格涅夫是普希金和果戈理的继承人。
居留在巴登-巴登时，屠格涅夫经常与梅里美通信，互相交换有关的创作构思，发表对文坛的看法。《烟》出版后，引起来自各个方面的批评，但梅里美对这部作品大加赞扬，甚至认为它是屠格涅夫最好的作品之一。但他并非一味地赞美，也提出了一些重大的批评意见。比如说，小说开头写在古巴寥夫家的那一段在他看来就是多余的，只能使读者的注意力脱离开情节的自然发展。“请您注意，”他在给屠格涅夫的信中写道，“进入小说，就像进入迷宫一样，手里最好握着一根线，而您一开始给我的却是一个显得相当乱的线团。”翌年，梅里美在《箴言报》上发表了评论屠格涅夫作品的第二篇文章。他在文章中写道，这位俄国浪漫主义作家的名字在法国已经变得如此声望卓著，人们都怀着急不可耐的心情期待着他的每一部新作问世，就像在俄国一样。
在法国，屠格涅夫已经被公认为现实主义流派的领袖，梅里美在分析他的创作风格时，强调了这位俄国作家所特具的公正，他“不以现实社会的评判人自况，而就其所见作如实的描写”。梅里美还盛赞了屠格涅夫敏锐的观察力，具有高度艺术性的心理分析以及诗情浓郁的风景描写。
1870年9月底，屠格涅夫收到梅里美从法国寄来的一封短信，他感谢伊凡·谢尔盖耶维奇把《特罗普曼的死刑》的单行本寄给了他，并说出了自己对这篇随笔的看法。
这封信是梅里美在临终前三小时写成的。几天后屠格涅夫从一家比利时报纸上获悉他的死讯，立刻给《彼得堡新闻》编辑部寄去一篇追悼文章：
昨天我在《比利时独立报》上读到有关普·梅里美在戛纳逝世的消息。这使我很难过，虽说在某种程度上，这原本是意料中的事：9月23日他给我的最后一封短简，我勉勉强强才看懂，——他原先的秀丽清晰的字体已经面目全非。死亡总是给人一种突如其来的感觉，尽管每时每刻都会有死亡发生。梅里美的才华曾受到歌德的高度赞赏，他的逝世，使得文学界失去了一个最富于才智的小说家，这些我就不必多说了。但我们俄国人更应该向他表示敬意，因为他对我国人民，对我们的语言，对我们整个生活风貌都怀有真诚的衷心的眷恋，他十分景仰普希金，对普希金的诗歌的美有着深刻而正确的理解和评价。我个人则失去了一位朋友……我经常与他通信，但与他见面则是两年前在巴黎：那时他就患上了那个致命的疾病（肺水肿）。他对自己的朋友一向忠贞不渝。在他们遭到不幸时，他更是对他们关怀备至，即便是这不幸并非平白无故。只要回想一下他是如何去为著名的图书管理人李布利辩护一事就行了……他甚至还因为不相信他的朋友犯有盗窃罪而被监禁了两个星期。谁要是认识他，那就永远不会忘记他那充满机智的、百听不厌的、带有法国古朴风味的优雅的谈吐。他知识渊博，在文学上他重视真实并力求真实，厌恶矫揉造作和华而不实，但也避免极端的现实主义，要求选择，讲究分寸感，提倡古希腊罗马艺术的完美形式。这使得他的描写在某种程度上流于枯涩和粗略，在他愿意谈论自己作品的那些不常能见到的时刻，他自己也承认这一点。在这一点上，我不知道还有什么人比他更超脱自我的了，……我不知道还有什么人比他更不爱虚荣的了：梅里美是在胸扣上不别上荣誉勋位徽章（他是这种徽章的获得者）的唯一的法国人。随着年龄的增长，他对生活的半嘲讽、半同情的态度也得到发展，它在本质上是一种极为人道的人生观，大凡多疑而又善良的、对人的风尚、弱点和喜好做过深入研究的智者都会具备这样的人生观。对于不符合他的信念的事物，他也有清楚的了解。在政治上他是一个怀疑论者……但是我们总是对这个问题避而不谈，因为他个人与拿破仑一家很有感情，他也知道我对这家人的看法。不过，我现在不想对他的为人作出评价，也许以后我会尝试一下……梅里美享年67岁：他生于1803年9月28日。
