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是茶的故乡，绝大多数的中国人都有饮茶的习惯，自盛唐以后，更发展成为具有独特风格的“茶文化”。唐宋时期，不但中原地区的人民把茶列为“开门七宗事”之一，而且，以肉食为主，需要从茶中摄取维生素的边疆少数民族也已经到了“不可一日无茶以生”的地步。从唐玄宗时起，中原就开始了以茶易马的历史。有宋以来，由于军事、经济上的需要，以茶易马更是进行得如火如荼。马匹对于增强宋朝军事实力有很大裨益，而少数民族地区对茶与中原地区对良马有同样的渴求。
@@礼尚往来互通有无
中原地区缺少良马，这是人尽皆知的事实。在唐朝中期以前，中原地区获得良马的渠道主要有两种——贡赐易马和钱绢易马。
《回鹘人牵引图》。隋唐时期北方草原的主人是突厥人和回鹘人自秦汉以来，中原周边地区的少数民族权利，亦即周边属国，每隔一段时间就要把奇宝珍玩及地方土特产贡献给宗主国。而中原的朝廷也要把等价或高于其值的物品回赠，称之为“赐”。隋唐以后，西方属国如吐鲁番、回鹘、突厥等少数民族权利进贡的主要物品是良马，朝廷赐的则主要为金、银及绢帛等物，而在与少数民族接壤的地区，民间交易一般也是如此。
安史之乱后，因回鹘在平灭叛乱中有功，唐王朝在与回鹘的交易中常常以高于其值钱货来换取马匹。当时绢马贸易的比价是一匹马换40匹绢。马价明显高于市场价格。唐德宗曾经以帛10万匹、金银10万两偿还回鹘马价；唐文宗太和元年（827），中央政府支付回鹘马价达20万匹绢；太和三年（829年）正月，唐朝又支付回鹘马价23万匹绢。史载回鹘“岁送马十万匹，（唐）酬以缣帛百余万匹”，唐朝“财力屈竭，岁负马价”。“回鹘马”渐渐成为唐代后期财政上的又一大沉重负担。
而此时中原地区的饮茶习惯正在向周边地区扩散。边疆少数民族大都以畜牧为业，以肉和奶为主食，而茶可以化油消腻，补充所需维生素，所以回鹘地区也形成了饮茶习俗。曾经有这样一个故事：唐朝后期，各地藩镇叛乱不断，茶圣陆羽军队急需马匹以适应平叛的需要。因此，朝廷主动与回鹘商谈以茶易马事宜。不料回鹘答复说，不以马匹直接换取茶叶，而愿用1000匹良马交换一部陆羽撰写的《茶经》。陆羽是玄宗时代人，一辈子没有做官，但他对茶有深入的研究。他把对茶的性状、品质、产地、采制、烹饮方法及用具等方面的论著集结成书，名其为《茶经》。陆羽也被称为“茶圣”。其时，陆羽早已亡故，而《茶经》的流传还不广泛。朝廷便下诏征集。在朝廷求索不至，万分焦急之时，诗人皮日休献出了《茶经》的手抄本，才得以交换了马匹。买菜谱是为了做菜，而索《茶经》的目的当然是为了饮茶。茶在少数民族地区的重要性可见一斑。
唐时茶的种植面积很大，而绢帛的成本又相对较高，以茶易马当然就在情理之中。宋朝建立后，太祖赵匡胤虽然平灭了几个割据权利，结束了五代十国以来中原的分割局面，但并没有实现真正的统一。特别是北面的辽朝权利是其最大的威胁。军马的问题同样困扰着北宋王朝。于是交易又要进行。
宋初进行马匹交易，也经历了钱易、绢易的阶段。但这两种交易方法有着很大的弊端：以铜钱买马，其一负担沉重。据史载，当时的马价平均每匹约30贯钱，以每年买马25000匹计算，耗资75万贯，以当时的国家财力绝对负担不起；其二影响货币流通与市场繁荣。北宋初年，钱币大量流往宋朝统治以外地区，导致了钱荒；其三以资敌方。蔡襄书法作品《茶录》（局部）更为重要的是，少数民族地区的人一旦得到钱币，特别是铁币，大都将其熔化来锻造兵器，这就等于为对方输送武器，使他们进攻的能力增强，从而削弱了自己本身的抵御能力，在军事上会造成极大的危害。同样，以绢买马也不足取。宋太宗、真宗时，中央政府税收入库的绸绢每年不足200万匹。一匹绢值一贯，一匹马值30贯，则需30匹绢买一匹马，绢贱马贵。平均每年买马25000匹，则中央财政绢的支出几乎占全年税收的三分之一多，这也是宋政府财力无法承受的。
