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戊戌变法”写到这并没结束，让我们最后看六个问题。
第一，李鸿章在“戊戌变法”中表现如何？
李鸿章在变法前说：“自商鞅变法的秦国灭亡后，后世君主都因循守旧，自商鞅、王安石因变法而没得善终，后世大臣都因循守旧。现在各国一变再变，蒸蒸日上，只有中国人还不思进取，宁肯因不变法而亡国也不后悔。这是怪天呢？还是怪人呢？”“中国不追求富国强兵，只是遇事就张皇失措，事后苟且粉饰，照这样必然亡国，寒心哪！”
康有为成立强学会时李鸿章要捐2000两银子，但康有为说：“你签了《马关条约》，我们不要你的钱。”李鸿章很尴尬，但他很有涵养，之后还是与康有为成了朋友。“戊戌变法”前康有为与李鸿章有私交了，康有为说：“中国人多，如果以巴西作殖民地，移民一部分人过去，就能强盛，但这需要您的帮助。”李鸿章：“同意，这件事要和巴西大使商量，巴西大使还在巴西，只有等他回中国再研究，至于他何时回中国，不知道。”随后李鸿章把康有为客气地请了出去，因为他知道康有为的话如同痴人说梦。
“戊戌变法”时，谭嗣同竟唆使光绪将李鸿章罢官，但就是这样，李鸿章依然支持变法，戊戌政变时，李鸿章问侄婿孙仲愚：“你是康党（康有为）吗？”“是。”“不怕死吗？”“不怕，中堂抓康党，可先抓我。”“我哪能抓你，我也是康党。”
有人让他杀康党，李鸿章说：“我绝不做刀斧手。”非但如此，他还以“维新之同志”自诩。有人上奏说李鸿章是康党，慈禧把奏折给他看，李鸿章说：“如果说主张变法的就是康党，那么臣也是康党。我这一生别人不能做、不敢做的事都做了，一旦死了，也愿与变法相始终。”戊戌政变时的满朝文武无一有李鸿章的耿直。李鸿章暗地里说：“康有为，我比不了，他提出的这些新法都是我几十年想做却又不能做的，可他都提出来了，我很惭愧呀！”康有为、梁启超逃亡国外后，李鸿章写信给他们说：“君精研西学，历练才干，以待他日效力国事，不必因现实境遇灰心。”一个帝国高官能如此对待“逃犯”，李鸿章难得呀！
“戊戌变法”时，李鸿章曾与当时在中国的伊藤博文见面，他说：“康有为逃到贵国，到时您会将他抓捕，交给我国。”
伊藤博文：“不会的，康有为如果与政治不沾边，我可以把他给贵国，但既然他参与了国政，根据国际法我们是不能引渡的。”
大岗育造插话道：“康有为犯了什么罪？”
李鸿章：“无非是煽动人心，犯了众怒。”
大岗育造：“与其将他捉拿惩办，不如加以培植，以利振兴中华，近年中国新法都出自您之手，但至今没有成效，是为什么呢？是没有人帮您呀！”
李鸿章：“他现在是个书生，缺少阅历，此番逃亡，如能历练才干，日后可大有作为。”
此后慈禧让李鸿章将康有为、梁启超在广东的祖坟铲平，李鸿章以种种理由一直拒绝执行。
第二，后戊戌时代康有为都做了什么？
康有为的弟弟康广仁说：“我哥规模太广，志气太锐，包揽太多，同志太孤，举行太快，因此排挤他的、嫉妒他的、诽谤他的满街巷。”他说的没错，康有为树敌太多，导致变法失败，把自己的弟弟也搭进去了。
逃出中国后，康有为来到了英国，在伦敦他说：“清国的官僚主义将会浪费国家的发展时间，但最终无论什么力量都不能阻止大清国成为一个强国，我打算游遍欧洲所有国家，但俄国除外，因为我恨俄国。”他在伦敦游说，希望能得到英国的支持，推翻慈禧太后政权。当时，他联络了英国进步党党首、前海军大臣柏丽斯科，得到了他的支持。柏丽斯科提出了一份对清国用兵的提案，不过以14票之差被否决。当初鸦片战争的发动就是9票之差改变中国历史，这次是14票，如果这次英国对华动武，天知道后来历史将怎么发展。
英国首相得知这个提案是康有为唆使柏丽斯科发表的，于是下了逐客令，不让这个好惹事的人在英国待了。无奈之下，康有为来到日本。
康有为在日本住了半年，支持中国维新的大隈重信内阁倒台了。新上任的山县有朋内阁认为康有为在日非但无用，反而会妨碍对华外交，不久便对他下了逐客令。
