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介石的“军队国家化”
1937年3月中旬，刘湘忽接蒋介石急电：“嘱即派全权代表到南京，有要事相商！”
刘湘把电报往桌子上一扔，对邓汉祥等“智囊”们说：“老蒋一定又在打我的主意喽！先派建设厅长卢作孚代表我去一趟，看他想干啥子名堂！”
卢作孚到重庆，只同国民政府军委会重庆行营参谋长贺国光见了一面，第二天就跑回成都对刘湘说：“甫公！贺国光一见我就直截了当地说：‘这次蒋委员长主要要谈军队国家化的大事。你同刘甫澄关系不够，事关重大，请他另派人吧！’”
省政府秘书长邓汉祥对刘湘说：“老蒋的行营参谋团和别动队1935年入川，主要就是督促、整编川军，去围歼红军，又削弱川军力量……他要‘军队国家化’，其实说穿了，就是把川军变成他老蒋能控制的军队，把四川收到他的国民政府手中！”
刘湘脑袋低垂，习惯性地眼睛半睁半闭着静听。
邓汉祥又说：“1935年6月5日，他在成都行辕召集川军将领，讲述《剿匪与整军之要道》，说：‘我看现在四川兵额之多、部队之杂，至少要裁半数以下！现在兵多饷少，川军一般士兵不仅月饷全无，而且许多士兵求一饱而不可得……现在有中央调来的军队同川军在一起剿匪，中央军每个士兵每月可得到七块钱的饷！彼此相形见绌，试问大家，有甚么办法来安你们的兵心？但是这件事不能怪中央，如果经过中央的点验和承认，就可以照中央军队一样的发饷……’他这些话，听起来也确实冠冕堂皇。”
刘湘抬头，声音低沉：“嗨，连瓜娃子都晓得他老蒋的鬼板眼！从那年6月25日后，行营参谋团就着手整顿川军，将原川军350个团减为200个团左右，各部均以全国陆军统一番号命名……川军经过点验，编余裁汰下来的军官6000多人，他老蒋还很会收买人心，提出全部安排，不让其流离失所……其实是为他所用！”
刘湘的参谋长傅常博古通今，又好佛学，写的古诗在川中也素有盛誉。他话不多，但常直切要害，这时缓缓说：“那次川军第一次整编后，蒋介石还以授军衔的方式，把川军纳入全国陆军系统。除甫公被授为陆军二级上将外，许多人被国民政府中央军事委员会授为中将、少将，我也被授为中将……这些任命虽然大部分是对既成事实的承认，但却剥夺了川军高级将领任命之权。”
邓汉祥接着说：“真吾说得对极了！要部属听命，不就是要有让部下‘加官晋爵’的权力嘛！不然哪个肯听话卖命？蒋介石这项措施是‘杀手锏’，必然要引起川军分化，削弱甫公对川军的控制力……不但甫公如此，就是刘幺爸（注：指刘文辉）、邓锡侯、田颂尧等其他四川高级将领，也都被削弱了。”
刘湘气恼地说：“鸣阶说得对头！在那次第一期整军中，川军各系将领就说我刘湘的闲话，有说我对川军各派系未能一视同仁的，还有说我对自己部属心存戒心的，使得部分将领如王缵绪、唐式遵、李家钰、孙震、范绍增等人，都去‘背靠大树好乘凉’，慢慢向蒋介石的‘中央’国民政府‘靠拢’去了！”
说到此处，刘湘有些语音凄凉……因为他明白：现在是1937年了，蒋介石经过两年“苦心经营”，一定认为再次整编川军的时期成熟了！这当然引起他惶然不安。
卢作孚不够资格，刘湘只好对贴心“军师”邓汉祥说：“鸣阶，只有你出马了。无论蒋出什么题目，我们抱定一个‘拖’字来应付，拖一天有一天的机会，总以避免和他冲突为上策！”
