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4年1月6日，胡适收到陈独秀第二封信，内容是请自己推荐张申府到商务馆图书馆做事。和上封信一样，胡适没有回。蔡和森、张申府是陈独秀的党内朋友，与胡适无深交，何况，近来因为和老婆闹离婚，哪里有心思？
去年夏秋，胡适在烟霞洞与小表妹曹诚英幽会，过了一段神仙般的日子。分手时，他们相约与原配离婚，然后再结连理。不料胡适的话刚说出口，即遭到江冬秀的拼死抵抗，以杀死两个儿子，然后自杀威胁胡适。胡适胆子小，名声在外，只好放弃提出离婚的要求。这期间，胡适的情绪低落，一日写不了几个字。
陈独秀见胡适不回信，不知怎么回事，忍不住在汪孟邹面前抱怨。上次为《科学与人生观》文集写序，两人争论了一番，不至于因此不回信吧？1月中旬，汪孟邹给胡适写信说：“仲甫常与我谈，云有数讯寄兄均未得复，望吾兄即复他一讯如何。”
1月18日，陈独秀给胡适写第三封信：“闻此间商务印书馆主任某君出缺，兄能否荐申府继任，请示知。又蔡和森书稿事，也请从速解决，因旧年迫近，蔡君需钱至急也。”隔日，陈独秀给胡适写了第四封信：“昨函言为申府谋商务图书馆主任事，谅已达。前主任已病故，该馆正物色人，倘兄可荐申府，望即以快信达王岫庐君。蔡稿亦请速解决。”这次，胡适仍然不回信。
1月27日，陈独秀给胡适写了第五封信：“数寄书均未获复，不审何故？蔡和森兄卧病在床，医药无费，弟不忍坐视其困贫而死，特函求吾克即将他的书稿函告商务结束，余款早交，使他得有医药之费或可活命。”陈独秀一连写了五封信，胡适都没有回答。陈独秀是急性格，吃了闷葫芦，很难受，后面的信，越写越短，语气也逐渐的生硬了。
陈独秀不知道，胡适迟迟不来信，根子与他的“家庭革命”失败有关。陈独秀信写多了，胡适给汪孟邹写了一信，请他转告陈独秀，自己最近心情不好。2月15日，陈独秀给胡适写信说：
尊意已由孟邹兄转知。弟朝朝所遇烦恼之事，未必减少于兄，乃以“顽钝不理”四字克服此环境，故尚少心绪不宁的现象，不知吾兄亦以弟话为然否？蔡稿求兄早日解决，因其需款至急，一弟曾为贷款二百元，若稿款久不来，弟亦陷此困难涡中也。《努力月刊》不知何日出版，望示知。弟须答复张君劢一文，若《努力》出版尚无期，拟载之三号《新青年》也。
过了半个月，陈独秀于2月29日给胡适写信：“稿款望速速结束，因弟为彼代借之款催还至急也。此弟事，非蔡事，求吾兄务必提前办一下。至托至托。”陈独秀一连写了七八封信，胡适不回，他仍然执著地写，这也是胡适最终不弃他的原因。
国民党“一大”以后，蔡和森、罗章龙、毛泽东都到上海工作，住三曾里。毛泽东既是中共中央执行委员、秘书，又是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任国民党上海执行部文书科主任，和胡汉民、叶楚伧、汪精卫共事。
上海执行部是国民党在广东根据地以外最重要的机构，在上海法租界环龙路四十四号办公。在国民党上海执行部的共产党员，除了毛泽东，有宣传部秘书恽代英，宣传指导干事施存统、沈泽民，工人农民部调查干事邓中夏，办事员王荷波，青年妇女部助理向警予。向警予刚刚被选进改组后的中共上海区委。此外，还有瞿秋白、罗章龙、邵力子、张秋人等。
2月下旬，陈独秀在上海闸北香山路三曾里主持召开了三届二次中央执委会会议。大会，通过《同志们在国民党工作及态度决议案》，提出，“对他们中间极腐败分子，亦宜取敬而远之的态度，须尽力避免不必要的冲突”，“我们切不可把那样的分子，欲认为他们是所谓的‘右派’”。
这时，共产党的经费面临困难。4月21日，维经斯基在北京给拉斯科尔尼科夫写信，说：“迄今为止我们在中东铁路上几乎还没有做工作。原因是我们没有经费，而中国中央没有我们的物质援助无法把工作扩展到北京以外的地方。现在我们每月能从我国政府铁路委员会得到500到600卢布用来在中东铁路上开展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