于是康有为又来到了加拿大。1899年，康有为在加拿大创办了“保皇会”，全称为“保救大清皇帝公司”。此后十几年间，康有为曾四渡太平洋，九涉大西洋，八经印度洋，泛舟北冰洋七日；先后到过英国、法国、意大利、瑞典、日本、美国、加拿大、墨西哥、新加坡、印度、越南、缅甸、巴西、埃及等32个国家和地区。
1911年，辛亥革命消息传来，身在海外的康有为说：“应该立孔圣人之后当皇上，搞君主立宪。”
1913年归国后，康有为刻了一方印，上书“维新百日，出亡十三年，游三十二国，行四十万里路”。
康有为的环游地球生涯就说到这，这个人在环游地球的过程中也把“爱”洒遍全球。康有为一直主张一夫一妻制，那么他是怎么做的呢？他19岁娶张云珠为妻，生4男1女；40岁娶18岁的一个不但貌美且能舞文弄墨的女人为妻，生2男2女；50岁在美国娶一个通晓几国文字且对中国诗文有基础的一个17岁的华侨女子为妻，生1男1女；56岁娶18岁的日本姑娘鹤子为妻，她是康有为在日本时的保姆，康有为为了帮张勋复辟而离开日本后就把她甩了，鹤子最后卧轨自杀；58岁时康有为又娶了一个；62岁时康有为最后娶了一个20岁的天生丽质的女人为妻。69岁康有为病死，至此他共娶了6个老婆，生了11个孩子。
回国后，康有为一直开历史倒车。1917年，帮助张勋复辟失败后有人写了副对联讽刺他：“国之将亡必‘有’，老而不死是‘为’。”
晚年的康有为认定只有英国式的虚君共和制，才能结束中国的军阀混战，使国家免于灭亡。他一再宣称破他论文一篇者愿赏千元，并要仿效伍子胥的故事，要把头悬诸国门，看看因不听他的劝告而亡国的结局，其自信达到如此程度。
1927年3月18日，康有为在酒店吃完海鲜后，喝了一杯橙汁，不久他突然感到腹痛难忍，最后七窍流血而死。康有为的离奇死亡究竟是怎么回事呢？有说国民党特务干的，但国民党杀康有为有何用呢？有说日本人干的，可康有为在日本那么多年一直得到日本政界支持，日本人怎么可能杀他？那么康有为究竟是怎么死的呢？现代医学发现，海鲜含有蛋白质和钙，而橙汁含有维生素C，如果二者同吃，在人体会产生砷，就是砒霜，引起中毒，导致康有为七窍流血。名噪一时的康有为就此因食物中毒而告别历史舞台。
曾纪鑫说：“康有为既有变法维新的实践，又有传统保守的顽固；既有西方民主的启蒙，又有封建专制的愚昧；既有圣人的气度，又有庸人的流俗；既有天理的纯净，又有人欲的泛滥；他是个失败的改革家，平庸的政治家，空想的哲学家，成功的教育家，是一位悲剧与喜剧兼而有之的正剧人物。”
《被误读的中国历史》对康有为的评价再恰当不过，书中说：“康有为是一个不是圣人却立志成为圣人的人，一个处心积虑要做帝王之师的人，一个不满足于变法维新的精神领袖，一个一心渴望成为政治领袖的政客，一个曾推动了历史又拉历史后腿的思想家，一个曾抄袭别人学术成果的学问家（他的《新学伪经考》和《孔子改制考》抄了廖平的《辟刘篇》和《知圣篇》），一个为谋求进身之阶不惜献媚权贵的书法家（给荣禄献字）。”
第三，谭嗣同除了会变法，还会干什么？
写诗呀！谭嗣同是个慷慨激昂的诗人。
“波揉浪簸一舟轻，呼吸之间辨死生。十二年来无此险，布帆重挂武昌城。白浪船头聒旱雷，逆风犹自片帆开。他年击楫浑闲事，曾向中流恃胆来。”
“死生流转不相值，天地翻时忽一逢。且喜无情成解脱，欲追前事已冥濛。桐花院落乌头白，芳草汀洲雁泪红。再世金杯弹指过，结空为色又为空。”
够有气魄的吧！
第四，如果维新党发动群众会怎么样呢？
现在主流史学界都指责维新党不发动群众，其实大错特错。当时中国老百姓是一群没文化的乌合之众，他们别说变法，连原来的法是什么都不知道，这些人是不能指望的。与维新党关系甚密的张荫桓被发配到新疆，途中老百姓喊：“看大奸臣。”八国联军打来时，老百姓说六国联军是康有为带来的，现在康有为扮成和尚在烟台（实际八国联军期间康有为压根不在中国）。为什么老百姓管八国叫六国呢？因为当时的人都认为中国是秦国，早晚会将外国——六国灭掉，所以管外国叫六国。当时康有为称百姓为“愚民”、“群氓”真是恰如其分。