1937年3月18日，邓汉祥一到南京，飞机场就有五六十个新闻记者围着他问：“据说四川刘主席要造反，反抗中央国民政府……请问邓秘书长，是否确有其事？”
邓汉祥摆手说：“这是谣言！谣言！”
其实，这并非全是谣言。“西安事变”解决，1937年初蒋介石回南京后，听说何应钦之弟何辑五企图“浑水摸鱼”，曾去四川联络刘湘，而刘湘部下也在“西安事变”时“打落水狗”，到处抓蒋系“别动队”人员……所以蒋介石对刘湘恨之入骨。
1937年春，重庆蒋系别动队、宪兵等部队，都在浮图关一带日夜赶修工事。而刘湘部一六一师（许绍宗师）也严阵以待，双方大有一触即发之势！蒋的重庆行营参谋长贺国光虽投靠老蒋，但和刘湘也有些旧交情（都是清末“四川陆军学堂”的同学），怕窟窿戳得太大了，他不好收拾。他就天天和刘湘部的重庆警备司令李根固和许绍宗师长周旋套交情，既一起打牌吃酒，又一起视察工事。据报载，1937年3月2日，贺国光同许绍宗共赴两路口、浮图关一带，令双方都将所筑工事一律铲除，以免民间发生误会……
蒋介石派他的副官长姚琼到机场接到邓汉祥，立即去蒋官邸。
一见面，蒋介石就直截了当地说：“四川军队太多，应该缩编！四川一个省，就相当于欧洲一个大国。甫澄身体多病，却兼管军民两政……我深恐他体力难以支撑，准备派人去任省政府主席，甫澄专负绥靖地方的治安责任。这既便于甫澄休养，对地方和他个人都是有利的！”
邓汉祥小心翼翼地说：“缩编军队，如果川军各系在同一标准下进行，自无问题；但军民分治，请中央再加考虑。四川防区时代混乱多年，百姓深受其苦，自前年省政府成立、川政统一后，各方面才稍有眉目。如今又要让军政、民政由两个人负责，恐难收良效，反而会增加中央的麻烦……”
见蒋毫不为动，邓汉祥又说：“委员长日理万机，我不便多来麻烦……可否指定一位负责人员从长研讨，使汉祥多有陈述的机会？”
蒋指定军政部长何应钦同邓细谈。邓汉祥向何“摊牌”说：“缩编军队和军民分治两件事，如果同时进行，难免不逼得四川狗急跳墙！先缩编军队，过一些时再提出分治来，同样可以达到中央愿望。这是一件大事，请你同蒋先生从长计议。”
何将邓软中带硬的话转告了蒋介石。
第二次邓汉祥见到蒋，蒋就没有再提军民分治的话了。他说：“军队必须国家化！1937年7月6日，在重庆开‘川康整军议’，派何应钦代表我到渝主持！”
邓汉祥飞回成都，向刘湘作了汇报。刘湘埋着脑袋沉思很久，抬头吩咐：“分别发电致蒋、何，表示拥护整军会议！”
卢沟桥炮声惊散“整军会议”
何应钦于1937年6月28日到重庆，电召刘湘到渝。
刘湘心腹部下都大加劝阻，还有三个旅长跪在地上放声痛哭：“甫公，那分明是摆的‘鸿门宴’呀！老蒋心子黑，你到重庆太危险……万一甫公被老蒋扣押，就毫无办法了！”
刘湘问：“你们咋个说我去不得？”
旅长们哭着说：“老蒋的重庆行营及别动队，都极力分化瓦解川军！他们挑拨离间，要策动川军一些军长、师长攻击甫公……”
“武德励进会”情报室负责人杨特树也说：“蒋介石现住在庐山，邓锡侯的代表王应嵩，刘文辉的代表冷杰生，以及杨森的代表等人，都从庐山发回密电，说蒋介石暗中布置一些川军将领，要借整军会议收拾刘甫澄……这些电报被我部译电员偷译出来了！”
刘湘犹豫不定说：“老蒋要‘统一中国’，想吃掉我也就罢了。咋个川军中也有人想乱下毒手？他们未必不晓得唇亡齿寒的古话嗦？”
