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把历史看成战斗的连续，为什么呢，因为直至今天，他们还认为斗争是人生的主要东西。——契诃夫契诃夫故乡的岁月老板的儿子像学徒
1860年1月17日，安东·巴甫洛维奇·契诃夫诞生于俄国南方亚速海沿岸的一个小镇塔干罗格。安东的爱称叫安托沙。
契诃夫的祖辈是农民。他的祖父——一个勤劳的农民，凭着勤俭积蓄了3500个卢布，他用这笔钱换得了一家8口人的自由。于是全家从佛索涅日省迁到了俄国南方。随后，祖父在塔干罗格附近的普拉托夫伯爵家做了田庄总管。
小镇上有一条平静、长满青草的小街，叫修道院街。在夹道的两排房子中间，有一所小小的两层楼房，门口有一个牌子，牌子上写着：
移民住宅——巴·叶·契诃夫
上面标示的名字是安东·契诃夫的父亲巴维尔·叶戈洛维奇·契诃夫。
安托沙就在这所房子里度过了他的童年。
在修道院街与集市街拐角处，有一个杂货铺，门口挂着牌子：
出售茶叶、砂糖、咖啡及其他食品杂货。
旁边还有一块牌子：
饮料就地畅饮或携回，随君任选。
这家店铺是安托沙的父亲开的，他也像安托沙的祖父一样勤劳，把辛辛苦苦挣下的钱一点点积攒下来，终于有了自己的门店。
安托沙的母亲欧尼·莫洛索娃是塔干罗格城里一个布商的女儿。婚后她改名为叶甫盖尼亚·雅科甫列芙娜。
安托沙还有4个同胞兄弟和一个妹妹，分别是亚历山大、尼古拉、伊凡、米舍尔和玛丽雅。安托沙排行第三。
一转眼安托沙9岁了，已经成为塔干罗格语法学校一年级的学生了。
这时，父亲巴维尔已经变成一个脾气暴躁、专横的人。他一向认为，自己是按照上帝的旨意行事，同上帝有着特殊关系，因而给家里规定了铁的纪律。只要他提高嗓门，他的妻子和儿女们就都吓得发抖。他一出现，每个人都感到自己可能有了什么过错。
哪怕他们无意中做错了一件小事，巴维尔也会怒不可遏，比画着双手骂个不停，接着便暴跳如雷，拳打脚踢，耳光像雨点一样落下。甚至他还会捋起衣袖，抡起皮鞭。
每次挨完打，安托沙还得忍着屁股的疼痛，去吻父亲那只狠狠教训过他的手。
其实，巴维尔对子女的这种惩罚并没有恶意，他也几乎从没有真正发怒，只是以自己的方式爱护孩子，认为严厉一些，对他们有好处。他的原则是：“小孩子要能吃苦，应该多受磨难。生活是不容易的，精神教育与棍棒是分不开的。只有责骂和痛打，才能使这些没有阅历的孩子铭记神圣的真理。”
他还对妻子说：“我就是这样被培养出来的。你看，这种办法对我不是很有成效吗？一个挨过打的抵得上两个没挨过打的。今天挨了打，日后他会感谢你的。”
巴维尔舍不得花更多钱，只雇了两个农民的孩子安德留什卡和加甫留什卡做学徒，他们是兄弟俩。另外，安托沙兄弟几个就成了铺子里打杂的。
安托沙从5岁就开始站柜台、应酬顾客、收款、打算盘……起先还觉得新鲜好玩，不久便成了负担。
安托沙兄弟几个每天醒来的第一个念头就是：“今天会不会挨打？”
每天清晨5时，大哥亚历山大、二哥尼古拉便会喊：“安托沙，起床了，快点！要开门营业了。”
安托沙还没睡够呢，他打了个呵欠，想偎在被窝里再缓一会。
突然，一张大手揪着他的耳朵把他拽起来，随后，身上就挨了两脚。同时被大吼声惊醒：“快起来，懒虫！”
尤其是上了学之后，父亲仍然要安托沙在晚上和假日照顾店铺。这样，他一会要称干酪，一会又要斟石蜡油，根本没有时间专心读书，作业也只有尽力偷闲应付。
有一次，安托沙和一位要好的同学闲聊，他向好友提出的第一个问题就是：“你在家里时常挨揍吗？”
