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99年的深秋，契诃夫在莫斯科观看了《万尼亚舅舅》的几场排练之后，便先行返回了雅尔塔。他平静地等待着该剧演出之后的消息。
奥尔加在剧中饰演叶连娜这一角色，契诃夫在观看排练的时候，从来不会疏漏任何细节。他甚至对剧中不易被人注意的普通角色也要求很严，一丝不苟，演员们的表演稍有不当或者过分夸张，他都毫不客气地直指出来。但是，他唯独对奥尔加的语气比较婉转，还因此被众人戏称为“女演员视察员”。
奥尔加是个非常敬业的演员，她为了饰演好这一角色，经常给雅尔塔的契诃夫写信，询问这一角色的心理特点，契诃夫也总是耐心地为其回信，并较为详细地讲解。
《万尼亚舅舅》演出取得了巨大的成功。高尔基看了一遍后，觉得意犹未尽，便又看了第二遍。当他第二次观看了该剧后，就赶紧写信给契诃夫。
他在信中说：“总想再看《万尼亚舅舅》，我又订了票，还要再看一遍。这个剧充满哲理和象征意义，剧本所采用的表现形式使它成为独树一帜、无可比拟的作品。”
直到这时，契诃夫才完全地确信，这个剧已经开始获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功并将经久不衰。
当丹钦科抱怨工作太多，并打算辞去剧团指导委员会的职务时，契诃夫热情友好地劝阻他说：“啊，你不要感到厌倦，你的热情不应冷却！将来有一天，人们撰写俄国现代戏剧史的时候，艺术剧院将成为这部史书中最美的篇章。这个剧院应该是你的骄傲，它是我喜欢的唯一剧院。如果我生活在莫斯科，我愿成为剧团的一员，哪怕只是当个看门人，以便能够助你一臂之力，如有可能，我将劝你不要对这个可爱的剧团漠不关心。”
《万尼亚舅舅》演出以后，大家都劝契诃夫为莫斯科艺术剧院再写一个剧本。契诃夫本来很愿意，但他却要等到亲眼看见自己所有的剧本都演得很好后，才答应再写新的剧本。
这时，契诃夫的生活也不再那么拮据了，1899年初，圣彼得堡大出版商马克斯购买了他全部作品的出版权。根据合同，他的剧作获得了75000卢布的优厚稿酬，并且定期收到预付款。契诃夫用玛丽雅的名字开了户头，在一家银行存了5000卢布。
这时候，莫斯科艺术剧院得知契诃夫的情况，决定去雅尔塔举办戏剧节， 以缓解契诃夫的苦闷和抑郁心情。斯坦尼斯拉夫斯基拍着手掌招呼正在排戏的演员们说：“契诃夫病得很厉害，不能到我们这儿来，而我们身强体壮，所以我们到他那儿去。如果穆罕默德不到山前来，山就到穆罕默德跟前去！”
整个排练厅一片欢乐：“对，我们去朝拜穆罕默德——契诃夫去！”
1900年4月，莫斯科艺术剧院的导演们决心组团到克亚米里半岛去巡回公演。许多演员都带着妻子同行；同时，还有一位著名的剧评家也参加这次巡回演出的批评。
奥尔加在玛丽雅伴随下，先期到达雅尔塔。她怀着十分喜悦的心情来到契诃夫身边，以一位女朋友的身份在契诃夫家住了3天。那里的一切都使她迷醉：那楼房、花园、仙鹤、爱犬，那间写出名著的工作室，特别是那亲切、温柔、舒适、充满笑语和俏皮话的交谈。
遗憾的是，那时的契诃夫正因大量咳血而卧床不起。在病重的情况下，他还要接待许多来访的朋友，使他们没有多少时间单独相处，俩人都感到有点失望。奥尔加失魂落魄地独自一人去了斯瓦士塔普，与剧团会合。
4 月 9 日，莫斯科艺术剧院剧团的全体成员，带着4个剧目的布景和道具，乘火车来到了斯瓦士塔普，他们的旅途充满欢声笑语，大家的兴致都特别高。
早在正式公演之前，所有的座位都被预先抢购一空，首先掀起了高潮的序幕。
契诃夫也特意从雅尔塔赶到了斯瓦士塔普。他在剧院的角落里选了一个不易被观众发现的位置安静地坐下来。
由于演员的表演极为精彩，此次演出又获得了巨大的成功。当《万尼亚舅舅》演完后，台下的观众大声呼叫着要见该剧的作者，于是契诃夫在丹钦科夫妇的安排下，出现在舞台上。
在离开斯瓦士塔普的时候，艺术剧院在港口受到了观众的热烈欢送。
大剧团来雅尔塔演出的消息轰动了全城。那天剧团乘坐的轮船刚刚抵达港口，码头上就已挤满了前来欢迎的人群。尽管当时天气恶劣，人们仍然抑制不住内心激动的心情，欢呼、献花、拥抱，演员们好像从前线胜利归来的战士一样，沉浸在欢乐之中。
第二天，契诃夫在奥特卡为剧团举行了招待会，欢迎剧团全体成员。当专程来雅尔塔欢迎剧团的作家和艺术家布宁、高尔基、库普宁、拉什马尼诺夫出现时，全体演员一片欢呼。
奥尔加和玛丽雅忙着招呼客人，契诃夫精神焕发， 笑容满面，不停地走来走去，对每一位客人都讲一两句令人感到愉快的话， 那种快乐心情是他很久以来所没有的。
演出定于4月16日开始，剧院票房忙得不亦乐乎，票房窗口排起了购票的长蛇阵，四出戏的门票很快又被观众买光了。
剧团这次安排，其实是专为让契诃夫看《海鸥》和《万尼亚舅舅》演出的。演员们虽然胸有成竹，但仍然感受到来自契诃夫和观众的双重考验。结果，每场演出都获得了空前的成功。
观众的情绪逐渐高涨起来，鼓掌声和欢呼声经久不息，舞台上，演员们不得不多次谢幕。契诃夫也显得异常地兴奋活跃，这是他生活中少有的欢乐日子。
观众们主要是来度假的有钱人、教师、地方官员和得了结核病的患者。契诃夫的母亲从来没有看过她儿子的忧伤，这次也坚持要来。
后来，他们全都拥到契诃夫的家里去，一时间，契诃夫的别墅里门庭若市，热闹非凡。
这下可把契诃夫的母亲和妹妹忙坏了，要知道，一次准备那么多人的午餐也是件很累人的事。奥尔加也卷起了袖子，动作麻利地帮起忙来，与她们一同准备午餐，就像未来的女主人一样。
由于客人比较多，家里显得异常拥挤。但是人们并不因此而影响兴致，欢声笑语，让菜敬酒，气氛显得更加活跃了。
客厅的一角，正进行着关于文学问题的争论。花园里，一群人像孩子一样，比赛看谁把石子掷得最远。契诃夫在几个餐桌间来回穿行，忙个不停。
席后，大家又唱又跳，一直闹到午夜时分。
4月23日，在戏剧节结束那天，《海鸥》演出结束后，人们为契诃夫举行了庆祝会。按照习惯，他是不会参加这类活动的，但盛情难却，他不得不上台与观众见面，那欢腾热烈的场面使他深深感动，人们给他送上饰有红色绸带的棕榈枝，绸带上写着“献给安·巴·契诃夫，俄国现实社会精辟阐释者”，还有200多人签名的贺词。
这是契诃夫有生以来第一次目睹自己的剧作受到公众如此的盛赞，他好像一栋整个冬天都钉着窗板、关门闭户的房子，春天一到，突然把门窗打开，所有的房间都充满了阳光，绽开了笑容。
契诃夫也向每个演员赠送了一件金质饰物，里面装有他向演员们朗读《海鸥》的微型照片。在赠给丹钦科的金饰物背后，镌刻着这样一行字：“感谢你把我的《海鸥》演得栩栩如生。”
