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意识的发生：对笛卡儿命题的改换
笛卡儿曾经提出过一个在哲学史上著名的命题：我思故我在。这个命题尽管有很大片面性，但仍不失其在思想史上的意义。在西方，对“我”(人)和对“思”的科学研究正是以笛卡儿为新的起点的。到了德国古典哲学的最后一位代表人物费尔巴哈那里，终于对自笛卡儿以来关于“思”与人的本质问题的探讨做了如下总结：
动物只有一种单纯的生活，人则有一种双重的生活：在动物，内在生活和外在生活合而为一，人则有一种内在生活和外在生活。人的内在生活是与他的类、他的本质相联系的生活。人思想，也就是说，他在同自己交谈，说话。《十八世纪末十九世纪初德国哲学》，商务印书馆，1975年，第544页。
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在着手制定新的世界观之际也正是以对上述论题的继承为出发点的。在1844年手稿中马克思写道：
动物和它的生命活动是直接同一的。动物不把自己同自己的生命活动区别开来。它就是这种生命活动。人则使自己的生命活动本身变成自己的意志和意识的对象。……有意识的生命活动把人同动物的生命活动直接区别开来。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
不久，马克思便把对人的本质的探讨引向对人类社会的本质及发展规律的探讨，提出了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决定精神生活过程的唯物主义历史观。随后，马克思把毕生的主要精力投入到关于物质生活生产的经济学研究方面。恩格斯晚年结合19世纪后半期的科学进展，特别是人类学成果对唯物史观做了进一步的说明和补充。马克思主义创始人没有来得及(在当时似也没有可能)研究这样的问题：存在和意识、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在史前人类中是怎样开始分化和形成的？也就是说，动物的单纯生活是怎样过渡到人类的双重生活的？更简明地说，人类意识是如何发生的？“我思”是怎样开始的？
一个世纪以后的今天，结合新的科学成果，研究和解答上述问题，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和认识论，应成为当代人文科学家的重要议题。
在前面的考察中我们试图说明，“思”是从行动开始的。现在我们将进一步说明，把人和动物直接区别开来的不是广义的“思”，而是能够把“自己的生命活动本身变成自己的意志和意识的对象”的符号功能和符号行为。符号行为的出现首次带来了一种对象化世界，使人能把外在自然和自身的自然变成对象化的存在。符号给“思”带来了质变，本来和肉体存在交织在一起的行动思维由于有了符号为中介，才开始孕育出脱离肉体动作而独立出来的可能性，这种可能性随着符号功能的不断发展，则必然变成现实。
具体来说，正是在作为符号行为之始的法术舞蹈中，人类才成了人类，才产生出了意识，孕育出了使包括劳动经验在内的文化信息得以传递和交流、得以世代延续的载体。从表面上看，法术舞蹈是身体的规则动作，这同动物的求偶舞蹈简直无甚差别。但从实质上看，动物舞蹈出自动物的生理本能，它就是动物单一的生命活动；法术舞蹈是由主体意愿内容驱动的，它表现为外在生活的形式，实际上已成为内在生活、精神生活的萌芽。主体通过有目的有意识的动作而意识到自己的对象存在，舞蹈动作本身成为人与自然之间的交际过程，同时又是舞蹈者之间的交际，还是舞蹈者同自己的无声交谈！关于前一种交际的意义已略见上文，而后两种交际的意义亦不可忽视。因为它们是符号功能和符号行为进一步发展的内部动力。正如延迟模仿和象征性游戏推动着儿童符号功能向心理表象和语言方向发展，法术舞蹈不断地把符号行为本身作为对象反馈于自身，内化为新的符号功能，为更高级的符号行为的产生创造主体条件。从这一意义上看，法术舞蹈实为后代一切宗教仪式、宗教观念的直接源头。一位早期的人类学家说得好：