对方很爽快地说：“不，我在家从来没有挨过打。”
安托沙感到非常惊讶，认为他是撒谎。
从早至晚，安托沙盯着拉丁语法书，心里却在默默祈祷：但愿这一天能平平安安地过去。
晚上，他回到家正准备做作业。这时，随着一阵脚步声，巴维尔走了进来：“安托沙，我有事出去，你到店里去，不能出半点差错。”
安托沙顿时眼里含着眼泪，他小声请求：“店里太冷。我从学校出来一直在发抖。”
“不要紧，多穿点就不冷了！”
“我明天还有好多功课要看呢！”
“到店里去嘛，我每天在柜台里还能抽空读两章《圣诗》呢！你功课不好是因为自己偷懒、贪玩、不用心。快去吧，别磨蹭了！”
安托沙乖乖地放下笔，跟着父亲出门。
到了店铺，巴维尔吩咐安托沙站到柜台后面，自己在商店保护神的圣像前画了几次十字，然后迈着沉重的步伐走了出去，回头把门关上。
安托沙擦着眼泪和鼻涕，坐在肥皂箱上，打开拉丁语法书，开始做作业。
安德留什卡兄弟蹦跳着取暖，与进进出出的顾客们讨价还价。各种声音在低低的天花板下面回响着，吵得安托沙根本无法安心思考。
顾客有的到商店一边的一间小屋里喝伏特加酒。有些常客把这个堆满灰尘、不断散发出臭味的地方看成他们的俱乐部。他们每晚都攥着酒瓶谈天说地。
严寒漫长的冬夜慢慢深了，铺子里冷冷清清。安托沙伏在柜台上做功课。
当时，父亲催得急，安托沙没来得及加衣服，只穿着一件又瘦又小的棉制服和一双露出脚趾的皮套鞋。铺子里冷得像冰窖，他被冻得浑身发抖。
商店从早晨5时一直营业至晚上23时，而厕所搭在1000米外的一片空地上。安托沙起身去厕所，却迎面与一个流浪汉撞在一起，他大吃一惊，飞快地又跑了回来。
这时候店里没有顾客，两个小学徒冻得鼻子通红，两手乌青。他们缩着脖子，揣着手，不时地用一条腿磕打另一条腿，似乎这样可以暖和一点。
又过了一会，见没有人来，安德留什卡兄弟干脆缩在屋角的肥皂箱上，全身蜷成一团，像两只小猫一样打起盹来，不一会就鼾声大作了。
安托沙也把双手插进衣袖，脚趾蜷缩在长统靴里，想到明天课堂上得不到好分数，慢慢地感到忧虑和害怕，甚至变得麻木了。
最后，在门口望风的加甫留什卡闯进来喊：“你爸爸回来了！”
安托沙赶紧站了起来，努力瞪大了困倦的眼睛，心里充满了恐惧，做好了挨训的准备。
巴维尔走了进来，笨重的身躯，宽阔的肩膀，灰黑的胡须，浓密的眉毛，目光严厉地巡视了一下店铺，接着查看账本。
安托沙屏住呼吸，担心算错了账挨打……
“怎么样，卖了多少钱？”
“还行，爸爸，已经卖了两个卢布了。”
巴维尔检查完毕，脸色平和，看来没有差错，谢天谢地！
“爸爸，我可以走了吗？”
“去吧，可要好好做功课，不许淘气，不然的话……”
回到家里，安托沙已经筋疲力尽，都快被冻僵了，母亲赶快过来安慰他。
母亲经常为了孩子们的事挨巴维尔的粗暴对待。她连续生育了6个孩子，还要操持家务，简直不堪重负了。
安托沙记忆里，一直是她在厨房里忙碌，或驼着背坐在缝纫机前的身影。她抱怨孩子们穿得太费，长得太快，总是为6个孩子的吃饭穿衣操心。而丈夫却一直指责她不会操持家务。
安托沙没少挨打，鞭子抽的伤痕会慢慢痊愈，而心灵的创伤却永远不能愈合。不过后来他还是原谅了父亲，他认识到父亲身上的这些缺点，是由于当时生活艰难，在所难免。苦中作乐热爱自然
巴维尔还是一个虔诚的宗教徒，所以他把最好的时间都用于读《圣经》和做祈祷。但他去做礼拜，感兴趣的不是基督教义，而是那些神秘而优美的礼拜仪式、光辉夺目的烫金圣像、闪闪发光的祭袍、旋律悦耳的赞美歌以及跪拜、画十字和燃香的芬芳。
