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扩大会议后，根据中央和远东局的精神，中共广东区委撤销了主席团，改设委员会，由十五人组成，每周开会两次，一切工作均归整个委员会管理，陈延年继续任书记。在陈延年八平方米的宿舍书架上面，放着一个简单的铺盖，墙壁靠着一张帆布行军床。深夜工作完毕，陈延年把帆布床张开，垫上铺盖，然后翻阅一会儿报刊，就倒头睡觉。
1926年深夏的一个晚上，陈延年看广州7月新出版的《黄埔潮》周刊。该刊登出一位黄埔军校的学生写给蒋介石的公开信，提到父亲陈独秀和姨妈高君曼的婚姻关系，引起了陈延年的注意。信上说蒋介石：“你总是说，你领导着党。但我怀疑，你是否有足够的力量来领导党。我不是共产党人。但在南京有一名共青团员对我说，共产党人有纪律、有平等。他们的中央作出决定，陈独秀应与妻子离婚，因为她妨碍工作，于是他就离了婚。”
这个黄埔军校的学生关于父亲离婚的话，显然是道听途说。父亲与高君曼的感情破裂，陈延年早已耳闻，因为姨妈去年就去南京住了。但中央何时作出决定，要陈独秀与妻子离婚呢？外面的谣传，可谓应有尽有，这恐怕是三流小报上的消息了。
夜很深了，窗外传来昆虫的叫声，此起彼伏。陈延年吸着烟，一时没有睡意。报刊上关于父亲离婚的话，令他突然想到了母亲。自1919年年底赴法勤工俭学前夕回家看过母亲，七年过去了，他一直没有和母亲见上一面。她现在过得怎么样？这一辈子，母亲在父亲那里没有得到幸福，在他的两个儿子身上，也没有得到幸福，除了担心、过苦日子和无止境的挂念，母亲在两个儿子身上，一无所得。
中央扩大会议后，维经斯基（谢尔盖）、拉菲斯（马克斯）和福京（年轻人）三位远东局成员开会，决定去广州，弄清三·二〇事件的原因和后果，审查广东区委在此前后的政策和方针，尤其是国民党与共产党的关系，然后，根据中共中央四届三中（扩大）全会的精神，修改广东区委的方针。
拉菲斯（化名马克斯）（1883-1942），1926年任共产国际执委会驻上海远东局书记。大革命后期，拉菲斯回到苏联，后任塔斯社外国新闻部主任，遭到非法镇压。死后恢复名誉。福京（1899-？）1926年-1927年青年共产国际驻华代表、共产国际远东局委员，遭非法镇压，死后恢复名誉。
8月6日，远东局和中央局联合考察组成员抵达广州。8月12日，维经斯基等远东局委员会与中共广东区委工作人员开会，陈延年、张太雷、沃罗副斯基等出席。张太雷是广东区委委员，兼《人民周刊》编辑。
会议在讨论组织问题时，陈延年说：“我们的处境将是艰难的。如果我们的地方组织犯错误，这还不那么可怕，如果中央犯错误那就糟糕了……虽然我们都是东大生，但没有像在北方那样引起摩擦。中央还不理解我们，因此常常骂我们。鲍罗廷没有对我们的工作施加压力，总是征求我们的意见……中央毫无根据地怀疑，鲍罗廷在这里发号施令……彼得罗夫（彭述之）在中央说，这里的书记太一手包办了，但这是不对的。”
“东大生”指莫斯科东方大学学生。
维经斯基：“这里用不着客气。我们一定了解实际情况，消除中央的意见。”
讨论农民问题时，陈延年认为，农民对豪绅、地主和反革命的进攻，处于防御状态，他们缺少武器。50%的学生反对农民，因为他们的社会地位不同；城市手工业者站在农民一边；商人、高利贷者反对农民运动。
8月15日，维经斯基（谢尔盖）、拉菲斯（马克斯）和福京（年轻人）三个人开会，其中讨论了是否撤换陈延年等广东区委领导职务问题。拉菲斯认为，应该召开两党会议，可以让陈延年的区委在机关报上发表一篇文章，以缓和与国民党左派的关系口气欢迎党际会议。他甚至主张必要时，让鲍罗廷（英国人）和陈延年离开广东：“如果可能出现严重的事态，我们也不能让英国人和现在的区委在他们实行错误政治方针的情况下留在这里。”
维经斯基赞成对鲍罗廷作工作上的调整：“现在可以确凿无误的是英国人在指导区委的行动方针。他们对党和我们在国民党问题上的立场显然都持否定态度……与国民党的正确关系只能在英国人和区委领导人从这里调走才能建立起来。”
第二天，远东局委员举行会议，请鲍罗廷出席。鲍罗廷在会上批评陈独秀说：“共产党人是否应该在群众中广泛宣传北伐……从陈独秀的文章中可以得出，我们不支持北伐，而只是批评北伐。中共的立场就是这样，国民党也了解这一点。当地的共产党人步步遵循这篇文章的精神……陈独秀文章现在已经在群众中造成麻烦，因为人们的注意力从北伐转移到这篇文章的内容上来了。昨天，黄埔军校教育长（邓演达）跑来，真的跑来找我，建议我今天去他们那里讲讲话，以平息校内的激烈情绪。”
反对北伐实际是维经斯基的观点，他反驳鲍罗廷说：“我们大家一致认为，在陈独秀的文章中所表述的中央的方针在政治上是完全正确的（陈的文章是在与我们的长时间交谈后形成的），这个方针阐述了党对北伐的唯一正确的立场。但策略性地运用这一政治上正确的方针问题要复杂得多。我同意鲍罗廷在这里所说的，即不要在广东围绕这篇文章展开广泛的斗争战线。”
鲍罗廷继续说：“关于党对北伐立场，你们应该不仅根据当地的机关报，而且根据党的中央机关报《向导》周报和中央的指示来作出判断。”
后来，拉菲斯与维经斯基的矛盾激化，他转而批评维经斯基没有正确对待北伐，对中共中央最初在这个问题上所持的积极立场重视不够，缺乏对革命这一阶段的深思熟虑的策略方针。此外，他也批评了中共广东区委书记陈延年反对北伐的态度。
远东局和中共中央代表团8月19日在广州举行联席会议，张国焘、瞿秋白、陈延年、张太雷等参加。瞿秋白（化名“文学家”）和陈独秀、彭述之的矛盾已经很大，他说：“在中央，在负责人当中，存在着不同的意见：彼得罗夫（彭述之）说，民族资产阶级已经是反革命了，因此我们现在就要同它（蒋介石）进行公开的斗争，而老头子认为，看来可以利用这个民族资产阶级，它的军事独裁或许还对发展革命有利。这些问题需要弄清楚。”
这是瞿秋白在远东局的会议是第一次点名批评彭述之（彼得罗夫）和陈独秀（老头子）。来广州前，瞿秋白写文章赞成北伐，但陈独秀、彭述之拒绝在《向导》上发表。瞿秋白发言后，陈延年说：“本地国民党员同意发表宣言，但要早些同蒋介石商量。”瞿秋白答复说：“什么时候发表宣言，不得而知，看来要在国民党代表大会之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