杨特树说：“本来，川军各系多年来割据自雄，省政府成立后，各系将领不能自行征收田赋税收、任命地方官员，处处要受甫公约束。加上我们的部队待遇较他军优厚，所以其他各系非常怨恨，说：‘昔日作公婆，今日作儿媳’！经蒋介石的人一煽动，当然更火上加油了。他们准备在整军会议上围攻甫公：第一，说甫公消灭异己。第二，说克扣了他们军饷……”
邓汉祥说：“蒋介石这一手很恶毒，他采取‘以子之矛，攻子之盾’，造成川康军队狗咬狗、闹内讧，他坐收渔人之利！”
杨特树接着说：“另据绝密情报，我部师长范绍增已暗中投靠蒋介石，范绍增到重庆与贺密商倒刘具体措施，并企图约集刘文辉、邓锡侯、杨森、孙震、李家钰等人，在整军会议上对甫公提出弹劾，还要请求将甫公扣留惩办……”
杨特树说到这里，办公室里更是一片“哇哇哇”的哭闹声、劝阻声……刘湘心烦意乱，一摔手走到内室，邓汉祥跟了进去。
刘湘说：“人还没死，就闹喳喳的像在嚎丧！鸣阶，我只有和你密商了。你说，我究竟去得？还是去不得？”
邓汉祥沉思一阵，说：“假使我替蒋介石谋划，绝不会扣留你的！为啥子呢？因为把你扣起来，你的几十万军队仍然会成问题。他不如采取慢慢勒死你的巧妙办法，就是先缩编军队，再军民分治，最后调你到中央去当个有职无权的啥子部长……这岂不省事得多吗？”
刘湘盯着他，又问：“那你的意思是我去得喽 ？”
邓汉祥又沉吟片刻，开口道：“甫公，这只是我个人推测……万一确实老蒋心子黑，他也是会用辣手的！最稳当的办法，是你坐汽车前往，我乘飞机先去。等我先同何应钦密谈，从何的口气中，自可判断有无危险。我晤何后，再秘密到成渝路上的璧山县来迎你。如果临时有变，甫公就以旧病复发为借口，中途转回走他娘的！如无顾虑，再大大方方地进重庆。”
刘湘听了连连点头。邓汉祥又说：“值此山雨欲来之时，针对川军各派系准备在‘整军’中攻击甫公，我以贵州同乡关系去找何应钦，再叫重庆警备司令李根固和一六一师师长许绍宗，以四川军官速成学堂同学关系，去找蒋介石的行营代主任贺国光陈述困难，要贺向蒋介石疏通……”
刘湘听了，这才眉头舒展，微笑说：“鸣阶足智多谋，简直就是我的诸葛亮，就依你说的而行！”
邓汉祥先飞到重庆，一见何应钦，开口就说：“唉，此间的谣言太多了！”
何应钦忙问：“有啥谣言啊？”邓汉祥说：“那些谣言，说来传去，不外是说‘整军’就是对付刘甫澄！”
何尽量解释说：“整军是维护国民政府的‘军政统一’，全国如此，又不是只对他刘甫澄一个人的，他刘甫澄不是也在四川搞‘军政统一’嘛！”
邓汉祥说：“蒋先生的鬼把戏很多，谣言也不能认为毫无根据。”
何应钦慨然说道：“我是贵州人，自古川黔一家，连我口音都和四川人一个腔调！如果蒋真要对刘甫澄下黑手，我肯来当刽子手，同四川人结不解之仇吗？”
邓汉祥见何说这话时态度自然，不像唱戏，于是拍案而起大声说：“敬之（注：何应钦字敬之），你是贵州兴义人，我是贵州盘县人，早年又都进前清武昌陆军中学……我两个是同乡又是同学，我相信你不会整我的冤枉，哄我去害刘甫澄！”
邓汉祥当夜赶到璧山，将经过详告刘湘。
刘湘枪林弹雨中滚打几十年，不是傻瓜，他对邓汉祥说：“我们也得预先留一手，枪杆子作后盾！传我的命令：在成都、璧山、重庆等方面暗中调集重兵，预作防范。有啥子风吹草动，就给老子动手！”
1937年7月6日，川军整军会议在重庆行营礼堂开幕，出席会议的有何应钦、顾祝同、刘湘、贺国光、邓锡侯、刘文辉、杨森等整军委员，各军、师独立团以上将官，共300余人。