雅尔塔戏剧节的演出使契诃夫跟艺术剧院的交往和友谊更密切了，剧院的作家，作家的剧院，这种关系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年都没有任何改变。
4月底，艺术剧院的人马结束了巡回之旅返回莫斯科。契诃夫为了酬谢远道来访的艺术剧院，开始动笔写另一个新剧本《三姐妹》。
由于身体衰弱，又有许多人的拜访，再加上忙于出版全集，契诃夫这个剧本的进展相当缓慢。
1900年10月至12月，契诃夫一直都留在莫斯科，以便有更多的时间监督艺术剧院排演他的新剧《三姐妹》。
1900 年底艺术剧院开始排练《三姐妹》。剧本在演员中引起了不同看法，有的认为“这哪是剧本，只不过是个提纲”，“这戏没法演，没有角色，光有素描”；有些演员搞不清究竟是悲剧还是喜剧。
契诃夫对剧本的那些评价感到非常恼火、难堪。他想放弃这个剧本，后来在别人的劝说下，他便坐在饭店房间里，大刀阔斧地进行修改。
这出戏写的是一位将军的3个女儿，她们出生在莫斯科，后来随军在外省过着庸俗乏味的生活，她们渴望返回莫斯科。她们的口头禅“回莫斯科，回莫斯科”贯穿全剧。
三姐妹各有不同性格。二姐由奥尔加扮演，那是一个性格暴躁、敏感，但很热情的女子，她嫁给了一个愚蠢而又自负的小学教员，她把自己的失意归咎于整个世界；大姐性格孤僻，郁郁寡欢，似乎准备终身不嫁；三妹开朗活泼，天真浪漫，充满幻想，准备为事业献身。三姐妹在失望中以梦幻自慰。
后来一个炮兵团来这个小镇驻防，几位军官常去她们家玩，他们之间发生了暧昧关系，也给她们三姐妹带来新的生活的希望。不料炮兵团突然换防。 军官们抛下三姐妹远去，她们刚刚燃起的生活热情之火被扑灭了，她们的幻想破灭了。
契诃夫想通过三姐妹的悲惨命运的展现，让人们对人生进行思考：人活在世上有什么意义？他认为把人们的本来面目展现在他们自己面前的时候， 当他们认识到自己在烦恼中打发日子的时候，他们将依靠自己创造一种不同于今天的美好生活。
剧中人物只有对未来美好生活的渴望和追求，而没有为美好生活的到来作实际斗争的行动。对人物这种矛盾的心理状态，契诃夫给予了辛辣的讽刺嘲笑。
契诃夫写《三姐妹》是以他在沃斯克列先斯克的一段生活经历为背景，并注入了他亲身感受的许多东西，在为奥尔加塑造玛莎这个角色时，也注入了他的许多个人想法。
1901 年 2 月初，《三姐妹》在艺术剧院上演后，和契诃夫其他剧本命运一样，初演时反应不很热烈，但越往后，越成功，越红火。
最后的时光
只有受过教育的、诚心诚意的人才是有趣味的人，也只有他们才是社会所需要的。这样的人越多，天国来到人间也就越快。——契诃夫契诃夫最后的时光迟到的婚恋
当契诃夫还年轻的时候，他就已经感觉到岁月的压力。当弟弟妹妹都结了婚之后，几位朋友也劝他赶快结婚。契诃夫也并不反对，常常讨论到结婚这个主题，但往往得到相反的结论。有时，他还有终身不娶的论调。
1895年时，当一位记者极力劝契诃夫结束独身生活时，契诃夫在回信中写道：
好吧，如果你希望这样，我就结婚。不过我的条件是：一切必须照旧，即她必须住在莫斯科，而我住在乡下，定时的探访会面。 我不能忍受天天都生活得快快乐乐，我答应做一个出色的丈夫， 不过得给我这样一个太太，她要像月亮一样，不会整天都出现在我的天空。结婚后，我写的作品也一定不会好了。
后来，虽然契诃夫也很喜欢、也遇见过聪慧而漂亮的女人，但他不轻易恋爱，直至他平生第一次深深地爱上了女演员奥尔加。
自从1898年秋天在莫斯科艺术剧院见到正在排练的奥尔加，契诃夫就对她留下了深刻愉快的印象。契诃夫写信说：“如果我再继续留在莫斯科，我将会恋爱了。”
1899年春天，契诃夫又来到莫斯科，剧院单独为他演出了《海鸥》。然后就决定《万尼亚舅舅》一号女主角由奥尔加担当。这时两个人已经相当熟了，而且妹妹玛丽雅在与奥尔加见过几次面之后，成为了无话不谈的好朋友。
1899年5月7日，契诃夫刚回到梅里霍沃，就向奥尔加发出邀请，让她去领略一下俄国农村万紫千红的春天景色。奥尔加来到了契诃夫身边度过了美好憧憬的3天，她被契诃夫本人和他的家人吸引住了。当他们告别的时候，他们互道倾慕之情，渴望重逢。
6月，奥尔加动身前往高加索的姆次加特，去她哥哥家度假。月底的时候，她写信给契诃夫，建议他到南方会面。契诃夫欣然接受，他们于7月18日在新罗西斯克会合，然后一起从那里乘船去雅尔塔。8月2日，两个人双双起程回莫斯科。
一路上，他们饱览了沿途山区景色。在这馥郁芬芳的气氛中，轻松愉快地交谈。这次聚会使他们彼此更加接近了。
1900年4月的雅尔塔戏剧节过后，契诃夫越来越钟情于奥尔加，他们的关系越来越亲密。
奥尔加跟艺术剧院回到了莫斯科，契诃夫继续留在雅尔塔。契诃夫的精神有了新的寄托，但两地相思又使他产生了新的苦恼，于是便不断地跟奥尔加通起信来了，他对她的钟情通过书信中惯有的幽默传达给奥尔加。
这时候契诃夫成了新庄园的工程师和监工头了，他希望新住宅能尽早完工，以期有一个更好的生活和写作环境。
由于契诃夫闻名遐迩，到别墅的来访者接踵而至，在同一时间，一些高个子姑娘，戴着宽边白草帽，张着嘴，趴在他的宅院和路边之间的栅栏上，长时间向院里张望。
各阶层的人都来看契诃夫，其中有科学家、文学家、乡村村长、医生、军人、画家、教授、养老院议员、上流社会人物、神甫、演员等，契诃夫虽然经常抱怨客人太多，但总是热情接待、招待他们。
尽管自己身患重病，契诃夫仍然关心着社会福利事业，关心着别人的痛苦和忧愁。
“小白楼”在雅尔塔吸引了来自俄罗斯四面八方的人，他们中有许多“小人物”，怀着虔诚的、胆怯的心情跨进契诃夫家的门槛。契诃夫具有一种使他们很快恢复到平常的自然心态的艺术，于是他们感觉到像到了自己家里。那时，许多穷教师、穷作家、穷学生都喜欢找他，请他帮忙，找住处、借钱、改稿，他从来没有推脱过。
这时，契诃夫的苦闷烦恼一方面由于他的健康并未因为戏剧节的欢乐而改善，另一方面他沉湎于对奥尔加的思念。
契诃夫在度过了 40 年的苦难人生之后，才尝到了真正的深厚的爱情滋味，使他已经憔悴了的心灵，又充满了青春活力，开始了新的生活。
1900 年 5 月 8 日，契诃夫一个人在雅尔塔就待不住了。他瞒过医生到了莫斯科，这时列维坦重病垂危，契诃夫去看望了他，这是两位老朋友的最后一次会面，然后才与日夜思念的奥尔加重逢。
契诃夫获知列维坦去世的消息后，他悲伤万分，他的病又加重了，不得不只身一人返回雅尔塔。回去以后，他立即给奥尔加写了一封信：
“亲爱的，迷人的演员，你好啊！你近两天好吗？你感觉怎样？我返回雅尔塔途中，身体一直很不好，我在莫斯科期间，头痛得很厉害，而且发烧，我不该瞒着你，不过现在没什么了。”
回雅尔塔以后，契诃夫自我感觉不错，一时心血来潮，便决定跟高尔基和其他几位作家朋友去高加索旅游15天。
