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洋水师的覆灭是因为一个妓女还是武器不行？李鸿章到底是卖国贼还是中兴功臣？刘步蟾是胆小变阵还是坚决抵抗？方伯谦是临阵脱逃还是民族英雄？丘逢甲是不战而逃还是战败内渡？丁汝昌是投降服毒还是拒降殉国？在本章您都会找到令人震惊的答案。
外国人常对日本这个民族在同胞面前过分的礼貌和在异族面前过分的残暴感到迷惑不解。但这正是武士文化的特点，严谨的修身与疯狂的发泄双重人格相融合的产物。严谨的修身压抑着他们的心智，而这种压抑下的情绪又不能倾倒在同胞身上，只好用来对异族发泄，这或许是对他们行为的最好解释。当这些武士肩负天皇的命令踏上彻底的“公共场所”——中国时，便带着忍者修炼出来的压抑将自己的性饥渴和战争欲望发泄到中国的女人和男人身上。看到这儿，您会问，从隋朝起日本不一直是中国的学生吗，为什么会变成这个样子？这个巨变的动因是1853年的那四艘黑船。
19世纪中叶之前的日本，状况比中国还要差，美国海军学院院长马汉这么说：“日本人是一个荒谬可笑的民族，缺乏使国家强大所必需的军人气质，这是个很弱的民族，几乎是处在年轻幼稚的时代，往往使人们觉得这个民族的发展与当代强国间有很大差距。”但日本人并不知道他们的差距，直到1853年7月8日江户海面出现四艘巨大的黑船时他们才发现差距。这些黑船是美国东印度舰队司令佩里的舰队。佩里登陆后下令开枪，日本所有战马都惊了，它们从没听过枪声。日本人划小船准备上演日本版赤壁之战，火烧美舰。佩里下令开炮，但打不着日本船，因为它们太小了，不过炮弹掀起的浪把日本船弄沉了。
那么日本人面对美军有什么表现呢？佩里的日记里记载了这样一件事：一天夜里，两个日本人偷偷爬上美国的船，他们想随船去美国，看看美国为什么这么强大。在当时的日本，擅自出国是要被处死的。尽管那两人最终被送下船，但日本人的求知欲已可见一斑。
平民对黑船的到来表现出好奇，而幕府当局对此则感到恐慌。1854年3月，日本被迫签订《日美亲善条约》。
值得一提的是，在佩里当年登陆的地方，日本建起了佩里公园，一座纪念碑巍然屹立，上有伊藤博文的亲笔手书：“北美合众国水师提督佩里上陆纪念碑”。每到佩里登陆的日子，日本都举行纪念活动。在活动中入侵者美国人被塑造成英雄，而日本人自己却被处理成滑稽可笑的角色，他们身穿黑衣，蹦蹦跳跳，惊慌失措。在中国人看来佩里对日本进行军事威胁，是强迫日本开国，是殖民主义。但日本人不这么看，他们认为日本后来之所以强大就是因为佩里军舰的到来。福泽谕吉更是说：“这次美国人跨海而来，仿佛在我国人民的心头燃起一把烈火，这把烈火一经燃烧便永不熄灭。”的确，这把火烧起了日本走向大国崛起之路的欲望，改变了日本的历史走向。
日本从海军开始走上新路，他们建造了第一所海军造船厂，也派留学生去西方学习。福泽谕吉就是留学生之一。他们来到美国，不住豪华旅店，桑拿按摩更是想都没想过，他们躲在下等舱啃饭团，天天和外国人探讨技术与学术思想。总之，日本人把公款用到了刀刃上，他们回来后都面黄肌瘦，但却带回丰富的精神食粮。《暧昧的日本人》里说：“这个岛国民族的血液里流淌着一种天狗吃月亮的疯狂，其思想精神具有无边的威力，可以创造人间奇迹。”
在美国，福泽谕吉看到日本大款用来做钱包的绒毡在美国随处被用做地毯，踩来踩去。后来他又前往欧洲，由于他听说欧洲吃住不便（也不知他听谁说的），便随船带了几百箱大米和几十个灯笼。可到了巴黎一看，这些东西白准备了。他们住的旅馆是五层楼，灯光下夜晚如同白昼，饭店摆满了山珍海味。巨大的反差对福泽谕吉产生了极大刺激。回国后，他说：“为今日计，我国不应犹豫等待邻国之开明而共同振兴亚洲，不如脱离其行列与西方文明共进退，对待支那、朝鲜之法，亦不能因其为邻国而给予特别关照，唯有按西洋人对待彼等之法处理之。”这就是“脱亚入欧”的来历，“脱亚入欧”从此被日本政府奉为圭臬。日本由此准备对邻国举起屠刀。