其实，巴维尔是个多才多艺的人，他热情奔放，很有才华，喜欢热闹场面。他小时候在村里的教堂做礼拜时唱过圣诗，于是爱好上了鼓乐，他虽然没有上过学，但通过自修学会拉小提琴和手风琴，还酷爱绘画，对圣像画艺术很有些研究。
他决心把自己音乐、绘画的天赋都传给自己的孩子。
每逢大的节日，不管严寒风雪，不管道路泥泞，三更半夜他都要把孩子一个个地从热被窝里拉起来，到教堂去做早弥撒。
由于东正教堂里没有座位，孩子们得连续站几个小时，礼拜仪式的庄严气氛使他们目瞪口呆。
巴维尔还要求每一个孩子学会一套手艺。每天傍晚，他总是要和二儿子尼古拉表演几段小提琴二重奏，让女儿玛丽雅钢琴伴奏。
而他却命令安托沙说：“老三，你学做一名裁缝好了。”
安托沙听了心中暗暗叫苦，但他敢怒不敢言。他心里一急，竟干咳起来，直觉胸中一热，涌出了一口血。
巴维尔尤其喜欢庄严肃穆的宗教歌曲。当了店老板之后，他最大的嗜好就是到教堂唱诗，后来还亲自组织了一个教堂唱诗班，他当领唱人。
巴维尔努力想把自己的唱诗班办成全城首屈一指的，他从铁匠中物色了十多名有些功底的人，他们都身强力壮、声音洪亮、热情很高，而且异常虔诚。他们白天抡着大锤干活，晚上聚集在巴维尔的店里练唱。
巴维尔的唱诗班走遍塔干罗格的各个教堂，义务唱诗，不取分文。虽然他们的歌喉让人不敢恭维，但是各教堂的神甫们都十分欢迎这个不用花钱的唱诗班。
铁匠们唱的都是低音，所以班子里缺少一个清脆的童声唱中音和最高音部。那个唯一的小伙子只好用刺耳的假嗓子唱最高音部，人们听了都挖苦说：“这不是唱诗，还是打铁的声音。”
巴维尔出于自尊心，为健全自己的唱诗班，果断地强迫自己的3个儿子全部参加唱诗班的高音部和中音部。亚历山大和尼古拉担任第一和第二女高音角色，安托沙担任次女低音角色。
孩子们虽然对唱诗不感兴趣，但父命是不敢违的。每天规定练唱的时间，晚上22时，全体成员准时集合，一直唱至深夜24时。
安托沙是里面最小的，他刚上中学，体质又弱。而且每天放学都有做不完的作业，经常还要去店里值班，晚上练习合唱的时候，眼睛早就睁不开了。
巴维尔作为父亲，是要让孩子们从小养成刻苦耐劳的习惯和尽义务、负责任、守纪律的良好精神，成为真正有教养的人。尽管家庭不富裕，但也要让他们上学、学外语、学画画、唱歌……
因此，安托沙兄妹几个不仅多才多艺，而且刚刚十多岁时就能说一口流利、标准的法语了。同时，安托沙的母亲叶甫盖尼亚也喜欢文艺，她出身商家，读过书，年轻时还写点小故事之类的东西。
听母亲讲故事是安托沙兄妹幼年时代最大的乐事。母亲小说中那生动的人物形象，故事中那曲折的情节，旅程中那真实的细节，把孩子们的心都紧紧地抓住了。
母亲性格温柔，心地善良，她讲的故事中，也都突出表现心地善良的小人物，他们无权无势，但是自尊自强。
学校和家庭、店铺的气氛如此令安托沙兄妹感到苦闷和恐怖，但是，他们并没有陷入痛苦中无法自拔，而是自己想办法开心，用玩笑逗乐，用恶作剧去缓解、改变这种郁闷、窒息的气氛。
塔干罗格的夏天干热难熬。兄弟几个从早至晚光着膀子，夜间在院子里支个棚子睡觉。安托沙睡在他自己亲手栽种的葡萄架的绿荫之下，自封是“无花果下的约伯”。他还在葡萄架下写诗、编故事。
天气热得受不了时，兄弟们几乎天天到海滨游泳。他们最常去的地方叫沐浴坡，那里海岸平缓，从岸边至少要走出1500米，海水才齐脖子深。