他们沿格鲁吉亚军事公路，参观了许多清真寺，到达第比利斯，并在那儿逗留了几天。然后到达巴统，经海路继续航行。
在从第比利斯到巴统的火车上，契诃夫意外地遇到了奥尔加，惊喜万分。她陪伴母亲去巴统短期度假。他们在一起度过了欢快的 6 个小时，并约定奥尔加于7 月份到雅尔塔相会。
奥尔加果然如期到达了雅尔塔。他们俩人之间交往、通信将近两年，但是在一起朝夕为伴、亲密相处还是第一次。
这期间奥尔加就住在契诃夫家。由于她跟玛丽雅已是好友，所以在那里生活得十分惬意自如。每日每时的接近，奥尔加那活泼欢快、充满青春活力的迷人的魅力，比相隔遥远的时候更加撩人，甚至她的任性也使契诃夫感到神魂颠倒。
奥尔加不时含情凝睇、 娇言蜜语撩拨契诃夫，契诃夫则尽量克制自己的感情，保持着既亲热又冷静的姿态，只是用一些玩笑话向奥尔加献殷勤。她一次次地期待，但一次次地落空，这使她感到失望、恼恨。
一天晚上，母亲和妹妹已经在自己的房间里酣然入梦了。外面，天空一轮皓月，把皎洁的柔和的光芒，洒到白色别墅上，洒到工作间的桌上、地上，洒到他们俩人的身体上。远处传来了悠扬的手风琴声、歌声。夜是那么宁静，那么幽美，跟他们的欢乐幸福融汇成了一个整体。契诃夫终于打开了感情的闸门，他张开双臂，与奥尔加拥抱在一起。
从此，他们俩每天晚上都偷偷幽会，或在契诃夫的工作室里，或在他的卧室里，有时也在他早先买的海岸边的古里祖夫木屋里。那里海风习习，海浪拍岸，别有一番情调。
奥尔加经常穿着契诃夫最喜欢的白色长裙，波浪似的乌发披在双肩，轻声地唱着格林卡的浪漫曲：“不要白白追求我……”他俩亲热过后便静静地躺着，情意绵绵地诉说衷肠，尽情享受人间最美好最幸福的时光。
他们尽管小心翼翼地掩饰着，但仍然未能瞒过玛丽雅和母亲的眼睛。玛丽雅对哥哥能从奥尔加那里获得幸福自然很高兴。但她根据经验推测，认为他们的爱情不过是一时的冲动而已。
高尔基听说契诃夫的恋人来了，便时常来探望。给他们讲他的流浪生活，讲得十分迷人。契诃夫和奥尔加坐在书房里静静地听着。
奥尔加的假期在这安静舒适的环境里很快就过去了，她得赶回莫斯科艺术剧院。契诃夫和奥尔加在分别以后还久久沉浸在那些幽会的欢乐中。奥尔加数次在信中激动地倾诉与契诃夫相会时的生动印象和感想：
我是多么喜欢坐在你的书房里，只是为了静静地、静静地在你身边休息，然后就跟你捣乱，说些傻话，胡闹一通。记得吗，你怎样领我上楼，那该死的楼梯“吱嘎吱嘎”地响，把我们给暴露了。天啊，我简直像一个幼稚的女学生，都写了些什么呀！
契诃夫则写道：
你好！我亲爱的奥尔加，我欢乐的源泉！我现在仍在雅尔塔，由于你不在身边，我感到空虚怅惘，烦躁不安，我想着你。你离开之后，这里一切都糟透了。
要是没有你，我非悬梁自尽不可。我望眼欲穿，我常常有一种错觉，好像房门就要打开，你就会闪身进来，可是你来不了，你此时不是在排戏，就是远离雅尔塔、远离我，可爱的小姑娘。
当时，契诃夫和奥尔加的会面，主要取决于他与剧院方的会见。由于这种关系，他开始写出了《三姐妹》。他在信中对奥尔加说：“我正在写一个剧本，但愿我在写时心情不要太忧郁，如果真是这样，那我就将它搁置到明年或我想再动笔的时候。”
奥尔加回信说：“安东，没有你我太寂寞了。我恨不得马上见到你，亲亲你，看看你。我就像被抛在茫茫大海里一样。来吧，我要全力以赴，以便使你心情舒畅，精神焕发，让我的爱使你一切都美好。你的爱也会使我一切都感到美好吗？亲爱的，亲爱的，我多么想过完美的生活啊。”
奥尔加渴望过朝夕相处的完美生活，没有这种生活会使她委靡。但契诃夫知道，他的后半生注定要在雅尔塔了，他的病体把他拴在了这里，不能给她这种完美的朝夕相处的生活。
而奥尔加虽然也舍不得离开南方、太阳和契诃夫，但她得回莫斯科去排戏啊！
这是契诃夫同样感到苦恼的。而且契诃夫自己没有完美充实的生活同样会委靡。他们亲密相逢之后再次别离所带来的孤独感，使这种过充实生活的欲望更加强烈了。
奥尔加一再催促契诃夫离开雅尔塔来莫斯科相聚。 她抱怨契诃夫是铁石心肠，不愿吐露真情：我们非见面不可，你必须来，一想到你形单影只在那里胡思乱想，真是怕得要命。安东，我心爱的，我亲爱的，来吧。或许你不想见到我吗？或许你一想到把我们的命运连在一起，就心情沉重？到底怎么回事，你写信开诚布公地告诉我！
契诃夫见奥尔加对他的爱产生了怀疑，他连忙给她回信，首先消除她的怀疑和指责，然后说：“我已经对你说过一万次，也许今后仍将长久地说下去的那句话， 就是：我爱你，再没有别的了。如果说目前我们没有住在一起，那既不是你的错，也不是我的错，而是那个恶魔——侵入我肌体的杆菌以及在你心中对艺术的热爱。”
12月23日，契诃夫终于来到莫斯科，下榻在莫斯科一家旅馆，每天到艺术剧院去看排练或演出。奥尔加在排练的空闲时间总是急急忙忙地赶到旅馆去看契诃夫，给他带去糖果、鲜花、香水等物。在桌上放了茶饮，预备了切得薄薄的面包，抹上黄油和蜂蜜。
契诃夫看着她在身边来回忙碌，活像一个家庭主妇， 可是他仍然不向她求婚。他对这种自由的、不公开的热烈的爱情感到满意。
一周之后，契诃夫的身体又受不住那里潮湿阴冷的气候，便离开莫斯科，去尼斯和意大利做了3个月的旅游。回来以后又住在雅尔塔，继续修改剧本《三姐妹》。他仍像过去那样几乎是每两天给奥尔加写一封信，那口气总是十分温柔亲切的，可是从不谈结婚的事。
1901年 4 月，艺术剧院带着《三姐妹》去圣彼得堡巡回演出，契诃夫向奥尔加提出，在演出结束后去雅尔塔相会：“我从国外给你带来一些很好的香水，你必须在复活节前到我这里来取。你一定得来，我的亲爱的，我所爱的人。如果你不来，那就深深伤了我的心，就会把我害死了。我现在已经开始等你，一天一天地数着日子，一小时一小时地数着时辰。给我写信吧，没有你，我就什么都完了。如果丹钦科派你在复活节前一周里排戏，那么就去告诉他，说他可恶，说他像一头猪。”
但奥尔加不同意，她在给契诃夫的信中写道：“我很想到你那里去，但我们不能仅仅像现在这样的朋友的关系相处，这你是知道的，这种躲躲闪闪我已经厌倦了。这使我感到难过，非常难过。我要结婚，就在莫斯科完婚！我考虑成熟了，不能再等！”
这一次，契诃夫明白了，他感到如果为了恪守独身自处的原则坚持不结婚，可能失去他第一次钟情的女子，牺牲一生中最后的欢乐，也毁灭了他心爱的奥尔加的终生幸福。难道结婚以后就不能保持写作所需要的宁静心境吗？他经过反复思考，终于妥协了，3月16日，他给奥尔加的信中说：
好，我答应你，你可别后悔。我四处奔波，疲惫不堪，我未老先衰。说起来，你会觉得我像一位老爷爷，而不像丈夫。我已经完全放弃了我的文学事业，我们结婚以后，你也应该离开舞台，我们一起过田园生活。如果你不愿意，那么你就再演5年戏，以后再说。