野蛮人的宗教与其说是想出来的，不如说是跳出来的。R·马雷特：《前万物有灵宗教》，转引自C·A·托卡列夫《外国民族学史》(中译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第132页。
以符号发生理论的透视力来重新考察宗教和思维的起源，我们甚至发现，存在主义者对笛卡儿命题的改换倒是不自觉地包含了富有启示意义的发生学内涵，曰：“我舞故我在。”
(二)法术思维的发展：阶段划分及外部动力
法术思维不是孤立和静止的现象，而是随着符号功能的进展而不断建构的过程，这个过程可以大致划分为三个阶段。法术性舞蹈是法术思维的低级阶段。在这一阶段，动物的行动思维转变为成人的行动思维，问题情境的解决方式是主体意愿以幻想实践(表现为狩猎舞蹈)的形式实现对自然客体的控制。之所以如此，最终应归因于最早的人类祖先相对低下的实际生产力(控制自然的能力)和当时唯一主要的物质生活方式(狩猎)。
狩猎生活贯穿着整个旧石器时代。由于石器工具的不断改进和多样化，原始猎人的生产力水平才逐渐提高。在这一上百万年的漫长进程中，人类符号功能的发展同人类生产能力的发展是互为因果，同步前进的。“据报道，黑猩猩是惟一有改变天然物能力的动物，如去掉树的枝杈，来猎取白蚁，近似于工具的制造。但黑猩猩只是在眼前能获得结果的场合下，才会这样做。由于智力的限制，它很少知道过去或未来”。吴汝康：《人类的起源和发展》，科学出版社，1980年，第119页。这一事实十分耐人寻味。如果说劳动创造了人本身，那么为什么黑猩猩的劳动(而且还是使用工具的劳动)不能使它们进化为人呢？
笔者以为，答案就在于有没有能促使劳动飞跃发展的主体符号功能，而不单单是智力水平的问题。黑猩猩的智力程度在整个灵长类中出类拔萃，但是黑猩猩没有符号功能，它尽管已使用了二十多个表示不同语义的叫声信号，但这些信号的使用只是即时即地的条件反射，不能进行移位性的交际活动。从这一方面来理解，我们似可看出，为什么黑猩猩只能生长在自然必然性所限定的时空中，“很少知道过去或未来”。这样，黑猩猩使用工具的劳动经验和技能虽已接近了“准文化信息”的边缘，却由于没有符号载体来传递、交流和累积(！)而仍然局限在遗传信息范畴以内。相比之下，人类却得天独厚，除了劳动而外，还获得了符号功能，正是符号功能使人类得以超越时空的必然限制而得到相对的自由。即以最低等的符号行为——法术舞蹈而言，它事实上已把过去的事物同未来的内容以现在的动作活动连接起来，完成了一次史无前例的抽象。就舞蹈动作的外在形式来看，是对过去的经验情境的延迟模仿，就舞蹈的目的来看，又是对尚未出现的事物的一种主观召唤。在舞蹈中，对过去的追忆同对未来的期望实已真正融为一体了。久之，舞蹈实践势必内化为心理机制，使人类得享借思维超越时空的特权。有了过去经验的积累，有了对未来的预见，或者说有了对明天的忧虑，工具的制造和使用才远远超出“在眼前能获得结果的场合”之外，从而获得“超生物”的飞跃。
如前所述，符号功能与生产能力之间是互为因果的。符号行为和劳动活动作为人类实践的两大领域，也是息息相关、同步发展的。除了符号行为促使劳动飞跃的一面以外，还存在着发展中的劳动活动促进符号不断向高级形式演进的一面。如果从这两种基本实践活动最近，一位前苏联学者提出了一种不无启示性的假说，认为人类活动的结构由四个基本部分级成：劳动、认识、交际、价值活动。见M·B·杰明：《劳动——人类的一种活动》载〔苏〕《哲学科学》1984年，No1，中文摘要见《国外社会科学快报》1984年第14期第5页。笔者以为，从符号学观点看，劳动以外三种活动似都可归为符号活动。相互作用的角度重新理解(阐发？)恩格斯关于手和脑在人类进化中辩证关系的观点，我们将看到，手和脑的进化关系不只是一对一的相互作用；马克思主义创始人所面临的历史任务侧重于从物质生产、从经济学方面揭示人类社会的底蕴，这样他们着重从劳动这个层次上阐发人的本质和人的实践，就是理所当然的了。