屠格涅夫对乔治·桑始终怀有十分强烈的倾慕之心。屠格涅夫是在巴枯宁的引见下第一次见到这位著名的女作家的，当时他还只是一个默默无闻的文学青年，乔治·桑是他青年时代的师长，他欣赏她的非凡才能，喜欢她的作品的风格，但到后来他才真正明白这位杰出的女作家的人格魅力。后来，他们至少有20年左右没有再见面。这段时间内，屠格涅夫在全欧洲赢得了声誉。他的一些中、短篇小说被译成法文，开始为乔治·桑所了解。1868年底，她在给自己的亲近的朋友福楼拜的信中提到了屠格涅夫：“他的作品我读得很少，但几乎都能背下来。多么有才气，多么富有独创性和表现力！”这位法国女作家，就像梅里美一样，被屠格涅夫作品内容的朴素、真实和深刻所征服了。她写道：“我发现，外国人写得比我们好。他们不装腔作势，我们则不是忸怩作态就是肆无忌惮。法国人的作品里既没有更多的社会环境，也没有更多的精神环境。”
第二年春天，乔治·桑写信给福楼拜，说她想重新结识屠格涅夫，他的短篇小说使她赞赏不已。她请求福楼拜，一把长篇小说《情感教育》写完，就立刻带着屠格涅夫到她的诺昂庄园来。但直到1872年秋，屠格涅夫才第一次来诺昂，不是和福楼拜结伴，而是和维亚尔多以及她的两个成年的女儿同行。维亚尔多和乔治·桑的友谊已经保持了30年。
这次会见后不久，《树皮报》上登出了乔治·桑的一篇写实性的随笔，题目叫《比埃尔·波纳恩》，这篇随笔以女作家对屠格涅夫的说话作开头：“我在抽屉里找到了这张画得不好的人物素描，是根据一个死去多年、谁也不认识的人画下来的。我问自己，值得把它公诸于世吗？当时，我之所以描绘它，受的是一座人物肖像写生画陈列馆的吸引，这座陈列馆就是您的《一个俄国老爷的回忆录》。这是多么高超的写生画！所有那些北方农民，您描写的时候尚未解放的农奴和乡村地主，人们就好像看到、听到、感觉到似的。虽只匆匆见过一面，但为了把一个个形象刻画得栩栩如生、线条分明，只消寥寥几笔就够了。这一点谁也不如您做得更好……”
屠格涅夫受到极大感动，回答道：“您可以很容易想象到，读了昨天的《时代报》之后，我的感受是什么。”在读了屠格涅夫的短篇小说《活尸首》的法译本之后，乔治·桑称它的作者为大师，说现代的作家们应该向他学习。
后来，屠格涅夫还到诺昂去看望过几次乔治·桑，有时候是和维亚尔多一起，有时候是和福楼拜一起。
1876年春，他收到邮局寄来的她的童话集《会说话的橡树》，这才回想起来，他第一次去诺昂时，整晚上给乔治·桑的两个小孙女讲故事。过了两个月，在回斯巴斯科耶的路上，屠格涅夫从《新时代报》上获悉这位女作家的死讯。接着，维亚尔多又给他寄来了信，通过这封信他了解到乔治·桑的葬礼仪式上发生的情形。他于1876年6月21日从斯巴斯科耶致信给《新时代报》发行人：
我本人能与乔治·桑结识，实在是一种荣幸——请您不要把这句话当作一种客套：谁要是能够接近这个罕见的人物，那他真应当视自己为幸运者。
前几天我收到一位与她也很熟悉的法国妇女的来信；这就是信中所写的：“我们亲爱的朋友留下的最后的话是：‘请保留住……绿色！就是说不要在我的坟上铺上石板，让它上面长满青草！’她的意志将会受到尊重：她的坟上将只有野花。我认为，她最后一句话是这样令人感动，这样意义深长，这样与一个早就献身给一切美好和纯洁的事物的生命相称……这是一种对大自然的爱，一种对真理的爱和尊从，这是一种无限的、温良的、始终如一和无时不在的善！唉，她的死是多么大的不幸啊！一个无声的隐秘的世界永远吞没了曾经存在着的最优秀的人物之一，——我们再也见不到这张高贵的脸；这颗金子般的心也不再跳动了，——如今这一切都被黄土覆盖。人们对她的惋惜将会是真诚的持久的，但我认为，对她的善良还认识得不够。不论天才有多么难得，这样的善良却更为难得。可是善良毕竟还是可以学到一些的，而天才却并非如此，因此必须谈谈她的善良，赞颂它，把它呈现于大家的眼前。这种积极的、真实的善良使得乔治·桑具有一股吸引力，使她拥有为数众多的对她忠贞不渝的、遍布于社会各个阶层的朋友。在安葬她的时候，诺昂（乔治·桑的庄园）附近的一个农民走到她的墓前，为她献上一个花圈，说道：‘我是代表诺昂的农民——而不是代表穷人；托她的福，这里已没有穷人了。’须知乔治·桑本人并不富裕，她一直劳作到生命的最后时刻，也只是勉勉强强对付着过日子。”我对这段话几乎没有什么可补充的；我只能够担保它们完全是真实的。