如果你执意要结婚，我有个要求：5 月初我去莫斯科。只要你答应，在我们的婚礼结束之前，莫斯科不会有一个人知道这一消息，那么我在到达的当天就可以跟你结婚。不知道为什么，我十分害怕举行婚礼，害怕人们前来道喜，手举盛满香槟的酒杯，对人茫然地微笑。
5 月 11 日，契诃夫抵达莫斯科，16 日去检查身体。他的病情大大恶化了，肺结核扩散了。
结论确实令人震惊，无论雅尔塔还是尼斯的疗养都未能阻止病情的发展，相反，仍然在恶化、恶化，迅速地恶化，身为医生的契诃夫，自然明白病情的致命性。他清楚自己残留的生命已经不长了。
1901 年 5 月 25 日，年满41岁的契诃夫和奥尔加在莫斯科一个小教堂举行了婚礼。
事先，不但契诃夫的朋友、奥尔加的剧院同事不知道，就连双方的家人，包括关系最密切的玛丽雅也不知道。而双方的证婚人是必不可少的，奥尔加一方是她的哥哥和叔叔，契诃夫一方则是两个陌生的大学生。
婚礼后，新婚夫妇立即去奥尔加的母亲那里，向她告别，便从那里直接去车站，登上了开往尼日尼诺夫戈罗德的列车，这是他们旅行结婚的第一个目的地。
遵照那位休罗夫斯基大夫的建议，决定到乌法州的疗养院去，契诃夫需要接受马奶酒的治疗。动身之前，契诃夫给在雅尔塔的母亲拍了电报：
亲爱的妈妈，请为我祝福吧，我已成婚。一切仍像过去一样。我去接受马奶酒治疗，我身体已见好转。
乌法州疗养院是一个风景优美的地方，是一个疗养的好去处，只是太闭塞。经过一个多月马奶酒的治疗，契诃夫体质有所增强。但他又对疗养地厌烦起来，于是在 7 月 1 日提前出院，和奥尔加一起回雅尔塔。
蜜月结束后，夫妻俩人彼此约定：婚后暂时分居，各自干自己的工作，每完成一个剧本，就到火车站候车室见面。
8月，奥尔加离开雅尔塔返回莫斯科。以后，只有夏天的几个月他们能住在一起，其他时间，只能用写信来抚慰彼此的心灵。他们的信件极多，几乎每天一封，一旦没有接到对方的信，就疯狂地打电报询问理由。
投入革命风暴
契诃夫在高尔基的影响下，对社会问题和政治问题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在酝酿《三姐妹》时，为了适应表现革命前夜国内出现的新情绪，必须寻找新的情节，新的写作风格和新的艺术表现手法。他曾经对高尔基说：“我正在创作一部巨著，我感到现在不应该像从前那样去写，不应该写从前那些东西。应该用另一种方式，写另外的题材，写另外的具有严正、诚实品格的人物。”
在多幕剧《三姐妹》中，契诃夫就传达出了带有预见性的话：“到那时候，一个庞然大物将向我们奔来，一场大风暴正在酝酿着，大风暴即将来临，将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横扫我们社会的游手好闲、冷漠无情、鄙视劳动、腐败堕落，再过 25 年或 30 年，干事的将是每一个人，每一个人！”
契诃夫已经感到暴风雨临近的气息。谢·叶尔帕季耶夫斯基说：“昔日的契诃夫已经不存在了，暴风雨前的俄罗斯，掀起了汹涌澎湃的浪潮，契诃夫也成了弄潮儿。曾经不问政治的契诃夫，按另一种方式全身心地投入了政治。曾经充满悲观主义、怀疑主义情绪的契诃夫相信，不是再过 200 年将过上美好生活，正如他的作品的主人公所说：这样的美好生活在俄罗斯已日复一日地近了。眼看着现在全俄罗斯正沿着新的、光明的、欢乐的方向前进。于是，他完全成了另一个人，生气勃勃、精神饱满。他的风度不一样了，声调也变了，给人以新的感觉。”
19世纪末，欧洲爆发了工业危机。这一危机很快便蔓延到俄国。1901年至1903年间，俄国有3000多家企业倒闭，10万余名工人失业。工业危机和失业的痛苦，使工人的斗争具有了革命的性质。工人从经济罢工转到政治罢工，举行游行示威，提出民主自由的政治要求和“打倒沙皇专制制度”的口号。
俄国社会生活中，接连发生了预示着革命风暴临近的风起云涌的学生运动和群众运动。
政府当局采取了残酷镇压的手段。1901 年 1 月，基辅大学学生被判处充军。沙皇政府这一反动措施导致了 2 月和 3 月圣彼得堡学生的两次罢课和声势浩大的游行抗议。
3 月 4 日，游行队伍到达喀山教堂附近时，惨遭政府当局的野蛮镇压。继而开始了大规模的逮捕。在被捕者当中还有高尔基和俄国数学家波谢。
获悉这一惨痛消息以后，契诃夫十分愤慨。不仅是因为他的好友高尔基遭到不幸，而主要是对俄国专制制度专横的、野蛮的政策的强烈不满。他越来越对政府当局采取敌视态度。
高尔基本来就患有肺病，在狱中病更加重了。后来由托尔斯泰出面保护，高尔基才被释放出狱，但仍然没有人身自由，时时刻刻都要受警察监视。
后来，高尔基离开故乡到雅尔塔附近来养病。尼日尼的革命青年群众为高尔基举行了盛大的欢送会，还在火车站举行示威游行，抗议政府对高尔基的迫害。当高尔基乘坐的邮车开走后，群众又涌向市中心，在一条主要街道上举行飞行集会，其声势之大是官方所没预料到的。
列宁针对这件事，在《火星报》上发表文章评论说：
11月7日尼日尼这次规模不大然而是成功的示威，是为了给高尔基送行而举行的。专制政府不经审讯，就把这位全欧闻名的作家驱逐出他的故乡，这位作家的全部武器就是自由的言论。
仅仅几年的时间，契诃夫的身体就越来越虚弱，越来越离不开手扶椅了。他经常过着病榻生活。在他极端困难的情况下，他以对革命即将来临的信念，以其新的艺术思想和无比坚强的毅力，创作了《三姐妹》、《未婚妻》和《樱桃园》这些反映时代精神的作品。 在自己的作品中反映他的政治思想倾向外，契诃夫对当时现实的政治斗争既表现出浓厚的兴趣，又表现出鲜明的态度，而且付之于行动。
随之而来的是震惊世界的“高尔基事件”。这也是困扰契诃夫的，考验他的政治立场的一个大事件。
还在 1899 年 2 月，契诃夫就和托尔斯泰、柯罗连科、诗人任姆丘日尼科夫被选为科学院荣誉院士。
1902 年 2 月，高尔基和著名戏剧家苏科沃·科贝林，以优美的文学创作被选为科学院名誉院士。当时，高尔基住在离雅尔塔不远的加斯普拉，契诃夫高兴地前往向他表示祝贺。
高尔基因参加和支持学生运动被捕以后，关于他的荣誉院士的选举，在统治集团内引起了不满。
3月10日，科学院院长以科学院的名义搞出了一个官方声明，声明说：“科学院不知道高尔基在学生运动中构成了政治罪。因此，宣布选举无效。”
契诃夫得知这个决定以后，感到无比震惊和愤怒。他向科学院提出恢复高尔基荣誉院士的要求，但是等了许久不见回音。
契诃夫最后相信，这事已经无可挽回了。于是他想对政府当局迫害文学家的行为明确表示自己的立场。他第一次在道义上感到有必要参与政治斗争。