1868年日本实行明治维新。政治上，废除封建领主制，实行县制，取消武士特权，允许不同阶层人民之间通婚，实现形式上的平等。经济上，承认土地私有，废除禁止土地买卖的法令，引进西方先进技术，积极修建铁路，兴办邮局、电报、电话、工厂，扶植私人企业，发展对外贸易。文化上，用西方资本主义文化改造日本封建文化，大力发展近代教育，培养人才。由此日本迅速强大。
《暧昧的日本人》一书说：“富有现实主义精神的日本民族改弦更张，把求助的目光投向了西方，像扔破靴子一样扔掉了曾经虔诚学习、模仿过的大陆文化。生存危机感是日本明治维新获得成功的内在动力，而贪婪的吸收欲，则是保证在如此短的时间里取得成效的关键，30年里日本就走完了西方300年才能走完的路。”
日本在这年制订大陆政策：第一步，征服台湾；第二步，征服朝鲜；第三步，征服满蒙；第四步，征服全中国。柳原前光提出：“日本是一大孤岛，今后纵然有相应的军备，而我们没有广阔的陆地也是立国的难事。朝鲜北连满洲，西与清国接壤，如果让朝鲜臣服我国，那么这就是我国将来进取万国的根本。”
同年，日本建立海军，西方的军事思想也于此时传入日本，日本海军以英国为样板，陆军以法国为样板（1871普法战争德国获胜后就以德国为样板，谁最牛就学谁），克劳塞维茨的《战争论》与马汉的“海权论”对日本影响深远，日本以此思想武装军人头脑，加紧扩军备战，迅速走上军国主义道路，制订了侵略中国和朝鲜的大陆政策。
1873年刚刚统一德国的“铁血宰相”俾斯麦接见了来访的日本人，说：“如今世界各国虽说以礼仪相交，但那毕竟是表面文章。背地里实际是以大欺小，以强凌弱。”这一番话使日本人茅塞顿开。也同样接见过中国人来访的俾斯麦在日本人走后说：“日本人来我国研究我国的政治制度，他们回国后一定对本国进行根本改革，必然强盛。而中国只是询问战舰多少钱，然后买船，别的一无所学。今后中日若开战，中国必败。”同年伊藤博文因日本人个矮，提出让日本女人与每个来日本的西洋人通婚，以改良种族，使日本人高大，但没被明治天皇采纳，因为这样的话日本人在血统上就不纯了。当然伊藤博文的建议如果被采纳，日本女人可能是会接受的，因为二战后有数百日本女人给占领日本的美军统帅麦克阿瑟写信，说：“请让我生您的孩子。”
1875年，日本牛刀小试，其“云扬”号军舰在朝鲜海面挑衅，并于次年强迫朝鲜签订《江华条约》。同年翁同龢说：“日本人阴而有谋，可虑，但日本还是小邦，穷而无赖，则更可忧。”1879年，日本情报之父福岛正安在清国考察后说：“清国一大致命弱点是行贿受贿，但清国人对此毫不反省，上至皇帝大臣，下至兵卒，无不如此，此为清国不治之症，如此国家根本不是日本对手。”1880年日军参谋总长山县有朋说：“清国正在改革军制，若仿效欧洲，平时可征兵245万，战时可达850万人，所以我们更应发愤图强。”根据《帝国主义侵华史》的记载，日本人甚至比中国人自己更清楚开战后中国每省可以派多少人参战。
1882年和1884年，日本两次在朝鲜搞政变，与驻朝清军发生冲突，于是两国谈判，谈判双方是李鸿章和伊藤博文。
伊藤博文：“保护日本使馆是日本天职，而中国派兵是多事，为中日友好，中国必须撤军。”
李鸿章：“朝鲜是中国藩属，中国有保护它的义务，且中国本土就是靠朝鲜之类的藩属国做缓冲的，中国派兵朝鲜不是多事，与日本无关。”
伊藤博文：“如果说中国为固屏藩派兵是义务，日本保护使馆是天职，那么两国谁都撤不出。日本可以让步，中国撤军，日本也撤。”
李鸿章：“我知道贵国从来没有侵占朝鲜的打算，今后日本如果占朝鲜，中国必派兵；中国如果占朝鲜，日本也可派兵。”
