列宁在领导十月革命和苏俄初期的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结合时代特点和具体国情，从理论和实践上进行了艰苦的探索，从战时共产主义到新经济政策，到晚年建设社会主义的新构想，初步找到了适合当时俄国情况的建设道路，开始了科学社会主义思想的创新实践。
一、初步向社会主义过渡的计划
十月革命胜利后，苏俄进入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马克思恩格斯曾经指出，这个过渡时期的基本任务是改造资本主义旧经济、建设社会主义新经济。根据科学社会主义创始人的这一思想，列宁开始着手制订俄国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方案，提出了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方法和途径等措施。列宁的主要设想有：
第一，向社会主义过渡时期必须尽快将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明确了苏维埃政权的中心任务。
列宁指出，苏俄共产党肩负着三项伟大的历史任务：说服俄国人民相信党的纲领和策略的正确；夺取政权并镇压阶级敌人的反抗；组织对俄国的管理，即“用新的方式去建立千百万人生活上最深刻的经济基础”。当时俄国已经基本上完成了前两个任务，因此在这种情况下，“管理俄国”的任务被提上了日程。所谓“管理俄国”的任务，在列宁看来，就是在社会化大生产的基础上，用新的更高级的管理方式来组织产品的生产和分配。列宁认为：“搞好这项任务是社会主义取得完全胜利的主要条件。为了有成效地管理俄国，除了善于说服人民，除了善于在国内战争中取得胜利以外，还必须善于实际地进行组织工作。”而这种组织工作，从某种意义上说，比夺取政权更加困难，也更为崇高。之所以更加困难，是因为要用新的方式去建立一种前所未有的最先进的经济制度；之所以更为崇高，“因为只有解决了这个任务以后……才可以说俄国不仅成了苏维埃共和国，而且成了社会主义共和国”。列宁关于把管理任务即组织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任务放在首要地位的思想，在当时虽然由于帝国主义的武装干涉而未能实现，不过，在他领导苏维埃俄国的几年过程中，只要有机会，他便重申这一思想，并立即积极地落实。列宁认为，实现这种工作重心的转移，是一切国家社会主义革命的共同发展规律。他指出：“在任何社会主义革命中，当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的任务大体上和基本上解决，必然要把创造高于资本主义社会的社会经济制度的根本任务，提到首要地位。”可以说，这是建设社会主义的一条基本准则。
第二，社会主义过渡时期必须对产品的生产和分配实行全民的计算和监督，这是社会主义经济的特点和实质。
“计算和监督”，即由工人团体或组织对企业的生产过程和分配过程进行监督，对有关账目进行计算。列宁指出，社会主义经济的特点是建立在社会化大生产基础上的联合劳动，如果没有科学的计算和严格的监督，就根本不可能组织社会主义的新经济。因此，搞好计算和监督是顺利建设社会主义的一个极为重要的条件。早在十月革命胜利之前，列宁就指出：“计算和监督是把共产主义社会第一阶段‘调整’好，使它能正确地进行工作的主要条件。”十月革命胜利后他又指出，工人阶级应建立起自己监督工厂的制度，对“每一种产品，每一磅粮食都应当统计到，因为社会主义首先就是统计”。十月革命胜利后，列宁立即针对工厂企业的管理起草了《工人监督条例草案》，规定对一切产品和原材料的生产、储藏和买卖事宜，均应实行工人监督。这个条例的颁布，实际上是剥夺剥夺者的前奏。1917年，苏维埃政府相继颁布了“工业国有化”、“银行国有化”、“国家垄断对外贸易”等法令。1918年，剥夺剥夺者的任务基本完成。