3月14日，柯罗连科致函契诃夫，对沙皇政府的卑劣行径表示愤慨。4月，契诃夫约请柯罗连科前往雅尔塔，共同商讨对付“高尔基事件”的办法。5月，柯罗连科应约来到雅尔塔。
1902 年 8 月 25 日，契诃夫给俄国科学院院长寄出了一封请求辞去科学院名誉院士的信函：
2月时，别希科夫当选为名誉院士，我是第一个把他当选的消息带给他的人，我也是第一个庆贺他的人。不久以后，报上披露：由于别希科夫的政治观点，依据法令，撤销了他的当选。我认为这件事前后矛盾，与我的良心不合，我不能勉强我的良心同意这件事。法令虽然我已经研究过了，却不能使我信服。经过深思熟虑，我只能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对我是极痛苦和令人遗憾的结论。这就是十分恭敬地请你撤销我的名誉院士的头衔。
同一天，契诃夫写信给柯罗连科，向他通报了这件事。柯罗连科完全同意契诃夫的行动，采取了同样的办法，对沙皇政府表示抗议。
契诃夫辞职的信被各秘密报纸刊载，并且很快传到国外。大部分俄罗斯知识分子赞同契诃夫和柯罗连科的行动，对他们给予了很高的评价。契诃夫的声望越来越高了。他原来留在人们思想上的“不可救药的悲观主义者”的形象，已被为祖国光明的未来，为反对沙皇政府的专制统治而斗争的战士形象所代替了。
契诃夫讨厌意志薄弱、委靡不振的人。赞扬埋头实干、善于进行斗争的人。在他的作品中，暴风雨临近的旋律越来越高昂，他对怀着 “过 200 年，生活将变得更好”的美妙幻想，却不能为这个更美好的明天的到来而斗争的自己的那些主人公的讽刺更加尖刻。
契诃夫对他周围的那些言行不一、意志薄弱的人，尤其对他周围的那些高谈阔论、不干实事、性格软弱的知识分子感到痛心。他一方面责备他们，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责备得更尖刻。但同时仍然跟他们在一起，希望他们变好。
所以他不仅批评那些人的弱点和缺陷，而且努力激发他们心灵中美好的一面，使他们相信自己，相信光明的未来。他这种想法总是通过自己的作品反映出来。契诃夫对自己笔下的那些主人公感到气恼，他们只是奢谈暴风雨和幸福美好的生活即将到来，但是他们不了解斗争的道路，不了解通向未来的道路。
他不光是给以嘲讽，而更主要的是号召他们抛弃软弱性，去寻找这种道路。
俄罗斯革命前夜，圣彼得堡形势活跃期间，谢·叶尔帕季耶夫斯基从那里回来时，契诃夫当天迫不及待地打电话给他，叫谢·叶尔帕季耶夫斯基刻不容缓地马上到他那儿去，他有一件非常重要的不能迟延的事。
原来，这件极其重要的，不能迟延的事，是他焦躁不安、心急如焚地想要立即知道莫斯科和圣彼得堡的情况。但不是从前那样单方面地向谢·叶尔帕季耶夫斯基了解文艺界的活动，而是政界的动向，革命运动的形势。
当谢·叶尔帕季耶夫斯基为那时所发生的一切感到迷惑不解，表现出些许怀疑态度时，他激动起来，并带着激动的、斩钉截铁的口吻对谢·叶尔帕季耶夫斯基说：“你怎么能这么说呢！难道你没有看见，一切都在动，从上到下都在动！社会在动，工人也在动！”
契诃夫在谈到自己的文学创作时，总是很严肃的，他出乎意料地把一本手稿递给谢·叶尔帕季耶夫斯基说：“啊，我刚刚写完。我希望你能把它通读一遍。”
谢·叶尔帕季耶夫斯基把手稿看了一遍，那就是短篇小说《未婚妻》。这篇小说一改过去愁闷抑郁的调子，给人以全新的感觉。很明显，契诃夫的整个情绪发生了骤变！在他一生的艺术里程中开始了他创作的新时期。
作家捷列绍夫说：“契诃夫常常谈到那不可避免和即将在俄国爆发的革命。”
另一位作家韦列萨耶夫也证实：契诃夫对社会政治问题表现出浓厚的兴趣，使我感到十分意外。过去都说，他是一个完全不问政治的人。单是他跟那种人，如《新时代》的出版商苏沃林的友谊，就叫人愤慨。而现在，他完全是另一个人，那时辉映整个俄罗斯上空的革命闪电，也使得他兴奋不已。
最后的戏剧杰作
1901年2月，《三姐妹》在莫斯科首次上演后，契诃夫就想再写个剧本。他写信给奥尔加说：“我经常都有为艺术剧院写一出4幕通俗笑剧或喜剧的强烈愿望。我将要写出的下一个剧本一定是可笑的，非常可笑的，至少构思是这样。”
他想借此剧改变人们把他的剧本曲解为“反映俄国令人痛苦的沉重生活的凄凄切切的悲剧”的看法。契诃夫差不多没把喜剧解释为乐观向上的同义语。
但是，由于写《未婚妻》精力耗损过大，他很想休息一段时间，恢复元气。然而，一些读者期待他写出新的引人注目的戏剧作品。他理解读者的心意，他为不能满足他的崇拜者的愿望而深感不安。但觉得自己已经跑到了终点。
奥尔加从莫斯科来信，总是要他再写一个剧本。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和丹钦科也附和着奥尔加，他们把剧院的成就总是寄托在作家身上：
我觉得自己总是留恋难舍地倾心于你的笔触之下所产生的那种合乎我心意的曲调。如果你的歌停止了，那么我的精神生活也就要中断。我的话说得有些夸张，但你知道，这是出于一片真诚。请采纳我的意见吧！希望你振作起来，运用你所熟悉的那些描写人物心理的手法，发挥你的美妙如诗的才能，完成你的剧本吧！
尽管我们一天天变老，但我们不会拒绝能使心灵得到满足的东西。我觉得，有时你仿佛在暗自思量，以为自己已无用，请相信我，充分相信我的话吧，你完全错了。而且不说我们这一辈人，就连年轻的一代也很需要你的新作。我是多么希望能够在你身上激发这种信心啊！
契诃夫的责任感也使他不能放下纸笔，就此罢休。实际上他早已在酝酿写一出新剧，并积累了一些素材，只是没有告诉任何人。
后来，《未婚妻》脱稿后，他想趁创作激情未消，全力写作新剧，并构思完成了剧本的主题、人物和框架，定名为《樱桃园》。
这出戏的写作对契诃夫来说，有更多的困难。它与写小说不同，剧中台词、人物对话的个性化，相互衔接，都很费脑筋，更主要的是它完全写的是新题材，新人物，所以进展很慢。
同时，气候和病痛给契诃夫带来很大干扰。有时，一天里只写几行，他就支持不住了。望着书桌上摊开的手稿，他异常痛苦。他不仅咳嗽、咳血，而且常常头痛，还有突发性的心跳间歇和痔疮等病。他的咳嗽越来越厉害，经常通宵不断。
母亲在隔壁听得清清楚楚，她也和儿子一样彻夜未眠。有时母亲或玛丽雅看到契诃夫闭着眼靠在沙发上，就不安地问：“不舒服吗？安托沙？”
契诃夫睁开眼睛，平静地回答：“没什么，就是头有点痛。”
这年雅尔塔气候恶劣，狂风怒号，树木都被吹弯了。屋里阴冷，契诃夫只好来回走动。他试着在卧室写，后背被火烤得很暖和，可是前胸和两臂还是冰冷的。他抱怨这是一种“充军式的生活”。