他们邀上一大群孩子们一泡就是几个小时，安托沙还每次都带上他那两只心爱的黑狗。
他们也常去海湾捕鱼，不但带着渔具，还要带上一口大锅，捉到鱼后就地煮熟，美美地吃一顿。有一次，他们捉了365条鱼，这下他们可乐坏了。安托沙还说：“一天吃一条，正好可以吃一年。”
他们除了捕鱼，还在岸边观看来往的船只，有时也下海游泳，并抓住船的缆绳和锚链。有一次，安托沙的额头碰到了海底的尖石，从此左边留下了一记终生不掉的伤疤。
傍晚，他们从海湾回家，沿途捡拾着过路的大车上掉下来的榛子、核桃等，等他们回到家里时，肚子也吃饱了，而且口袋也装得满满的。
安托沙还从图书馆里找来好多滑稽故事，在同学面前大声诵读，读得绘声绘色，逗得大家哈哈大笑，而他却若无其事，故作严肃。
他还经常模仿老师或同学的神态举止、说话腔调，同学们乐得眼泪都出来了，有的抱着椅子不敢动，怕一动就乐得摔下去。
安托沙的即兴表演不仅在课堂上，在家里也时有展示。就连成天阴沉着脸的巴维尔，也有时在吃饭后忍不住会提议说：“老三，来，给我们大家表演一个吧！”
安托沙故意装作苦苦思索：“演个什么呢？这可是个难题。”
巴维尔着急地说：“什么都行，随便来一个让大家乐乐。”
安托沙沉思着说：“那就来一个老夫子念白吧！”
全家人马上哄然叫好，并热烈地为他鼓掌。
安托沙站在“观众”们面前，他郑重地整了整衣领，又咳嗽了两声，然后就模仿着老夫子的动作，高声地朗诵起一段文章来。
大家都被逗得前仰后合，互相推搡着。
母亲不停地拿围裙擦着欢喜的眼泪。父亲则高兴地赞叹道：“真有你的，老三，你不愧是我的儿子，是块当演员的好材料。”
还有一次，他扮演一位蹩脚的牙医，让大哥演患者，他十分缓慢而笨拙的动作和丰富的表情，把“观众”们逗得哄堂大笑。
安托沙还喜欢即兴表演各种议会上的官员们。有一次，他扮演“沙皇日”在大教堂里主持庆贺典礼的市长。他那惟妙惟肖的表演，形象地表演出了一个扬扬得意、妄自尊大的人物。
安托沙还很爱给兄弟们起外号，他管二哥尼古拉叫“斜眼”，管大哥亚里山大叫“歪鼻”，而叫四弟伊凡为“狮子头小狗”。
爱上戏剧表演
1873年暑假，叶甫盖尼亚带着6个孩子去探望住在乡下的祖父和祖母。那里离塔干罗格大约100千米，这次愉快的草原之行，使孩子们终生难忘。
他们租了农民的一辆结实的四轮大马车。父亲巴维尔由于要留在家里照看店铺不能一起去，他虽然表现得很遗憾，但孩子们却都在心里喊着：“太好了！”
临上路时，巴维尔不停地嘱咐大家。而大家一边口头应付着，一边和妈妈挤上了马车。
大车缓缓前行，一路颠簸着，6个孩子和母亲在车里相互碰撞着，互相取笑着，高兴极了。
大车“吱吱嘎嘎”地行驶着，后面扬起了阵阵灰尘，烈日下，一望无际的平原就像海洋，在微风吹拂之下，翻起层层波浪。
每到一处，大家就下车休息。他们在路边野餐，到池塘游泳，在草垛上打滚，在客栈里或露天围着篝火过夜。安托沙裹着大衣，凝视着火焰和万里无云的天空，呼吸着野草和烟熏的清香，尽情地享受夜色的宁静，心中无比兴奋、快乐。
两天之后，他们终于到达了祖父家。祖父领着他们在大花园里奔跑、爬树，或到河里游泳。而且，他们还多次跟着祖父到田间收割庄稼。
秋天回来之后，安托沙生命中发生了一件大事——他第一次去剧场看了戏剧。
景色秀丽的塔干罗格自古以来就负有“音乐之城”的美名。这里民歌尤为盛行，因为当地居民大多是能歌善舞的乌克兰人。而且它又是个与外国通商的港口，有许多意大利和希腊的商人。意大利的剧团经常来演出一些著名的歌剧，如《塞维勒的理发师》、《茶花女》等。