第五，外国人如何看待“戊戌变法”？
英国人在《字林西报》上说：“最近慈禧处死的6个青年，历史将以爱国者定义他们，因为他们是为国家利益而牺牲了自己的生命，他们来到北京，并不是希求高官厚禄，以便搜刮人民而自肥，而是以发动和平的维新改革为唯一目的。在一群自私自利的官僚中他们可算得是忠君爱国的典型人物。当然我们并不认为他们的一切计划都聪明，但他们的动机是高贵的，因此他们的光荣也是不朽的。中国野蛮地结果了他的第一批爱国青年，从这里我们更可看到他与他的邻国的鲜明对比。在日本这类青年是受欢迎的，在那个岛屿中，他们奔放的热情是有出路的，伊藤博文就是很好的例子。在这个多事之秋，如果光绪成为中华帝国的真正主人，他一定能使中国走向强大，他也能鼓励爱国青年贡献自己的热忱。光绪是锐意改革的，从甲午战争中他得到教训，他注意到日本的进步，因此决心取法于日本。通过变法期间的作为来看，光绪完全有能力使中国强大，但现在他失去了一切权力。”
“不过，中国的维新运动并不是就这样被消灭了，维新运动从来没有靠皇帝取得成功的，也不会因皇帝的缺席而全然失败，他们的胜利是肯定的，因为它是中国人所需的。战争和赔款已迫使中国人民相信他们之所以不如日本是因为日本采用了新法，所以有今日的强盛。中国人是不会长期甘于处在劣势中的，必然会有朝一日崛起。”
“慈禧已64岁了，她渴望安静的固守旧法的心情可以理解，但中国不会任自己被这个老女人所统治，生者的战斗和生者的竞争，只有在年富力强的青年中才可以体会到。中国需要青年血液，而我们在康有为和他的同僚中已经看到这种旺盛精神是充沛的，我们因此感到安慰。唯一遗憾的是谭嗣同等六人在非正义的政变中倒下了，但我们可以断言，这些人的精神是继续存在于许多人中的，改革一日不完成，他们绝不会停止！”
《纽约时报》在戊戌变法失败后说：“在人类智力发展进程中，中国人是世界上最教条、最刻板的人，个人如此，整个民族更是如此，很难脱出现有的条条框框，缺乏进取心，压制一切改革，仿佛保守这种特性是与生俱来、深入骨髓的，实在不该是这样呀！”
第六，中国戊戌变法与日本明治维新有何不同？
（1）取得政权。日本维新志士提出“尊王攘夷”口号，废除幕府，把原来以将军为首的幕府领主阶级的封建政权改造为以天皇为首，维新派下级武士为核心，代表资产阶级与地主联合专政的新政权。
与日本相比，中国资产阶级维新派始终没有掌权。慈禧虽然无法随时接见除亲王外的官员，但重大问题裁决，高级官员任免都要由她决定，军机处和总理衙门的实权也在保守派手里，各部尚书、侍郎、地方大员大多持观望态度。维新党地位最高的谭嗣同不过是四品官，梁启超只是个举人，连官职都没有，就连光绪也没有实权，下的106道诏书也几乎是废纸。
（2）统治局面。明治维新前夕，日本暴动此起彼伏，仅1866年就有43次，暴动动摇了幕府统治的根基。此外统治阶级内部斗争分化也日益激烈，强藩、下级武士普遍对幕府不满，离心力越来越大。1864年与1865年幕府两次讨伐长州藩（伊藤博文的老家），幕府与强藩彻底刺刀见红。幕府处于内外交困、分崩离析的严重危机中，维新派及时抓住时机，发起“倒幕运动”，抬出天皇，最终取得政权。
而中国在太平天国覆灭后没有势力再动摇清政府统治，且统治阶级内部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都对政府忠心耿耿，离心力不大，没有严重的统治危机，推翻旧政权时机不成熟。
（3）实力对比。日本明治维新时维新派势力已经压倒守旧派，幕府已十分脆弱，摇摇欲坠，而维新的核心下级武士既有基地，又有军队，还得到商人、手工业者、富农的财力物力上的大力支持，广大农民、市民都和维新派一条心。