契诃夫在雅尔塔感到孤独和寂寞，他想念艺术剧院，想念莫斯科，他在信中向丹钦科说：“这里沉闷得真可怕，工作时还感觉不到，可是一到夜晚忧郁便涌上心头。在你们演完第二幕戏时，我已经上床了。早晨醒来一看，天还是黑的。你想象一下风不停地呼啸，雨点打在窗上的那幅情景。”
他很想到莫斯科去完成《樱桃园》的写作，但医生不允许他外出旅行。他便写信给奥尔加，要她请假到雅尔塔来。但奥尔加要随团去圣彼得堡巡回演出，脱不了身。他们两人都没有行动自由。
他只好只身一人留在海边城市。天气晴朗的时候，他便去庭院里走动，带上两只狗，查看一下树木，看仆人修剪玫瑰树枝，然后坐在一条长凳上凝视大海，沉思默想。
那时高尔基、布宁和库普林又来到雅尔塔， 时常到别墅跟他闲谈，为他解闷。他的情绪仍然不好，听朋友谈话总是心不在焉、脸色灰暗、神情呆滞，再没有过去的那种对生活的温馨和对朋友的热情。他给奥尔加写信，抱怨来访的客人多，待的时间太长，他恨雅尔塔，恨那些不知趣的来访者。
这年 7 月，契诃夫和奥尔加在一位好友位于莫斯科郊区的别墅里度过了两个月后，回到了雅尔塔，又开始紧张的写作。他决定 10 月份完成《樱桃园》，以便在下一个戏剧节上演。
雅尔塔这时正是明媚的春天，别墅里到处花团锦簇，姹紫嫣红，丽日临空，海风习习。但家庭中却没有春天那样和谐优美。奥尔加任意支配着丈夫的生活，命令他每天换衣，监督他的饮食，强迫他每天洗一次冷水浴，断言冷水浴可以使他身体强健。
玛丽雅和母亲总是以责备的目光注视着这种温和的家庭专制。奥尔加则向契诃夫抱怨，说她一来就有那么多的麻烦事。
艺术剧院不时给奥尔加写信，询问剧本写作进展情况。奥尔加不仅在日常生活方面指挥契诃夫，而且总是站在他身后，督促他写作，唠叨艺术剧院秋季要上演。
契诃夫写信给剧院表示歉意，说剧本还未写好，进展很慢，原因是自己懒惰，天气诱人和主题困难，而丝毫没有提及健康原因。
其实，这时他的病还在恶化，身体继续虚弱下去。奥尔加走后，有时竟两三天卧床不起，不能动笔。稍微轻松一点，他就硬撑着提起笔来。但每天仍只能写几行字。他给奥尔加写信说：
我很拖拉，实在拖拉，正因如此，我才觉得写剧本真是一件庞大工程，它使我恐惧，我简直无能无力。
10 月 12 日，契诃夫终于舒了一口长气，并立即写信给奥尔加：
亲爱的，你我的长时间忍耐万岁！剧本完成了，全部完成了。明天晚上或者至迟14日早晨即将寄到莫斯科，同时我还要寄给你一些注释之类的东西。这个剧本最糟的不是一气呵成，而是断断续续写了很久很久，因而不能不使人感到有点拖，写戏对我是多么困难啊！
奥尔加正望眼欲穿地等着丈夫的剧本，那天剧本手稿寄到时，她还没起床。她在床上用颤抖的双手把它拆开，画了3次十字，一口气读了下去，贪婪地仿佛要将它吞掉。
奥尔加在泪流满面中读完了剧本，她满意得不得了，马上捧着剧本跑到剧院。
演员们听说剧本寄来了，顿时围拢上来。大家关好门，围坐在丹钦科身边，带着虔诚和神圣凝神静听他朗诵剧本。
莫洛佐夫迟到了，他恳求把剧本借给他看一个晚上。
5天以后，丹钦科给契诃夫发去电报，称《樱桃园》是他最优秀的剧本，也是最新颖、最有特色、最富诗意的作品：
我刚刚读完您的剧本，深感震惊。直至此刻尚未完全清醒过来。我发觉自己处于前所未有的陶醉状态中。我认为这是您的全部杰作中最精彩的一部。我由衷地庆贺天才的剧作家。每句台词都使我有所感受，让我觉得珍贵。感谢您使我每读一遍都能得到精神上的最大享受。
随后，斯坦尼斯拉夫斯基也拍去电报，说：
全院听完您的剧本，剧本获得极大的、光辉灿烂的成功。听众从第一幕就被吸引住。每一个细小的地方都耐人寻味。我的妻子跟大家一样十分喜爱它。还没有一部戏像它这样被我们一致快乐地接受。这个剧本比你写过的所有优秀的作品更胜一筹。谨向天才的作者致以衷心的祝贺。
该剧是讲一座古老的庄园，庄园主人朗涅夫斯卡雅和他的哥哥夏耶夫濒于破产，宅地将被剥夺，而他们却各自沉湎于幻想，耽于音乐，不去做任何实事以摆脱困境。
他们留恋在这所乡间别墅度过的时光，留恋住房和樱花，无忧无虑，但他们没有保住那些珍贵东西的计划，不愿作出任何决定，总是把不喜欢做的麻烦事推向明天，甚至不愿去看望她很富有的姨妈，而把希望寄托在出现一个摆脱烦恼的偶然机会上。
两位年轻人阿尼娅和特罗菲莫夫则兴高采烈地迎接樱桃园的破产。在樱桃园的拍卖最后决定之时，他们正在举行联欢会，大家把变卖财产的阴影置诸脑后，饮酒寻欢，乐而忘忧。地产的买主陆伯兴是一位粗暴、果断、务实的商人，他是“一个看见什么就吞什么的吃肉野兽”。他计划把樱桃树通通砍掉，把地皮分成几块，然后盖上别墅出售。
庄园出卖了，樱桃树被砍了，过去的一切全都过去了，代替它的将是新的生活。
这个剧本之所以说是最新颖、最有特色、最富诗意，是因为低沉的悲剧主题和轻松的喜剧人物形成了鲜明的对照。而且它与契诃夫的其他剧本相比，这出戏更缺乏情节，但却产生出悲剧性的紧张气氛，寓意深刻、冷漠无情的日常对话的魅力深深打动了观众，他们不再希望出现任何新的高潮，甚至担心发生什么突然事件打扰外省生活的宁静，都有一种“但愿樱桃园不要被卖掉”的心情。
契诃夫以细腻的温和的讽刺和出色的抒情方法，赋予了全剧特别的情调。他也成为抒情喜剧、社会轻松喜剧独特风格的创造者。
剧本《樱桃园》受到艺术剧院的极高的评价，使契诃夫的焦急不安的心情稍有些缓解。
他很担心，由于自己远离莫斯科，他的剧本会不会被别人得出错误的理解而搞得面目全非。演出的成败对他有着直接的影响，但他又不能参加上演前的准备工作。
他在给奥尔加和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的信中，表明了自己对导演、布景和人物心理分析方面的意见，并提出演员阵容的建议名单。但他也知道，如果他不在场，别人是不一定听他的建议的。
契诃夫急于要去莫斯科。但是，医生阿尔特舒勒再次命令他取消一切活动，因为他的身体健康急剧恶化，穿衣都累得气喘吁吁，一件大衣穿在身上都感到难以支撑。在花园里走上几步就会气喘、耳鸣、心跳，只得停下来。坐下写作，时刻要停笔，胸部被咳嗽震得像要破裂一般。进餐时，一看见食物就恶心。
1903 年 12 月 2 日，契诃夫瞒着阿尔特舒勒，偷偷地急匆匆地起程上路了。当阿尔特舒勒医生发觉以后，心急如焚，高喊：“这简直是自我毁灭！”
契诃夫到达莫斯科之后，立即参加了《樱桃园》的彩排。正如他所预料的，剧院在对剧本的精神实质理解方面发生了根本分歧。
契诃夫多次申明他写的是一出喜剧，甚至是一出“笑剧”。并一再强调：“最后一幕戏必然是欢乐的，整个戏都是欢乐的，不管我的这个剧本多么枯燥，它里面总有些新东西。顺便说说，在整个剧本里没有一声枪响。再说一遍，我把这个剧本定为喜剧，喜剧！”