然而，诚如一些当代马克思主义者所强调指出的，劳动只是“人类活动的一种形式”参看〔苏〕M·B·杰明：《劳动——人类的一种活动》，中文摘要见《国外社会科学快报》1984年第14期，第5页。。仅从这一种形式入手，尚不足以穷尽人的本质的丰富性和人的实践的多层次性。如何从新的层次入手，在现有基础上进一步开掘“人学”的奥秘，似应成为当代马克思主义者努力的一个方向。笔者以为，从符号活动和劳动这两大基本层次上来考察人的实践，对于深入理解意识的发生及分化过程(即分化为宗教、艺术、科学等不同的意识形态)，理解物质生活的生产同精神生活的生产之间的辩证关系乃至社会意识和社会存在之间的交互作用，都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在以符号功能的发展为内在动力，以劳动能力的发展为外部动力的双重实践作用之下，法术思维必然要以新的建构改变原有的初级形式。根据考古学、人类学所提供的实物材料以及宗教学方面的现象描述，我们似可拟定法术思维发展的中级阶段。
(三)法术思维的中级阶段
在法术思维中级阶段的前期，首先是法术舞蹈本身的多样化(从旨在强迫狩猎对象出现的狩猎舞派生出旨在促进动物繁殖的交感舞蹈，进而又衍化出不限于模仿动物的其他法术舞蹈形式，如食物舞(bread dance)、性征舞(phallic dance)、战争舞(war dance)、丧舞(death dance)等，接着就是法术舞蹈向仪式、哑剧等动作性减少而象征性增强的符号行为的进化。与这一过程相伴随的乃是关于各种超自然存在(如精灵、灵魂等)的原始观念的萌生，以及法术向巫术的过渡。
法术思维中级阶段的前期大约相当于旧石器时代的中期(30万年前到5万年前)。我国的马坝人、长阳人、丁村人和欧洲的尼安德特人(简称“尼人”)，在进化的程度上与这一时期大致相符。尼安德特人洞穴遗址中人头骨和熊头骨的立体排列向人们无声地暗示着，原始宗教仪式已采取了较发达的形式。
然而，无论是马坝人、长阳人、尼安德特人，还是迄今发现的与他们同时或更早的人类遗迹中，都还没有一件哪怕是最粗糙的物化的符号形式——雕塑或绘画。这一事实意味着在法术思维中级阶段的前期，人类符号行为尚未从根本上脱离自身身体的动作；或者说，以身体动作为媒介的外在的符号活动尚未内化成足够强大的形象化表象能力，从而使这种心理表象的外化形式无从发生。
到了法术思维发展的中级阶段后期，我们看到，符号活动终于完成了这一场伟大的载体革命，在法术舞蹈、仪式、哑剧等表演性行为之外，产生了不以主体动作为局限的新的物化的空间造形符号形式，那便是遍布于世界各地(主要集中在欧洲)的属于旧石器时代后期的洞窟壁画、偶像化石和各种刻画符痕。
从动作符号到空间造型的物化符号，载体革命的意义是极为深远的。首先，从思维发展过程上看，这是继以符号的发生为标志的行动思维的质的飞跃之后，又一次巨大的飞跃，其直接结果便是使行动思维终于摆脱了千百万年来的“行动”羁绊，把思维的物质外壳从身体动作转向心理表象，从而完成了前语言阶段思维发展的第二次抽象化过程，为更为抽象化的语言思维的发生奠定了根本性的主体心理基础。从思维的内容来看，行动思维只能以主观情感意愿的投射来解决问题情境，而情感意愿毕竟还是最接近动物的心理层次内容；心理表象的发生使思维运演活动得以脱离受时空局限的身体动作而获得自由，这就使大脑处理信息的能量和效率得到迅速提高，使观念和思想这些较高级的心理层次参与问题情境的解决。
符号载体革命的意义并不限于思维发展方面，思维发展本身也当从进化和文化的意义上来理解。心理表象外化为物化符号，一方面意味着文化信息传递的永久性物质载体的出现；另一方面也意味着造型艺术和偶像崇拜(神灵观念的先导形式)的起源。永久性文化信息载体的出现使文化的积累发生革命性变化，必将促成生产力的迅猛提高，带来延续了300万年的旧石器时代的终结。造型艺术和偶像崇拜的普遍发展反过来强化了心理表象能力，使不受时空限制的想像力和抽象力同时增长，为日后人类意识的分化埋下潜在的种子。