而茶这种商品，货源充足，牧民又喜爱。他们已经明显地感觉到茶叶的消食、解乏和弥补蔬菜之不足的功效，很多人饮茶成为了习惯，并且对茶有了一定程度的依赖，甚至到了“一日无茶则滞，三日无茶则病”的程度，其对茶叶需求的迫切性已经超过了其对绢帛的需求，故而以茶易马是中央财政的最佳方案。所以宋朝统治者进行榷茶销番，以保证军费和战马的来源。从而推动了茶马互市贸易的发展。
茶叶的产量巨大也是能够进行茶马贸易的一个重要先决条件。唐朝时，全国的茶叶总产量多少已无可考，但产量很大当是无疑的。因为据资料记载，唐武宗时仅浙江顾渚山的茶院中，就有茶工匠千余人，采茶役工3万余人，每年进贡紫笋茶18400斤。陆羽的《茶经》产生于这一时期，如果没有大量的茶叶产量及浓厚的饮茶习惯，这本书的诞生恐怕是难以想象的。宋代的茶叶生产在唐代的基础上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北宋茶叶产量增长幅度比较大，据专家估计年产量在5300万斤以上，若按当时宋朝境内的人口数量及人年均0.5斤的茶叶消费量计算，其所生产茶叶的50%以上，即约2000万-3000万斤茶叶可用来外销，以供周边少数民族的需求。所以，宋代茶叶生产的发展能够基本满足少数民族对茶叶需求的增长，这就为宋代茶马互市的开展奠定了物质基础。因此，宋朝统治者非常愿意以茶代绢从事贸易。
@@“榷场”互市功不可没
唐朝时虽说已有了茶马互市，但其规模和数量都比较小，而且仅限于唐朝与西北的回鹘与西南的吐蕃之间。五代时期，西北地区的民族贸易依然存在，中原地区的农耕民族以所生产的农产品及手工业品换取畜牧民族所生产的畜牧产品的情况比较普遍。如唐代安史之乱后逐渐强大起来的党项族，其所产的“党项马”在中原地区非常有名，到了五代时期党项族则主要以自己生产的马匹换取农耕民族生产的茶叶、粮食和各种手工业品。据统计，党项诸部与中原地区一年之内的马匹交易高达5000匹。
进入宋朝之后，“榷场”的建立使茶马贸易真正进入了规模化、制度化的良性发展轨道。“榷场”是宋朝在边境地区设立的互市市场。场内贸易由官吏主持，除官营贸易外，商人须纳税、交牙钱，领得证明文件方可进行交易。榷场贸易中的主要交换商品就是“茶”与“马”。
北宋初期，与辽朝只有民间的互市贸易，也未设专门的机构进行管理。到太宗、真宗时，先后设立机构专门管理宋辽边境贸易，准许在指定的地点进行交易。太宗时先在镇州（今河北正定）、易州（今河北易县）、雄州（今河北雄县）、霸州（今河北霸州）、沧州（今河北沧州东南）设立榷场，但不久即因宋辽战起而停滞。后宋又在雄州、霸州、静戎军（今河北徐水）、代州雁门寨（今山西代县西北）重设榷场，同样由于宋辽处于战争状态，不久又废。真宗初年又曾在雄州设立榷场，结果仍因宋辽战争不断发生而废。直到景德元年（1004），宋辽“澶渊之盟”和约签订，次年才在雄州、霸州、安肃军（原静戎军）三地设榷场，不久又在广信军（今河北徐水西）设榷场，称为“河北四榷场”。至此，宋辽边境贸易才得以正常进行。北宋与西夏之间，也设榷场进行互市贸易。宋真宗时先于延州（今陕西延安）设榷场，景德四年（1007）又于保安军（今陕西志丹）设榷场，这是陕西二榷场。北宋中叶天圣四年（1026），又在河东路设立和市与西夏进行贸易。到宝元元年（1038）时，又允许西夏进行朝贡贸易。元丰二年（1079），宋神宗又重申旧令，“西驿交市旧法，除卖于官库外，余悉听与牙侩人交易……宜令仍旧”。而河东路麟州（今陕西神木北），应西夏人请求，朝廷允许出口铜、锡以购买西夏的马匹。