当我在八年前初次与乔治·桑接近时，以往某个时候在我心中产生的对她热烈的赞叹早就消失了，我已经不崇拜她了；可一旦进入了她个人生活的圈子，就不能不成为她的崇拜者，一个另一种意义上的、也许是更好的意义上的崇拜者。无论是谁，他都会立刻感觉到，他所面对的是一个无限慷慨和宽厚的人，在这个人身上，一切利己主义的东西早就被诗意的热情和对理想的信心这永不熄灭的火焰烧得干干净净，这个人，理解并珍爱一切属于人的东西，这个人，是这样富于帮助人和同情人的精神……于是，一个感知不到的光轮，一种崇高的、自由的和英雄主义的东西就在这一切之上造就……请相信我的话：乔治·桑是我们的圣徒之一。
屠格涅夫通过乔治·桑结识了福楼拜，很快两人就结成知己，并通过福楼拜结识了更多的法国作家。他们是1863年初开始认识的，相互间立刻就产生了好感。屠格涅夫把《包法利夫人》视作“法国最新流派的最优秀的一部作品”，同时也把自己中、短篇小说选的法译本寄给了福楼拜，集子的名称是《俄国生活的图画》。
看来福楼拜在没有和屠格涅夫认识之前就很熟悉他的某些作品了。在给他的第一封信中福楼拜写道：“亲爱的屠格涅夫先生！收到您的那份礼物，实在太感谢您了……您早就是我的老师。我越是研究您的作品，就越对您的才能感到惊异。您那热情而又含蓄的文体，对小人物的同情使我赞叹不已，那种同情心使您的景物描写充满了思想，就像当初读《堂吉诃德》时那样，我曾经产生过一种欲望，想骑着马在尘土飞扬的道路上行走，来到一座悬崖底下……同样，当我读您的《俄国生活的图画》的时候，我也想坐上一辆马车，一边在茫茫的雪野里颠簸，一边听狼嚎叫。从您的作品中散发出一种略带涩味的温馨和一种微带甜意的哀愁，一直渗透到人的心灵深处。您掌握的是一种什么样的艺术！怜悯心、讽刺、细致入微的观察、丰富多彩的色调，这一切是多么巧妙地融合在一起！而且显得那么协调！您怎么会唤起那么多的体验和感受！您的手怎么显得那么自信！……您是那样地出类拔萃，感情上又是和一般人息息相通。从您的作品中我发现了多少自己所曾体验过和感受过的东西！《三次会见》、《雅科夫·帕森科夫》、《多余人日记》……哪一部作品里都有……两个星期前，我终于认识了您，紧紧地握您的手，我实在是太幸福了。”
关于他们两人的情谊和风格，阿尔封斯·都德说过这样一段精彩的话：
有一根纽带、一副相似无异的天真的好心肠维系着这两位天才。是乔治·桑把他们两人结合在一起的。福楼拜喜欢夸夸其谈，爱责难人，说话粗声粗气，带着强有力的讽刺气息观察事物，具有诺曼底人神气活现的举止，是个堂吉诃德式的人物。他在这门所谓“珠联璧合的婚姻”中，便是有魄力的男方；屠格涅夫是个彪形大汉，长着两条乱麻似的眉毛，脸部线条宽阔扁平。可是谁会猜得到这个身材魁梧的人却是这门“亲事”的女方呢？这个“妻子”便是他自己在他的著作中所描绘的那种感觉敏锐、温顺体贴的女子。在这所人声鼎沸、庞大杂乱的人类制造厂中，灵魂往往披错“外衣”，男子的灵魂投入了女性的躯体，而女子的灵魂却投入巨人的体内。这两位作家在写作上同样都注重精益求精，不过，屠格涅夫则更讲究笔法简练。大仲马曾经这样评论过他们：“福楼拜是个巨人，他砍倒一片森林，用以制作一批火柴盒；屠格涅夫则砍倒一些细白的树木，用以建造一批像人一般高大的木房屋。”但是他们都尊重艺术，正是这种一致性促使他们彼此亲近。福楼拜把屠格涅夫称作“卓越的莫斯科人”，把他视为最优秀的文学顾问：“昨天，我和屠格涅夫一起度过了美好的一天。我给他念了已经写好的150页《圣安东尼的诱惑》，然后又几乎给他念了半部《最后的曲子》。他是多么出色的听众和评论家啊！他的评论深刻而又清晰，令我叹服。啊！如果所有那些涉足于书评的人都能听到他的高见，该有多大教益啊！任何不足之处都逃不过他的耳目。他听了一出一百首诗的剧本后，居然还记得有一个修饰语用得不够分量！他给我的《圣安东尼的诱惑》在两、三处细节上提了非常贴切的意见。”