李鸿章无意间承认了日本的派兵权，日本通过谈判中签订的《中日天津专条》使自己与清国在朝鲜问题上平起平坐，为日后发动战争埋下了伏笔。
1885年中法战争后中国着力打造北洋舰队，添置武器，日本鹰派认为应立即与中国一战，否则三年后中国必然强大。此时英国人赫德却说：“恐怕中国今日离真正的改革还很远。这个硕大无朋的巨人有时忽然跳起，伸懒腰，我们以为他醒了，准备看他做一番大事业，但是过了一阵，却看见他又坐下来，喝一口茶，点燃烟袋，打个呵欠，又睡着了。”伊藤博文说：“所说三年后中国必强，此事可不必在意。虽此时水陆各军看起来在整顿，依我看都是放空炮。中法战争刚结束中国似乎奋发有为，一二年后则又因循守旧，苟且偷安，用西方人的话讲，中国又睡觉了。此时我们应与之友好，我国加紧备战，三五年后，我国强大了，到时视中国情况而定。如果我们现在与之开战，等于催清国自强，诸位看不到吗？中国自从与俄国发生冲突后才开始架电报线，自中法战争后才开始建海军，要平静一二年，那些官员必会百般阻挠李鸿章的改革，那么清国必然改革半途而废，到那时我们再打，胜算会大很多。”
在此期间，李鸿章一方面搞洋务强国，另一方面在表面上与日本交好，想先稳住日本。但其真实想法被日本人看破了。日本间谍宗方小太郎说：“中国人根本不了解日本，都笑话我国，只有李鸿章一人知道日本内情，也有对付日本的策略，他曾在给朝廷的奏折中说：‘日本国阴柔有大志，应该表面上跟他们交好，暗中防着他们。’他期望在军备完善时对我国行动。”
1886年8月7日，丁汝昌率北洋水师来长崎维修。8月13日，中国水兵上岸购物，5名水兵跑到妓院去潇洒，他们在妓院外排了很长时间的队，却发现有些日本人可以直进直出。这样的差别待遇让水兵们火冒三丈，他们把妓院给砸了个精光。此时妓院老板叫来警察，于是北洋水师士兵与警察发生冲突，1名日本警察受重伤，1名中国水兵受轻伤。
8月15日，中国水兵放假上岸购物，被日本警察无故拦住去路，日本人先是大打出手，然后拔刀伤人，中国水兵不甘受辱，挥拳还击，双方在狭窄的街道扭打成一团，一些日本军民见状，男人拿出菜刀、棍棒追杀中国水兵，女人则用滚烫的开水从窗口向中国水兵泼去。中国人因都是徒手，吃了大亏，死5人，伤44人，失踪5人。事发后，北洋水师群情激愤，将炮口对准了长崎市，水师教官琅威理说：“日本海军总吨位赶不上我们定远、镇远二舰，应该开战来报仇。”但丁汝昌不同意，主张谈判解决。
最后，双方在英、德公使的调停下彼此让步，达成协议，称这次冲突是因为语言不通，彼此误会，没有追究责任和是非，互相给对方伤员抚恤金。日方给中国抚恤金52500元，中方付给日本抚恤金15500元。
此外，由于李鸿章的强硬态度，日本被迫下令长崎警察不得带刀。随后日本为自我安慰，干脆令全国警察不得带刀，直到甲午战争爆发。这次访问后，日本民间掀起了极大的反清浪潮，日本小孩用纸做成小船，在纸上写着“定远”、“镇远”字样，然后放在水里，用石头砸。
1887年日本小川又次制定《征讨清国策》，该策在第一部分说：“若维护我帝国独立，伸张国威，进而巍屹于万国，保持安宁，则不可不分割清国，使之成为数个小邦国。清国虽老衰腐朽，仍乃一世界大国。清人虽愚蠢不决，但受此屡战屡败刺激，对需培养实力已稍有感悟，近来陆海两军已渐有讲究改良之趋势。清国优柔，显然不能一举成为强国，但只要努力不懈，理应达到此境界，以当前形势看，20年后可能完备。趁清国还幼稚，我们应断其四肢，伤其身体，使之不能动弹，我国才能保住安宁，亚洲大势才能为我掌握，由我国维持。”