符号载体和思维形式的第二次飞跃并未从根本上改变法术思维的性质。尽管除了法术活动之外，巫术、图腾、万物有灵观(精灵信仰)等其他原始宗教形式也随着心理表象能力的发生而发生，并外化为辅助仪式、舞蹈、哑剧表演的道具(如假面、偶像、图腾柱或图腾标记以及文身和其他法术装饰)。但法术思维的本质特征——自我中心倾向仍然贯穿在整个人类意识活动中。即以欧洲一些著名的旧石器时代晚期的洞穴壁画为例，其法术性质是显而易见的。在这里，两三万年以前的猎人们解决问题情境的方式已同他们的远古祖先有所不同，召唤和确信狩猎对象出现、预祝狩猎成功的主体意愿对象化为空间造型性的动物图像、狩猎图景。和法术舞蹈的区别是，意指性活动从暂时性的动作表演变化为永续性艺术作品的创造活动。原始艺术家们对自己的观察、模仿和创造能力具有神秘的自信，他们坚信自己的精神生产同狩猎活动——物质生产之间有必然的因果联系。因此，他们以细节的真实来再现狩猎对象被矛或箭所击中的情景，精心地绘制出巨大而强壮的动物受伤死去的逼真画面。除此以外，思维的自我中心倾向还表现在原始艺术家们无视客观物象之间的空间关系。如在拉斯科洞穴中，不同时期的动物图像是重叠在一起的。史前画家们主观认定洞壁的某一部位最富有法术意义，因而不顾原有的图形的存在，把自己的作品强行叠加上去。当代心理学家们发现，史前艺术的这一特征在智力水准倒退的精神病患者们的绘画中也惊人相似地表现出来。
(四)法术思维的高级阶段
法术思维发展的高级阶段大约开始于新旧石器时代交替之际，以人类符号功能的又一次巨变——心理表象向语言思维的过渡为主体心理基础。语言起源是一个十分复杂的课题，需要专门研究。这里所要说明的是，从动物的呼叫系统到人类的分节语言，其间的递变过程的确和人类本身同样古老。不过，以概念语词系统为符号媒介所进行的抽象思维运演活动的发生却不会很早。也就是说，规则的分节语言取代心理表象而成为思维的物质外壳，这种符号功能的又一次载体革命是相当晚近的事。在这场变革完成以前，一定有一个语言本身不断发展完善，不断与心理表象交汇结合，最后又取代心理表象的过程。从行动思维到表象思维，是人类符号功能的一大抽象化过程；现代心理学认为表象是物体在人类心理中的抽象的类似物的再现，而不是对物体的完整再现或刻板摹写。参看《现代认识心理学关于表象的研究》，载《心理学动态》1984年第1期，第22页。从表象思维到语言思维，则完成了一次更大的抽象化。在进化意义上，它表明人类大脑左半球优势(猿类大脑无左右半球之分)的形成；在文化意义上，它同生产工具的历史性变革(指新石器取代旧石器)交互作用，使人类文化进程获得了空前的加速度。这种加速度可由下述事实表明：旧石器时代延续了几百万年，而新石器时代以来迄今的历史只有1万多年。后者同前者相比短暂得不可同日而语，但文化的发展却超过前者不知多少倍。
在法术思维的高级阶段，法术活动同语言相结合，产生了新的形式——咒语。过去是主体以自身的动作或物化的造型符号对客体施加影响，现在则又产生了主体以其语词来实现情感意愿内容、操纵和控制自然的法术手段。这种法术手段不论是在前文字的原始社会中还是在文明社会中都可以看到。马林诺夫斯基曾认定任何形式的法术(巫术)都由三要素组成，即咒语、仪式与巫师(《巫术科学宗教与神话》中译本第176页)。其实，他所说明的现象只适用于法术思维发展的高级阶段。在这里，行动思维的万能性信念衍生为语言万能的信仰。根据这种信仰，语词所代表的东西与所要达到的目的“都相信与语言本身是一件东西，或与语言保有交感作用。一些表示欲望的词句，一经说出，便算达到目的”。 李安宅编译：《巫术与语言》，商务印书馆，1936年，第13页。法术师和巫师的话成为“金口玉言”，呼风则风至，唤雨则雨来，都相信咒语一出，结果便如影随形般地达到。《巫术与语言》，第14页，参看〔法〕列维-布留尔：《原始思维》(中译本)，商务印书馆，1981年，第224—225页。弗雷泽认为，最早的统治者就是从这种拥有“金口玉言”的特殊权力与超自然力保持着神秘交往关系的法术师们演变而来的。参看弗雷泽：《金枝》插图缩写本，第1章《法术和王者的进化》，第44—46页。中国商代的甲骨卜辞，从其形式和功效来看，也具有法术思维的性质：