这就使苏维埃俄国进入了一个同资产阶级斗争的新阶段，即“由继续剥夺资本家的极简单的任务，转到一个更复杂和更困难得多的任务，就是要造成使资产阶级既不能存在，也不能再产生的条件”。为了完成这一极其复杂而困难的任务，列宁认为，首先要在那些从资产阶级手中剥夺过来的大企业中建立起严格的社会主义的统计和监督。他说：当前“我们组织工人阶级的计算和监督的工作，显然落后于直接‘剥夺剥夺者’的工作”。因此，今后的迫切任务是全力以赴地搞好社会主义的统计与监督。为此，列宁不仅主张利用资产阶级专家，而且主张把美国的“泰罗制”这类最完善的计算和监督制应用于苏维埃的国营企业。他认为，只有这样才能建立和不断完善社会主义的计算和监督，才能赢得反资产阶级的彻底胜利。
第三，利用国家资本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
1922年11月，在实行新经济政策的时候，列宁《在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中说：“我在1918年就认为，国家资本主义较之苏维埃共和国当时的经济情况，是一个进步。这话听起来很奇怪，甚至可能很荒谬，因为那时我们共和国就已经是社会主义共和国了；那时我们每天都在非常匆忙地——也许是过于匆忙地——采取各种新的经济措施，而这些措施只能说是社会主义的措施。但我那时还是认为，国家资本主义较之苏维埃共和国当时的经济状况，是一个进步，而且我为了进一步说明这个思想，还简单地列举了俄国经济制度中的几种成分。这些成分依我看来有以下几种：①宗法式的，即最原始形式的农业；②小商品生产（这里包括大多数出卖粮食的农民）；③私人资本主义；④国家资本主义；⑤社会主义。”
“这几种经济成分当时在俄国都存在。那时我给自己提出了一个任务，要说明这些成分彼此之间的关系和是否应当把非社会主义成分之一即国家资本主义看得高于社会主义。我再说一遍，在一个宣布为社会主义的共和国里，竟把一种非社会主义成分看得比社会主义还要高，还要优越，这在大家看来是非常奇怪的。但是，如果你们回想一下，我们绝没有把俄国的经济制度看成是一种单一的和高速发达的东西，而是充分认识到，俄国除了社会主义形式的农业之外，还有宗法形式的，即最原始形式的农业，那么，问题也就很清楚了。在这种情况下，国家资本主义究竟能起什么作用呢？
“我进而自问：这几种成分哪一种占优势呢？显然，在小资产阶级环境里，占主要地位的是小资产阶级成分。我那时认识到小资产阶级成分占优势。不可能有别的想法。当时在一次与现在的问题无关的专题论战中，我给自己提出的问题是：我们怎样对待国家资本主义？我回答自己说，国家资本主义虽然不是一种社会主义形式，但对我们和俄国来说，却是一种比现有形式更为适宜的形式。这是什么意思呢？这就是说，我们虽然已经完成了社会革命，但我们对于社会主义经济的萌芽或基础都没有估计过高；相反，我们当时在某种程度上已经认识到，如果我们先实行国家资本主义，然后再实行社会主义，那就好了。”
“因为国家资本主义是一个集中的有统计、有监督的社会化的东西。”他指出，在当时俄国存在的五种经济成分中，占优势的是小生产经济，如果能够把小生产经济和资本主义经济纳入国家资本主义轨道，就能够使国家更好地对全部社会产品的生产和分配进行卓有成效的计算和监督，这样也就为对整个旧经济的社会主义改造、为组织和发展全国的社会化生产创造了必要、有利的条件。
二、战时共产主义政策
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建立和初步巩固，引起了国际帝国主义的极端恐慌和愤怒。帝国主义通过各种手段和策略，妄图消灭新生的苏维埃政权。为了捍卫年轻的苏维埃政权，列宁领导的苏维埃政府采取了一种临时性政策——战时共产主义政策，在经济上采取了一系列非常的、特殊的又带有强制性的措施。为动员国内一切资源，保证前线需要，全国转入战争轨道。这一政策的主要内容是：
第一，工业国有化。首先要对大工业实行国有化，而且根据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1920年11月的决定，又把拥有机械动力而工人在5人以下和不具有机械动力而工人超过10人的小企业也都宣布收归国有。义务劳动制则从非劳动人民扩大到全体居民，成为国家根据总经济计划吸收和统一分配劳动力的重要形式。