小川又次还说：“清国人民只知有中国，不知有外国，他们傲慢自大，对天下形势毫不知情，这帮无知愚昧的人民，大多不知爱国是何物。像清国这样缺乏忠君爱国精神的国家，再加上财政赤字严重，可谓积弊已极。对待这种国家，必须来点硬的，况且今日世界乃是豺狼世界，完全不能以道理、信义交往。我国现在最要紧的，莫过于研究进攻清国的方略，以便在灭清国后使我国国运隆盛。”
1890年，日本海军经费已占国家支出的12%。由于军费开支过大，日本爆发经济危机，为缓解国内矛盾，日本对华作战的态度更加明确。外相陆奥宗光说：“国内形势日益紧迫，政府若不做出一个惊人事业，便不能稳定动荡不安的人心。”这个惊人事业就是对华开战！
1891年，李鸿章为震慑日本，派北洋水师访问日本，桦山资纪说：“丁汝昌为何从下关进日本，经濑户内海绕纪伊半岛到东京？”伊东祐亨说：“丁汝昌是在向我们示威，他的意思是日本内海就是北洋水师的后院，如果日清开战，他能指挥北洋水师打到东京。”桦山资纪明白了，他决心示弱，随后在欢迎宴会上这位日本海军大臣奉承说：“中国海军堪称亚洲第一。”丁汝昌得意地说：“谢谢您对我海军的赞誉，不过比起西洋海军，我们还有一定差距，中日海军应联合，共同对付西方威胁。”桦山资纪笑吟吟道：“好！为中日海军携手，干杯！”
随后日本军官参观了“定远”舰。他们的白手套在船上一摸就变成黑色，他们据此看出清军的懒惰，连船都不擦。还是在此次参观中，据说日本海军将领东乡平八郎看到“定远”舰士兵将裤子晾到主炮上，认为清军连自己的武器都不尊重，由此断定清军无战斗力最终发动甲午战争。然而事实真的如此吗？
不是的。“定远”舰甲板的高度决定了水兵不会因晾衣服而冒险爬到3米高的主炮上，水兵的衣服一般晾在船舷栏杆上。我看过的一些照片显示，同期美、日、俄、德水兵都把衣服晾在船舷上，因此主炮晾衣服一事多半是不懂海军的人编造的。
事实上，此次访问后，伊东祐亨说：“如果现在和清国开战，我们没有取胜的可能，单‘定远’、‘镇远’两舰就足以让我联合舰队所有战舰葬身海底。”桦山资纪则说：“看来李鸿章的目的达到了。”
《东京每日新闻》也写道：“以前北洋水师来的时候，甲板上放着关羽的像，乱七八糟的供香，味道难闻之极，甲板上散乱着吃剩的食物，水兵衣冠不整，而今不整齐的现象荡然全无，关羽的像已撤去，烧香味无影无踪，军纪大为改观，水兵体格也一望而知其强壮勇武。”看来，无论是日本军方还是媒体，都认为此时与清国开战是不明智的。
但无论如何，此次清军日本之行坚定了日本积蓄力量对华开战的决心。
1893年，明治天皇下令以皇室经费和大臣俸禄的十分之一用于办海军，并发行海军公债，自己每天只吃两顿饭，剩下的钱给海军，皇后将自己的首饰变卖捐给海军。上行下效，日本国民为支持海军建设，将每天三顿饭改为两顿，省下一顿的钱用于买海军国债。连日本的妓女都捐出自己的卖身钱来支援海军建设。就这样，到了1894年，日本已有海防舰3艘、巡洋舰18艘、炮舰7艘，其他军舰31艘、鱼雷艇24艘，排水量共6万吨，位列世界第12位。
当时去日本的中国人带回天皇从牙缝里省钱办海军的见闻，国内人听了讥笑说：“东洋小夷，这么干也不怕别人笑话。”事实证明被别人笑话的正是中国人自己。
反观中国，有78艘军舰、24艘鱼雷艇，有北洋水师、南洋水师、广东水师三支舰队（本来有四支，福建水师在马尾海战中全军覆没），排水量8万吨，亚洲第一，世界第六，仅次于英国、德国、法国、俄国、荷兰，比美国海军规模都大。但由于慈禧把用于海军的钱挪用建颐和园，所以甲午战争前6年，清政府未向海军拨一分钱，致使6年来武器无法维护和维修，战舰再大也没有战斗力。“定远”舰的主炮虽有305毫米，但却只有三发炮弹，形同虚设。这是武器间的巨大差距。
另外，中日两国的官员也有不小的差距，日本所有官员都重视清国，都准备对清国作战，而中国只有沈葆桢、刘铭传、李鸿章看出“倭人不可轻视”，而其他所有大臣对日本的认识还停留在“蕞尔小邦”的阶段。比如有人说：“倭寇不度德量力，敢与上国抗衡，实以螳臂当车，我中国临之，如摧枯拉朽。”