北宋与西北地区少数民族进行的贸易，包括对西夏的贸易，主要是购买马匹，交易额度都很大。北宋中叶仁宗时每年以银10万两买马，“蕃部马至，径鬻于秦州”。治平四年（1067）又定成都府路每年输送纳绢3万匹给陕西监牧司，作为买马的资金。西北马成为北宋军马的主要来源。南宋的边境贸易则主要是与金的官方榷场贸易。绍兴十一年（1141）末，宋金签订“绍兴和议”，次年五月初即于淮南东路的盱眙县设置第一个榷场，金于淮河北岸的泗州也设有榷场。绍兴二十九年（1159）正月，金帝完颜亮准备发动侵宋战争，下令关闭金方所有榷场，只留泗州一处，每五日一次开场；南宋也于二月关闭其他榷场，只保留对应的盱眙榷场。金帝完颜亮侵宋败死，南宋北伐也失败，隆兴二年（1164）末，宋金再签和议，史称“隆兴和议”。乾道元年（1165）二月，宋复设盱眙榷场；三月，移原枣阳榷场于襄阳府（今湖北襄樊）西北的邓城镇；四月，恢复花靥镇榷场；九月，又将光州榷场移置于光山县（今河南光山）。宋金边境贸易于是全面恢复。
榷场交易的商品中，辽、西夏、金所输出的主要是马匹，而宋所输出的则主要是茶。其他商品交易还有牛、羊、骆驼等牲畜以及玉、毡毯、甘草等。宋还以香药、瓷器、漆器、姜桂等商品换取西夏的蜜蜡、麝脐、毛皮、羚角、柴胡、红花、翎毛等。宋朝的其他新商品有铁制农具、金属、纺织品等。在交易中要首先保证官府对所需商品的购买优先权，其余部分允许民间自由买卖。
宋朝虽然经常遭受西夏权利的袭扰，但他们的关系则是处于时和时战之间。宋朝与西夏一直存在着茶马贸易。如宝元元年（1038）元昊建夏国以后，宋廷决定中断与西夏互市，到庆历四年（1044）十二月宋夏议和后，在元昊的请求下，才重新开放保安军（今陕西志丹）、镇戎军（今宁夏固原）榷场。宋·钱远《卢仝烹茶图》但是，到嘉祐二年（1057）二月，因为西夏人与宋人在耕地方面发生了冲突，宋廷下诏禁止陕西四路与西夏进行民族贸易。直到宋神宗即位以后，宋朝与西夏之间的榷场才又恢复正常。自元昊叛宋，宋夏开战以后，北宋从西夏购买的马匹数量减少了2/3左右，即使这样，北宋向西夏购买的马匹数量也达10200匹，其数量仍然比较可观。正因为茶马贸易在当时对于民族双方来说均是有利可图的事，因此即使受到官府的限制也照常进行，官府三令五申也无济于事。
宋朝建立后，威胁主要来自北部的辽朝和西北部的西夏，而与西部及西南的吐蕃则相对和平。宋王朝只好把获取战马的途径寄托于嗜茶成性、马牛成群的西北藏族地区。由于买马制度和买马场地的确立，宋朝所需战马有了可靠的保证，每年大约可以获得30000匹左右的马匹。从此以后，宋朝就专门依赖吐蕃地区的茶马互市获得必需的战马。
熙宁七年（1074），神宗采纳了熙河路经略使王韶以茶易马招抚吐蕃的建议后，立即派李杞赴四川筹办。李杞抵达四川后，即在成都府路设置茶场司，在陕西秦州设置买马司。因榷茶买马本属一回事，后两司合并，更名为都大提举茶马司。该司的职责是，制定政策、法令、法规，组建下属机构，统一管理川茶的征榷、运输、销售、易马事宜。茶马司先后在成都府路八个州设置24个买茶场。在陕西设置50个卖茶场。卖茶场按国家规定的价格全部收购茶农的茶叶，茶商只能向茶场买茶，不得与茶农直接交易。官、商、民一律禁止私贩。买茶场属茶马司直接领导，各买茶场并设有专典、库秤、牙人等办理买茶和征税事宜。并制定了各场收购定额和超额奖励欠额惩罚条例。卖茶场的主要任务是把四川运去的茶叶按官价出卖或易马，同样属茶马司领导，地方长官也有监督之责，并依例制定了销售定额和奖惩条例。熙宁八年，宋在熙河路设置六个买马场，后又在秦风及四川的黎州、雅州、泸州等地增设卖马场。