何应钦以下皆身着戎装，以示隆重。刘湘后至，偏偏脑袋上戴顶博士帽，身穿件长衫子……举座惊讶，暗自交头接耳：“开军事会议穿长衫子，刘甫澄对整军不满，安心来个小学生‘闹考’嗦？”
会议由何应钦主持并代表蒋介石说明“整军”的意义，他说：“1935年6月后川康军队第一次整军，曾经呈报中央有案的，川康军队共为8个军，辖26个师，9个独立旅，总计步兵团171个。若以团为单位来比较，竟然有日本全国军队数量的二倍半之多！”
当时，日本正规军队约25万人，编为17个师，共步兵70个团。
1933年日本驻汉口的武官给本国政府报告川军兵力为：刘湘有211500人；刘文辉有165000人；邓锡侯有88000人；田颂尧有59000人；杨森有45000人……加上其他杂七杂八的小军阀、民团，至少六七十万人以上！
何应钦提高嗓门说：“以四川一省来养这支六七十万人庞大的军队，自无怪乎质量之差。故四川军队必须整理！”
刘湘接着致词：“甫澄作为革命军人一分子，拥护国民政府的军政统一，拥护军队国家化！”
他话音刚落，第四十七军军长李家钰站起来说：“我在前线同红军作战，刘总司令（指刘湘）就在后边收编我的军队，我想不通这是什么道理？”
何应钦立即制止说：“我们这个会议有一定的范围，李军长的话出乎范围以外了。”
李家钰便没有再往下说了。但李抱冰又起来发言攻击刘文辉，他愤愤然说：“我的部队在追击红军过西康时，刘文辉部多次拖拉我的军队！”
何应钦仍以不属于整军会议范围而制止了。
第二天，何应钦一开会就以沉痛的语气宣布：“7月7日，也就是昨天，震惊中外的‘卢沟桥事变’发生，中日战争开始了！”
形势直转急下！正在参加整军会议的将领们本来是“各怀鬼胎”，这时却都同仇敌忾，在会上纷纷高吼：“我们愿率所部，参加对日作战！”“川军愿在刘湘主席统率下，同心协力，共御外侮！”
川康整军会议7月9日匆匆忙忙闭幕，何应钦昂首挺胸宣布会议“决议”：
一、川军各部缩减十分之二，刘湘直辖的部队共缩编为60个团（共3个军、2个独立师、7个独立旅），剩余的纳入省府保安部队中，改成14个保安团。杨森、刘文辉各编9个团；孙震编13个团；邓锡侯16个团；李家钰编7个团。以上川军各派系总共仅54个团，还不如刘湘一家多。
二、川军团以上军官由国民政府有关部委直接委派。
三、川军的军饷，每月由国民政府军政部派员点名发放。
这次“整军”，基本上实现了“军队国家化”，对“抗战”中统一指挥全国军队无疑是非常有利和必要的。
这次“川康整军会议”为什么既“草草结束”、又“圆满成功”呢？
这是因为“卢沟桥事变”突然爆发，救亡抗日成为火烧眉毛的紧急大事——当国家利益上升到最重要位置时，各方纵有天大私心，也没有任何借口去讨价还价了！
当然，会议结束后，许多川军将领也心怀不满。刘湘说：“这样一‘整军’，我们川军的用人权、财经权等都进一步被老蒋控制了！”
邓汉祥摇头，笑着说：“抗战爆发，这次整军虽有决议，可能也只是无疾而终……”
刘湘慨然说：“只要蒋介石不起吞掉我军队的黑心，我刘甫澄就马上率部出征，去打日本人！”
抗战爆发了，展现在许多川军将领和几十万士兵面前的，将是一条崭新的道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