咱们再看看政府首脑的差距。清国李鸿章从未出过国门，他的海军助理是自学成才。他提出了制海权理论，是中国近代海军先驱，然而他没有受过专门培训，在海军技术知识上有欠缺。他的洋务运动虽足以强国，但却有一帮文人从中作梗，百般掣肘，不断添堵。而日本首相伊藤博文去过欧洲5次，在英国学过海军，在德国学过宪法，还是个清国通，可谓知己知彼。清国与日本的战争是落日与朝阳的战争，试想一个垂垂老矣的人怎么能打得过精力充沛的青年人呢？
国家元首间的差距比这个还要大很多。日本明治天皇每天两顿饭，而慈禧每顿都吃108道菜。明治天皇说：“勾践卧薪尝胆，他能做到的朕也能做到，以血300年前文禄长庆之役（即抗倭援朝战争）之耻。”他啃着饭团说：“只有这样，日本才能崛起呀！”上行下效，日本人每天也都只吃两顿饭，把省下的钱给海军。这是一种怎样的凝聚力？这个国家本来就小，三分之二还是山地，耕地面积极其有限，人口又多，火山地震天灾不断，按理说别说富有，连生存都很难。但日本人勇于破釜沉舟，善于把人民拧成一股绳，日本的国旗虽没能插遍全世界，但如今他们的电器席卷了全球，这也算是另一种胜利。明治天皇拼命使日本这辆旧马车加速，让它冲上近代化的高速路，并在奔驰中变成三菱、丰田车。他恨不得把富士山变成铁山、火药山，把濑户内海的每一块礁石都变成战舰。
反观我们，慈禧过生日时说：“谁让我一天不痛快，我让他一辈子不痛快！”“我已归政了，什么都不过问了，修花园养老还不行吗？”如此大的差距再加上日本人不断扩军备战，日本的战争能力已远超中国。
既然超过了清国，日本的头头们底气就足了，山县有朋说：“日本不希望中国有一个强有力的皇帝，日本更不希望中国有一个成功的共和国，日本所希望的是一个软弱无能的中国，一个受日本影响的弱皇帝统治下的中国。”明治天皇说：“我们日本就像一条小鱼，如果不吃别的鱼而使自己变成大鱼，那么我们就会被大鱼吃掉。”他把中国当做使日本变成大鱼的小鱼。在日本看来，这个病入膏肓的东方大国已不可救药，与其让西方列强慢慢吞噬，还不如先下手为强，吃了这个猎物来壮大自己。这个贪婪的岛国开始寻求攻击的时机，而依旧迷迷糊糊的清国仍惺忪着睡眼，对其不屑一顾。清国的傲慢越发刺激小国的自尊，战争的爆发由此不可避免了。
此时，日本国内一片对清国开战之声。浦敬一说：“看现在的中国的状况，我们就知道，跟他们一起共谋东亚振兴是不可能的。我们只有血洗中国全境，才能以血的代价使中国振作。现在欧洲对东亚的侵略咄咄逼人，而中国对此毫无察觉，顽固苟安，早晚必将被列强瓜分，一旦中国亡了，日本怎么办？我觉得，日本的有识之士应该去中国，纵然不能吞并整个中国，也应该灭了现在的朝廷，在中国重建新政权，让他们与日本一起，共同挽回东亚大势，这样，才可以与欧洲对峙。”
荒尾精的《兴亚策》说：“日本一旦拿下中国，将中国的财力、日本的尚武精神、中国的尚文风气融合，并行不悖，那么东亚文明必将在宇内发扬，到时候，我们就可将亚洲的雄风向四海宣扬。”
尾崎行雄说：“世界各国中谁反对我日本吞并中国，谁就是反对人类幸福，也是反对世界利益，对于中国这种国家，我们就应该灭了，行我日本国的天职。”
李鸿章通过各种渠道得知了日本国内的舆论，已经预感到事态的严重性，因此他对北洋舰队进行了检阅。在入舱时他帽子上的顶珠撞在门框上，被砸掉了。当检阅开始时忽然又一阵大风吹来，将北洋舰队军旗吹入海中，大家都认为不是吉兆，后来果然如此。望着海面上渐渐西沉的红日，李鸿章内心必然感到了一丝悲凉。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