第二，余粮征集制。针对粮食严重匮乏这一最尖锐的问题，苏维埃政府以法令的形式规定，由国家完全控制粮食、饲料及其他农副产品的生产、收购和分配，禁止私人之间的粮食买卖。
第三，限制市场和私人贸易。实行国内外贸易的国家垄断。取消国内市场，禁止一切私商活动；居民生活必需品由国家供销机构在全国范围内实行有组织的定量分配。在这个阶段，政府实行最小限度的商品交易和最大限度的国家分配。
第四，有计划地分配一切必需品。列宁说：“建成社会主义就是建成集中的经济，由中央统一领导的经济”，必须“由国家收购粮食供应城市，收购工业品供应农村”。为了达到这样一个目标，就必须“把整个分配机构严格地集中起来”，“有计划地分配一切必需品”。按照不劳动者不得食的原则，要求凡有劳动能力的人必须参加劳动，并强迫剥削分子参加劳动。
战时共产主义政策是俄国在非常困难时期，为战胜国内外敌人所采取的应急措施，它最大限度地动员了全国的财力物力，为粉碎国际帝国主义武装干涉和国内反革命叛乱、保卫新生苏维埃政权创造了必要的物质前提，捍卫了十月革命的成果。但是，战时共产主义政策用行政命令的方式完成经济任务，调整国家产品的生产和分配，违反了经济发展的规律，严重损害了农民利益，挫伤了群众积极性，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
三、新经济政策
为了克服苏维埃政权面临的严重危机，苏联决定摒弃战时共产主义政策，实行一种与当时社会生产力相适应的新的经济政策。这项政策的主要内容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农业上，1921年3月21日颁布了《关于以实物税代替余粮收集制》的法令，规定用粮食税代替余粮征集制。实行这个办法，主要是刺激农民提高农业产量。因为粮食税的税额比余粮征集制低得多，而且是在春耕前公布，农民提高产量后有权支配纳税后的余粮，多产多得，还可以用这些余粮交换必要的工业品和其他物资。列宁指出：原来实行余粮征集制主要是从国家考虑，现在实行粮食税，“不但要从保证国家方面着眼，而且要从保证小农户方面着眼”。这就极大地调动了农民群众的生产积极性。1922年，政府通过《土地法令大纲》，允许农民自由使用土地和在苏维埃监督下出租土地和雇佣工人。
第二，工业上，在坚持发展社会主义大生产和国家掌握国民经济命脉的前提下，将部分国有企业以租借制和租让制的形式转变为国家资本主义企业。1920年11月颁布租让法令，允许外国资本家在苏俄经营租让企业或同苏维埃国家组织合营股份公司。1921年5月，国家把一部分小企业还给原主经营。7月，又决定把一批中小工厂和商店租借给本国的合作社或个人。这些租让和租借企业由私人经营，所有权属于国家。承租者必须接受国家的监督指导，遵守苏维埃法令，按期交纳租金和一定比例的利润，到期把企业完好地交还给苏维埃国家。
第三，商业上，废除国家配给制和国家贸易垄断制。在坚持国家计划领导的前提下，实行自由贸易，大力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包括国营商业机构和私商，建立工业和农业的结合点。早年列宁曾和马克思、恩格斯一样，坚持认为社会主义是没有商品和货币关系的社会，因此在实行战时共产主义政策时曾试图取消商品和货币。但是，这种做法在实践中行不通，于是列宁转而采取灵活机动的措施，主张在过渡时期，充分利用市场和商品货币关系。在农业方面，国家允许并支持小农经济政策。在商业方面，国家支持和鼓励私人经营中小型商业企业。在实践中，允许多种经济成分并存。列宁希望通过上述政策，促进工农业生产的发展和工农产品的流通，以满足城乡居民的生活需要。为此，列宁号召共产党人要学会管理经济，学会文明经商。