茶马管理机构的设置与调整，其严密的组织、奖励和惩罚诸措施对保证茶马贸易政策的贯彻执行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制定茶马比价时，宋按照“随市增减，价例不定”的原则进行交易。元丰年间，马源充裕，100斤茶可换一匹马。以后茶价格下滑，要250斤茶才能换一匹马。崇宁年间，马价分为九等（良马三等，普通马六等）。良马上等者每匹折茶250斤，中等者220斤，下等者200斤。普通马六等，每匹分别折茶176斤、169斤、164斤、154斤、149斤、132斤。南宋时，马源锐减，马价上涨十多倍，要千斤茶才能换一匹马。可以看出，茶马比价是按照市场供求关系的变化和马质优劣来确定的，可说是既公平又合理。
为了鼓励吐蕃以马易茶，宋政府还规定易马的茶价低于专卖的价格，这种削价政策既刺激了战马的来源，又薄利多销，政府同样获得了厚利。
南宋时，陕西熙秦（治所在今甘肃天水）地区沦陷，西北地区的买马场仅仅剩下秦州买马司管辖的西和州宕昌寨买马场和阶州（今甘肃武都）的峰贴峡买马场两处，茶马互市的重点由西北地区转向了西南少数民族地区。南宋时战马主要依赖秦州和川北地区。成都、利州路11州所属的23个茶场，每年产茶在2102万斤左右，再加上每年买马绢帛值约合249万缗，其中的约50%-80%主要用于在秦州和川北购马。如果考虑由此而涉及的人力、物力及商品流通等因素，由西北地区茶马贸易所带动的是一个比茶叶和纺织品等商品的流通要广泛得多的经济领域，其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是十分显著的。
@@时代发展退出舞台
茶马贸易增加了唐、宋王朝特别是宋朝的收入，增强了军事实力，这是毋庸赘述的了。此外，从人类的发展史上看，它还有促进民族融合，繁荣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经济的积极作用。边疆来内地易马者，少则几百人，多则几千人，既有地方政府官员、僧侣，也有平民百姓。他们与内地各阶层人士进行广泛的接触，增进了了解，促进了友谊，扩大和加深了对中原文化的认识。
宋煮茶画像唐朝文成公主远嫁吐蕃，就曾带去茶叶，因此藏区的人民也都感受到了茶对于生活的重要。唐德宗派官员出使吐蕃时，赞普（吐蕃首领）看到他们煮茶，便问是什么？使臣回答说，这东西能消烦解渴，叫做茶。赞普说，我也有这东西。于是命人拿出了许多，而且一一指出其产地。可见唐时，吐蕃地区饮茶已成为风气。虽当时饮茶只限于上层首领和贵族，但可喜的是，饮茶习俗已开始逐渐传播。从此，茶始终成为汉藏民族经济、文化的纽带。
宋朝时，通过茶马互市，吐蕃与宋朝和睦共处，共同抵抗西夏的进攻。宋与西夏对峙时，茶马互市中断，使西夏本已贫困的经济状况进一步恶化，迫使西夏与宋议和。宋与西夏签订的和约中有一款就是宋朝必须每年“赐给”西夏茶3万斤。
茶马互市首先扩大了茶和马的市场，推动了畜牧业和农业的发展。与此同时，也带动了双方全面的物质交流。高寒草原地区的牛、羊、兽皮、佛像、佛经、药材等物资大量进入内地。内地的绢、布、食盐、陶器、铜器、铁器、书籍、纸张等物资大量进入边疆地区，这对推动当地手工业的发展、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都具有积极作用。
茶马贸易是特定历史时期的特殊产物，为中原各时代的权利巩固做出了应有的贡献。它虽然已经消亡，但它的历史功绩永远不会磨灭。而“茶马古道”这个名词，依然令人们凭吊和畅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