而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则认定是一出社会悲剧，认为剧本再现了农村小贵族阶层在新兴的庸俗的顽强而又胆大妄为的资产者面前日益走向没落的悲惨结局。他认为此剧的表演“不应该让人发笑，相反，应该让观众哭泣”。
契诃夫生气了，他向斯坦尼斯拉夫斯基解释自己的构思和剧本内在的精神实质。最终剧院认识了自己的错误，双方定下基调：喜剧是对悲剧的讽喻，是喜剧性的。
在彩排期间，契诃夫参加了剧院的新年宴会。宴会结束后，人们把桌椅拉开，开始跳舞。
高尔基和契诃夫坐在一旁。契诃夫不断逗乐，高尔基大笑不止， 以至两人都咳嗽起来。契诃夫微笑着说：“人们也许会说，两位作家彼此用有滋有味的咳嗽愉快地度过了一个美好的夜晚。”
《樱桃园》的首演被定于契诃夫生日的前夕，1904 年 1 月 17 日。莫斯科文艺界和艺术剧院早就计划举行契诃夫创作 25 周年纪念活动。正巧 1 月 18 日又是契诃夫的 44 岁生日。于是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决定把三大活动，即《樱桃园》首演式、作家诞辰和从事创作 25 周年结合在一起进行。
确定的日期临近了，需要考虑庆祝会的开法和给契诃夫赠送礼物的事。 这是一个难题。斯坦尼斯拉夫斯基派人跑遍了所有的古董商店，但是除了华美的刺绣和珍贵的纺织品外，一无所获，只好用刺绣品做一个花环送给他。
他们决定在《樱桃园》第三幕与第四幕之间的休息时刻，安排一些演讲与赠礼。于是，当天许多文学界、戏剧界与学术界的显要人士都带着礼品与赞扬词的草稿，前来艺术剧院。
《樱桃园》首演式开始，第一二幕演出的效果都很好。但正在这时，他们却发现契诃夫根本不在剧院里。这不仅仅是因为身体原因，主要的原因还是契诃夫不愿接受任何官方的荣誉；每次遇到类似的场合，由官方颁奖给某某人时，他都觉得很尴尬。何况这次轮到自己呢！后来维思洛夫斯基教授亲自登门，许多朋友又费了好大的力气，才勉强使他离开住所来到剧院。
第三幕接近结束时，契诃夫被请到台上。喜剧演员和莫斯科主要文学团体的代表都已聚集到那里。
契诃夫站在第一排，眼前的大厅里座无虚席，人们向他狂热地鼓掌欢呼。其中有许多人先前并没有见过契诃夫，但却热爱他的作品，现在更是欢欣若狂了。
观众看到自己爱戴的作家脸色惨白，不停地咳嗽，心里十分难过，纷纷向他呼喊：“您快坐下来！”“快拿椅子来！”
可是契诃夫皱了皱眉，继续站着，他觉得这是最起码的礼貌。他显得又瘦又高，两只手不知放在哪儿才好。
庆祝仪式开始了，首先是赠送礼品、花束和花环，接着是致祝辞。
首先是维思洛夫斯基教授讲俄国文学，接着女明星费度托维代表莫斯科小剧院致辞；此外，还有不少报纸杂志的代表赞美契诃夫的成就，因为他的文稿在他们的刊物上发表过。从全俄四面八方送来的贺信和贺电，也在会上宣读，称誉他的作品的永恒的意义，以及他对俄国文学和俄国社会作出的巨大贡献。
最后，丹钦科在贺词中说：
我们的剧院对你的天才、你的慈爱的心、你的纯洁的灵魂的感激已达到这样的程度，以至于你有权利说：“这是我的剧院，这是契诃夫剧院！”
那些颂扬备至的讲话持续了将近一个小时，面无血色的契诃夫一直坚持站立在强烈的灯光照耀下。当最后一次喝彩结束时，契诃夫已疲惫不堪，他连一句感激的话也没有说就离开了。
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在谈到契诃夫对莫斯科艺术剧院的意义时说：“我们不能没有契诃夫，正如不能没有普希金、果戈理、格里鲍耶陀夫、谢普金一样。这是支撑我们艺术殿堂全部重量的主要支柱。从这些主要支柱中抽出一根，建筑物就会倒塌，那时就只有等待新的契诃夫们来重新建筑了。”
纪念会开得很隆重，但是却没有人感到真正的快乐，大家的心情都很忧郁。虽然场面确实是轰轰烈烈的，但是就连最呆钝的观众当时也可以看出来，契诃夫为此感到身心俱疲，给人留下了沉重的印象，好像有点是举行葬礼的气氛。
英年早逝
在莫斯科度过一个愉快的冬天之后，契诃夫于1904年2月回到雅尔塔。但他又患了胸膜炎，经过两个多月的治疗、调养才有所好转。
这时，大哥亚历山大带着妻子、小儿子和奶妈，来克里米亚度假一个月，就住在邻近的别墅里。契诃夫高兴地看到，亚历山大不再酗酒，也不再胡言乱语，而是恢复了早年的英姿，他说话很有趣。
1904 年的春天来到了，《樱桃园》演出成功的喜讯频频传到雅尔塔，但对契诃夫的身体健康于事无补。契诃夫看完演出之后，他一下子变得无所事事，就像剧中人所说的：日子飞快地过去了，而生活好像还没有开始。
4 月 20 日，契诃夫在日记中写道：
我又患肠功能障碍和咳嗽，而且已经持续了几周；我觉得这一切多半是此地气候造成的，这种气候我既喜欢又蔑视，就像既喜欢又蔑视那些漂亮但下流的女人一样。
虽然病情加重但他仍像过去那样，密切注意着国内发生的事件，忧虑地关怀着日俄战争的发展。如果健康允许就赴前线当医生。他脑子里盘旋着往后的写作计划，打算写一些新的短篇小说，写个剧本和一组通俗喜剧。快到开春时，他又盼着到莫斯科郊外别墅去。
5 月 3 日，契诃夫又到了莫斯科，由于途中感冒，一下子又病倒了。经会诊胸膜炎开始加重，胃部出现了不良症状，肠道也受结核感染，奥尔加请来了自己的家庭医生、德国人陶贝医生，他建议契诃夫去德国巴登维勒疗养。
奥尔加日夜守护着他，契诃夫刚能拿笔，就给斯列金医生写信：
妻子守候在生病的丈夫床前，我太幸福了。我从未见过这么好的护士。这说明我结婚是件好事，好极了。否则，我真不知道现在会是什么样子。
契诃夫作为医生，他对那不可避免的一切都清清楚楚。他决定采纳陶贝医生的建议。随后，他与阿尔特舒勒返回雅尔塔。去国外的准备工作开始进行，订好了他自己与奥尔加去柏林的火车票。
朋友们纷纷前来祝贺他们一路平安。朋友们看到在短短几个星期里病人的外貌发生了很大变化，这使他们大为吃惊。
契诃夫穿着一件不是外套又不是长衫的衣服，坐在沙发上，头和背靠着枕头，腿上盖着一条大绒布，枯瘦的面颊没有一点血色。
契诃夫对来看他的作家捷列绍夫伸出一只苍白得像蜡一样的手说：“我明天就要走了，永别了，我将死在那里。”
捷列绍夫安慰他说：“到了巴登维勒会慢慢康复的。”
从契诃夫的目光中，大家看出，他正以听天由命的态度接受命运的安排。
当捷列绍夫准备起身告辞时，契诃夫喃喃地说：“请告诉布宁，他应该写作，继续写作。他一定会成为一个伟大的作家。好了，别忘了把这些话转告给他。”
6 月 3 日，契诃夫和奥尔加离开莫斯科，6月5日抵达德国。