1870年普法战争后，屠格涅夫养成了每个星期天都要到福楼拜家里去的习惯。当时，福楼拜经常身穿无袖长袍，头戴土耳其小帽，无拘无束地在巴黎蒙梭公园的公寓里接待来宾。屠格涅夫带来一卷歌德或斯文朋的著作，开卷为朋友们即席翻译。亨利·詹姆斯有时也来作座上客。后来，福楼拜家搬迁，他们便转至圣-奥诺雷镇聚会。亨利·詹姆斯回忆道：“大家主要谈论文艺形式问题。所有在场的人都认为艺术和道德是完全不同的两回事，一部小说唯一的价值就在于写得出色。可屠格涅夫有时对福楼拜的一些想法和美学理论感到大为惊讶。他们两人都是以浪漫主义起家的，但是，福楼拜始终要比屠格涅夫更浪漫。”
有一次，福楼拜向乔治·桑女士诉说自己心中的苦闷，说他在他所喜爱的某一类型的法国散文这个问题上，与朋友们的意见不一致，但有两个人是我十分爱戴的，我把他们看成是真正的艺术家。这两个人便是屠格涅夫和左拉。
屠格涅夫和福楼拜在一起时，往往都是屠格涅夫在讲，福楼拜则满怀敬意地专心谛听。莫泊桑描写过福楼拜此时的神情，说他“睁大了他那双湛蓝的眸子注视着屠格涅夫，不时眨巴眼睛，虔诚地聆听屠格涅夫说话，拉开嗓门应和屠格涅夫柔声细气的声音。这发自高卢老战士宣言须下的嗓音，活泼明亮，宛如号角声”。
屠格涅夫主要是通过福楼拜才与当时的其他法国作家接近。1872年，福楼拜邀请屠格涅夫与泰奥菲尔·戈蒂叶、爱德蒙·德·龚古尔一起共进晚餐。我们在龚古尔兄弟撰写的《日记》中看到了那时一个老态龙钟的屠格涅夫的形象：“屠格涅夫，这个温和的巨人，这个和蔼可亲的蛮族人，银发垂在眼前，额头上布满深深的皱纹，延伸在左右两面的太阳穴间，犹如犁出的条条田沟。他谈吐天真幼稚。席间，才上汤，他就以天真细腻的言谈迷住了我们，按俄罗斯的说法，以他动听的言辞诱惑了我们，这就是斯拉夫民族的迷人之处，而他身上的这股魅力还添上了一种独特的个人才智和浪迹天涯者的渊博知识。”后来，福楼拜还举行过类似的晚宴。乔治·桑女士也参与了朋友们的这种聚会。“她此时已衰老得越来越干瘪，但还是童心未泯，浑身洋溢着上一世纪的老妇人所特有的乐天气息。”后来，福楼拜对这类晚宴产生了兴趣，要与众人每月聚餐一次。于是，同年4月14日在富丽咖啡馆首次举办了这种每月聚餐。除福楼拜本人以外，应邀前来的来宾有屠格涅夫、左拉、阿尔封·都德等人。聚餐会此后便按时举行，直至死亡把他们拆散为止。
1878年，屠格涅夫已年过60，他又一次回到俄罗斯。这一年，他的好友福楼拜与世长辞。爱德蒙·龚古尔、都德、左拉一起把福楼拜的灵柩抬向鲁昂的墓地。屠格涅夫没有参加葬礼，他此时正在俄国旅行。他得悉这一噩耗后，建议为福楼拜纪念碑募捐，不料却在国内招来非议。
19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初期，屠格涅夫特别努力地促进俄国文学和西方文学（尤其是法国文学）的交流。通过他的努力，普希金、果戈理、克雷洛夫、莱蒙托夫、萨尔蒂科夫—谢德林、皮谢姆斯基的作品都被译成法文、英文和德文。其中有些译作出版时，他还写了前言。俄国文学中那些最优秀的作品就这样在国外得到了广泛的传播。
另一方面，他又竭力向俄国杂志推荐福楼拜、左拉、莫泊桑、海涅和其他作家的作品。屠格涅夫希望福楼拜用“铿锵的金石般的声音”写出来的两篇小说《厄罗狄亚》和《修道士圣于连的传说》能有像样的译本献给俄国读者，就亲自动手来翻译，并以极其认真的态度对待这项工作。用他的话来说，这是“爱的劳动”。