此外，还提出了要加强同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交往与合作。十月革命后，俄国作为世界上唯一的社会主义国家，处于世界资本主义的包围之中，面临这些国家在经济、政治和军事等方面的阻挠，列宁清醒地认识到：“社会主义共和国不同世界发生联系是生存不下去的，在目前情况下应当把自己的生存同资本主义的关系联系起来。”而同资本主义联系的最主要形式就是实行租让制。租让制，就是在当时把国内一些暂时无法经营的企业，拟定一定的条件同外国资本家签订合同，租让给他们经营。这样既能利用资本主义国家的资金，引进先进的技术，同时也能学习先进的管理经验，对于当时促进俄国经济的发展大有好处。
四、列宁晚年对“什么是社会主义”的新思考
实行新经济政策以后，列宁的社会主义思想发生了重大变化，正如他说的“我们对社会主义的整个看法根本改变了”。这些“根本改变”，后人称之为列宁晚年的社会主义思想，它的核心命题是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如何建设社会主义。这是列宁通过总结五年多社会主义的实践经验，特别是一年多实行新经济政策的经验，提出的有科学依据的建设社会主义的新构想。列宁的新构想非常丰富，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1.进行农业合作化
经过较长时间的考察，列宁发现合作社这种集体经济形式，在农民个人利益服从国家利益的前提下，是把个人利益和国家利益紧密结合起来的最好形式。
列宁认为，无产阶级在取得政权后，首先应该做的就是大大提高社会生产力。提高社会生产力的有效途径就是建设大工业，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列宁把实现工业化形象地比喻为：从农民的、庄稼汉的、穷苦的马上，跨到大机器的、工业的、电气化的马上。列宁还强调：“我们的希望就在这里，而且仅仅在这里。”对于农村和农民，列宁主张通过合作化的方式将其引上社会主义道路。他认为合作社这种组织形式“农民感到简便易行和容易接受，是在符合国家利益前提下，把农民个人利益和国家利益结合起来的最好形式”。列宁在《论合作社》一文中指出：合作社的性质不是一成不变的。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合作社是集体的资本主义组织，在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以后，“合作社的发展也就等于社会主义的发展”，“文明的合作社工作者的制度就是社会主义的制度”。
由于合作化运动是一场社会主义改造运动，还需要有一定的思想和文化条件。他把合作化和文化革命联系起来，强调没有整个的文化革命，要完全合作化是不可能的。他认为，合作化必须坚持自愿原则，同时又要经历一次“文化革命”，因此需要一二十年，甚至更长时间。他说：“为了通过新经济政策使全体居民人人参加合作社，这就需要整整一个历史时代，在最好的情况下，我们度过这个时代也要一二十年。”但是只要“完全实现了合作化，我们也就在社会主义基地上站稳了脚跟”。列宁还在论述农业合作化的重大意义时指出：“在生产资料公有制的条件下，在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取得了阶级胜利的条件下，文明的合作社工作者的制度就是社会主义的制度。”
2.实现工业化和电气化
列宁认为，建立社会主义社会的真正的、唯一的基础只有一个——大工业，它是社会主义建立和发展的物质基础，如果没有资本主义的大工厂，没有高度发达的大工业，就根本谈不上社会主义，而对一个农民国家来说就更谈不上社会主义了。“必须这样做，因为我们知道，不挽救重工业，不恢复重工业，我们就不能建成任何工业，而没有工业，我们就会灭亡，而不能成为独立国家。这一点我们是都很清楚的。”“重工业是需要国家资助的。如果我们找不到这种资金，那我们就会灭亡，就不能成为文明国家，更不用说成为社会主义国家了。”如何发展大工业？列宁把复兴和发展工业和电气化联系起来。早在1918年，列宁就把全国200多名优秀科学家集中起来，研究制订了为期10～15年的全国电气化计划。对于这个计划，列宁给予了高度评价，称其为“第二个党纲”，并提出了“共产主义就是苏维埃政权加全国电气化”的著名公式。他指出，只有当国家实现了电气化，为工业、农业和运输业打下了现代大工业的技术基础的时候，我们才能彻底取得胜利，并使苏维埃的经济建设成为未来欧洲和亚洲的榜样。
