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斯堡把惠特曼称作父亲，至少在《加利福尼亚越级市场》一诗中是这样的：“我们上哪儿去，华尔特·惠特曼？还有一个小时就要关门，你的胡子今夜指向何方？啊亲爱的父亲，灰胡子，孤独的勇气教师。”虽然惠特曼活着时不曾想像自己在下一个世纪会有个“嚎叫”的儿子。关于这一点，金斯堡知道得最清楚。诗歌帮助他缔结了某种血缘关系。或者说，每个文学大师都能找到他潜在的亲属（就像失散了多年又重逢似的）：那些影响过他的人，以及将受他影响的人。美国的历史较短，惠特曼堪称是这个国家的诗歌教父，几乎每位诗人都曾经读着他开天辟地的《草叶集》长大。金斯堡是最叛逆的一个了，但也未敢“弑父”，未敢否认惠特曼的滋养。
同样，茨维塔耶娃则自称是普希金的妹妹：“从普希金的决斗开始，在我心中便萌发了一种姊妹之情。一种比女人对男人的爱情（包括崇拜）还要密切、还要执著的感情，一种由诗歌锁链衔接的亲情。”她把俄罗斯诗坛的这位太阳神视为自己的兄长，自己的“带路人”，以他血染的那块雪地作为起点，重新出走。当然，她希望能比普希金走得更远，并且可以抵抗任何打击之物，哦，愤怒的热血，甚至会使射入体内的子弹头熔化的！她潜意识里渴望做诗人的保护神：“我把世界分成诗人的世界和众人的世界，我选择了诗人，选择诗人加以保护：保护诗人，免受众人的伤害，不管这些人穿什么服装叫什么名字。”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她多多少少有一点为遇害的普希金复仇的心理，为被污染与被损坏的诗歌荣誉进行报复的愿望。于是，这位失去了亲人的孤独的复仇女神笔下，流淌出太多的表达憎恨、抗议乃至痛苦的文字。甚至比普希金的男中音更为决绝与嘶裂。茨维塔耶娃的早期诗作中就已经有一种俄罗斯女性诗歌中至今不曾有过的刚烈、粗犷，而且即使在男性诗人当中也是罕见的，这些诗尽是尖锐的棱角！茨维塔耶娃的性格是一颗坚硬的核桃，它的里面是咄咄逼人的好战性，是挑逗的、胆大妄为的进攻性，如果试图找到茨维塔耶娃诗歌的心态公式的话，那么，这个公式与普希金的和谐恰恰相反，是用自然力打破和谐。这是跟她同时代的诗人叶甫图申科所下的结论。
也只有普希金，才配有这样一位强大的妹妹，互补并且可以相互引以为骄傲的妹妹。
除此之外，茨维塔耶娃似乎不会崇拜第二个人，哪怕他是沙皇。茨维塔耶娃童年时就居住在著名的普希金纪念像附近，她经常去看望那位终年屹立在莫斯科特维尔街林荫花园里的巨人。以至某一天，普希金的儿子来茨维塔耶娃家拜访其父母，在这个无比惊喜的女孩眼中，他简直是普希金纪念像的儿子，而普希金纪念像的儿子变成了普希金纪念像本身，到家里来做客的就是普希金纪念像：“普希金的儿子，就是曾经是普希金的儿子的那个人，已经是纪念像了。他的荣誉和他的血统的双重的纪念像。活生生的纪念像。”
但茨维塔耶娃对普希金的仰慕，同样也是对那位死去的大诗人最好的纪念。普希金的儿子不写诗，是个凡夫俗子，但他的诗歌精神并没有失信，他毕竟还有个写诗的“妹妹”，优秀的传人。
茨维塔耶娃即使在普希金面前，也力图保持独立的人格，像两个同样伟大的灵魂一样平等地交往。这就是她把普希金认作兄长，而不是父亲的原因。女诗人茨维塔耶娃，没有恋父情结，因为她相信自己也是强者：“我可以握着普希金的手，但决不吻他的手。”叶甫图申科评析过茨维塔耶娃写给普希金的一首诗：“她甚至在想像中会见自己在世界上最亲爱的人，普希金时也不肯挽着他的手臂登山。‘自己登上去！’这位反叛的女性高傲地说道，然而她的内心几乎是一个偶像崇拜者。顺便说一句，我搞颠倒了，把这一情景简单化了。茨维塔耶娃是如此高傲，她竟然确信：普希金听到她的第一句话便已经猜出了‘跟他同行的是个什么人’，他甚至不敢贸然地去搀扶她登山。然而，在诗的结尾，茨维塔耶娃毕竟变高傲为柔情，允许自己同普希金一起携手奔跑，只不过那是下山。”许多人感到讶异，茨维塔耶娃对普希金的态度是令人惊奇的：她热爱他，又嫉妒他，又与他争辩，犹如与一个活生生的人争辩一样。
或许在茨维塔耶娃心目中，普希金确实还活着，并且与自己的生命相伴始终，是她诗歌的兄长，又是她精神上超越时空的情侣。或许，这份高傲，正是茨维塔耶娃与普希金最相像的地方。假如有天堂的话，茨维塔耶娃最渴望的便是跟普希金相遇并且会合吧？（其实她早已经在想像中实现了）那会是怎样的情景？茨维塔耶娃不仅对普希金之死充满怜悯，她对整个诗人群体都怀有特殊的母性。譬如她在致帕斯捷尔纳克的信中说：“我最心疼那想填饱肚子或者牙疼的诗人，这使人在人性方面接近了。我是诗人们身边的保姆，是他们的卑微处境的安抚者，绝对不是诗人！也不是诗神！是年轻的（有时又是悲惨的，但是依然是一个）保姆！”这是一个纯粹的女人的态度。在她眼中，诗人们都是需要照顾的弃儿。
文学，也会有遗传基因的，甚至可能比世俗的血亲关系更为庞大与牢固，它是跨越时代与种族的。譬如中国当代的女作家陈染，曾经从梵高的绘画里读出了可以无限繁殖的诗意：“我不爱长着这只耳朵的怪人，我只爱这只纯粹的追求死亡和燃烧的怪耳朵，我愿做这一只耳朵的永远的遗孀。”梵高亲手割下的耳朵是最性感的，一种玉碎的艺术，一种残酷的美。
每一位作家或艺术家都曾经是偶像崇拜者。他们选择的偶像，肯定是最符合自己的理想的。正是他们使偶像能永远保持着活力，同样，他们也从那些死去的大师们身上汲取了营养与力量。在成长中，他们也极有可能成为新的偶像。这就是文学家族复杂而博大的根系。这就是文学的家教，或家传。没有谁是孤儿，没有谁可以脱离别人而塑造自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