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5年初冬，高君曼因和陈独秀经常吵嘴，一气之下，带两个孩子到南京去了。陈独秀和高君曼吵得厉害的时候，忙喊汪孟邹去调停。
一天中午，汪孟邹因头天晚上在陈独秀家回来迟了，头脑晕乎乎的。他对汪原放说：“仲翁脾气真不好，暴躁、性急。君曼总是哭、号。其实，陈仲翁是黄牛火性，发起来火来，不可收拾，过一下，又好了，没事了。君曼也很强，不肯让。昨夜回来实在太迟，没睡好，今天非睡午觉不可，头昏脑闷的，不能做事啊！”
仲翁夫妇吵架，老是在吵得不可开交时，要叫人把汪原放的大叔叫去，不止三番五次，汪原放实在记不清是多少次数了。
高君曼走后，陈独秀脾气也犟，走就走吧，也放不下架子去南京请，一个月寄五十元，算是高君曼和两个孩子的生活费。但内心里，陈独秀对高君曼有恻隐之心。他是个男子汉，从不外露。
一天，陈独秀到四马路亚东图书馆，汪孟邹对他说：“高君曼到上海来了。”“哦？”陈独秀迟疑了一下，问：“她什么时候再来，我想见见她。”“不知道。她说这几日还要来。”汪孟邹说。晚上八点，陈独秀又来到五马路，问：“她来了没有。”汪原放说：“没有。”陈独秀坐了一下，怏怏而去。
第二天，高君曼来了。“仲叔昨晚来想见你。”汪原放一见面就说。汪孟邹见高君曼脸上苍白，人很瘦弱，忙叫她进屋坐。“不坐了。”高君曼站在门栏边说。“还好吧？”汪孟邹见她不坐，一旁站着陪她说话。“不好。今天去看病，医生说我得了肺病，穷人得了富人的病了。”高君曼苦着脸笑了一下。“不去南京不行吗？”肺病是高君曼的老毛病了，汪原放很同情她的处境，一旁插嘴说。“到南京是为了省一点生活费。在上海，我还有百十来元生活费；到南京，他只寄给我五十元，太少了。这不是明明要逼我上死路吗？”高君曼和两个孩子到南京后，生活没有其他来源。说着，高君曼的眼泪已流了下来。
“仲叔太忙，也没有办法。党里事务烦多，他怕没有功夫回家。”汪原放劝道。汪孟邹白了侄子一眼，问：“在南京住哪里？”“哪有什么好地方住，就一间草屋，几件破家具，和叫化一样。”高君曼说。1913年二次革命失败后，陈独秀躲避到南京时买了十来间草房和数十亩土地。见高君曼伤感，汪孟邹不再问，陪着又劝了一会。
11月28日，北京爆发了大规模示威运动，当天捣毁章士钊等人住宅。第二天，示威人数由三万人增加至五万左右。下午五时左右，晨报馆被示威群众焚毁。
12月初的一天，到上海的胡适与陈独秀为《晨报》馆是否该烧的事，在亚东图书馆大争了一下。一个说有帝国主义，一个说哪有帝国主义。胡适因为在武汉挨了共产党青年的骂，心情不好，脾气比平常大，陈独秀因为和高君曼闹分居，脾气也大，两人都不让，几乎伤了和气。汪原放见这两位世叔，刚才还非常高兴欢喜，这会又晴转多云，忙端出水果，让他们扯些别的东西，消消火气。
过了五六天，回到北京的胡适，联系到近来受的气，给陈独秀写信，责怪他不容忍之心。几十个暴动分子围烧一个报馆，这并不奇怪。但陈独秀是一个政党的负责领袖，不以为非，而以为“该”，这是使胡适很诧怪的态度。他写道：
我记得民国八年你被拘在警察厅的时候，署名营救你的人中有桐城派古文家马通伯与姚叔节。我记得那晚在桃李园请客的时候，我心中感觉一种高兴，我觉得这个黑暗社会里还有一线光明：在那反对白话文学最激烈的空气里，居然有几个古文老辈肯出名保你，社会还勉强够得上一个“人的社会”，还有一点人味儿。
但这几年以来，却很不同了。不容忍的空气充满了国中。并不是旧势力的容忍，他们早已没有摧残异己的能力了。最不容忍的乃是一班自命为最新人物的人。我个人这几年就身受了不少的攻击和污蔑。我这回出京两个多月，一路上饱读你的同党少年丑诋我的言论，真开了不少的眼界。我是不会伯惧这种诋骂的，但我实在有点悲观。我怕的是这种不容忍的风气造成之后，这个社会要变成一个更残忍更惨酷的社会，我们爱自由争自由的人怕没有立足容身之地了。
这次争吵在胡适和陈独秀的关系上投下了阴影。过了几天，胡适气消了，将这封信夹进了日记，没有寄出。胡适在气头写的信，常常不马上发出，等过了几天再确定是否寄出。