而中国保守派势力远大于维新派，保守派除实权派官僚外还有绿营军官，旗人、只会写八股文的中国文人，形成庞大的守旧阵营。他们手握政权、兵权、财权，有政治经验。而维新派仅以有资产阶级倾向的几个知识分子为核心，依靠没有实权的光绪，联合湖南巡抚陈宝箴，既没有基地，也没兵权、财权。主流史学界都说维新派不发动群众，脱离群众。而麻木的中国人不到刀架在脖子上是不会醒来的，中国人真正的觉醒是在抗日战争，因为再不觉醒中国就亡国了。严复说“维新党与守旧派比，不过是守旧派的千分之一”。力量对比悬殊。
（4）个人才能。日本维新派是中下层武士，参加过地方改革，久经风浪锻炼，具有斗争经验和政治才干，大久保利通、伊藤博文都是富于谋略、精明强干的政治家、军事家，他们善于争取各种力量，讲究斗争策略。例如在政府内排除保守派、废除贵族特权、制定宪法、修改不平等条约，都是稳扎稳打、减少阻力、逐步推进，最终成功。
而中国维新派都是缺乏政治斗争经验的书生，没有伊藤博文那样运筹帷幄的雄才大略，梁启超说康有为“与其说是政治家，不如说是教育家；与其说是实行者，不如说是理想者”。变法一开始就裁撤旧衙门，裁减绿营，令旗人自谋生计，激起旧势力群起而攻之，且不善于团结人。康有为一上来就把荣禄给得罪了，结果使自己十分孤立。
（5）社会结构。日本是封建领主制国家，有260个割据的藩，各藩领主（大名）有世袭军政大权，潜伏着很大离心力。维新派倒幕符合日本建立统一民族国家和统一国内市场的要求，故而能获得各阶层支持。
而中国长期以来是高度中央集权的封建地主制国家，地方官可以随便被罢免、调动，难以形成离心力。维新派提出的地方自治主张很难实现。
（6）经济形势。日本封建领主制，商品经济容易发展，自然经济解体速度快。日本国小，资本主义萌芽密度大。城市资产阶级尤其是商人和富农成为维新派重要的社会基础，他们在明治维新中起很大作用。
中国什么都自给自足，自然经济瓦解速度慢，且由于儒家思想数千年轻商，中国人不重视商业，资本主义发展慢，且是在外国资本主义刺激下由李鸿章等人发展起来的，缺乏原始积累。在中国不跟当头的搞好关系你什么都干不了，所以民族资产阶级与当权者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因而他们很少有人坚定支持变法。
（7）国际环境。明治维新是在19世纪60年代，当时俄国在进行农奴制改革，美国在进行南北战争，欧洲则被德国打得一片大乱，俾斯麦打丹麦、奥匈帝国、法国。可以说世界列强都在忙自己的事，无暇顾及日本，于是日本抓住了这个千载难逢的机会崛起了。
而中国戊戌变法在19世纪末，此时用列宁的话讲，“已进入帝国主义时代”，亚洲只剩四个独立国家——中国、波斯、奥斯曼帝国、日本，日本没人敢动，那么列强绝不希望这三个国家强大，国家环境对中国很不利。
综上所述，各种原因产生了两个截然不同的结果——日本明治维新成功，强大了；中国戊戌变法失败，更弱了。
任何时代的重大改革都需要一个坚强、成熟的领导人来支持有丰富的政治谋略的实干家变法，这样才会成功，正如秦孝公支持商鞅，楚悼王支持吴起那样，而光绪，显然并不坚强，也并不成熟，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等人在政治谋略上也显得相当幼稚，如此，变法不可能成功。有人说了，变法是被慈禧终结的，假如慈禧死在光绪之前，那么光绪一定会重新掌权，实行变法，清朝就很有可能避免灭亡的命运。然而试看后来袁世凯接过清朝的烂摊子，也没能完成中国的现代化，只完成了近代化。大清早已是一座被白蚁啃食得所有框架处处松动、中空的建筑，即使光绪是鲁班再世，也不过让这座大厦多撑几年而已，除非他有明治天皇那样重起炉灶、只手补天的气魄和能力。而事实证明，他差得很远。
最后我以鲁迅的一段话结尾：“日本能有今天，因为旧物很少，执著也就不易，时势一改，蜕变很容易，在任何时候都适于生存。不像幸存的古国，仗着固有而陈旧的文明，害得一切硬化，终于要走灭亡的道路。中国倘不彻底改革，命运还是日本长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