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独秀哪里知道，在北京，一张捕捉他的大网正在加紧编织之中。1920年1月底，陈独秀刚一离开北京，警探就发现出了问题，陈独秀违背保释规定，擅自离开了。陈独秀在武汉演讲的消息经华中报纸传开后，引起徐世昌政府的愤怒，限期要警察署交人。警察慌张一团，纷纷到火车站和陈宅侦查陈独秀行踪，打算一等陈独秀回来，立即逮捕归案。
高一涵等人听到风声，和李大钊商议，派人到西车站等候陈独秀，但派的人在西车站没有接到陈独秀。
陈独秀糊里糊涂回到箭杆胡同九号家中，稍事休息，坐下来写了几份请柬，打算邀请胡适等人来家中晤谈。这时一位警察进来了，他已在陈家门前转了几天，发现陈独秀在家，大吃一惊。陈独秀也感到蹊跷，怎么自己前脚进，后脚就来了警察。警察提醒陈独秀，你是刚被保释出狱的。根据规定，离开北京，至少要向警察关照一声才是！临走，警察找陈独秀要了一张名片。那位警察接了名片，点点头，走了。
事情不妙！那位警察一定还回来找麻烦。陈独秀没有心事写请帖了。他和高君曼简单叮嘱了一下，带上简单的行李，偷偷地出了门。箭杆胡同九号东西两个院是通的，这次，陈独秀没有走北门自家的门出来，而是从西院孙家妞妞房九号出来。孙家人以为是陈先生抄近道，很客气地和陈先生打了招呼，并没有想到是陈先生是金蝉脱壳，从此一去不复返了。
陈独秀先去了胡适家，因为两人关系不一般，不敢久留。陈独秀又去了李大钊家，李大钊眉头紧锁，神色严峻的劝陈独秀回南方，陈炯明支持办西南大学，回南方是个机会，这个意见得到陈独秀的赞同。因为乘火车和小汽车，会被警察抓住，李大钊决定亲自送陈独秀经天津乘船去上海。
连夜，陈独秀、李大钊二人来到北大化学系教授王星拱（抚五）家，王星拱是安庆怀宁高河埠人，和陈独秀是正经老乡。王星拱忙给陈独秀戴上一顶毡帽，穿上王家厨师穿的一件油渍斑斑的背心，装成病人。李大钊装成生意人，携带几本帐本及店家用的红底片子，雇了一辆骡车，连夜出了朝阳门，直奔天津。
警察不知陈独秀逃往何处，一连两三天在箭杆胡同九号门口巡逻，等他回来。
雪后的夜晚，大地是白茫茫的一片，旷野里偶尔传来几声狗叫，骡身上的铃铛有节奏地响着，急急地向前奔去。两只轱辘在脆嘣嘣的雪地上留下了崭新的辙印。这一夜，两人亲密地交谈分头在南北筹划建党事宜。
从前，陈独秀是不赞成在中国建党的。他写《一九一六年》说：“政党之岁月尚浅，范围过狭，目为国民中特殊一阶级，而政党自身，亦以为一种之营业。利权分配，或可相容，专利自恣，相攻无已。故曰，政党政治，不适用于今日之中国也。”
现在，陈独秀被旧派攻击，失去了文科学长的位置，还被北洋政府抓进了牢房，他的不主张建党的观点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12月1日，陈独秀在出牢房新编的《新青年》七卷一号上，居然替布尔什维克说话了：“扰乱世界和平，自然是极大的罪恶，Bolsheviki是不是扰乱世界和平，全靠事实证明，用不着我们辩护或攻击，我们冷眼旁规的，恐怕正是反对Bolsheviki的先生们出来扰乱世界和平。”
李大钊敏锐地看到了陈独秀思想已经发生了剧烈的变化，不失时机地和他讨论在中国发起建立布尔什维克党的话题，得到了陈独秀的赞同。
李大钊回北京后，与博生请胡适吃饭，告诉了他陈独秀出京的情况。时间久了后，胡适印象中，陈独秀和李大钊二人离开北京后，先向北方逃去，躲在李大钊的老家乐亭县。住了几天之后，等风声渐息，乘车南下去上海。实际上，他们没有去乐亭，而是直接去天津。但有一点胡适没有记错，自此以后，“陈独秀便与我们北大同人分道扬镳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