安托沙虽然无数次经过彼德罗夫斯卡亚大街上的剧院门口，但还从来没进过里面看过戏剧。因为当时学校有规定：中学生未经校长的批准，不准进剧院看戏。
第一次看戏，当帷幕拉开时，安托沙简直惊呆了！
当时台上演的是奥芬巴赫的俄罗斯轻歌剧《美丽的叶莲娜》。
安托沙深深被舞台上的布景、灯光和演员的服饰吸引住了：硬纸板做成的大理石圆柱，蓝色的幕布展现出浩渺的天空；折射在天幕上的灯光变幻出美丽的彩霞；演员穿的服装让人眼花缭乱……
这出歌剧使他非常兴奋和激动。在回家的路上，剧中的情节一直萦绕在他的脑海中。回到家以后，他就欣赏起歌剧里的各个角色来。
从此，他抛弃了童年时的游戏，也忘记了去捕鱼、到墓地里玩耍，再也离开不戏剧，离不开剧场了。他完全沉醉于戏剧的激情之中。
而且他还发现，来看戏的都是一些有钱有势的显赫人物，他在心里说：“呀，这么多的人都来看戏，都为一名演员喝彩，做演员可真了不起，将来我呀……”
一回到家里，按捺不住的安托沙就与具有喜剧才能的兄弟妹妹组建了自己的剧团，他们在亲戚、朋友和邻居们这些热心观众面前演出。他亲自参加演出的第一个戏就是《钦差大臣》。
那天，他和两个哥哥很早就把杂货铺隔壁放木柴的小屋打扫干净，用木板铺垫成舞台，拉一根绳，上面搭上被单当帷幕。而且这次，父亲还破例允许他们多点了几根蜡烛。
“观众”们都赶来了，演出正式开始。
安托沙扮演戏中的省长角色，他挺着僵硬的脖子，穿上带着锃亮铜纽扣的节日制服，腰上挎着一把马刀，为了增加风度和派头，还用坐垫在衣服里把肚皮垫得鼓起来，胸前挂满了纸板做成的勋章。
他瞪圆了眼睛，鼓着嘴，鼻音很重地说：“嗯，我是谁？你不知道，我就是本省的省长，记住了？”他演得滑稽极了，使“观众”笑得喘不过气来。
后来，他更出色地在戈里高里耶夫的《马车夫和一个骑兵军官的恶作剧》中扮演了一个饶舌的老太婆。只要他一登台，“观众”就止不住大笑，因为他总能把角色表演得惟妙惟肖。
有一天，安托沙说：“咱们应该有个固定的剧院来演现代戏，老在柴屋里可不是办法。”
大家也深有同感：“是啊，是啊！”
后来，安托沙的好朋友安德烈·德罗希表示：“我们家的房子很宽敞，可以到我家去演。”
他们和安德烈的父母一商量，这对善良和富裕的布尔乔亚夫妇立刻就同意了。
安德烈把他们领到一个大客厅：“怎么样？够不够大？隔壁的房间可以供演员化装和放服装道具。”
兄妹6人绕着大厅走着，比画着。二哥尼古拉高兴地说：“这回可好了，咱们有真正的剧院喽！”
后来，安德烈的母亲又热心地向他们说：“孩子们，你们看看走廊落地窗的那个大布帘能不能用上？”
大家到走廊一看，那是一块彩色的上面饰有展翅欲飞的巨鸟的布帘。拿来一试，正好把大厅隔成两半，前面是舞台，另一边是放着椅子的观众席。
在一个小孩专用的壁橱里放满了服装、道具、化妆盒、假发。不久他们的戏就一出出在这里上演了。他们的精彩表演，每次都获得成功，“观众”席上挤得满满的。
后来，安托沙受到成功的启发和鼓舞，还自己动笔在练习本上为自己的“剧院”创作短剧。
他写的第一个剧本叫《孤儿》，表现不懈追求和反抗精神。后来还创作了一系列喜剧题材的如《棋逢对手》、《一个剃了胡子的佩枪的秘书》、《难怪鸡叫了》等。
他的剧本不仅供家庭剧团演出，也供给同学业余演出，于是他又大胆创作短剧来嘲笑有些同学的怪癖。不过演过后就毁掉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