巴登维勒是一个小水城，位于黑森州的西部边缘，距巴塞尔40千米。这里恬静清洁、景致一般，对契诃夫来说则是个理想的疗养地。
在巴登维勒最初几天，契诃夫觉得好了一点。6月13日，他给母亲和妹妹写信说：“这里阳光和煦，轻风拂面，太阳并不烤人。我的身体好多了，说不定再过一个星期就能痊愈。”
奥尔加看到丈夫的病情有所好转，脸色也渐渐晴朗了，心中充满希望。
契诃夫对一直守着自己的妻子说：“你去牙医那里看看那颗火牙吧，我一个人就可以了。”
奥尔加高兴地答应了。她看过牙医之后，还到弗里堡商店为契诃夫订做了一套白色法兰绒西服。
但是一个星期以后，一股热浪袭击了巴登维勒，在沉闷、潮湿的天气里，契诃夫的病情出现反复，他又心情烦躁起来，要求更换环境，于是搬到了疗养地最高级的旅馆索曼尔旅馆。
6月28日，契诃夫感到精神好些，便靠在椅背上写了两封信。在给玛丽雅的信中写道：
此地突然大热，我热得喘不过气来，幻想离开这里，可是到哪儿去呢？想到意大利的柯莫去，但那里的人也纷纷跑出来避暑。欧洲南部到处炎热难忍。想乘船从特里斯特到敖德萨去，可是又不知在目前这种季节是否可能。
6 月 29 日傍晚，契诃夫的病情突然严重发作，为了维持心脏跳动，减轻疼痛，医生给他注射了吗啡，输了氧。后来脉搏跳动恢复了正常，总算平安地度过了一夜。
第二天，疼痛再次发作，契诃夫苦不堪言。
7 月 1 日，又经过了一天的痛苦和不安之后，契诃夫似乎感觉好多了，心脏状况良好，整天平安无事。傍晚时分，他叫奥尔加到旅馆的花园去散散步，因为几天来奥尔加一直守候在他的床前，她太累了。
奥尔加从花园里回来，契诃夫问她为什么不下楼去餐厅吃晚饭，她说还没有敲锣呢，其实锣是敲过了，只是他们谁也没有听见。
于是契诃夫像往常一样，手捻胡须，临时编造出一个故事来：“在一个非常时髦和阔气的疗养地，前来观光的有保养得很好的胖胖的银行家和身强力壮、面色红润的英国人和美国人，他们都爱吃精美的食品。他们吃饱喝足之后就去游山玩水，到郊区游玩了一整天。晚上回来后，饥肠辘辘，食欲大振，兴高采烈地回到旅馆餐厅，希望累了一天可以美美地品尝一顿美味佳肴。谁料厨师失踪了，当天不供应晚餐。他们什么也没吃上，饿得受不了了，只好去吃猪食。”
故事还没讲完，奥尔加坐在沙发上，已经笑得直不起腰来了。经过3天的焦虑不安，这时才稍稍有所放松。
契诃夫渐渐入睡，卧室里十分闷热。他呼吸短促，但面部表情仍然很安详。但刚过半夜，他就醒来了，突然要找医生，这是他有生以来第一次向妻子提出这样的要求。
霎时间，奥尔加感到事态严重，她一时不知所措，在这样一个大旅馆里，住着的人很多，但都是陌生的，而且都入睡了。她感到孤立无援。她考虑了片刻，想起有两个俄罗斯大学生也住在这旅馆里，便赶忙去把他们叫醒。请一位去找医生，自己去凿冰、装冰袋，好放在垂危的契诃夫胸口上。
在 7 月闷热而宁静的夜晚，她连那位大学生跑到远处去的脚踩出来的“沙沙”响声都听得很清楚。
医生来了之后，契诃夫亲自告诉医生：“我不行了，不必打发人去取氧气，等氧气取来我已经魂归地府了。”
他又转身对妻子说：“亲爱的，你也不必把冰块放在一颗已经枯竭的心灵上了。”
医生立刻给他注射了一针樟脑剂，但是心脏仍没有反应，于是医生吩咐拿香槟酒来，契诃夫坐起来，接过酒杯，转身对着奥尔加，带着一丝苦笑说：“我很久没有喝香槟了。”
他慢慢地喝干了那杯酒，侧身向左边躺下，不一会儿就停止了呼吸。就这样，契诃夫按照平时的简单方式，结束了他的一生。
那是1904 年 7 月 2 日，时钟指向凌晨 3 时。一只粗大的黑色飞蛾从窗外飞了进来，扑向油灯，在遗体周围飞来飞去，打破了夜晚可怕的宁静。
医生对奥尔加说了一些安慰话以后便离去了。夜显得更加寂静而闷热，突然发出一声巨响，把奥尔加吓了一跳。原来是那瓶没喝完的香槟酒的瓶塞蹦了出来。黑色夜蛾又飞出敞开的窗户，消失在闷热的夜色中。
黎明终于到来了，大自然苏醒了，传来了温柔可爱的像是第一支挽歌的鸟雀鸣叫声和附近教堂里的琴声。
奥尔加目瞪口呆，两眼盯着丈夫那安详微笑的面孔，好像他已经看破了红尘。她说道：“他再也听不到人世间的任何声音。没有日常生活的喧闹，只留下逝者的美德、宁静和崇高的形象。”
过了几天，契诃夫的遗体才转运到莫斯科。那天，许多人聚集在尼古拉车站迎候护送契诃夫遗体的列车，他们中有契诃夫的朋友、大学生、教师、演员、文艺界人士。高尔基站在迎候人群的前面。
送葬的队伍在行进中不断扩大。人们脱帽致敬，在胸前画着十字祝福。大学生们手挽手组成一堵人墙，阻止好奇的人涌上马路。沿途的有轨电车及其他机动车都停止行驶。
7 月 9 日，在艺术剧院和《俄罗斯思想》杂志大楼前停下来举行了简短的宗教葬礼。契诃夫被安葬在新处女修道院，墓穴安排在他父亲的墓侧。
契诃夫的母亲、妹妹和妻子悲痛万分。当棺材放入墓穴后，人们安静下来，大家唱起安魂歌《永恒的回忆》，每人往灵柩上撒一把土。接着开始填坑，鲜花和花圈堆满了墓穴，契诃夫就在这花海之下永远长眠了。
第二天黄昏时候，亲人们、朋友们去契诃夫墓地做礼拜。坟墓上空，老菩提树默默伫立，在阳光下显示一片金黄。契诃夫的母亲、妹妹和妻子奥尔加的说话声里带着平静的温柔的悲痛和哀伤，所有到场的人的心里都充满无尽的怅惘。
契诃夫的母亲在玛丽雅和奥尔加的搀扶下，绕着坟墓走了一圈， 向儿子再一次告别。这时作家库普林走到她跟前，默默地吻了她的手。她用疲倦的微弱的声音说：“天哪！安托沙离去了，这是我们多大的不幸啊！”
亲人们参加完在莫斯科的葬礼之后，回到了雅尔塔，奥尔加取出了早在1901 年 8 月 3 日，契诃夫在他结婚两个多月后就立下的遗嘱：雅尔塔的别墅、现款和戏剧作品的收入，留给妹妹。给妻子的是古尔祖弗一座不大的庄园和部分现款。此外玛丽雅还得把部分现款分给亚历山大、伊凡和米舍尔以及另外两位亲戚。
契诃夫还给妹妹写道：
在你和母亲百年之后，除剧本收入外，其他全部交由塔干罗格支配，用于民众教育事业开支。剧本收入则给伊凡，伊凡百年后，也交给塔干罗格政府同样用于民众教育事业开支。我答应赠款 100 卢布给梅里霍沃的农民，用于修筑公路。要帮助穷人，爱护母亲，和谐度日。
直至临终，契诃夫还念念不忘自己的故乡城市。他对梅里霍沃也没有忘记。
玛丽雅被哥哥的信任深深感动，她擦干眼睛，振作精神，决心把这座别墅用来纪念她亲爱的哥哥，使它成为俄罗斯伟大作家契诃夫的纪念馆。
她亲手布置每一间房子，使它忠实地反映出契诃夫当年的生活和工作情况。
契诃夫的英年早逝，是巨大的不幸，不仅对契诃夫的家人，对全俄罗斯人民、世界人民也是巨大的不幸。
然而，契诃夫的名字，将会与他的作品、他高尚的品格一样永垂不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