戊辰卜，及今夕雨？弗及今夕雨？
癸卯卜，今日雨。其自西来雨？其自东来雨？其自北来雨？其自南来雨？
——(见郭沫若《卜辞通纂》)
这时的问话可以视为古人求雨法术心理的现实记录。正如法术思维在儿童初期语言行为中表现出的自我中心倾向一样，“有一种请求不知不觉会变成命令；有一些问题又包含有一种内在的请求”皮亚杰：《儿童的语言与思维》(中译本)，文化教育出版社，1980年，第44页。。在儿童那里，这一类自我中心的语言形式尚未成为逻辑运演的符号媒介，也不是用来进行理智交流的，而是主要用来辅助行动的。基于同样的道理，像“其自东来雨？”这样的语言句式也不应看成是古人理智的发问，它的确在问题中含有一种内在的请求，是主体对客体施加影响的一种辅助形式。只是由于时代的前进，理性之光使自然因果关系越来越清晰起来，自我中心的信念已从根本上发生了动摇。原有的主观意愿已经不能再像“土返其宅，昆虫毋作”之类的咒语那样以充分的自信强加给自然客体了。因此，就不得不采取了谦和得多的请求方式，以疑问的口气同客体相商了。
自我中心倾向的衰退表明人类对自然必然性的认识有了巨大的进步。幻想受到经验事实的校正，主观意愿开始顺应客观现实条件。人类对自身的力量有了较清醒的意识，不再幻想借自身的行为或借超自然的力量来控制影响自然进程了。到了这时，法术思维就开始退出历史的前台，而让位于作为哲学、科学、宗教(指原始宗教以后的)和艺术等各种独立的意识形态前身的神话思维了。
弗雷泽指出，正是由于原始人逐渐看到法术思维并不能偿其所愿带来客体的变化，于是才有所戒惧或希望，有所祈祷或反抗，乞灵于较高的能力，乞灵于魔鬼、祖灵或神祇。马林诺夫斯基：《巫术宗教科学与神话》(中译本)，商务印书馆，1936年，第3—4页。也就是说，对自身力量的信仰的丧失导致了对神的信仰；法术的解体，带来了新的宗教。或者不如说，“法术便是以人为中心的宗教，宗教便是以神为中心的法术”《新大英百科全书》第1卷，“万物有灵论”条，第922—924页。。科学则既不以人为自我中心，亦不以神为中心，而是以客观必然性、以自然的因果关系为中心。法术基于人的自信，要求人直接与自然发生关系，在这一点上倒与科学相近(所不同的是法术的自信是一种自欺欺人的自大，而科学的自信在于认识了必然)；宗教则以人的无能为力为其存在的前提，人与自然的关系必须通过神的作用。
在神话思维发生以后，法术思维虽退离了前台，但并非从历史舞台上绝迹。恰恰相反，这种由来已久的传统思维方式仍然以残余形式和变相形式广布在原始社会和文明社会中。据马林诺夫斯基报告，在神话思维已相当发达的美拉尼西亚的原始部落中，“凡是有偶然性的地方，凡是希望与恐惧之间的情感作用范围很广的地方，就见得到巫术。凡是事业一定、可靠，且为理智的方法与技术过程所支配的地方，我们就见不到巫术。更可以说，危险性大的地方就有巫术，绝对安全、没有任何征兆余地的就没有巫术”马林诺夫斯基：《巫术科学宗教与神话》，李安宅中译本，第175页。。由于疾病对人类威胁极大，且不可能为理智和技术所完全控制，故在原始社会乃至文明社会中普遍存在着巫医信仰，这一事实足以表明法术思维生命力之顽强。除了独立于后代宗教以外的法术、巫术形式外，法术思维的某些特征还被人为宗教同化于自身，以变相形式遗留下来。最常见的一些宗教仪式、祈祷活动等，无不透露出法术活动的古老面影。此外，法术还为神话、民间故事等后世文学提供着无数的神秘母题和原型，甚至以“愿望思维”(wishful thinking)的形式成为创作的一个内在动力因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