3.加强国家政权建设和政党建设
苏维埃政权是俄国历史上第一个劳动人民当家作主的政权。它既有无限的生命力，也存在着严重的缺陷。因为苏维埃国家的一些机构“实质上是从沙皇和资产阶级那里拿来的旧东西”，它们“仅仅在表面上稍微粉饰了一下，而从其他方面来看，仍然是一些最典型的旧式国家机关”。同时，俄国是小生产者的汪洋大海，而“小生产者散漫性和萎靡状态的上层建筑”就是官僚主义，这种官僚主义不能不对苏维埃国家机关产生巨大的影响。因此，列宁对苏维埃国家机关的基本看法是：一方面，“如果没有‘国家机关’，那我们早就灭亡了”；另一方面，“如果不进行有系统的和顽强的斗争来改善国家机关，那我们一定会在社会主义的基础还没有建成以前灭亡”。列宁为了保卫社会主义制度，采取了许多加强政权建设的重大举措。首先，加强国家的专政职能，镇压国内外敌对势力的破坏和反抗，以巩固年轻的苏维埃政权。其次，发扬民主，最大限度地发挥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列宁指出：“没有民主，就不可能有社会主义”，“胜利了的社会主义如果不实行充分的民主，就不能保持它所取得的胜利，并且引导人类走向国家的消亡。”
列宁指出，由于执政党地位的变化，使党脱离群众的危险比过去增大了。他说，对于一个人数不多的共产党来说，“最严重最可怕的危险之一，就是脱离群众”。列宁强调保持党的纯洁性，严格入党条件，指出：“徒有其名的党员，就是白给，我们也不要。世界上只有我们这样的执政党，即革命工人阶级政党，才不追求党员数量的增加，而注意党员质量的提高和清洗‘混进党里来的人’。”列宁还特别强调增进党的团结，尤其是党中央的团结，防止党内分裂，“防止中央委员会一小部分人的冲突对党的整个前途产生过分大的影响”。
4.开展“文化革命”进行社会主义文化建设
十月革命前的俄国，文化非常落后，城市居民大多数是文盲和半文盲。正因为这样，十月革命后的俄国无论在经济建设还是在民主政治建设上，都遇到了由于文化的落后所带来的一系列困难。所以，列宁在生命最后的几篇文章中，提出了“文化革命”的概念，他认为不从根本上改变这种文化异常落后的状况，就不能建成社会主义。在列宁看来，把俄国这样一个大多数居民都是文盲的国家，变成一个人人识字的文化发达的国家，不是一般的文化建设任务，而是一场深刻的“文化变革”或“文化革命”。实现这场文化革命，首先要消灭文盲，但不只是消灭文盲，它的根本任务是要建设和发展无产阶级文化。
如何加强无产阶级文化，包括很多方面的内容：扫除文盲，提高全体人民的文化水平；培养和造就各方面的专门人才；进行共产主义思想的道德教育，等等。这一切都取决于教育事业的发展。为此，列宁提出要采取以下两方面的实际措施：一是大力增加教育经费，要把其他部门缩减出来的款项转给教育部门。“现在，只要实现了这个文化革命，我们的国家就能成为完全社会主义的国家了。但是这个文化革命，无论在纯粹文化方面（因为我们是文盲）或物质方面（因为要成为有文化的人，就要有相当发达的物质生产资料的生产，要有相当的物质基础），对于我们来说，都是异常困难的。”
综上所述，列宁对社会主义建设的探索，在经历了向社会主义的初步过渡，总结了战时共产主义失败的教训以后，推行新经济政策，晚年又对建设社会主义提出许多新构想，在理论上发展了科学社会主义，在实践上为俄国开展社会主义建设指出了方向。这对所有走社会主义道路的不发达国家都有借鉴意义。邓小平曾对列宁的探索给予充分肯定，他指出：“社会主义究竟是个什么样子，苏联搞了很多年，也并没有完全搞清楚。可能列宁的思路比较好，搞了个新经济政策，但是后来苏联的模式僵化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