左拉经常怀着感激回忆起屠格涅夫，正是屠格涅夫在他创作生涯中最艰难的时刻把他的作品介绍给俄国公众的。当时，这位年轻的法国作家写了那篇政论文《危机发生后的第二天》，正遭受着迫害。“没有一家杂志，”他说道，“登载我的作品，走到哪里，我都遭到别人的驱逐，都快饿死了。就在这时候，他带着我去伟大的俄国，从那时候起，我就热烈地爱上了这个国家。”通过屠格涅夫的努力，左拉的长篇小说《穆瑞神甫的罪孽》、《欧仁·卢贡大人》译成俄文后在俄国公开发行，时间比用法文在本国发表要早许多。
到1875年，根据屠格涅夫的倡议，左拉成了《欧洲导报》经常的合作者，在这家杂志上发表了60多篇论文和随笔，内容主要涉及的是文学艺术方面的问题。左拉认为，是俄国给了他信心和力量，向他提供了讲坛和热情的富有同情心的听众。后来，当左拉在俄国享有广泛的声誉时，对于所有俄国出版家向他提出的建议，他的回答从来没有变过：“请允许我先跟我的朋友屠格涅夫谈谈，他为我做了那么多的事，我已经习惯于信赖他，所有涉及俄国文学和出版方面的事，在没有听取他的意见之前，我一件也不会着手去做。”
不光是左拉，还有爱德蒙·龚古尔、都德和莫泊桑都异口同声地证明，屠格涅夫曾给过他们强烈而又有益的影响。在和他们谈话时，这位俄国作家总是强调应该首先研究活生生的现实，只有它才是艺术的真正的基础。莫泊桑写道，“接近人民，细致认真地再现人民的生活”——这就是屠格涅夫在文艺作品中高度评价的东西。
像当时几乎是所有的法国著名作家一样，莫泊桑认为，屠格涅夫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现实主义在法国的普及。他不止一次称自己为屠格涅夫的学生。
屠格涅夫对当时还十分年轻的莫泊桑非常欣赏。他经常向出版界推荐莫泊桑的作品，在给一位出版人的信中这样说：“您熟悉的青年小说家莫泊桑，是所有现代法国作家中不容争辩的最有天才的作家。他写了一部长篇小说，从2月15日起将在《吉尔·布拉斯》上以系列小品文的形式发表。我了解这部长篇小说的内容，一点也不像他的某些其他作品那么淫秽猥亵。他前几天给我朗读了几大段——我真的感到非常高兴，因为自从《包法利夫人》出版以来，还没有出现过类似的作品。这不是左拉和其他人。我知道，我背着一个过于宽容的评论家的名声——但是要么我什么也不懂，要么莫泊桑的长篇小说是出类拔萃的东西，是非常像样的作品！”
在法国，屠格涅夫还与巴黎公社作家瓦莱斯有过联系。他向这位写过歌颂巴黎公社战士的长篇小说《起义者》的无产阶级作家介绍俄罗斯出版界的情况，希望他向俄罗斯杂志供稿：“阁下，亲爱的同行：我正忙着对刚收到的您的来信作复。我跟您一样希望‘背运’总算到了头，我很高兴，《言论》杂志的事即将就绪。这将是一家跟在彼得堡和莫斯科已出版的杂志同样规模的大型杂志（《欧洲导报》、《俄罗斯通报》等等）。每册大约有《两个世界评论》三册那么厚。每页约有40行，每行有50个印刷符号。俄译版可能比法文原版略短些。俄历与公历相差12天。俄历12月10日，即公历12月22日。因为杂志在我们那里每月1日出版，所以我认为他们应在出版前20天收到您的文章，才来得及翻译。这也是左拉交稿的期限。从伦敦或巴黎寄出的信到那里要走三天多。《言论》是俄国自由进步党的（这在俄国是可能有的）机关刊物，这样您就明白您应使通讯具有什么色彩了。不要政治，尤其是一般的政治，只要社会特写，尤其是描写社会底层状况的特写。……请您多写抨击性的、幽默性的、生动的、讽刺性的文章。俄国读者对此十分爱好。请把出版物和文学放在第二位，要描写风俗人情的、描写自然景致的特写（不用写得太仔细），我们的人都很喜欢现实主义，整个文学现在都按这个流派在发展，请您别忘记这一点。这里的人都不喜欢所有英国的东西，因此，您可直言不讳地写，我深信，这些简短的说明定能使您满意。祝您成功！此致真诚的敬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